高油价时代下的中国能源安全应对
标准、政策双双欲出 “煤变油”十月入市
作者：黄杰 2008-7-28 0:00:47
急速跌破125美元/桶以下的国际油价，丝毫没有动摇中国积极推进煤化工替代能源战略的决心，尽管它以前的高涨是促使上述政策火速成型的主要动因。
日前本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知，国家有关部委正在密集制定煤化工产业政策及落实措施，主旨是通过有限发展煤制油、大力推动煤制甲醇及二甲醚生产，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大局不为剧烈波动的国际油价所累。
产业规划呼之欲出
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透露，具有纲领性意义的《煤化工产业发展政策》和《煤化工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目前已修订完毕，并上报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主要领导，预计今年稍后将颁布。
“经过多次修订，上述文件中明确指出，煤化工制品将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能源替代产品。”这位专家强调说，“今年以来快速飙升的国际油价，成为直接推动这些政策和规划出台的催化剂之一，发改委也始终站在全局高度，反复考虑中国如何实施替代能源战略。”
而近日记者从国家标准化委员会获悉，经过反复论证，山西省执行的甲醇掺烧比例标准，今年内有望在全国推行并成为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与产业政策的联袂出台，将使煤化工产业发展规范化，也进一步加固了煤制油、煤制甲醇煤化工产业作为国家能源替代战略核心的地位。”长江证券煤化工研究小组分析师徐斌表示。
但由于煤制甲醇和二甲醚的生产地分散，总产量亦不能满足全国范围启动煤化工替代能源战略，因此其他省份暂未跟进。
据安信证券研究员刘军统计，2007年我国共消费柴油1.24亿吨，汽油5552万吨，但由煤化工产业转化生产的甲醇和二甲醚，已在一定程度上对两大成品油起到了替代作用。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人士透露，即将正式公布的《煤化工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将首次明确提出到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国内煤制甲醇年产量将分别达到1600万吨、3800万吨和6600万吨。
战略安全高于盈利目标
“当煤炭价格达到1000元/吨时，煤制油成本价将达10000元/吨，折算成原油价格将在120美元/桶左右。”7月16日在宁夏举行的“2008中国煤制油与煤化工国际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高级顾问周凤起提醒与会人士。
据神华集团参与煤制油项目的人士介绍，如果在离地表较浅容易开采的坑口煤田附近加工转化，煤炭成本可控制在200元/吨以内，远远低于市场价，而煤变油等产品的成本也相对低廉。神华拥有国内多处资源丰富的坑口煤田及无烟煤基地，假如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可以预期他们的项目盈利前景甚佳。
但这位人士同时承认，该项目并不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前提，它首先是中国正在加紧实施的能源替代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能源问题专家武建东分析说，发展煤化工产业不会改变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供给结构体系，只需要通过必要的政策调整，突出煤化工产品的强制替代地位，即可巧妙化解油价高涨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冲击。
名称解释
煤化工：即经化学方法将煤炭转换为气体、液体和固体产品或半产品，再进一步加工成化工、能源产品。具体包括煤制油、煤制甲醇、焦化、电石化学、煤气化等，其中煤制甲醇可以生成二甲醚，前者可直接掺兑到汽油中使用，后者是柴油的最佳替代品之一。以二甲醚为例，其热值虽然仅为柴油的65%左右，但其理论混合气热值比柴油高5%，因此，二甲醚发动机功率可以高于柴油发动机。
M15甲醇汽油：将15%的甲醇掺兑到汽油中，即为M15车用甲醇汽油。同理，M5、M85甲醇汽油就是掺兑比例分别为5%和85%。
Thursday, July 31, 2008
Monday, July 28, 2008
OEM的自主品牌陷阱
OEM的自主品牌陷阱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江海波 2008-7-28 0:00:47
“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消费。”也许，经济学鼻祖斯密的这句话，对OEM企业来说，理解起来不可“过于急切”。
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施压下，加工贸易企业正为未来的出路焦头烂额。如果不能成功转型，要么被不断上升的各种成本吞噬，要么被一心想“腾笼换鸟”升级产业的政府请出门。
针对各类OEM企业，政府官员和一些学者们开出的最常见的单子就是“发展自有品牌”。自主品牌对OEM企业来说，究竟是一剂良药，还是“黄绿医生乱开方”？
笔者前两年目睹了深圳某大型OEM企业大张旗鼓发展自有品牌的“大手笔”。该企业系国内最大的显卡代工厂之一，并且为联想电脑多个部件做OEM，此外还大量代工MP3以及学习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在国内PC界也算小有名气。作为其发展自有品牌的第一步，该企业把突破点放在当时走红且利润率颇高的学习机上。为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该企业重金请来当红的超女做形象代言，并计划以重金投放广告以打开通路。
但两年多时间过去，这家OEM企业仍然没有成为一个自有品牌企业。去年听说该公司要收购某知名渠道商打包去香港上市，后来的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OEM企业尝试做自有品牌的不计其数，但能取得善终的少之又少。外界看到的是明基电脑从OEM转向自主品牌的辉煌成功，但却看不到宏碁电脑在把明基分拆出来之前，苦苦探求了十多年的自主品牌的艰辛苦旅，更看不到在其后面倒下的无数个失败的自主品牌探索者与追随者。
2003年8月，当富士康成立CSD（通路行销事业处）部门时，外界把它解读为富士康开始做自有品牌。这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解。
“通路行销事业处”，意即“渠道”。尽管富士康自己也将CSD的职能解释为“负责自有品牌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推广等工作”，但此“自有品牌” 非彼“自有品牌”。事实上，富士康目前的自有品牌仍局限在主机板、机箱、显卡和CPU散热器等“半成品”，而非真正的“制成品”。
5年过去，富士康并没有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对PC市场形成巨大的威胁。表面看来，是富士康不好“捞过界”，不敢得罪其全球的“策略性客户”（这也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更深层次上，是其背后的商业生态规律使然。
生产与消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生产企业重生产，轻市场（渠道）；重技术，轻品牌；重资产，轻管理。而消费品企业的思维与其可能完全相反。生产型企业比较务实，消费品企业擅长务虚。生产型企业对物资的东西（厂房设备等）比较敏感，会特别注重成本，而消费企业对观念的东西比较在行，会更注重投入。
现代工业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实现了专业化分工，品牌企业所取得的成功正是因为有大量OEM厂家可以从事专业的生产，让前者能脱身繁冗的生产环节而专注于品牌、市场、渠道以及上游研发。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有专业的、一流的OEM企业富士康，才成就了世界级品牌诺基亚与苹果。反过来，也正因为有后者对技术、质量、产能的苛刻要求，才成就了前者的专业、专注和规模。OEM企业与品牌企业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一个生态链上的上下游。如果没有了小偷，大家都去做警察，警察也就失去了意义。对 OEM企业来说，最可怕的是，看不到、也不愿去正视这种“宿命”，更无法正确理解警察与小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能。
小偷有笨拙的，也有技艺高超的，只有后者，才最能吸引自命不凡的警察。就如同富士康吸引苹果iPhone一样。OEM企业应当完全摒弃“道德”、“感情”色彩去看自己的角色，回归一种符合自己优势的本位。
OEM企业的优势是什么呢？生产的规模优势与成本优势，专业的技术设备与技术人才，生产管理与质量控制等等。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富士康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低廉的生产成本进行规模化扩张，不断提升自己的设备和技术水平，网罗发展中国家的高级而廉价的技术人才。最后，富士康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世界一流的生产电脑、通讯产品、消费电子、汽车零组件等6C制造业的王国，在全球范围内为自己的客户提供就近的服务。如果一定要说富士康在发展自主品牌的话，那它连一个普通的消费品牌都比不上，却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叱咤风云的工业（企业）品牌。
消费品牌更注重对市场的了解与研究，注重对生活形态的把握，注重渠道的建设与品牌的塑造。尤其是一个品牌的打造，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5年前，生产显示器的唯冠与摩托罗拉合作开发液晶电视市场时，其董事长杨荣山坦陈：“一个品牌要打入全球市场，要做到人人皆知，没有50年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跟摩托罗拉合作，也许只要3年。”一年后，唯冠与摩托罗拉黯然分手，也侧面说明两种不同类型企业在价值认识上的巨大鸿沟。
对一个做OEM的工业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从过去单一的贸易思维中走出来，培养企业的工业精神与商业管理文化，而不用去刻意追求不切实际的“自主品牌”梦。
宏碁电脑施振荣的微笑曲线对OEM企业来说如同一道魔咒，但其不乏启发意义。OEM企业完全可以向微笑曲线两端适度延伸，左端的研发、设计，右端的物流配送以及售后维修维护（代理）等。例如，富士康提出从“制造富士康”向“科技富士康”转变，正是这种思维的延伸，它除了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益生产能力，还自主作了大量研发，能与客户合作研究实验室产品，并把这种实验室产品变成大批量的消费产品（比ODM更高级一些）。而其在全球范围的工厂扩建，既是布局与规模的需要，也是对客户渠道的对接与自我市场的延伸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江海波 2008-7-28 0:00:47
“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必然是消费。”也许，经济学鼻祖斯密的这句话，对OEM企业来说，理解起来不可“过于急切”。
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施压下，加工贸易企业正为未来的出路焦头烂额。如果不能成功转型，要么被不断上升的各种成本吞噬，要么被一心想“腾笼换鸟”升级产业的政府请出门。
针对各类OEM企业，政府官员和一些学者们开出的最常见的单子就是“发展自有品牌”。自主品牌对OEM企业来说，究竟是一剂良药，还是“黄绿医生乱开方”？
笔者前两年目睹了深圳某大型OEM企业大张旗鼓发展自有品牌的“大手笔”。该企业系国内最大的显卡代工厂之一，并且为联想电脑多个部件做OEM，此外还大量代工MP3以及学习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在国内PC界也算小有名气。作为其发展自有品牌的第一步，该企业把突破点放在当时走红且利润率颇高的学习机上。为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该企业重金请来当红的超女做形象代言，并计划以重金投放广告以打开通路。
但两年多时间过去，这家OEM企业仍然没有成为一个自有品牌企业。去年听说该公司要收购某知名渠道商打包去香港上市，后来的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OEM企业尝试做自有品牌的不计其数，但能取得善终的少之又少。外界看到的是明基电脑从OEM转向自主品牌的辉煌成功，但却看不到宏碁电脑在把明基分拆出来之前，苦苦探求了十多年的自主品牌的艰辛苦旅，更看不到在其后面倒下的无数个失败的自主品牌探索者与追随者。
2003年8月，当富士康成立CSD（通路行销事业处）部门时，外界把它解读为富士康开始做自有品牌。这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解。
“通路行销事业处”，意即“渠道”。尽管富士康自己也将CSD的职能解释为“负责自有品牌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推广等工作”，但此“自有品牌” 非彼“自有品牌”。事实上，富士康目前的自有品牌仍局限在主机板、机箱、显卡和CPU散热器等“半成品”，而非真正的“制成品”。
5年过去，富士康并没有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对PC市场形成巨大的威胁。表面看来，是富士康不好“捞过界”，不敢得罪其全球的“策略性客户”（这也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更深层次上，是其背后的商业生态规律使然。
生产与消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生产企业重生产，轻市场（渠道）；重技术，轻品牌；重资产，轻管理。而消费品企业的思维与其可能完全相反。生产型企业比较务实，消费品企业擅长务虚。生产型企业对物资的东西（厂房设备等）比较敏感，会特别注重成本，而消费企业对观念的东西比较在行，会更注重投入。
现代工业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实现了专业化分工，品牌企业所取得的成功正是因为有大量OEM厂家可以从事专业的生产，让前者能脱身繁冗的生产环节而专注于品牌、市场、渠道以及上游研发。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有专业的、一流的OEM企业富士康，才成就了世界级品牌诺基亚与苹果。反过来，也正因为有后者对技术、质量、产能的苛刻要求，才成就了前者的专业、专注和规模。OEM企业与品牌企业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一个生态链上的上下游。如果没有了小偷，大家都去做警察，警察也就失去了意义。对 OEM企业来说，最可怕的是，看不到、也不愿去正视这种“宿命”，更无法正确理解警察与小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能。
小偷有笨拙的，也有技艺高超的，只有后者，才最能吸引自命不凡的警察。就如同富士康吸引苹果iPhone一样。OEM企业应当完全摒弃“道德”、“感情”色彩去看自己的角色，回归一种符合自己优势的本位。
OEM企业的优势是什么呢？生产的规模优势与成本优势，专业的技术设备与技术人才，生产管理与质量控制等等。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富士康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低廉的生产成本进行规模化扩张，不断提升自己的设备和技术水平，网罗发展中国家的高级而廉价的技术人才。最后，富士康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世界一流的生产电脑、通讯产品、消费电子、汽车零组件等6C制造业的王国，在全球范围内为自己的客户提供就近的服务。如果一定要说富士康在发展自主品牌的话，那它连一个普通的消费品牌都比不上，却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叱咤风云的工业（企业）品牌。
消费品牌更注重对市场的了解与研究，注重对生活形态的把握，注重渠道的建设与品牌的塑造。尤其是一个品牌的打造，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5年前，生产显示器的唯冠与摩托罗拉合作开发液晶电视市场时，其董事长杨荣山坦陈：“一个品牌要打入全球市场，要做到人人皆知，没有50年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跟摩托罗拉合作，也许只要3年。”一年后，唯冠与摩托罗拉黯然分手，也侧面说明两种不同类型企业在价值认识上的巨大鸿沟。
对一个做OEM的工业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从过去单一的贸易思维中走出来，培养企业的工业精神与商业管理文化，而不用去刻意追求不切实际的“自主品牌”梦。
宏碁电脑施振荣的微笑曲线对OEM企业来说如同一道魔咒，但其不乏启发意义。OEM企业完全可以向微笑曲线两端适度延伸，左端的研发、设计，右端的物流配送以及售后维修维护（代理）等。例如，富士康提出从“制造富士康”向“科技富士康”转变，正是这种思维的延伸，它除了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益生产能力，还自主作了大量研发，能与客户合作研究实验室产品，并把这种实验室产品变成大批量的消费产品（比ODM更高级一些）。而其在全球范围的工厂扩建，既是布局与规模的需要，也是对客户渠道的对接与自我市场的延伸
Sunday, July 27, 2008
【重建】一个没有开发商的世界？
“重建”一个没有开发商的世界？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卢周来 2008-7-7 23:08:29
编者按
我们还需要开发商吗？这其实是一个有些“过时”的话题。不过最近围绕这一老话题的论战再起，皆因大灾之后，重建设计有了多种可能。正如本文作者所言，这样的讨论，仅是为重建思路提供更多的视角。也许，是否引入开发商并不重要，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设计更加公平有效的重建模式才是问题的关键。
最近，一家中央级报纸在讨论汶川大地震灾区灾后住房重建需要破解的难题时，引用某学者的观点认为，灾后住房重建规模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不应该也不可能排除开发商。该文还说，“有不少开发商表示愿意参与灾后重建，部分企业甚至已经行动起来。”
“取消开发商”争论再起
关于开发商是否应该参与灾后住房重建，当万科老总王石在地震之初的5月16日就出现在都江堰废墟旁时已经引发了诸多讨论。上海著名学者王晓明为此撰写了题为《现在就要把这事情提出来》的文字。文中说，正当各方尽力抢救和支援受难者的时候……另一件迫切的事，就是监察各方紧锣密鼓前去震区的财团，不要让他们发“国难财”。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王石发表声明：都江堰重建项目属于单纯的公益性项目，公司不打算从中获得任何利润。
在王晓明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曹建海先生从专业的角度提出：灾区重建应该让房地产开发商走开。开发商的参与增加了房屋建设的中间环节，会推高建房的成本，使灾后重建变成一场开发商逐利的竞赛。政府可以无偿划拨土地，规定容积率，然后通过招标方式直接引入建筑材料供应商以及建筑企业进行建设，绕过开发商这一“中间人”。在那家中央级报纸提出“不应该也不可能让开发商缺位”的观点后，曹建海随即在自己的博客中以非常悲愤的口气写了一篇博文：“请历史作证，我曾经试图阻止开发商介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
灾后的“震动教条”
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寻找各国灾后重建中资本与政府的角色的文章或著述，看有无历史经验教训可资借鉴，也找到了一些线索。有一本是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翻译出版的由日本学者滕五晓等编著的《日本灾害对策体制》，其中记载了 1995年阪神大地震灾后重建情况。阪神地震过后，神户市从地震后的第3天就开始临时住宅的建设,同时政府着手制定“神户震灾复兴住宅5年计划”。按计划规定，除了独院型私有住宅重建是由私人自己负担外，满足中低收入者的公房与租房的建设与修复“由国家负责直接实施”。从书中的描述可看出，事实证明，“由国家负责直接实施”的部分，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很快满足了绝大多数市民住房要求”；而由市场解决的私人住宅，“进展相对缓慢”。关于开发商在“国家直接负责实施”中的角色，书中并没有介绍。
不过，有另外更好的线索可循。5月25日香港《明报》评论版上，刊登了署名黄宇轩呼应王晓明观点的文章《不要让灾区沦为肥肉》，其中，重点推荐了Naomi Klein撰写的 《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震动教条：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讨论的主题就是资本与灾难的关系。Naomi Klein是出身于加拿大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泰晤士报》曾把她誉为“三十五岁以下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由于我本人目前还没有收到托朋友寄来的这本书，所以，我这里转述黄先生所介绍的书中的相关观点。
据黄先生介绍，《震动教条》是 Klein把视线投向世界各地发生自然灾难的场所，观察资本家与政府在灾后的所作所为后写成的。这本长达500多页的巨著现时就正高居英美畅销书榜。 Klein追踪近年各地灾难过后的重建过程，包括历经海啸的斯里兰卡和蒙受风灾的新奥尔良，发现这些地方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私人开发商会生金蛋的母鸡”。当中主要原因是，这些商人都知道，受灾者承受前所未有的震动（Shock）后，往往在精神上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无力抗拒把他们进一步带入绝境的重建过程。而且灾后的一片颓垣败瓦，在这些财团眼中，就像一片梦寐以求的空白土地，让他们随意“开发”：发生灾难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发展项目。 Naomi Klein尖锐地指出，“有什么比一整片有待重建的土地和一大帮在混乱中的灾民，更像发展商虎视耽耽的肥猪肉？”Naomi Klein为此下这样的结论：资本需要灾难，因为灾难带来的震动，会造成一段短暂的混乱状态。在这个混乱状态中，一切本来“不好办”的事，也忽然变得“好办”起来了。在全球发生灾难的地方中，都有财团在迅速行动。在灾难面前，没有什么比资本更冷静也更为兴奋！
用Klein的观点看，这样的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印尼海啸刚起，某国际财团就出台了“海啸商机不容错过，灾后重建‘奶酪’诱人”的主题报告；而这次汶川大地震刚发生，标准普尔又“脸不红气不喘地迅速发表报告，指出地震会给开发商带来商机”。
Klein最后指出，必须坚决抗拒“震动教条”，不要让灾区公民因受开发商剥夺而第二次受到“震动”。为此，需要有强大的公民力量对灾区持续的关注与监督，而不仅仅只是在灾难之初表现出团结与爱心。因此，可以用一句话表达Klein的观点：“不要让灾难成就资本的狂欢！”
“众神之国”的资鉴
作为例证，我也想说一件事。汶川大地震前不久，我正好随一代表团在希腊访问，见识了希腊火灾后政府是如何抗拒“震动教条”的。去年8月份开始的希腊全国森林大火给希腊带来了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使得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度”满目疮夷，但资本还是从中嗅到了商机。据接待我们的官员说，大火一开始是由天气炎热干燥所引发，但后来发现，在部分火源处发现了沾有汽油的衣物残留物。于是希腊内政部开始调查，结果发现，竟然是不法土地开发商趁乱指使人纵火烧掉更多山林以期能廉价购取荒地牟取暴利。于是，希腊政府不仅打击了这些开发商，而且不惜修改相关土地法律，不允许火灾后的荒地落入开发商手中。接待我们的官员还介绍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大火过后，中国浙江一位商人看中了烧过的林木是巨大的商机，比如可以加工成高品质活性碳等，立即过去洽谈购买这些林木。为了使希腊相关部门动心，该公司甚至承诺将组织2008个中国人，到希腊帮助义务造林。但最后希腊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那些的确无法再生的林木就地放倒并连接起来，在山坡上构成一道道防止水土流失的“护堤”。正因为拒绝了“资本”造就二次灾难的可能性，火灾后的希腊人仍然骄傲地说：“今天的希腊仍然是诸神在人间复制的第二个天堂！”
以上所介绍的观点及我自己的观察，仅仅想为四川灾后重建是否应该引入开发商提供更多的视角。一般来说，无论是市场经济多么发达的国家，灾难后重建都是由政府主导的。但我也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机制就应该缺席。此次四川灾后重建，曹建海先生此前已经论证了避开开发商、直接面对建筑企业招投标进行政府主导下的重建可能性。其实，并非只有引进开发商就是“市场经济”。中国的很多开发商自己并不盖房子，至多是动用资源拿到项目，然后找设计部门及建筑企业，包括最后找物业管理，开发商本人就在其中每个环节都赚取一次利润。如果避开开发商，政府直接向建筑企业、设计部门招标，小区建成后由业主直接购买物业管理服务，从任何角度看，都能促进竞争，降低成本。这同样也是“市场经济”。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有没有能力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还需打上一个问号。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四川灾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重建模式，都需要用好纳税人以及捐助人的每一分钱，且将来各级负责重建的部门应该拿出足够的证据以证明贯彻了这条原则！这应该是一条“底线原则”！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反方观点
石楠（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灾后住房重建规模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不应该也不可能排除开发商。“术业有专攻”，从规划、设计、建设，到后期物业管理，开发商具有整套成熟的经验。引入开发商，既能通过规模生产有效控制成本、加快重建进程，又能为灾区的中小城市带来许多成熟的技术手段和经验。
冯海宁（北京媒体从业者）：的确，规划、设计、资金等房地产开发必需的东西，开发商一个都不具备，是一个整合性的群体，但这个整合工作总要有人来执行。如果说，让建筑企业直接参与房产开发，那么建筑企业不就是开发商吗？可以说，目前全国的大部分建筑企业都有房地产开发业务，楼市不是依然很暴利很混乱吗？或者说，取缔开发商后，由国家统一出图纸，找工程队盖房，分配住房，意味着是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
王安平（地产业内人士）：房地产开发行业源自市场发展，由市场供需双方的力量博弈竞合催生与发展，如何取消，谁来取消？
近期，评论版拟推出“另有一说”栏目，读者可对往期评论版的文章进行点评或就同一问题进行其他视角的分析，亦可对您关心的政经文化命题发来真知灼见。一经刊发即付稿酬。栏目信箱：malianpeng@cbnet.com.cn。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卢周来 2008-7-7 23:08:29
编者按
我们还需要开发商吗？这其实是一个有些“过时”的话题。不过最近围绕这一老话题的论战再起，皆因大灾之后，重建设计有了多种可能。正如本文作者所言，这样的讨论，仅是为重建思路提供更多的视角。也许，是否引入开发商并不重要，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设计更加公平有效的重建模式才是问题的关键。
最近，一家中央级报纸在讨论汶川大地震灾区灾后住房重建需要破解的难题时，引用某学者的观点认为，灾后住房重建规模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不应该也不可能排除开发商。该文还说，“有不少开发商表示愿意参与灾后重建，部分企业甚至已经行动起来。”
“取消开发商”争论再起
关于开发商是否应该参与灾后住房重建，当万科老总王石在地震之初的5月16日就出现在都江堰废墟旁时已经引发了诸多讨论。上海著名学者王晓明为此撰写了题为《现在就要把这事情提出来》的文字。文中说，正当各方尽力抢救和支援受难者的时候……另一件迫切的事，就是监察各方紧锣密鼓前去震区的财团，不要让他们发“国难财”。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王石发表声明：都江堰重建项目属于单纯的公益性项目，公司不打算从中获得任何利润。
在王晓明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曹建海先生从专业的角度提出：灾区重建应该让房地产开发商走开。开发商的参与增加了房屋建设的中间环节，会推高建房的成本，使灾后重建变成一场开发商逐利的竞赛。政府可以无偿划拨土地，规定容积率，然后通过招标方式直接引入建筑材料供应商以及建筑企业进行建设，绕过开发商这一“中间人”。在那家中央级报纸提出“不应该也不可能让开发商缺位”的观点后，曹建海随即在自己的博客中以非常悲愤的口气写了一篇博文：“请历史作证，我曾经试图阻止开发商介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
灾后的“震动教条”
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寻找各国灾后重建中资本与政府的角色的文章或著述，看有无历史经验教训可资借鉴，也找到了一些线索。有一本是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翻译出版的由日本学者滕五晓等编著的《日本灾害对策体制》，其中记载了 1995年阪神大地震灾后重建情况。阪神地震过后，神户市从地震后的第3天就开始临时住宅的建设,同时政府着手制定“神户震灾复兴住宅5年计划”。按计划规定，除了独院型私有住宅重建是由私人自己负担外，满足中低收入者的公房与租房的建设与修复“由国家负责直接实施”。从书中的描述可看出，事实证明，“由国家负责直接实施”的部分，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很快满足了绝大多数市民住房要求”；而由市场解决的私人住宅，“进展相对缓慢”。关于开发商在“国家直接负责实施”中的角色，书中并没有介绍。
不过，有另外更好的线索可循。5月25日香港《明报》评论版上，刊登了署名黄宇轩呼应王晓明观点的文章《不要让灾区沦为肥肉》，其中，重点推荐了Naomi Klein撰写的 《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震动教条：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讨论的主题就是资本与灾难的关系。Naomi Klein是出身于加拿大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泰晤士报》曾把她誉为“三十五岁以下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由于我本人目前还没有收到托朋友寄来的这本书，所以，我这里转述黄先生所介绍的书中的相关观点。
据黄先生介绍，《震动教条》是 Klein把视线投向世界各地发生自然灾难的场所，观察资本家与政府在灾后的所作所为后写成的。这本长达500多页的巨著现时就正高居英美畅销书榜。 Klein追踪近年各地灾难过后的重建过程，包括历经海啸的斯里兰卡和蒙受风灾的新奥尔良，发现这些地方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私人开发商会生金蛋的母鸡”。当中主要原因是，这些商人都知道，受灾者承受前所未有的震动（Shock）后，往往在精神上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无力抗拒把他们进一步带入绝境的重建过程。而且灾后的一片颓垣败瓦，在这些财团眼中，就像一片梦寐以求的空白土地，让他们随意“开发”：发生灾难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发展项目。 Naomi Klein尖锐地指出，“有什么比一整片有待重建的土地和一大帮在混乱中的灾民，更像发展商虎视耽耽的肥猪肉？”Naomi Klein为此下这样的结论：资本需要灾难，因为灾难带来的震动，会造成一段短暂的混乱状态。在这个混乱状态中，一切本来“不好办”的事，也忽然变得“好办”起来了。在全球发生灾难的地方中，都有财团在迅速行动。在灾难面前，没有什么比资本更冷静也更为兴奋！
用Klein的观点看，这样的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印尼海啸刚起，某国际财团就出台了“海啸商机不容错过，灾后重建‘奶酪’诱人”的主题报告；而这次汶川大地震刚发生，标准普尔又“脸不红气不喘地迅速发表报告，指出地震会给开发商带来商机”。
Klein最后指出，必须坚决抗拒“震动教条”，不要让灾区公民因受开发商剥夺而第二次受到“震动”。为此，需要有强大的公民力量对灾区持续的关注与监督，而不仅仅只是在灾难之初表现出团结与爱心。因此，可以用一句话表达Klein的观点：“不要让灾难成就资本的狂欢！”
“众神之国”的资鉴
作为例证，我也想说一件事。汶川大地震前不久，我正好随一代表团在希腊访问，见识了希腊火灾后政府是如何抗拒“震动教条”的。去年8月份开始的希腊全国森林大火给希腊带来了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使得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度”满目疮夷，但资本还是从中嗅到了商机。据接待我们的官员说，大火一开始是由天气炎热干燥所引发，但后来发现，在部分火源处发现了沾有汽油的衣物残留物。于是希腊内政部开始调查，结果发现，竟然是不法土地开发商趁乱指使人纵火烧掉更多山林以期能廉价购取荒地牟取暴利。于是，希腊政府不仅打击了这些开发商，而且不惜修改相关土地法律，不允许火灾后的荒地落入开发商手中。接待我们的官员还介绍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大火过后，中国浙江一位商人看中了烧过的林木是巨大的商机，比如可以加工成高品质活性碳等，立即过去洽谈购买这些林木。为了使希腊相关部门动心，该公司甚至承诺将组织2008个中国人，到希腊帮助义务造林。但最后希腊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那些的确无法再生的林木就地放倒并连接起来，在山坡上构成一道道防止水土流失的“护堤”。正因为拒绝了“资本”造就二次灾难的可能性，火灾后的希腊人仍然骄傲地说：“今天的希腊仍然是诸神在人间复制的第二个天堂！”
以上所介绍的观点及我自己的观察，仅仅想为四川灾后重建是否应该引入开发商提供更多的视角。一般来说，无论是市场经济多么发达的国家，灾难后重建都是由政府主导的。但我也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机制就应该缺席。此次四川灾后重建，曹建海先生此前已经论证了避开开发商、直接面对建筑企业招投标进行政府主导下的重建可能性。其实，并非只有引进开发商就是“市场经济”。中国的很多开发商自己并不盖房子，至多是动用资源拿到项目，然后找设计部门及建筑企业，包括最后找物业管理，开发商本人就在其中每个环节都赚取一次利润。如果避开开发商，政府直接向建筑企业、设计部门招标，小区建成后由业主直接购买物业管理服务，从任何角度看，都能促进竞争，降低成本。这同样也是“市场经济”。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有没有能力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还需打上一个问号。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四川灾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重建模式，都需要用好纳税人以及捐助人的每一分钱，且将来各级负责重建的部门应该拿出足够的证据以证明贯彻了这条原则！这应该是一条“底线原则”！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反方观点
石楠（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灾后住房重建规模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不应该也不可能排除开发商。“术业有专攻”，从规划、设计、建设，到后期物业管理，开发商具有整套成熟的经验。引入开发商，既能通过规模生产有效控制成本、加快重建进程，又能为灾区的中小城市带来许多成熟的技术手段和经验。
冯海宁（北京媒体从业者）：的确，规划、设计、资金等房地产开发必需的东西，开发商一个都不具备，是一个整合性的群体，但这个整合工作总要有人来执行。如果说，让建筑企业直接参与房产开发，那么建筑企业不就是开发商吗？可以说，目前全国的大部分建筑企业都有房地产开发业务，楼市不是依然很暴利很混乱吗？或者说，取缔开发商后，由国家统一出图纸，找工程队盖房，分配住房，意味着是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
王安平（地产业内人士）：房地产开发行业源自市场发展，由市场供需双方的力量博弈竞合催生与发展，如何取消，谁来取消？
近期，评论版拟推出“另有一说”栏目，读者可对往期评论版的文章进行点评或就同一问题进行其他视角的分析，亦可对您关心的政经文化命题发来真知灼见。一经刊发即付稿酬。栏目信箱：malianpeng@cbnet.com.cn。
彼时“儒商”，此时“儒商”
彼时“儒商”，此时“儒商”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2008-7-14 22:53:22
秋风专栏
商业奇才比尔·盖茨退休之前，将其财产悉数捐助，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国内舆论对此啧啧称叹。不过，盖茨确实有点超乎寻常，毕竟，他可算得富可敌国。不过，如果放宽视野看，盖茨不过是正常中的异常。
古往今来，大约除了当代中国之外，没有任何时代的人把金钱本身当成人生最重要的标准。不论是古、今的西方，还是古代、近代的中国，在主流的价值序列中，金钱绝不可能是最高价值。金钱总是低于某种道德性、伦理性价值的。比如，按照韦伯关于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之说，英国商人之所以努力发财致富，并不是因为致富本身多么荣耀，而是因为财富可以表明自己的勤劳，表明上帝眷顾自己。
同样，在中国古代，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念，社会对于职业的价值排序是士、农、工、商。这其实也没有制约商业的发展，宋明清时代的商业已经足够发达了，但它把商人置于某种约束之中。事实上，儒家价值渗透到商人群体中，形成了独特的商人伦理。这种伦理要求商人在道德许可的限度内获取利润，也指导商人将其财富用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中。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公共品，包括教育、交通、宗教等等，都是由士绅与商人共同提供的。
士绅与商人群体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绅商”群体，这个群体既继承了士绅的社会情怀，又引入了欧美的宗教伦理，一方面积极地利用现代技术创造财富，同时又积极地利用这些财富服务社会。
举一个例子，穆藕初先生（1876年~1943年）现代中国棉业大王，财富十分可观。但他始终具有儒家士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抱服务社会之大愿，立建设事业之鸿图”。因而，在事业成功之时，也自奉甚俭。担任纱厂经理的工资为400元，每月实际开销只6元。而在社会公益事业，却“辄奋全力为之倡，如是者不可数计”，“每乐助其成，虽斥巨资，非所惜也”。
这里面也许花费不算多，却有很多相当有名的事业，如扶持昆曲。清末民国，京剧兴起，昆曲逐渐衰落，其命运类似于近些年来的京剧。穆藕初先生利用自己的资源，奋起拯救这一文化瑰宝，先是成立昆曲保存社，又资助创建昆曲传习所，培养了几十名“传”字辈艺人，使他们在昆曲历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今日人们之所以还能看到优美而典雅的昆曲表演，端赖穆先生当年所投入的心力。
可以说，穆藕初先生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这些社会公益事业中。专门研究他的学者说他的一生是“儒商人生”。今天，也有一些商人以“儒商”自居，但所谓“儒商 ”，不是指商人学点舞文弄墨的皮毛，而是说身为商人却具有儒家的公共情怀。不以财富本身为人生目标，而是把自己的财富用于儒家价值观所肯定的服务公众的事业中。
只是，到了当代中国，传统的以追求善为目标、引导人们服务公众的价值观念体系早就不复存在了，物质主义哲学和主流经济学则先后把一种物质主义价值观灌输给商人：满足肉体的欲望，就是人生最大乐趣所在。人根本不必取性善，物质上的享受就是快乐的唯一源泉。因此，发财就是人生的目的本身，金钱就是人生的终极价值所在。而人有了钱之后唯一要做的就是花钱满足肉体上的欲望，或者追求更大的物质利益。
那些半吊子经济学家甚至告诉商人：关心别人、关心公益，是商人的失职。商人的唯一职责就是发财，别的都不用管。商人办企业、发财本身，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了。仅仅因此，社会就该感谢企业家、商人，如果社会再要求商人承担社会责任，那就是社会压迫商人。
正是在这些价值、理论的教导下，迅速富裕起来的当代中国商人高傲地向全世界炫耀自己的财富，并且尽情地享受财富所带来的物质快乐。至于其他人的想法，他根本不屑一顾。有些以成功者自居的商人甚至专门刺激公众的神经。当社会以金钱为唯一价值指标的时候，商人当然是最高傲的一群人，他们蔑视除了金钱之外的一切美好价值，比如公平、爱与同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当代中国的商人是一个反社会的群体，因为他们不具备社会性情感。
这样也就不奇怪，只有几年、十几年时间，商人就从时代英雄的宝座上跌落下来。看到商人出事入狱，公众拍手叫好。人们为盖茨裸捐的壮举喝彩，其实也是在表达对身边商人的讽刺。
但是，那些先知先觉的商人们大概也会有苦恼：即便商人现在准备学习做人，他们又该学习什么、接受什么样的教诲呢？当代中国社会本来就缺乏主流道德体系。当舆论在羡慕盖茨的时候，恐怕也得问问，中国社会有没有养成盖茨的精神气氛。
（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2008-7-14 22:53:22
秋风专栏
商业奇才比尔·盖茨退休之前，将其财产悉数捐助，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国内舆论对此啧啧称叹。不过，盖茨确实有点超乎寻常，毕竟，他可算得富可敌国。不过，如果放宽视野看，盖茨不过是正常中的异常。
古往今来，大约除了当代中国之外，没有任何时代的人把金钱本身当成人生最重要的标准。不论是古、今的西方，还是古代、近代的中国，在主流的价值序列中，金钱绝不可能是最高价值。金钱总是低于某种道德性、伦理性价值的。比如，按照韦伯关于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之说，英国商人之所以努力发财致富，并不是因为致富本身多么荣耀，而是因为财富可以表明自己的勤劳，表明上帝眷顾自己。
同样，在中国古代，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念，社会对于职业的价值排序是士、农、工、商。这其实也没有制约商业的发展，宋明清时代的商业已经足够发达了，但它把商人置于某种约束之中。事实上，儒家价值渗透到商人群体中，形成了独特的商人伦理。这种伦理要求商人在道德许可的限度内获取利润，也指导商人将其财富用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中。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公共品，包括教育、交通、宗教等等，都是由士绅与商人共同提供的。
士绅与商人群体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绅商”群体，这个群体既继承了士绅的社会情怀，又引入了欧美的宗教伦理，一方面积极地利用现代技术创造财富，同时又积极地利用这些财富服务社会。
举一个例子，穆藕初先生（1876年~1943年）现代中国棉业大王，财富十分可观。但他始终具有儒家士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抱服务社会之大愿，立建设事业之鸿图”。因而，在事业成功之时，也自奉甚俭。担任纱厂经理的工资为400元，每月实际开销只6元。而在社会公益事业，却“辄奋全力为之倡，如是者不可数计”，“每乐助其成，虽斥巨资，非所惜也”。
这里面也许花费不算多，却有很多相当有名的事业，如扶持昆曲。清末民国，京剧兴起，昆曲逐渐衰落，其命运类似于近些年来的京剧。穆藕初先生利用自己的资源，奋起拯救这一文化瑰宝，先是成立昆曲保存社，又资助创建昆曲传习所，培养了几十名“传”字辈艺人，使他们在昆曲历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今日人们之所以还能看到优美而典雅的昆曲表演，端赖穆先生当年所投入的心力。
可以说，穆藕初先生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这些社会公益事业中。专门研究他的学者说他的一生是“儒商人生”。今天，也有一些商人以“儒商”自居，但所谓“儒商 ”，不是指商人学点舞文弄墨的皮毛，而是说身为商人却具有儒家的公共情怀。不以财富本身为人生目标，而是把自己的财富用于儒家价值观所肯定的服务公众的事业中。
只是，到了当代中国，传统的以追求善为目标、引导人们服务公众的价值观念体系早就不复存在了，物质主义哲学和主流经济学则先后把一种物质主义价值观灌输给商人：满足肉体的欲望，就是人生最大乐趣所在。人根本不必取性善，物质上的享受就是快乐的唯一源泉。因此，发财就是人生的目的本身，金钱就是人生的终极价值所在。而人有了钱之后唯一要做的就是花钱满足肉体上的欲望，或者追求更大的物质利益。
那些半吊子经济学家甚至告诉商人：关心别人、关心公益，是商人的失职。商人的唯一职责就是发财，别的都不用管。商人办企业、发财本身，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了。仅仅因此，社会就该感谢企业家、商人，如果社会再要求商人承担社会责任，那就是社会压迫商人。
正是在这些价值、理论的教导下，迅速富裕起来的当代中国商人高傲地向全世界炫耀自己的财富，并且尽情地享受财富所带来的物质快乐。至于其他人的想法，他根本不屑一顾。有些以成功者自居的商人甚至专门刺激公众的神经。当社会以金钱为唯一价值指标的时候，商人当然是最高傲的一群人，他们蔑视除了金钱之外的一切美好价值，比如公平、爱与同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当代中国的商人是一个反社会的群体，因为他们不具备社会性情感。
这样也就不奇怪，只有几年、十几年时间，商人就从时代英雄的宝座上跌落下来。看到商人出事入狱，公众拍手叫好。人们为盖茨裸捐的壮举喝彩，其实也是在表达对身边商人的讽刺。
但是，那些先知先觉的商人们大概也会有苦恼：即便商人现在准备学习做人，他们又该学习什么、接受什么样的教诲呢？当代中国社会本来就缺乏主流道德体系。当舆论在羡慕盖茨的时候，恐怕也得问问，中国社会有没有养成盖茨的精神气氛。
（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全能政府不会是有效政府 - 田国强访谈录
《中国经营报》·改革开放30年系列报道
全能政府不会是有效政府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徐瑾 2008-7-21 22:18:00
30年改革行进至此，在产权和政治体制方面做根本性突破的呼声日高。而田国强却告诉我们中国发展的初始条件及其自然惯性决定了，产权等所谓完全、根本的解决方式，到目前为止仍旧是完全、根本的行不通。
但田国强又是乐观的，作为机制设计理论大师赫维茨曾经的弟子，他判断，要使中国的制度变革向 “好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现在是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的时候了。
中国奇迹的关键是制度创新
《中国经营报》：你十多年前有篇谈论经济转轨的论文，有个地方我很感兴趣，就是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你首先不赞成大面积的民营化或私有化，而是相信它会逐渐内生。这和一部分经济学家观点不一样，他们认为应该先完善产权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其实这也还关系到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评价，现在大家分歧仍旧比较大，你怎么看？
田国强：这篇文章是我1994年写的，至今已经14年了，而我的观点并没有任何改变。在那时，我就推测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将会有三个阶段：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与民营化。现在来看，基本上是按照这三个阶段发展的。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来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通过给予人们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与承认个人利益的激励机制，也就是早期的松绑放权的改革，让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使得非国有企业蓬勃发展起来了。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来看，中国经济的平稳转轨是非常成功的。
当然经过十多年激进式改革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也相当不错，经济增长率也很快，但由此认为中国也应该进行激进式改革这种观点仍然不见得成立。中国之所以采用渐进式改革，而没有采取大规模的私有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等全方位改革，是初始条件不同，从而采用的改革路径也不应该相同。首先，中俄两国本身的初始经济条件不一样。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在改革初时的人均GDP比中国改革初时的人均GDP高出许多倍，经历过激进式改革，他们的GDP都掉了50%甚至更多，人均仍然还有1000多美元。而中国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人均GDP只有 300美元左右，掉50%就只剩下150美元左右了，试想如果中国的人均GDP真的掉了50%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中国没有条件进行激进式的改革。
其次，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俄罗斯的文化属于西方文化，比较强调民主、法治，做事情先讲规则。而中国在很多情况下则更强调对于传统的尊重，做事情总是讲平衡，希望有一个好的皇帝或领导人，而不是先强调民主和法治。所以从根本上来讲，这两个初始条件不一样决定了中国与俄罗斯改革路径的差别。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维持了30年的高增长，崩溃论与奇迹论一直并存，你认为根本性原因何在？
田国强：中国30年的渐进式改革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对应着三次思想上的大交锋，每一次交锋及其带来的思想大解放都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分别是真理标准讨论、姓资姓社讨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讨论。这就形成了改革开放30年中三个特征鲜明而逻辑一致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十三年（1978~1991年）是拨乱反正和商品经济阶段；第二个十三年（1992~2005年）是确立建设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今。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经济体制平稳转型、国际威望显著提高的三大成就，我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发家致富的积极性。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最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科学技术创新，再到制度创新。我觉得这些因素并不单一，应该被综合利用。我们谈科技创新时，难道对所有的行业就不能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了吗？农村人口文化水平比较低，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产业升级、知识创新，那么如何解决中国存在的就业问题？
《中国经营报》：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观点提出了很多年，一直触动着大家对发展的反思。中国这样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可以持续吗？
田国强：对于这种通过抽象、模糊的定义来谈论具体改革方式的方法，我不是很认同。所谓先发优势或后发优势，谈论的就是要先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或创新还是后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或创新。我认为有些地方可以是先发的，有些地方是后发的。有些制度是现成的，不需要创新，只需要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即使是这样，中国的改革进程也需要许多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杨小凯说的先发优势、后发劣势，主要是说要先对制度性方面有所建设，就是说要把长效机制建立起来，从长远来说，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关于要不要制度创新，我跟杨小凯有过一段谈话，我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新东西，都应该一分为二来看，许多制度安排和科学技术等都是现成的，早已存在，对中国来说或许是新的，但是对外界来说可能不是新的。中国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要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的。从配置资源的效率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很多的资源浪费，是典型的高投入、低产出。在给定的经济制度环境下，需要首先解决效率问题。
一切问题源于政府、市场界定不清
《中国经营报》：你一直强调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关键在于同时重视效率、公平与法治三大因素，那么你认为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在发展中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
田国强：我认为目前制度问题主要在于如何合理地界定市场和政府边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搞清楚，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和谐发展。当前存在的几乎所有深层次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边界。要弄清这两者的边界，首先要搞清楚政府的四个基本作用：第一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政府必须做的，市场是做不到的。第二是让市场公正而有效地运作，在市场经济里面发挥裁判的作用，要制定一系列让市场有序运作、有效运转的规则和法律，发挥人们的积极性，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但是又不能无序，让人们在自由的时候能够公平交易，能够保证交易的顺利完成。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有效的政府在市场能有效运作时，不要干预，至少是必须减少政府的干预。这样，有效政府则必须是有限的政府。第三，要在市场失灵时发挥作用，比如在处理环境问题、污染问题、收入差别过大等问题时，市场会失灵，政府就要去做。最后一点，政府也作为经济人参与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去。比如说，为了国家的安全，就必须有国有企业。从这四个方面作出思考，就可以看到哪些方面政府做多了，哪些方面政府做得还不够。
市场经济也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分工，必须以民主法治为枢纽来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政府能够清楚什么该多管什么该少管，逐渐形成一种文化，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和谐了。
《中国经营报》：你的导师赫维茨先生因机制设计理论去年获得诺奖，他的离世令人遗憾。你个人对机制设计理论也颇有研究，机制设计理论在具体边界界定中有什么作用呢？
田国强：机制设计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很多实际问题，如何让市场有效，往往就是一个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在个人信息非常不完全的地方，就需要激励机制来诱导信息。在竞争性领域中，市场能够发挥作用，政府就必须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政府管不了也不该管，宜粗不宜细；而对政府官员的规范，则宜细不宜粗，让人没有机会可钻空子。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基本的制度安排：强制性的治理和规制、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和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与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
不过，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主要应该采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应该少管，也就是通过各种激励机制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冲突，让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实现和谐兼容。在信息容易对称或监管的交易成本较小时，可以采用法律和规章制度这种强制性的方法。通过这两种制度安排，就会慢慢地形成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的这种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
《中国经营报》：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转变谈了很多年，但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始终无处不在，实际操作上可能会比较复杂。
田国强：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有限的政府，不被约束的政府至多只能是个具有封建性质的法制社会；同样，一个全能的政府绝对不会是一个有效政府，它只会给市场运行设置重重障碍，滋生寻租空间。所以，第一，有效政府的存在是合理划分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结果。我们首先要把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定位、边界搞清楚。第二，它牵涉到许多权利、关系、利益的冲突，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这个问题实际牵涉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如果信息是极端不对称的，应该借由市场用激励机制来做，市场失灵的地方用政府去调节。总之，就是市场好的时候就让市场做，市场不好的时候才让政府去做。
《中国经营报》：现在已经到了非要进行制度创新的地步了吗？
田国强：的确如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基于这一点。目前的社会机会不均、收入差距过大、国民基础教育薄弱、民事纠纷上升的问题、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就是没有界定好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所带来的。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在人们思想水平不怎么高，还比较注重个人利益的现实环境下，和谐社会构建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建立市场机制来达到。也就是在尊重每个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时，通过政府和市场分工与合作，就可以达到社会的和谐。也就是说，构建和谐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的新观点。
《中国经营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哈耶克与兰格等人关于经济计算的大论战催生了机制设计理论。当下在产权等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的作用如何发挥到最大化呢？
田国强：产权不明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比已经不高，即使在产权明晰的地方，政府的干预也过多。最大的问题在于怎样创造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民主法治，但现在很多法制定出来就不太规范，法律不能严格执行，政府干预经济，造成了“关系”是做好一件事的重要因素。说明中国市场化程度还相对较低。但它总是有个过程，你不能说一天就把它改好了。像郎咸平说的中国不应该去搞这个市场化改革，必须先把制度环境改得很完美才采用市场制度，这可能吗？完善的市场制度环境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没有压力，没有激励，谁愿意或支持改进制度环境？郎咸平说的这些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书生自说自话。
谁都知道有效市场是基于良好的制度环境，但良好的制度环境能一蹴而就吗？没有改革压力它能够自己变来吗？中国的三次思想交锋都是由于经济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而发生的，第一次真理标准讨论发生时，经济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第二次，某个季度的经济已经都变成负增长了，只能往前面走；如今又面临各种社会问题。没有压力能够往前走吗？比如说我给学生考试压力，如果我不给他们压力，有多少人能自觉学习？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郎咸平所说的是天方夜谭，而他其实也是改革方向争议的一个缩影。目前对于改革方向的争议，你又怎么看？
田国强：首先我承认郎咸平谈的是中国的问题和现实，我只是说他开的药方不对，不能因为改革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式和方向。这里面涉及到两个必须区分的问题，一是目标，二是实施过程，千万不能将它们混淆。目标容易给定，但如何实施往往非常复杂。要办成一件事总是要有成本的，有多少东西不需花成本就能获得？我们往前面走，当然会遇到问题，那么是继续往前走，还是退回去呢？争论是在这个地方。由于存在这些问题，中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人就马上用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个提法来反对市场化的改革，这样就引起了争辩，所以胡锦涛在2006年2月份的时候专门谈到，中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幸福感源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中国经营报》：每次这样公共大讨论各方观点都针锋相对，为什么会有不少民众支持郎咸平们？这是源于上层与下层沟通与意识的断裂吗？
田国强：民众支持郎咸平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郎咸平所谈到的一些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在中国确实存在，且相当严重。另外，也有许多源于机会的不公和自身心理上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明明自己拥有同样的能力，却得不到同样的机会和同样的回报，而有人却通过不公平的机会和不规范的手段取得巨额财富。心理不平衡就造成人们尽管收入水平升高，但是大家不感到幸福。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郎咸平们是从悲观的角度看，还有一些人是从乐观的角度看，而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在经济水平那么高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觉得有很多不满意，社会幸福指数普遍比较低呢？
田国强：中国的幸福度不算低。幸福指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物质的东西，比如收入水平；其次包括工作事业的成就感、工作压力与社会的压力、朋友家人的情感和谐度；第三个是身体的状况。所以，幸福感源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你既需要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明，还有政治文明。在主流经济学中，完全只考虑了物质文明这一块，就是将收入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为什么人们收入上升，幸福感下降？事实上，在收入这一块，人们有一个攀比性。在改革开始前，有人为了没有得到五块钱的工资涨幅而自杀，难道他是差这五块钱？其实是造成了他心理的极度不平衡，一旦不平衡，就有一个负外部效应性，人的幸福度就下降。
《中国经营报》：按照国际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幸福指数确实不算低，应该在日本、韩国之上，但是实际经验来看，可能大家会有不同感受。在目前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大家的幸福感？物质与精神哪一块更重要呢？
田国强：我们有一个结论，当收入水平不高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解决生存问题。收入不断上升之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要想有更多休闲的时间，要享受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就会有更多的想法，会注重到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自觉地进行社会比较，看到别人社会地位比我高，心理肯定不平衡。这就是说我的偏好受别人收入情况的影响。这不仅仅是社会机会均不均等的问题，收入上的差别也会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要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物质要有，非物质这一块也要跟上。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方面都可以提高幸福度，比如增加休闲时间、政府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职业方面的压力、身体比较健康等等。
（徐琴对本文亦有贡献）
全能政府不会是有效政府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徐瑾 2008-7-21 22:18:00
30年改革行进至此，在产权和政治体制方面做根本性突破的呼声日高。而田国强却告诉我们中国发展的初始条件及其自然惯性决定了，产权等所谓完全、根本的解决方式，到目前为止仍旧是完全、根本的行不通。
但田国强又是乐观的，作为机制设计理论大师赫维茨曾经的弟子，他判断，要使中国的制度变革向 “好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现在是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的时候了。
中国奇迹的关键是制度创新
《中国经营报》：你十多年前有篇谈论经济转轨的论文，有个地方我很感兴趣，就是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你首先不赞成大面积的民营化或私有化，而是相信它会逐渐内生。这和一部分经济学家观点不一样，他们认为应该先完善产权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其实这也还关系到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评价，现在大家分歧仍旧比较大，你怎么看？
田国强：这篇文章是我1994年写的，至今已经14年了，而我的观点并没有任何改变。在那时，我就推测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将会有三个阶段：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与民营化。现在来看，基本上是按照这三个阶段发展的。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来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通过给予人们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与承认个人利益的激励机制，也就是早期的松绑放权的改革，让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使得非国有企业蓬勃发展起来了。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来看，中国经济的平稳转轨是非常成功的。
当然经过十多年激进式改革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也相当不错，经济增长率也很快，但由此认为中国也应该进行激进式改革这种观点仍然不见得成立。中国之所以采用渐进式改革，而没有采取大规模的私有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等全方位改革，是初始条件不同，从而采用的改革路径也不应该相同。首先，中俄两国本身的初始经济条件不一样。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在改革初时的人均GDP比中国改革初时的人均GDP高出许多倍，经历过激进式改革，他们的GDP都掉了50%甚至更多，人均仍然还有1000多美元。而中国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人均GDP只有 300美元左右，掉50%就只剩下150美元左右了，试想如果中国的人均GDP真的掉了50%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中国没有条件进行激进式的改革。
其次，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俄罗斯的文化属于西方文化，比较强调民主、法治，做事情先讲规则。而中国在很多情况下则更强调对于传统的尊重，做事情总是讲平衡，希望有一个好的皇帝或领导人，而不是先强调民主和法治。所以从根本上来讲，这两个初始条件不一样决定了中国与俄罗斯改革路径的差别。
《中国经营报》：中国经济维持了30年的高增长，崩溃论与奇迹论一直并存，你认为根本性原因何在？
田国强：中国30年的渐进式改革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对应着三次思想上的大交锋，每一次交锋及其带来的思想大解放都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分别是真理标准讨论、姓资姓社讨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讨论。这就形成了改革开放30年中三个特征鲜明而逻辑一致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十三年（1978~1991年）是拨乱反正和商品经济阶段；第二个十三年（1992~2005年）是确立建设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今。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经济体制平稳转型、国际威望显著提高的三大成就，我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发家致富的积极性。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最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科学技术创新，再到制度创新。我觉得这些因素并不单一，应该被综合利用。我们谈科技创新时，难道对所有的行业就不能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了吗？农村人口文化水平比较低，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产业升级、知识创新，那么如何解决中国存在的就业问题？
《中国经营报》：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观点提出了很多年，一直触动着大家对发展的反思。中国这样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可以持续吗？
田国强：对于这种通过抽象、模糊的定义来谈论具体改革方式的方法，我不是很认同。所谓先发优势或后发优势，谈论的就是要先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或创新还是后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或创新。我认为有些地方可以是先发的，有些地方是后发的。有些制度是现成的，不需要创新，只需要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即使是这样，中国的改革进程也需要许多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杨小凯说的先发优势、后发劣势，主要是说要先对制度性方面有所建设，就是说要把长效机制建立起来，从长远来说，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关于要不要制度创新，我跟杨小凯有过一段谈话，我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新东西，都应该一分为二来看，许多制度安排和科学技术等都是现成的，早已存在，对中国来说或许是新的，但是对外界来说可能不是新的。中国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要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的。从配置资源的效率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很多的资源浪费，是典型的高投入、低产出。在给定的经济制度环境下，需要首先解决效率问题。
一切问题源于政府、市场界定不清
《中国经营报》：你一直强调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关键在于同时重视效率、公平与法治三大因素，那么你认为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在发展中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
田国强：我认为目前制度问题主要在于如何合理地界定市场和政府边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搞清楚，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和谐发展。当前存在的几乎所有深层次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边界。要弄清这两者的边界，首先要搞清楚政府的四个基本作用：第一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是政府必须做的，市场是做不到的。第二是让市场公正而有效地运作，在市场经济里面发挥裁判的作用，要制定一系列让市场有序运作、有效运转的规则和法律，发挥人们的积极性，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但是又不能无序，让人们在自由的时候能够公平交易，能够保证交易的顺利完成。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有效的政府在市场能有效运作时，不要干预，至少是必须减少政府的干预。这样，有效政府则必须是有限的政府。第三，要在市场失灵时发挥作用，比如在处理环境问题、污染问题、收入差别过大等问题时，市场会失灵，政府就要去做。最后一点，政府也作为经济人参与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去。比如说，为了国家的安全，就必须有国有企业。从这四个方面作出思考，就可以看到哪些方面政府做多了，哪些方面政府做得还不够。
市场经济也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分工，必须以民主法治为枢纽来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政府能够清楚什么该多管什么该少管，逐渐形成一种文化，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和谐了。
《中国经营报》：你的导师赫维茨先生因机制设计理论去年获得诺奖，他的离世令人遗憾。你个人对机制设计理论也颇有研究，机制设计理论在具体边界界定中有什么作用呢？
田国强：机制设计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很多实际问题，如何让市场有效，往往就是一个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在个人信息非常不完全的地方，就需要激励机制来诱导信息。在竞争性领域中，市场能够发挥作用，政府就必须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政府管不了也不该管，宜粗不宜细；而对政府官员的规范，则宜细不宜粗，让人没有机会可钻空子。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基本的制度安排：强制性的治理和规制、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和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与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
不过，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主要应该采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应该少管，也就是通过各种激励机制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冲突，让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实现和谐兼容。在信息容易对称或监管的交易成本较小时，可以采用法律和规章制度这种强制性的方法。通过这两种制度安排，就会慢慢地形成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的这种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
《中国经营报》：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转变谈了很多年，但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始终无处不在，实际操作上可能会比较复杂。
田国强：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有限的政府，不被约束的政府至多只能是个具有封建性质的法制社会；同样，一个全能的政府绝对不会是一个有效政府，它只会给市场运行设置重重障碍，滋生寻租空间。所以，第一，有效政府的存在是合理划分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结果。我们首先要把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定位、边界搞清楚。第二，它牵涉到许多权利、关系、利益的冲突，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这个问题实际牵涉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如果信息是极端不对称的，应该借由市场用激励机制来做，市场失灵的地方用政府去调节。总之，就是市场好的时候就让市场做，市场不好的时候才让政府去做。
《中国经营报》：现在已经到了非要进行制度创新的地步了吗？
田国强：的确如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基于这一点。目前的社会机会不均、收入差距过大、国民基础教育薄弱、民事纠纷上升的问题、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就是没有界定好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所带来的。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在人们思想水平不怎么高，还比较注重个人利益的现实环境下，和谐社会构建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建立市场机制来达到。也就是在尊重每个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时，通过政府和市场分工与合作，就可以达到社会的和谐。也就是说，构建和谐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的新观点。
《中国经营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哈耶克与兰格等人关于经济计算的大论战催生了机制设计理论。当下在产权等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的作用如何发挥到最大化呢？
田国强：产权不明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占比已经不高，即使在产权明晰的地方，政府的干预也过多。最大的问题在于怎样创造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民主法治，但现在很多法制定出来就不太规范，法律不能严格执行，政府干预经济，造成了“关系”是做好一件事的重要因素。说明中国市场化程度还相对较低。但它总是有个过程，你不能说一天就把它改好了。像郎咸平说的中国不应该去搞这个市场化改革，必须先把制度环境改得很完美才采用市场制度，这可能吗？完善的市场制度环境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没有压力，没有激励，谁愿意或支持改进制度环境？郎咸平说的这些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书生自说自话。
谁都知道有效市场是基于良好的制度环境，但良好的制度环境能一蹴而就吗？没有改革压力它能够自己变来吗？中国的三次思想交锋都是由于经济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而发生的，第一次真理标准讨论发生时，经济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第二次，某个季度的经济已经都变成负增长了，只能往前面走；如今又面临各种社会问题。没有压力能够往前走吗？比如说我给学生考试压力，如果我不给他们压力，有多少人能自觉学习？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郎咸平所说的是天方夜谭，而他其实也是改革方向争议的一个缩影。目前对于改革方向的争议，你又怎么看？
田国强：首先我承认郎咸平谈的是中国的问题和现实，我只是说他开的药方不对，不能因为改革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式和方向。这里面涉及到两个必须区分的问题，一是目标，二是实施过程，千万不能将它们混淆。目标容易给定，但如何实施往往非常复杂。要办成一件事总是要有成本的，有多少东西不需花成本就能获得？我们往前面走，当然会遇到问题，那么是继续往前走，还是退回去呢？争论是在这个地方。由于存在这些问题，中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人就马上用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个提法来反对市场化的改革，这样就引起了争辩，所以胡锦涛在2006年2月份的时候专门谈到，中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幸福感源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中国经营报》：每次这样公共大讨论各方观点都针锋相对，为什么会有不少民众支持郎咸平们？这是源于上层与下层沟通与意识的断裂吗？
田国强：民众支持郎咸平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郎咸平所谈到的一些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在中国确实存在，且相当严重。另外，也有许多源于机会的不公和自身心理上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明明自己拥有同样的能力，却得不到同样的机会和同样的回报，而有人却通过不公平的机会和不规范的手段取得巨额财富。心理不平衡就造成人们尽管收入水平升高，但是大家不感到幸福。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郎咸平们是从悲观的角度看，还有一些人是从乐观的角度看，而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在经济水平那么高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觉得有很多不满意，社会幸福指数普遍比较低呢？
田国强：中国的幸福度不算低。幸福指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物质的东西，比如收入水平；其次包括工作事业的成就感、工作压力与社会的压力、朋友家人的情感和谐度；第三个是身体的状况。所以，幸福感源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你既需要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明，还有政治文明。在主流经济学中，完全只考虑了物质文明这一块，就是将收入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为什么人们收入上升，幸福感下降？事实上，在收入这一块，人们有一个攀比性。在改革开始前，有人为了没有得到五块钱的工资涨幅而自杀，难道他是差这五块钱？其实是造成了他心理的极度不平衡，一旦不平衡，就有一个负外部效应性，人的幸福度就下降。
《中国经营报》：按照国际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幸福指数确实不算低，应该在日本、韩国之上，但是实际经验来看，可能大家会有不同感受。在目前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大家的幸福感？物质与精神哪一块更重要呢？
田国强：我们有一个结论，当收入水平不高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解决生存问题。收入不断上升之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要想有更多休闲的时间，要享受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就会有更多的想法，会注重到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自觉地进行社会比较，看到别人社会地位比我高，心理肯定不平衡。这就是说我的偏好受别人收入情况的影响。这不仅仅是社会机会均不均等的问题，收入上的差别也会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要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物质要有，非物质这一块也要跟上。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方面都可以提高幸福度，比如增加休闲时间、政府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职业方面的压力、身体比较健康等等。
（徐琴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的比较优势哪里来？
超越比较优势之惑
中国的比较优势哪里来？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郑江淮 2008-7-21 22:18:00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中国成为了世界贸易大国。这个标志是中国从2000年起，出口商品贸易额占GDP之比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 2003年就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究其原因，人们通常认为是，中国作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放弃赶超战略，实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战略。事实真是这样吗？
美国哈佛大学Hausmann、Rodrik两位教授近年来从6位数产业贸易数据中研究发现，在 1992年～2003年，中国出口商品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以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服装和简单电子配件为主，但是也明显出口大量的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并且锁定在一些高级的、生产率高的产品上，例如中国出口的消费电子产品，例如TV、监视器和录影等设备的单位价值已经超过韩国，这是处于与中国人均收入相同水平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出口商品的决定因素可能不完全取决于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有别的因素。如果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之一——要素禀赋理论来解释的话，中国既有决定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也有决定资本密集型甚至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资本或技术禀赋。显然，这不令人信服。此外，该理论并没有认为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品可以顺利地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从何而来？
出口什么样的产品最重要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Hausmann、Klinger和Hidalgo等人在《科学》（2007年第8期）上公布的研究成果。
他们对世界各国出口商品计算发现，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类型促进了后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将一个产品比喻成一棵树，把出口的所有产品看做是一片森林，把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家看做是生活在这些不同树上的一群猴子，来开发和利用这些产品。增长的过程就好比猴子从一个相对贫瘠的森林（果实相对较少的地方），跳到一个相对富庶的森林（果实相对较多的地方）。这就意味着猴子们必须跳跃一些距离。对经济体来说，就是企业家们必须重新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配置到与目前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中去。
传统的增长理论认为总是存在着新树林，并且总是可以达到的。这意味着，森林的结构是不重要的。然而，实际上不同森林之间是有异质性的，而且相距可能甚远，有些地方的森林比较密集，有些地方比较疏松，因此，猴子实际上只能跳跃有限的距离，不可能不同森林里自由地移动，或者说只能在邻近的范围内活动。
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企业家们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新产品时，将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要经历一个有成本的发现过程。不仅如此，一旦某个企业家开发出生产率较高的新产品，又将面临一个新产品、新技术的信息外溢问题，即其他企业家很快就掌握了新产品生产技术。要知道，企业家自身承担了开发成本，却不能独享新产品的全部收益的。这个成本——收益之间不对称，将阻碍企业家主动积极地探索新产品。如果事实果真这样，那么一国既有的产品空间结构和能够达到的方向和距离对于该国经济发展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Hausmann、Klinger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看它出口额多少，而是看它出口的是什么样产品。一个国家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依靠它生产其相邻产品的能力。例如，一个具有出口苹果能力的国家很大程度上也具有适合出口梨子的条件，如适合苹果和梨子生产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包装技术、冷藏运输设备。出口苹果所具备的技术精湛的农学家、严格的公共卫生法律和外贸协定，这也适用于梨子贸易。
然而，如果考虑一个不同的产品，例如铜丝或者家庭设备制造，那么，已经开发出来用于苹果贸易的所有或者大部分能力就会变得无用武之地。他们研究证实，和出口产品相关的收入水平与该国人均GDP正相关，一个国家初始的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水平将积极地影响后续的经济增长，例如，初始出口生产率水平增加一倍，该国的人均收入后续将保持6%的增长。但是，同时也使得该国出口产品演化形成路径依赖。
Hausmann、Klinger和Hidalgo将世界各国出口的各行业产品（行业分类6位数产品）按照邻近性排列了一个产品空间地图，发现工业化国家居于中心位置，出口产品由机械、金属制品和化学制品组成，相互之间有邻近性的产品种类奇多，即产品空间非常密集。他们也参与一些相对较为外围的产品如纺织品、森林制品和动物农业的生产。东亚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是制衣、电子产品和纺织品，处在外围，产品空间有一定的密集度。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则更是处于外围的采矿、农业和制衣等部门，最后，次撒哈拉非洲地区出口的产品类型非常少，而且绝大部分处于产品空间遥远的外围，产品空间最稀疏。这个结果表明在产品空间里每个地区都有明显的专业化模式。
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贫穷国家要想达到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面临的困难是与其出口产品的邻近的产品太少，或者说与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相去甚远，关联性太少，以至于产品结构的转型，或者说扩散过程难以发生和持续。而且处于同样发展水平和拥有类似的出口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后续的发展中也会因接近生产率更高的产品的机会和程度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发展状态。
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入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中国出口产品空间上为何劳动密集型产品与某些资本密集型甚至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大规模并存的现象。该现象可以进一步用这样一组数据所反映的现象做进一步的界定，即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水平在1992年～2003年间一直稳定在9.5（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的对数）左右，而中国的人均GDP却从7.6上升到8.5。
究其原因，可以说，在出口产品生产率水平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的持续上升一定得到了有越来越多的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较为复杂的产品出口支持着的，也就是在中国出口产品空间中，出现了生产要素向复杂产品转移，并且复杂产品较高生产率的收益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扩散的过程。
对于消费电子产品来说，麦肯锡公司研究显示，中国生产消费电子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墨西哥相当，但是中国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GDP却高于墨西哥的2倍。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已经从初级的简单装配的产品逐步上升到将上游产业一体化和供应链向装配环节的延伸。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市场换技术”手段吸引了一大批外国电子公司进入，与中国公司进行中外合资或合作。就像上文寓言中讲述的那样，在原来的森林边上突然出现了一大片富庶的森林，从而吸引原来的猴子逐步跳到这片新森林来。对于消费电子出口产品逐步升级来说，国内消费电子公司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通过各种手段迅速地对外国先进技术进行学习、吸收和扩散，同时形成本地供应链，以替代外企供应链。“跨国公司和本地公司的交互作用创造了真正的全球化成功的故事”。
最终，在国内市场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中国消费电子生产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100多家到上世纪90年代整合成几大寡头，并且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外国产品。在汽车行业，也呈现出类似的状况，在国外企业进入中国以后，本地汽车供应链迅速崛起，其质量迅速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并且出口额迅速扩大。
我们将视野延长到2000年之后，长三角地区凭借制造业基础迅速大规模地吸引了国外高技术企业投资，而且对外资企业的引入已经从“招商引资”过渡到“招商选资”，引入的外资企业的产品技术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为本地企业技术学习、供应链质量整体提升和出口产品“ 质量”的提高“开辟了一片片富庶的森林”。虽然目前大量本地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但是，本土企业已经接通了与生产率更高、技术更为复杂的产品接近的路径。受这些产品及其技术的外溢效应的激励，本土企业家们一定会将注意力和相关生产要素从原来的产品转向这些生产率更高的产品。
总之，一国的比较优势和工业化取决于将其积累的能力从一个产品向另一个产品再配置的灵活性，这不仅要求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企业家们自我发现和接近新技术、新产品，而且要求政府制定前瞻性产业政策，鼓励或扶持新产品、新产业的投资，尤其是外商投资和技术扩散，因为一国现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与生产率更高、技术更复杂产品的邻近程度或与这些产品接近的可能性是该国比较优势演化的方向和范围。
（作者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的比较优势哪里来？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郑江淮 2008-7-21 22:18:00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中国成为了世界贸易大国。这个标志是中国从2000年起，出口商品贸易额占GDP之比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 2003年就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究其原因，人们通常认为是，中国作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放弃赶超战略，实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战略。事实真是这样吗？
美国哈佛大学Hausmann、Rodrik两位教授近年来从6位数产业贸易数据中研究发现，在 1992年～2003年，中国出口商品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以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服装和简单电子配件为主，但是也明显出口大量的复杂程度较高的产品，并且锁定在一些高级的、生产率高的产品上，例如中国出口的消费电子产品，例如TV、监视器和录影等设备的单位价值已经超过韩国，这是处于与中国人均收入相同水平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出口商品的决定因素可能不完全取决于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有别的因素。如果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之一——要素禀赋理论来解释的话，中国既有决定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也有决定资本密集型甚至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资本或技术禀赋。显然，这不令人信服。此外，该理论并没有认为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品可以顺利地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从何而来？
出口什么样的产品最重要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Hausmann、Klinger和Hidalgo等人在《科学》（2007年第8期）上公布的研究成果。
他们对世界各国出口商品计算发现，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类型促进了后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将一个产品比喻成一棵树，把出口的所有产品看做是一片森林，把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家看做是生活在这些不同树上的一群猴子，来开发和利用这些产品。增长的过程就好比猴子从一个相对贫瘠的森林（果实相对较少的地方），跳到一个相对富庶的森林（果实相对较多的地方）。这就意味着猴子们必须跳跃一些距离。对经济体来说，就是企业家们必须重新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配置到与目前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中去。
传统的增长理论认为总是存在着新树林，并且总是可以达到的。这意味着，森林的结构是不重要的。然而，实际上不同森林之间是有异质性的，而且相距可能甚远，有些地方的森林比较密集，有些地方比较疏松，因此，猴子实际上只能跳跃有限的距离，不可能不同森林里自由地移动，或者说只能在邻近的范围内活动。
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企业家们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新产品时，将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要经历一个有成本的发现过程。不仅如此，一旦某个企业家开发出生产率较高的新产品，又将面临一个新产品、新技术的信息外溢问题，即其他企业家很快就掌握了新产品生产技术。要知道，企业家自身承担了开发成本，却不能独享新产品的全部收益的。这个成本——收益之间不对称，将阻碍企业家主动积极地探索新产品。如果事实果真这样，那么一国既有的产品空间结构和能够达到的方向和距离对于该国经济发展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Hausmann、Klinger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看它出口额多少，而是看它出口的是什么样产品。一个国家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依靠它生产其相邻产品的能力。例如，一个具有出口苹果能力的国家很大程度上也具有适合出口梨子的条件，如适合苹果和梨子生产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包装技术、冷藏运输设备。出口苹果所具备的技术精湛的农学家、严格的公共卫生法律和外贸协定，这也适用于梨子贸易。
然而，如果考虑一个不同的产品，例如铜丝或者家庭设备制造，那么，已经开发出来用于苹果贸易的所有或者大部分能力就会变得无用武之地。他们研究证实，和出口产品相关的收入水平与该国人均GDP正相关，一个国家初始的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水平将积极地影响后续的经济增长，例如，初始出口生产率水平增加一倍，该国的人均收入后续将保持6%的增长。但是，同时也使得该国出口产品演化形成路径依赖。
Hausmann、Klinger和Hidalgo将世界各国出口的各行业产品（行业分类6位数产品）按照邻近性排列了一个产品空间地图，发现工业化国家居于中心位置，出口产品由机械、金属制品和化学制品组成，相互之间有邻近性的产品种类奇多，即产品空间非常密集。他们也参与一些相对较为外围的产品如纺织品、森林制品和动物农业的生产。东亚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是制衣、电子产品和纺织品，处在外围，产品空间有一定的密集度。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则更是处于外围的采矿、农业和制衣等部门，最后，次撒哈拉非洲地区出口的产品类型非常少，而且绝大部分处于产品空间遥远的外围，产品空间最稀疏。这个结果表明在产品空间里每个地区都有明显的专业化模式。
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贫穷国家要想达到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面临的困难是与其出口产品的邻近的产品太少，或者说与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相去甚远，关联性太少，以至于产品结构的转型，或者说扩散过程难以发生和持续。而且处于同样发展水平和拥有类似的出口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后续的发展中也会因接近生产率更高的产品的机会和程度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发展状态。
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入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中国出口产品空间上为何劳动密集型产品与某些资本密集型甚至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大规模并存的现象。该现象可以进一步用这样一组数据所反映的现象做进一步的界定，即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率水平在1992年～2003年间一直稳定在9.5（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的对数）左右，而中国的人均GDP却从7.6上升到8.5。
究其原因，可以说，在出口产品生产率水平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的持续上升一定得到了有越来越多的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较为复杂的产品出口支持着的，也就是在中国出口产品空间中，出现了生产要素向复杂产品转移，并且复杂产品较高生产率的收益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扩散的过程。
对于消费电子产品来说，麦肯锡公司研究显示，中国生产消费电子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墨西哥相当，但是中国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GDP却高于墨西哥的2倍。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已经从初级的简单装配的产品逐步上升到将上游产业一体化和供应链向装配环节的延伸。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市场换技术”手段吸引了一大批外国电子公司进入，与中国公司进行中外合资或合作。就像上文寓言中讲述的那样，在原来的森林边上突然出现了一大片富庶的森林，从而吸引原来的猴子逐步跳到这片新森林来。对于消费电子出口产品逐步升级来说，国内消费电子公司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通过各种手段迅速地对外国先进技术进行学习、吸收和扩散，同时形成本地供应链，以替代外企供应链。“跨国公司和本地公司的交互作用创造了真正的全球化成功的故事”。
最终，在国内市场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中国消费电子生产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100多家到上世纪90年代整合成几大寡头，并且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外国产品。在汽车行业，也呈现出类似的状况，在国外企业进入中国以后，本地汽车供应链迅速崛起，其质量迅速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并且出口额迅速扩大。
我们将视野延长到2000年之后，长三角地区凭借制造业基础迅速大规模地吸引了国外高技术企业投资，而且对外资企业的引入已经从“招商引资”过渡到“招商选资”，引入的外资企业的产品技术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为本地企业技术学习、供应链质量整体提升和出口产品“ 质量”的提高“开辟了一片片富庶的森林”。虽然目前大量本地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但是，本土企业已经接通了与生产率更高、技术更为复杂的产品接近的路径。受这些产品及其技术的外溢效应的激励，本土企业家们一定会将注意力和相关生产要素从原来的产品转向这些生产率更高的产品。
总之，一国的比较优势和工业化取决于将其积累的能力从一个产品向另一个产品再配置的灵活性，这不仅要求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企业家们自我发现和接近新技术、新产品，而且要求政府制定前瞻性产业政策，鼓励或扶持新产品、新产业的投资，尤其是外商投资和技术扩散，因为一国现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与生产率更高、技术更复杂产品的邻近程度或与这些产品接近的可能性是该国比较优势演化的方向和范围。
（作者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改革开放的下一步是发展契约经济 - 陈志武
改革开放的下一步是发展契约经济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陈程 2008-6-30 23:17:17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如30年前开始的伟大改革首先由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来启幕，30年后的今天，新的改革命题的解答也依然要靠思想的力量。从本期开始，“思想者”栏目将陆续推出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参与者、观察者的专访，共同梳理30年改革成功经验，探寻新的大国前行的路径。
作为多年来游走于中美间的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研究不仅具有东西方横向的观照，更是站在100多年来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视野中去观察中国改革30年，从而得出中国改革下一步是契约经济的判断。
30年成就源于内外共振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的两个主要原因是赶上了“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的大变革。那你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上，改革开放、成熟的工业技术、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等因素哪一个更重要？
陈志武：过去30年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确需要认真思考，如果对这一问题认识得不客观、不透彻，如果一相情愿地做一些情绪化的解读，那么，会给国家未来政策走向埋下危机的种子。所以，在此之际，广泛讨论、不受约束地思索中国30年经济发展成就的主因，对下一步的改革开放非常重要。
我认为，市场化与民营化的改革、对外开放当然是基础性的，就好像阳光对健康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拒绝离开屋子，到最后，阳光再怎么促进健康，也没有用。只不过仅“改革开放”还不够，事实上，从186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改革开放上不懈地努力。从“洋务运动”到“引进西方的理工科教育”，从1904年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到后来北洋政府大规模引进日本的法律体系，不管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晚清以及之后的民国政府都进行了实质性改革和开放，在市场化、民营化、开放度这三方面，晚清、民国可能比现在走得更远。但是，为什么晚清、民国时期的改革开放，从表面效果看，没有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这么成功呢？
所以，单单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还不够，还要看当时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包括人类的知识积淀。
到今天，农业只占中国GDP不到15%，也就是说，85%以上的中国经济都是工业、矿业和服务业。这种产业结构跟60年、100年前相比，是完全换了位。这说明，今天中国经济的近85%都是洋务运动之后逐步引进的西方工业和技术（包括金融证券、保险、银行、现代通信、交通、运输等新型行业）所致，也是有了今天以规则主导的国际秩序才有这些行业的引进和发展。从这些分析，我们看到国际秩序、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经营报》：每当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中国和印度总是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是，过去50多年尤其是过去30年，中印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迅猛发展，而印度的GDP现在却只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而双方都是处于同样的“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经济秩序”当中，这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更有利于有效地充分地利用外部大环境的好处？
陈志武：这可以从中印之间的政治制度和历史路径区别中得到答案。首先，印度于1947年独立，之后没有经历中国文革这样的灾难性政治运动。所以，在大跃进、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已经糟得无法持续下去，物极必反，人们要改革的愿望实在太强，要不然没法再活下去了，这就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关键前提，就是全国上下的改革共识，逼着中国搭上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便车，从某种意义上是因祸得福。相比之下，正因为印度没有经历像中国这样的文革，在它的民主宪政制度下难以出现那样的灾难，所以，在1992年之前，反而没有改革开放的压力，让印度迟迟不能搭上全球化的便车，不能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国际秩序所能带来的后发优势。
其次，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如果要改革、要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那么，在一个有代议制的政治体制下，要通过选民投票来决定是否需要改革、要怎样进行改革，那会很难，因为没有多少人在生活没有危机之下愿意接受改革的。于是，在印度社会当年没有中国文革式的危机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制度当然使印度政府难以选择改革开放，一直到1992年感到中国发展成就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时，印度社会的主流意愿才支持改革开放。
相比之下，中国还没有建立这种制度，这可能是中国从1978年后能较快利用现代技术和以规则主导的世界秩序来发展经济、而印度则迟迟不能搭上这一便车的原因之一。
这里我要强调，我不是在做价值判断，如果不需要文革式灾难，一个社会也能主动选择改革、改良，那会多好。可是，人的本性决定了危机往往是改革的前提。很遗憾的是，正是1958年后的天灾人祸、1966年后的文革，才逼着人心思变，才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形成共识。
良性社会的正面激励是财富创造的源泉
《中国经营报》：那么，这里是不是还包括一个问题：一个由大多数是穷人的选民选出的民选政府，也许更有动力去剥夺富有阶层的财富，比如过去印度也曾经进行过一些将私有财富进行国有化的荒唐事情；而在中国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结合的制度下，社会财富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后再进行民主改革，这样是不是更容易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志武：或许，在改革之初，集权制度给改革者的阻力最小，为大刀阔斧提供方便，让大家的注意力放在把蛋糕做大上，而不是吵着如何分蛋糕。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特别是在集权制度、土地和资产国有的安排下，如果对政府权力没有实质性监督制约，那么，太多的社会资源、收入和权力会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力者手里，道德风险会太大，贪污浪费会太严重，权力会失控，老百姓的权利和私人空间也会被压迫得太多。
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集权所带来的代价会大大超过其给改革带来的方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蛋糕做到一定大之后，社会自然追求稳定，包括制度和政策方面的稳定，这时，民主宪政制度就更优，让今后的制度改革和政策选择不只是由几个人说了算。
当然，在一个贫穷人口比例还太高的社会里推行民主制度，虽然让今后的制度变革是以民意为基础并对权力开始有监督、公民权利会更得到尊重，但可能会带出当年印度经历过的问题，即民主投票变成了“杀富济贫”的机制。也就是说，当绝大多数选民很贫穷时，那些主张胜选后通过立法大量对私人财富征税的人自然容易当选，这必然抑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种社会里，注意力会放在蛋糕怎么分的问题上，而不是放在如何把蛋糕做大。所以，在民主制度设计和演变过程中，如何平衡 “民主宪政对权力制约的好处”和“民主选举对私人财产的潜在侵犯”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值得慎重的。
在取得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后，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而不是继续把蛋糕做大，在中国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创造的问题上有所争论是好事，可以促使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但不宜走过头。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以及其他许多朝代，都是因为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分配上，而忽视如何更好地激励创造财富的问题上，才使得中国一有发展之后就必然接着倒退，或者根本就难以发展。这些历史教训不能忘。
一个有利于发展的良性社会或者制度文化，应该要强调正面激励，而不是负面激励。正面激励指的是如何让收入所得跟个人的努力直接挂钩：你做得越有成就，你的私人所得就必然越多，而且你的私人所得永远是你的，国家和社会不能从你手中夺走。特别要强调的是，不能因为一个人已经很富，就要限制他的所得：使他的所得达到一定水平后，即使努力很大、贡献再多，其所得也不能再增加了。真正好的正面激励制度是不给个人收入、个人财富设立上限。而私人财产得到充分保护的私有制，则是人类至今所熟悉的最基础性的激励制度 —— 世界上没有哪个富有的国家不是靠私有制而兴起的，这本身足以证明这一点。得到民主宪政支撑的私有制让全体人民可以不受限制地奋发向上，创造财富。
负面激励指的是，努力越多、贡献越大，实际的边际所得则越小。“杀富济贫”是较极端的负面激励，上富豪榜后容易被查、甚至被关进监狱，还有专门对高收入者征重税，这些都是具体的负面激励表现形式。像北欧甚至西欧的许多国家，就是因为征税太重，负面激励太盛，使得那些国家的能人没有动力去努力，所以，那些社会缺乏活力。
相比之下，在美国，如果你有盖茨、巴菲特或者乔布斯的能力，这个社会不会通过征税、国有化等手段将你的私人财富没收，也不会强迫你将大量财富捐给教会等，美国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法律和政策的，因为这个社会总是注重正面激励，以此来激发创新、创业，让能人的能力能无穷无尽地发挥。
因此，我们更应该强调机会平等，淡化对结果平等的要求。
《中国经营报》：但是，在中国过去的30年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有一些企业家通过钻一些法律和政策上的漏洞，实现了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最近几年这些企业家的一部分遭受到了清算，这使得明明是过去法律政策的不完善造成的问题现在由这些企业家来承担，你认为整个社会应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又如何处理呢？
陈志武：客观讲，过去多年中，有些财富来的不干净、不合法，这不奇怪，因为这有很大的制度因素，是具体的制度逼出来的。面对这个问题，人们应该从一个客观的视角去看，更多是怪罪制度，还是要怪罪个人？我一直认为，不好的制度把好人也会逼坏，而好的制度把坏人也会变好。在中国，土地基本是国有，众多行业的生产性资产以国有和集体所有为主；同时政府部门又是什么都管，什么都要审批，而且政策时常朝令夕改、随意性很大。
国有制和过多政府控制合在一起，再加上政府权力又不受实质性制约，这些逼着每个从业者必须跟官员打交道，否则无法创业、无法经营，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官商勾结。这就是为什么过多政府管制和国有制最终逼着一些人去欺诈、造假、行贿。这种制度安排就像一个陷阱，你如果想发财致富就必须往里跳，进去之后，有关部门就可随时根据需要将你整治。
《中国经营报》：那这是不是一个社会在大变革中所特有的现象，是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架构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所带来的机会？
陈志武：对。所以有必要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和土地都私有化，均分给老百姓，减少权力能控制的资源；同时，要减少政府管制。政府管制是腐败的最理想温床。
《中国经营报》：那你觉得中国的社会架构中还有没有其他地方需要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
陈志武：除了私有化和减少政府管制外，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改革是宪政民主的建设。现在的执法太具有选择性、随意性，执法不严。比如，经常出现所谓的“严打”，每次严打时将一些甚至只犯了轻微罪行的人也要判重刑，而另一些时候即使犯重罪，也不一定给判刑。这样做的结果是对所有国人都不公平，因为平时违法都没事，等于纵容人们去违法、不把法律当回事，等到“严打”时就莫名其妙地判重刑，这就像引蛇出洞，针对所有人的引蛇出洞。
如果总是在严打和执法随意之间恶性循环的话，这不利于一个公平开放的创业环境的建设。如果大家都知道执法很严，都一视同仁很公允的话，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非常地谨慎检点，不会轻易地闯法律禁区。因此，为了走出目前财富难以干净的局面，就必须在私有制、政府管制、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等方面迈出更大的几步。
《中国经营报》：我曾经拜访过一位在中美都有执业经历的律师，他给我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中国的法律就像蜘蛛网，它有很大的弹性，撞上去会有机会穿网而过；而美国的法律更像钢丝网，它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漏洞，但是弹性很小，你一旦触网就会被处以严刑峻法，如果你穿过了法律漏洞，你可以有机会穿过去，但是漏洞会被马上堵上，而在中国即使发现了漏洞，漏洞也会存在很长时间，甚至不会被堵上。
陈志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在美国因为钢丝网很严厉，没有几个人敢去试探，使得遵守法律内化成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在中国则内化出完全相反的社会文化，大家的感觉是平时不用怕，反正可以闯过去，结果就导致社会很多方面乱套了。严打的时候就抓几个倒霉鬼，大部分将会穿网而过，这就纵容今后的更多违法，进而要求有更多、更严厉的严打，恶性循环就这样进行下去。结果，大家都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
契约经济的基础是真正的法治
《中国经营报》：那你觉得中国经济改革未来一二十年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应该完善和稳定社会的游戏规则，让大家有一个更有利于公平创造财富的机会呢？
陈志武：是的，这包括几方面的改革。第一，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应该私有化，否则，中国的内需难以上升、产业结构难以“软化”。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的资产性财富76%继续掌握在国家手里，一方面老百姓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好处；另一方面，这些资产由官员配置的结果是必然偏重形象工程、“重化工业”工程，只会继续偏重高资源消耗、高能耗的工业，而忽视第三产业。
第二，在法治方面必须有实质性的进展。这又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为了法治建设，国有企业应该私有化、要从绝大多数行业退出，因为只要有国企进入的行业，那个行业就难以有法治，国企的背后是可以改变法律、有权解释法律、可以合法用暴力执行法律的国家，国企与民企的这种不平等地位完全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另一方面，是司法独立于行政的问题，也就是宪政问题。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行政权力基本不受独立的制约，这从另一方面导致了“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问题。
过去30年，实体经济或者说商品经济获得很大发展，而且进步速度很快，但是金融经济，或者说更广义的契约经济，发展却很艰难。原因是这些契约交易是在法律基础上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如果法律的执行很随意、很不公正独立，有时松有时紧，整个执法架构没有到位的话，契约经济尤其是金融交易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因为大家对这样的交易不会有信心。
正因为契约经济、金融经济对法治的要求这么高，金融经济在中国就很难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推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相对较容易，但之后，要再过渡、升华到契约经济，难度就很大，就需要制度方面的实质性变革。
而契约经济、金融经济的发展又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以养老、互助为例，在农业社会甚至是工业社会里，大家靠亲戚和后代实现养老，生病乃至红白喜事也都靠亲戚朋友、后代来支持，通过血缘、亲缘关系来实现相互保障的隐形利益交换，所谓“养子防老”。这即是中国社会过去几千年到现在的状况。
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随着中国工业经济空前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基础越来越好，异地就业、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之后，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已经瓦解。所以，金融市场产品，比如养老退休基金、保险产品、投资基金等，就必须取代传统的家族保障体系，这就要求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另外，人们的收入已经大大提高，此时，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解决温饱的问题转移到解决未来生活保障的问题上，而这些个人、家庭的生活需求恰恰是金融市场所需要实现的交易。这些都提升了中国社会对金融的需求。所以，如果金融发展所要求的制度变革跟不上，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
《中国经营报》：如果这些改革不到位或者说改革的方向出现问题的话，中国经济是否将会面临发展困难甚至出现危机的可能呢？
陈志武：这种困难是很可能、甚至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如果契约经济难以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就难以实现，中国的发展就还是只能以工业为主线，这样，未来的就业会很难有大的增长，因为随着工业技术本身的进一步改进，很多商品的生产会更多地通过机械化和自动化由机器取代，也就是生产力会继续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少。实际上，自1996年后，虽然中国的工业产值在持续上涨，但工业就业在逐步下降。相比之下，第三产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如果中国不改变产业结构、不强化金融经济，未来的经济增长、就业增长会越来越困难。
第二，商品出口市场会越来越难以扩大，外贸增长空间会越来越小，这使得中国难以继续靠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来发展。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今后会愈演愈烈，类似西班牙烧鞋、美国反毒玩具和日本反毒饺子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出口依赖型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三，正因为国内的金融行业还欠发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被卡得很紧，这就导致大量热钱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因人民币升值太慢而引发的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问题，实际上是两种因素间的矛盾所致，一方面，中国经济因需求原因已越来越契约化、金融化，另一方面，整个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又没跟上，这两方面间矛盾的结果是使许多政策左右为难、寸步难行。到最后，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破裂只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疏通、缓解上述压力和矛盾的最好方式是进行民主化改革，强化独立公正的法治，以此为契约经济的发展奠基铺路。
记者手记
金融学者的社会担当
在约好采访时间的那天下午，陈志武教授仍然在忙于和他对冲基金公司欧洲分部的同事开会讨论公司的事情，为此，采访的时间不得不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一点推到了三点，陈教授感到非常抱歉，但是，笔者却从陈教授的忙碌中看到了他对工作的热情和一个金融学者的社会责任感。
作为耶鲁大学终身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还创办了两家公司，他设立的对冲基金不仅没有受到次级债危机的影响，而且还在次级债危机的近一年来，获得了迅猛发展。陈志武认为通过设立和运营金融公司让他对市场的敏感度增加很多，对实际经济的了解更贴近客观现实。通过这些经历，尤其是管理公司的实践，他对社会本性乃至对人的本性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令他在研究方面得到了很多启发。
在采访中，陈志武透露最近的研究重点主要是金融发展对文化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的社会，文化为什么是这样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结构和文化内涵的相互影响。为什么经济离不开民主宪政，历史演变和综合不同国家的经历，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经济繁荣和民主宪政在最近两三百年同时发展起来，金融市场在其中有什么作用。
而通过近期的研究，他越来越发现中国社会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没有什么不一样，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着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大危机之前的那样极度繁荣，那时候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的经济体，但同时缺乏社会征信机制，股票市场内部交易小道消息满天飞，契约交易没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
这些年，陈志武在中国很多地方做了大量问卷调查，他发现，像北京上海很多人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价值观远远比人们想象的更靠近美国主流文化的水平，靠近的程度也高很多，中美大城市社会成员的想法其实是非常接近的。他认为，从静态来看，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似乎很大，文明之间也包含了很多的冲突，但是从演进的角度来讲，最终，随着人类的市场广度和深度不断地发展，不论是欧美基督教文明、东方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是非洲文明，都会朝着一个逐渐融合的方向靠拢，很可能是朝着发达国家的方式靠拢和转移。
在谈到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的深入研究金融学术问题到最近六七年经常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评论的转变时，陈志武认为这是一个学者的必然之路。他感慨，多年来他一直信奉的人生信条就是“我是为我自己活着，我做什么事情第一重要的是我自己喜不喜欢，如果是我自己喜欢的，不论经济收入的高低我都是会去做的，尤其是今天温饱都已经解决的现代社会里，人一辈子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人生体验，你自己对自己一辈子生活的满意程度。”对通过自己的客观独立研究，将自己对社会和经济的认识公之于众，陈志武认为这是对社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陈志武简介
1986年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攻读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1998年创办价值引擎公司，2001年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创办Zebra对冲基金公司。
曾经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现在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 ，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陈程 2008-6-30 23:17:17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如30年前开始的伟大改革首先由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来启幕，30年后的今天，新的改革命题的解答也依然要靠思想的力量。从本期开始，“思想者”栏目将陆续推出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参与者、观察者的专访，共同梳理30年改革成功经验，探寻新的大国前行的路径。
作为多年来游走于中美间的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研究不仅具有东西方横向的观照，更是站在100多年来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视野中去观察中国改革30年，从而得出中国改革下一步是契约经济的判断。
30年成就源于内外共振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的两个主要原因是赶上了“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的大变革。那你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上，改革开放、成熟的工业技术、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等因素哪一个更重要？
陈志武：过去30年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确需要认真思考，如果对这一问题认识得不客观、不透彻，如果一相情愿地做一些情绪化的解读，那么，会给国家未来政策走向埋下危机的种子。所以，在此之际，广泛讨论、不受约束地思索中国30年经济发展成就的主因，对下一步的改革开放非常重要。
我认为，市场化与民营化的改革、对外开放当然是基础性的，就好像阳光对健康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拒绝离开屋子，到最后，阳光再怎么促进健康，也没有用。只不过仅“改革开放”还不够，事实上，从186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改革开放上不懈地努力。从“洋务运动”到“引进西方的理工科教育”，从1904年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到后来北洋政府大规模引进日本的法律体系，不管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晚清以及之后的民国政府都进行了实质性改革和开放，在市场化、民营化、开放度这三方面，晚清、民国可能比现在走得更远。但是，为什么晚清、民国时期的改革开放，从表面效果看，没有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这么成功呢？
所以，单单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还不够，还要看当时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包括人类的知识积淀。
到今天，农业只占中国GDP不到15%，也就是说，85%以上的中国经济都是工业、矿业和服务业。这种产业结构跟60年、100年前相比，是完全换了位。这说明，今天中国经济的近85%都是洋务运动之后逐步引进的西方工业和技术（包括金融证券、保险、银行、现代通信、交通、运输等新型行业）所致，也是有了今天以规则主导的国际秩序才有这些行业的引进和发展。从这些分析，我们看到国际秩序、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经营报》：每当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中国和印度总是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是，过去50多年尤其是过去30年，中印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迅猛发展，而印度的GDP现在却只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而双方都是处于同样的“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经济秩序”当中，这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更有利于有效地充分地利用外部大环境的好处？
陈志武：这可以从中印之间的政治制度和历史路径区别中得到答案。首先，印度于1947年独立，之后没有经历中国文革这样的灾难性政治运动。所以，在大跃进、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已经糟得无法持续下去，物极必反，人们要改革的愿望实在太强，要不然没法再活下去了，这就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关键前提，就是全国上下的改革共识，逼着中国搭上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便车，从某种意义上是因祸得福。相比之下，正因为印度没有经历像中国这样的文革，在它的民主宪政制度下难以出现那样的灾难，所以，在1992年之前，反而没有改革开放的压力，让印度迟迟不能搭上全球化的便车，不能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国际秩序所能带来的后发优势。
其次，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如果要改革、要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那么，在一个有代议制的政治体制下，要通过选民投票来决定是否需要改革、要怎样进行改革，那会很难，因为没有多少人在生活没有危机之下愿意接受改革的。于是，在印度社会当年没有中国文革式的危机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制度当然使印度政府难以选择改革开放，一直到1992年感到中国发展成就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时，印度社会的主流意愿才支持改革开放。
相比之下，中国还没有建立这种制度，这可能是中国从1978年后能较快利用现代技术和以规则主导的世界秩序来发展经济、而印度则迟迟不能搭上这一便车的原因之一。
这里我要强调，我不是在做价值判断，如果不需要文革式灾难，一个社会也能主动选择改革、改良，那会多好。可是，人的本性决定了危机往往是改革的前提。很遗憾的是，正是1958年后的天灾人祸、1966年后的文革，才逼着人心思变，才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形成共识。
良性社会的正面激励是财富创造的源泉
《中国经营报》：那么，这里是不是还包括一个问题：一个由大多数是穷人的选民选出的民选政府，也许更有动力去剥夺富有阶层的财富，比如过去印度也曾经进行过一些将私有财富进行国有化的荒唐事情；而在中国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结合的制度下，社会财富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后再进行民主改革，这样是不是更容易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志武：或许，在改革之初，集权制度给改革者的阻力最小，为大刀阔斧提供方便，让大家的注意力放在把蛋糕做大上，而不是吵着如何分蛋糕。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特别是在集权制度、土地和资产国有的安排下，如果对政府权力没有实质性监督制约，那么，太多的社会资源、收入和权力会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力者手里，道德风险会太大，贪污浪费会太严重，权力会失控，老百姓的权利和私人空间也会被压迫得太多。
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集权所带来的代价会大大超过其给改革带来的方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蛋糕做到一定大之后，社会自然追求稳定，包括制度和政策方面的稳定，这时，民主宪政制度就更优，让今后的制度改革和政策选择不只是由几个人说了算。
当然，在一个贫穷人口比例还太高的社会里推行民主制度，虽然让今后的制度变革是以民意为基础并对权力开始有监督、公民权利会更得到尊重，但可能会带出当年印度经历过的问题，即民主投票变成了“杀富济贫”的机制。也就是说，当绝大多数选民很贫穷时，那些主张胜选后通过立法大量对私人财富征税的人自然容易当选，这必然抑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种社会里，注意力会放在蛋糕怎么分的问题上，而不是放在如何把蛋糕做大。所以，在民主制度设计和演变过程中，如何平衡 “民主宪政对权力制约的好处”和“民主选举对私人财产的潜在侵犯”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值得慎重的。
在取得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后，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而不是继续把蛋糕做大，在中国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创造的问题上有所争论是好事，可以促使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但不宜走过头。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以及其他许多朝代，都是因为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分配上，而忽视如何更好地激励创造财富的问题上，才使得中国一有发展之后就必然接着倒退，或者根本就难以发展。这些历史教训不能忘。
一个有利于发展的良性社会或者制度文化，应该要强调正面激励，而不是负面激励。正面激励指的是如何让收入所得跟个人的努力直接挂钩：你做得越有成就，你的私人所得就必然越多，而且你的私人所得永远是你的，国家和社会不能从你手中夺走。特别要强调的是，不能因为一个人已经很富，就要限制他的所得：使他的所得达到一定水平后，即使努力很大、贡献再多，其所得也不能再增加了。真正好的正面激励制度是不给个人收入、个人财富设立上限。而私人财产得到充分保护的私有制，则是人类至今所熟悉的最基础性的激励制度 —— 世界上没有哪个富有的国家不是靠私有制而兴起的，这本身足以证明这一点。得到民主宪政支撑的私有制让全体人民可以不受限制地奋发向上，创造财富。
负面激励指的是，努力越多、贡献越大，实际的边际所得则越小。“杀富济贫”是较极端的负面激励，上富豪榜后容易被查、甚至被关进监狱，还有专门对高收入者征重税，这些都是具体的负面激励表现形式。像北欧甚至西欧的许多国家，就是因为征税太重，负面激励太盛，使得那些国家的能人没有动力去努力，所以，那些社会缺乏活力。
相比之下，在美国，如果你有盖茨、巴菲特或者乔布斯的能力，这个社会不会通过征税、国有化等手段将你的私人财富没收，也不会强迫你将大量财富捐给教会等，美国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法律和政策的，因为这个社会总是注重正面激励，以此来激发创新、创业，让能人的能力能无穷无尽地发挥。
因此，我们更应该强调机会平等，淡化对结果平等的要求。
《中国经营报》：但是，在中国过去的30年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有一些企业家通过钻一些法律和政策上的漏洞，实现了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最近几年这些企业家的一部分遭受到了清算，这使得明明是过去法律政策的不完善造成的问题现在由这些企业家来承担，你认为整个社会应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又如何处理呢？
陈志武：客观讲，过去多年中，有些财富来的不干净、不合法，这不奇怪，因为这有很大的制度因素，是具体的制度逼出来的。面对这个问题，人们应该从一个客观的视角去看，更多是怪罪制度，还是要怪罪个人？我一直认为，不好的制度把好人也会逼坏，而好的制度把坏人也会变好。在中国，土地基本是国有，众多行业的生产性资产以国有和集体所有为主；同时政府部门又是什么都管，什么都要审批，而且政策时常朝令夕改、随意性很大。
国有制和过多政府控制合在一起，再加上政府权力又不受实质性制约，这些逼着每个从业者必须跟官员打交道，否则无法创业、无法经营，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官商勾结。这就是为什么过多政府管制和国有制最终逼着一些人去欺诈、造假、行贿。这种制度安排就像一个陷阱，你如果想发财致富就必须往里跳，进去之后，有关部门就可随时根据需要将你整治。
《中国经营报》：那这是不是一个社会在大变革中所特有的现象，是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架构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所带来的机会？
陈志武：对。所以有必要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和土地都私有化，均分给老百姓，减少权力能控制的资源；同时，要减少政府管制。政府管制是腐败的最理想温床。
《中国经营报》：那你觉得中国的社会架构中还有没有其他地方需要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
陈志武：除了私有化和减少政府管制外，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改革是宪政民主的建设。现在的执法太具有选择性、随意性，执法不严。比如，经常出现所谓的“严打”，每次严打时将一些甚至只犯了轻微罪行的人也要判重刑，而另一些时候即使犯重罪，也不一定给判刑。这样做的结果是对所有国人都不公平，因为平时违法都没事，等于纵容人们去违法、不把法律当回事，等到“严打”时就莫名其妙地判重刑，这就像引蛇出洞，针对所有人的引蛇出洞。
如果总是在严打和执法随意之间恶性循环的话，这不利于一个公平开放的创业环境的建设。如果大家都知道执法很严，都一视同仁很公允的话，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非常地谨慎检点，不会轻易地闯法律禁区。因此，为了走出目前财富难以干净的局面，就必须在私有制、政府管制、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等方面迈出更大的几步。
《中国经营报》：我曾经拜访过一位在中美都有执业经历的律师，他给我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中国的法律就像蜘蛛网，它有很大的弹性，撞上去会有机会穿网而过；而美国的法律更像钢丝网，它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漏洞，但是弹性很小，你一旦触网就会被处以严刑峻法，如果你穿过了法律漏洞，你可以有机会穿过去，但是漏洞会被马上堵上，而在中国即使发现了漏洞，漏洞也会存在很长时间，甚至不会被堵上。
陈志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在美国因为钢丝网很严厉，没有几个人敢去试探，使得遵守法律内化成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在中国则内化出完全相反的社会文化，大家的感觉是平时不用怕，反正可以闯过去，结果就导致社会很多方面乱套了。严打的时候就抓几个倒霉鬼，大部分将会穿网而过，这就纵容今后的更多违法，进而要求有更多、更严厉的严打，恶性循环就这样进行下去。结果，大家都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
契约经济的基础是真正的法治
《中国经营报》：那你觉得中国经济改革未来一二十年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应该完善和稳定社会的游戏规则，让大家有一个更有利于公平创造财富的机会呢？
陈志武：是的，这包括几方面的改革。第一，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应该私有化，否则，中国的内需难以上升、产业结构难以“软化”。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的资产性财富76%继续掌握在国家手里，一方面老百姓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好处；另一方面，这些资产由官员配置的结果是必然偏重形象工程、“重化工业”工程，只会继续偏重高资源消耗、高能耗的工业，而忽视第三产业。
第二，在法治方面必须有实质性的进展。这又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为了法治建设，国有企业应该私有化、要从绝大多数行业退出，因为只要有国企进入的行业，那个行业就难以有法治，国企的背后是可以改变法律、有权解释法律、可以合法用暴力执行法律的国家，国企与民企的这种不平等地位完全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另一方面，是司法独立于行政的问题，也就是宪政问题。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行政权力基本不受独立的制约，这从另一方面导致了“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问题。
过去30年，实体经济或者说商品经济获得很大发展，而且进步速度很快，但是金融经济，或者说更广义的契约经济，发展却很艰难。原因是这些契约交易是在法律基础上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如果法律的执行很随意、很不公正独立，有时松有时紧，整个执法架构没有到位的话，契约经济尤其是金融交易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因为大家对这样的交易不会有信心。
正因为契约经济、金融经济对法治的要求这么高，金融经济在中国就很难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推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相对较容易，但之后，要再过渡、升华到契约经济，难度就很大，就需要制度方面的实质性变革。
而契约经济、金融经济的发展又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以养老、互助为例，在农业社会甚至是工业社会里，大家靠亲戚和后代实现养老，生病乃至红白喜事也都靠亲戚朋友、后代来支持，通过血缘、亲缘关系来实现相互保障的隐形利益交换，所谓“养子防老”。这即是中国社会过去几千年到现在的状况。
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随着中国工业经济空前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基础越来越好，异地就业、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之后，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已经瓦解。所以，金融市场产品，比如养老退休基金、保险产品、投资基金等，就必须取代传统的家族保障体系，这就要求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另外，人们的收入已经大大提高，此时，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解决温饱的问题转移到解决未来生活保障的问题上，而这些个人、家庭的生活需求恰恰是金融市场所需要实现的交易。这些都提升了中国社会对金融的需求。所以，如果金融发展所要求的制度变革跟不上，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
《中国经营报》：如果这些改革不到位或者说改革的方向出现问题的话，中国经济是否将会面临发展困难甚至出现危机的可能呢？
陈志武：这种困难是很可能、甚至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如果契约经济难以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就难以实现，中国的发展就还是只能以工业为主线，这样，未来的就业会很难有大的增长，因为随着工业技术本身的进一步改进，很多商品的生产会更多地通过机械化和自动化由机器取代，也就是生产力会继续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少。实际上，自1996年后，虽然中国的工业产值在持续上涨，但工业就业在逐步下降。相比之下，第三产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如果中国不改变产业结构、不强化金融经济，未来的经济增长、就业增长会越来越困难。
第二，商品出口市场会越来越难以扩大，外贸增长空间会越来越小，这使得中国难以继续靠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来发展。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今后会愈演愈烈，类似西班牙烧鞋、美国反毒玩具和日本反毒饺子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出口依赖型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三，正因为国内的金融行业还欠发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被卡得很紧，这就导致大量热钱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因人民币升值太慢而引发的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问题，实际上是两种因素间的矛盾所致，一方面，中国经济因需求原因已越来越契约化、金融化，另一方面，整个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又没跟上，这两方面间矛盾的结果是使许多政策左右为难、寸步难行。到最后，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破裂只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疏通、缓解上述压力和矛盾的最好方式是进行民主化改革，强化独立公正的法治，以此为契约经济的发展奠基铺路。
记者手记
金融学者的社会担当
在约好采访时间的那天下午，陈志武教授仍然在忙于和他对冲基金公司欧洲分部的同事开会讨论公司的事情，为此，采访的时间不得不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一点推到了三点，陈教授感到非常抱歉，但是，笔者却从陈教授的忙碌中看到了他对工作的热情和一个金融学者的社会责任感。
作为耶鲁大学终身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还创办了两家公司，他设立的对冲基金不仅没有受到次级债危机的影响，而且还在次级债危机的近一年来，获得了迅猛发展。陈志武认为通过设立和运营金融公司让他对市场的敏感度增加很多，对实际经济的了解更贴近客观现实。通过这些经历，尤其是管理公司的实践，他对社会本性乃至对人的本性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令他在研究方面得到了很多启发。
在采访中，陈志武透露最近的研究重点主要是金融发展对文化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的社会，文化为什么是这样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结构和文化内涵的相互影响。为什么经济离不开民主宪政，历史演变和综合不同国家的经历，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经济繁荣和民主宪政在最近两三百年同时发展起来，金融市场在其中有什么作用。
而通过近期的研究，他越来越发现中国社会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没有什么不一样，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着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大危机之前的那样极度繁荣，那时候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的经济体，但同时缺乏社会征信机制，股票市场内部交易小道消息满天飞，契约交易没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
这些年，陈志武在中国很多地方做了大量问卷调查，他发现，像北京上海很多人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价值观远远比人们想象的更靠近美国主流文化的水平，靠近的程度也高很多，中美大城市社会成员的想法其实是非常接近的。他认为，从静态来看，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似乎很大，文明之间也包含了很多的冲突，但是从演进的角度来讲，最终，随着人类的市场广度和深度不断地发展，不论是欧美基督教文明、东方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是非洲文明，都会朝着一个逐渐融合的方向靠拢，很可能是朝着发达国家的方式靠拢和转移。
在谈到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的深入研究金融学术问题到最近六七年经常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评论的转变时，陈志武认为这是一个学者的必然之路。他感慨，多年来他一直信奉的人生信条就是“我是为我自己活着，我做什么事情第一重要的是我自己喜不喜欢，如果是我自己喜欢的，不论经济收入的高低我都是会去做的，尤其是今天温饱都已经解决的现代社会里，人一辈子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人生体验，你自己对自己一辈子生活的满意程度。”对通过自己的客观独立研究，将自己对社会和经济的认识公之于众，陈志武认为这是对社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陈志武简介
1986年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攻读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1998年创办价值引擎公司，2001年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创办Zebra对冲基金公司。
曾经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现在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 ，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
法门寺、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
囊中江湖
法门寺、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吴稼祥 2008-6-23 22:22:47
一般来讲，长期专制统治容易让一国国民患上“贾桂综合症”。检验一个国家的民众有没有患上它并不难，看他们如何对待本国伟大的政治英雄：让他回归自己行列的民族是人格健全的，跪倒在他面前的民族则患有“贾桂综合症”。
法门寺是中国的古典寺庙，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分别是瑞典和俄罗斯的首都，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有，它们通过一出戏，一个绑架案件和一次政权更迭发生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涉及到人性的脆弱，或者说涉及到一种近似的易患难治的人类精神疾病。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距今约1700余年。它因舍利宝塔而著名，更因1987年四月初八佛诞日，发现地宫宝龛而惊世。不过，对于中国普通人而言，几乎与佛骨同样有名的，是一出以《法门寺》为名的京剧，让这出戏剧几乎家喻户晓的，是剧中一个小人物贾桂的一句经过毛泽东点评的台词：“奴才站惯了，不想坐。”
有资料说，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说：“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乍一看，这个批示不知从何说起，但如果你了解了一个与他画像有关的逸事，就好理解了。
据说，建国初期，中国在公众场合挂毛泽东画像，也挂马恩列斯画像。现实生活中的斯大林比毛泽东矮，但从挂出来的画像看，毛泽东画像的头上空间大，相比之下，似乎斯大林更高大一些。
毛泽东看到画像后笑了，说：“我们有些人，就是在外国人面前直不起腰来。京剧《法门寺》里有一个太监贾桂，人家叫他坐着，他说站惯了，不想坐。我的画像，挂出来和外国人一比，总是矮一头。”
有关部门听到后，很快找人重新绘制了他的标准像。从此以后，在中国各地悬挂的毛泽东画像，与马恩列斯画像的尺寸完全一样了。
国外没有贾桂，但有和贾桂一样的基因。1973年8月23日，瑞典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奥尔森（Olsson）和奥洛夫森（Olofsson），抢劫斯德哥尔摩市内一家最大的银行未果，挟持了4名银行职员。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歹徒放弃逃逸。几个月后，4名被挟持又被释放的银行职员，拒绝在法院指控两名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资金，他们感激歹徒，却敌视警察，因为歹徒在绑架他们期间，对他们没有伤害，还有照顾。更有甚者，人质中一个名叫克丽斯提安（Christian）的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劫匪奥尔森，并与他在其服刑期间订了婚。
4名银行职员被劫持后的这种对绑匪的感激、依恋和好感，被西方心理学界和精神分析学界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假如你拥有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暴力，而且你威胁要这样做，结果，你只是打断了他的脊梁骨，并且把他送进医院，甚至给他倒水喝，那个人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几率超过90%。假如你绑架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人，你所施加的伤害，如果小于你有能力并且威胁要施加的伤害，你极有可能被这个社会的人民拥戴为敬爱领袖。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的机理是，受害人把你有能力施加，实际上没有施加的伤害，看成是你施与的恩惠，或者说是你恩准的赦免。这种机理一次性作用，会诱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反复作用，则会导致“贾桂综合症”。在“贾桂综合症”的病例里，绑匪变成了“主子”，主子就是永远不释放你的绑匪。他可以让你死，也可以让你活，可以让你活得快活，也可以让你活得生不如死，与随时可以到来的死亡威胁相比，站着，或者跪着，已经是莫大幸福了，岂敢奢望坐下？如果说发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内因，是人性中固有的“贱性” 的话，那么，被贾桂处境积累下来的“贱性”就会变成“奴性”。“贱性”与“奴性”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是一次性发作，后者有可能转变成遗传基因。
一般来讲，长期专制统治容易让一国国民患上“贾桂综合症”。检验一个国家的民众有没有患上它并不难，看他们如何对待本国伟大的政治英雄：让他回归自己行列的民族是人格健全的，跪倒在他面前的民族则患有“贾桂综合症”。
大不列颠民众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对“贾桂综合症”免疫能力最强的。1945年5月7日德国纳粹宣布投降，两个星期后的5月23日丘吉尔的战时内阁宣布解散，7月5日举行大选，领导英国和西方国家从纳粹手中拯救了世界的伟大政治家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在大选中惨败，他本人没有能连任首相，只当了个议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国政权更迭。前总统普京当了两任总统，俄国民众对他仍然恋恋不舍，即使违宪，也有不少人希望他做第三任总统。在他即将卸任的时候，他的民意支持率竟然达到了骇人听闻的84.7%。结果，没有修改宪法，修改的是政治结构，换了一种说法，让普京继续做了总统，虽然称呼变成了“总理 ”。谁都明白，叫“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其实是总理，叫“总理”的普京依然是总统，不同的是总统与总理权力发生了颠倒。让自己的接班人当选总统，这是一种“ 禅让民主”；让自己的总理职位代行总统职能，这是一种“当代摄政”。
HBO电影台近日在放一部英国影片，我没有看到片头，故事讲的是一个有魔力的保姆的故事。她的到来让有5个比猴子还不安分的孩子、两个保姆的单亲家庭恢复了秩序，不过，她宣布：当孩子们实际需要她，心里却希望她走的时候，她会留下；当孩子们实际不需要她，心里却希望她留下的时候，她会离开。
英国曾经的保姆丘吉尔当时离开了，俄国今天的保姆普京却留下了。孩子要挽留，保姆不愿走，这是莫斯科的故事，不是伦敦的故事。（作者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在政界、学界和商界均有阅历。）
法门寺、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吴稼祥 2008-6-23 22:22:47
一般来讲，长期专制统治容易让一国国民患上“贾桂综合症”。检验一个国家的民众有没有患上它并不难，看他们如何对待本国伟大的政治英雄：让他回归自己行列的民族是人格健全的，跪倒在他面前的民族则患有“贾桂综合症”。
法门寺是中国的古典寺庙，斯德哥尔摩和莫斯科分别是瑞典和俄罗斯的首都，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有，它们通过一出戏，一个绑架案件和一次政权更迭发生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涉及到人性的脆弱，或者说涉及到一种近似的易患难治的人类精神疾病。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距今约1700余年。它因舍利宝塔而著名，更因1987年四月初八佛诞日，发现地宫宝龛而惊世。不过，对于中国普通人而言，几乎与佛骨同样有名的，是一出以《法门寺》为名的京剧，让这出戏剧几乎家喻户晓的，是剧中一个小人物贾桂的一句经过毛泽东点评的台词：“奴才站惯了，不想坐。”
有资料说，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在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说：“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乍一看，这个批示不知从何说起，但如果你了解了一个与他画像有关的逸事，就好理解了。
据说，建国初期，中国在公众场合挂毛泽东画像，也挂马恩列斯画像。现实生活中的斯大林比毛泽东矮，但从挂出来的画像看，毛泽东画像的头上空间大，相比之下，似乎斯大林更高大一些。
毛泽东看到画像后笑了，说：“我们有些人，就是在外国人面前直不起腰来。京剧《法门寺》里有一个太监贾桂，人家叫他坐着，他说站惯了，不想坐。我的画像，挂出来和外国人一比，总是矮一头。”
有关部门听到后，很快找人重新绘制了他的标准像。从此以后，在中国各地悬挂的毛泽东画像，与马恩列斯画像的尺寸完全一样了。
国外没有贾桂，但有和贾桂一样的基因。1973年8月23日，瑞典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奥尔森（Olsson）和奥洛夫森（Olofsson），抢劫斯德哥尔摩市内一家最大的银行未果，挟持了4名银行职员。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歹徒放弃逃逸。几个月后，4名被挟持又被释放的银行职员，拒绝在法院指控两名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资金，他们感激歹徒，却敌视警察，因为歹徒在绑架他们期间，对他们没有伤害，还有照顾。更有甚者，人质中一个名叫克丽斯提安（Christian）的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劫匪奥尔森，并与他在其服刑期间订了婚。
4名银行职员被劫持后的这种对绑匪的感激、依恋和好感，被西方心理学界和精神分析学界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假如你拥有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暴力，而且你威胁要这样做，结果，你只是打断了他的脊梁骨，并且把他送进医院，甚至给他倒水喝，那个人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几率超过90%。假如你绑架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人，你所施加的伤害，如果小于你有能力并且威胁要施加的伤害，你极有可能被这个社会的人民拥戴为敬爱领袖。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的机理是，受害人把你有能力施加，实际上没有施加的伤害，看成是你施与的恩惠，或者说是你恩准的赦免。这种机理一次性作用，会诱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反复作用，则会导致“贾桂综合症”。在“贾桂综合症”的病例里，绑匪变成了“主子”，主子就是永远不释放你的绑匪。他可以让你死，也可以让你活，可以让你活得快活，也可以让你活得生不如死，与随时可以到来的死亡威胁相比，站着，或者跪着，已经是莫大幸福了，岂敢奢望坐下？如果说发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内因，是人性中固有的“贱性” 的话，那么，被贾桂处境积累下来的“贱性”就会变成“奴性”。“贱性”与“奴性”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是一次性发作，后者有可能转变成遗传基因。
一般来讲，长期专制统治容易让一国国民患上“贾桂综合症”。检验一个国家的民众有没有患上它并不难，看他们如何对待本国伟大的政治英雄：让他回归自己行列的民族是人格健全的，跪倒在他面前的民族则患有“贾桂综合症”。
大不列颠民众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对“贾桂综合症”免疫能力最强的。1945年5月7日德国纳粹宣布投降，两个星期后的5月23日丘吉尔的战时内阁宣布解散，7月5日举行大选，领导英国和西方国家从纳粹手中拯救了世界的伟大政治家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在大选中惨败，他本人没有能连任首相，只当了个议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国政权更迭。前总统普京当了两任总统，俄国民众对他仍然恋恋不舍，即使违宪，也有不少人希望他做第三任总统。在他即将卸任的时候，他的民意支持率竟然达到了骇人听闻的84.7%。结果，没有修改宪法，修改的是政治结构，换了一种说法，让普京继续做了总统，虽然称呼变成了“总理 ”。谁都明白，叫“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其实是总理，叫“总理”的普京依然是总统，不同的是总统与总理权力发生了颠倒。让自己的接班人当选总统，这是一种“ 禅让民主”；让自己的总理职位代行总统职能，这是一种“当代摄政”。
HBO电影台近日在放一部英国影片，我没有看到片头，故事讲的是一个有魔力的保姆的故事。她的到来让有5个比猴子还不安分的孩子、两个保姆的单亲家庭恢复了秩序，不过，她宣布：当孩子们实际需要她，心里却希望她走的时候，她会留下；当孩子们实际不需要她，心里却希望她留下的时候，她会离开。
英国曾经的保姆丘吉尔当时离开了，俄国今天的保姆普京却留下了。孩子要挽留，保姆不愿走，这是莫斯科的故事，不是伦敦的故事。（作者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在政界、学界和商界均有阅历。）
“施正荣有希望成为下一个盖茨。”通用电气副总裁波尔森说。
通用电气副总裁波尔森说：“施正荣有希望成为下一个盖茨。”
阳光“贩子”施正荣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叶文添 2008-7-21 22:18:00
7年、100个亿，与幕后推手
2005年9月18日晚上，施正荣化好妆带着公司70名员工参加了无锡市政府举行的“万众一心跟党走”职工合唱比赛。这一晚，尚德公司的参赛曲目是《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是施正荣精心挑选的一首歌，寓意深刻。在此前的数天，他决定要把尚德带到美国纽交所上市。此时，距施正荣回国创业仅5年时间。无锡尚德已成长为我国最大的太阳能企业，在同领域有着多项专利。
2000年，施正荣从澳大利亚带着几十万美元回国，寻找创业的机会。“一个熟人和我开玩笑，你是一条大鱼跑到小河里去了。”施正荣说，“那时的自己比较年轻，想的少，当时是要什么没什么，就凭着一腔热血。”
施正荣拿着一个关于创立太阳能科技企业的概念与无锡市政府圈子、商人圈子进行了接触。他碰到了后来成为合作对象的无锡市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部经理张维国，取得了他的大力支持，而由此诞生了无锡尚德的雏形。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施正荣走的关键一步是取得了无锡市政府的支持。无锡市政府一直在寻找一些含高新技术同时又能回报丰厚的项目。施正荣的项目正好入了他们的法眼。而施正荣也长袖善舞，与无锡市政府多位高官相交甚密，人脉极其丰富。
在无锡市政府的支持下，拥有国资背景的无锡当地知名企业纷纷出手，这其中包括了小天鹅集团、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山禾制药等8家公司，施正荣共融资600万美元，施正荣则以4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160万美元的技术参股，成立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有人评价说，无锡尚德的成功背后实则是政府的隐形之手，而这种国资背景的企业投资实际上就类似于无锡市政府自己出手。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施正荣很难让那些国资背景的企业出手相助，因为当时的太阳能概念并不新鲜，已经炒作了数十年，但由于技术限制，一直无法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无锡尚德的成功至今仍然是个特例，别的企业也不可能复制它的成功。”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2005年12月14日，无锡尚德美国纽交所上市，融资４亿美元。施正荣也从一位饱受质疑的创业者成为华尔街追捧的明星。尽管争议仍在，但在过去的一年中，无锡尚德产能达到540兆瓦，销售收入100亿美元，跻身世界光伏行业前三强。
“这些只不过是一场数字游戏，没有任何意义。”施正荣如此说。
学他者“生”，像他者“死”
施正荣宣布，尚德将在2010年实现产能2000兆瓦，在2012年实现5000兆瓦，相当于10个中型火电站。他预测，到本世纪末，太阳能发电量将占发电量总量的70%。那时的人们或许从电中也能闻到阳光的味道。
通用电气主管环境技术部门的副总裁波尔森评价说，施正荣的成功之处是他以新兴的中国市场为舞台；他从事的绿色事业被认为超过IT全球发展动力。“施正荣有希望成为下一个盖茨。”波尔森说。
以施正荣创立无锡尚德为界，中国的光伏产业从“空旷无人”变成“人声鼎沸”。到了2008年，总共有10家国内的光伏企业在海外上市，融资规模达到了20亿美元。
“施正荣就像一个催化剂，在市场上引起了剧烈的化学反应。”有业内人士则评价道。业界曾有这样一个说法：谁控制了多晶硅，谁就控制了中国光伏产业的命脉。这几年，硅材料的价格疯涨，从每公斤30美元，猛涨到了每公斤400美元。
如今，在国内上马太阳能多晶硅生产的公司已经近70家，在2007年就有江苏中能、新光硅业、四川峨嵋、洛阳中硅、无锡中彩等企业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已建和在建的多晶硅计划产能高达6.35万吨，而最新的公开资料显示，规划中的多晶硅项目产能已接近9万吨。到2008年，大约可以形成1.8万吨产能。如果按照新光硅业一期1260吨项目12.9亿元的投资额计算，9万吨多晶硅项目大约需要将近1000亿元的总投资。
“按照这个发展态势，国内很快会出现多晶硅生产过剩的局面。”业内人士说。“光伏产业在不断发热发烫，不断膨胀，正像热气球一样在升空。”专家们如此评价。
有专家认为，多晶硅产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会造成极大的污染和浪费。而且，光伏产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长远来看，技术瓶颈仍然存在。目前光伏产业的核心技术几乎都在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光伏产业又过度依赖欧美市场，95%的产品都会出口国外，这也等于把主动权交给了欧美市场。
对光伏产业起到了催化剂作用的施正荣并不看好这种狂热的潮流。他的观点是，光伏产业上游的多晶硅生产能耗高，代价大，上游原材料有限。施正荣说，目前70多家企业都进入这个行业，绝对是不思后果的短期行为，肯定要“歇菜”。
阳光能量推销员
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管理论坛上，记者与施正荣有过接触。这个出生在江南的中年男人，个子不高，表情极少，讲话很轻。主持人以“首富”来称呼他，但他走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让听众吃了一惊。那时，我国牛市泡沫愈演愈烈，施正荣在台上说，尽管正值牛市，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到危机重重，与美国股市相比，我们的好多企业都是“忽悠”的。
他说这话时满脸严肃，绝无半点玩笑之意。台下端坐着中国经济学界和企业界诸多大佬，比如学者张维迎、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上证所总经理朱从玖等，这些大佬无不侧目，对施正荣报以会心微笑。但他面无表情，让别人的笑声尴尬地漂浮在空气中，找不到落点。
此次会面，记者与他有过交流。他语言犀利，绝不拖泥带水，口音仍然带有苏南的吴侬软语味道，而多年的留洋生涯又让他习惯在讲话时夹杂一些英文词汇。他说，尚德是做阳光生意的，他们的前景也和阳光一样总是希望无限。
这两年，采访施正荣是中国媒体的一个游戏，“拒绝”和“坚持”是游戏中的重要元素。相比两年前，无锡尚德上市之前的高调与滔滔不绝，现在的施正荣似乎“嗖”的一下在媒体的视野中消失了。
如今的施正荣将更多的心思放在了环保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了半个环保专家。无锡尚德公司新建设的研发中心大楼，按照施正荣的要求，实现“零能耗 ”。整个大楼使用光伏玻璃幕墙等材料，还将集成地热利用技术、空气热泵技术、水源收集与循环利用技术，是我国第一座“零能耗”功能型生态建筑。
施正荣在多个场合宣扬环保，一切都与太阳有关。他喜欢带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随时播放给观众看，那是关于宇宙中星系的能量运转，他想表达一种简单的意思就是，如今的能源紧张，唯有阳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说，使用汽油，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温室效应随之而来，按照目前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再过30或 50年，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冰雪消融殆尽，母亲河长江失去源泉，人们将难以生活，使用替代型能源是燃眉之急。
绿动先锋
施正荣博士
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CEO
江南大学兼职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绿色感言：尚德是做阳光生意的，他们的前景也和阳光一样总是希望无限。低调潜行两年的施正荣在做着一些大事，他潜心于环保和公益，试图在企业发展和环保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借助环保概念的盛行，施正荣朝“比尔·盖茨”之路越来越近。
阳光“贩子”施正荣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叶文添 2008-7-21 22:18:00
7年、100个亿，与幕后推手
2005年9月18日晚上，施正荣化好妆带着公司70名员工参加了无锡市政府举行的“万众一心跟党走”职工合唱比赛。这一晚，尚德公司的参赛曲目是《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是施正荣精心挑选的一首歌，寓意深刻。在此前的数天，他决定要把尚德带到美国纽交所上市。此时，距施正荣回国创业仅5年时间。无锡尚德已成长为我国最大的太阳能企业，在同领域有着多项专利。
2000年，施正荣从澳大利亚带着几十万美元回国，寻找创业的机会。“一个熟人和我开玩笑，你是一条大鱼跑到小河里去了。”施正荣说，“那时的自己比较年轻，想的少，当时是要什么没什么，就凭着一腔热血。”
施正荣拿着一个关于创立太阳能科技企业的概念与无锡市政府圈子、商人圈子进行了接触。他碰到了后来成为合作对象的无锡市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部经理张维国，取得了他的大力支持，而由此诞生了无锡尚德的雏形。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施正荣走的关键一步是取得了无锡市政府的支持。无锡市政府一直在寻找一些含高新技术同时又能回报丰厚的项目。施正荣的项目正好入了他们的法眼。而施正荣也长袖善舞，与无锡市政府多位高官相交甚密，人脉极其丰富。
在无锡市政府的支持下，拥有国资背景的无锡当地知名企业纷纷出手，这其中包括了小天鹅集团、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山禾制药等8家公司，施正荣共融资600万美元，施正荣则以4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160万美元的技术参股，成立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有人评价说，无锡尚德的成功背后实则是政府的隐形之手，而这种国资背景的企业投资实际上就类似于无锡市政府自己出手。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施正荣很难让那些国资背景的企业出手相助，因为当时的太阳能概念并不新鲜，已经炒作了数十年，但由于技术限制，一直无法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无锡尚德的成功至今仍然是个特例，别的企业也不可能复制它的成功。”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2005年12月14日，无锡尚德美国纽交所上市，融资４亿美元。施正荣也从一位饱受质疑的创业者成为华尔街追捧的明星。尽管争议仍在，但在过去的一年中，无锡尚德产能达到540兆瓦，销售收入100亿美元，跻身世界光伏行业前三强。
“这些只不过是一场数字游戏，没有任何意义。”施正荣如此说。
学他者“生”，像他者“死”
施正荣宣布，尚德将在2010年实现产能2000兆瓦，在2012年实现5000兆瓦，相当于10个中型火电站。他预测，到本世纪末，太阳能发电量将占发电量总量的70%。那时的人们或许从电中也能闻到阳光的味道。
通用电气主管环境技术部门的副总裁波尔森评价说，施正荣的成功之处是他以新兴的中国市场为舞台；他从事的绿色事业被认为超过IT全球发展动力。“施正荣有希望成为下一个盖茨。”波尔森说。
以施正荣创立无锡尚德为界，中国的光伏产业从“空旷无人”变成“人声鼎沸”。到了2008年，总共有10家国内的光伏企业在海外上市，融资规模达到了20亿美元。
“施正荣就像一个催化剂，在市场上引起了剧烈的化学反应。”有业内人士则评价道。业界曾有这样一个说法：谁控制了多晶硅，谁就控制了中国光伏产业的命脉。这几年，硅材料的价格疯涨，从每公斤30美元，猛涨到了每公斤400美元。
如今，在国内上马太阳能多晶硅生产的公司已经近70家，在2007年就有江苏中能、新光硅业、四川峨嵋、洛阳中硅、无锡中彩等企业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已建和在建的多晶硅计划产能高达6.35万吨，而最新的公开资料显示，规划中的多晶硅项目产能已接近9万吨。到2008年，大约可以形成1.8万吨产能。如果按照新光硅业一期1260吨项目12.9亿元的投资额计算，9万吨多晶硅项目大约需要将近1000亿元的总投资。
“按照这个发展态势，国内很快会出现多晶硅生产过剩的局面。”业内人士说。“光伏产业在不断发热发烫，不断膨胀，正像热气球一样在升空。”专家们如此评价。
有专家认为，多晶硅产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会造成极大的污染和浪费。而且，光伏产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长远来看，技术瓶颈仍然存在。目前光伏产业的核心技术几乎都在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光伏产业又过度依赖欧美市场，95%的产品都会出口国外，这也等于把主动权交给了欧美市场。
对光伏产业起到了催化剂作用的施正荣并不看好这种狂热的潮流。他的观点是，光伏产业上游的多晶硅生产能耗高，代价大，上游原材料有限。施正荣说，目前70多家企业都进入这个行业，绝对是不思后果的短期行为，肯定要“歇菜”。
阳光能量推销员
在上海举行的一次管理论坛上，记者与施正荣有过接触。这个出生在江南的中年男人，个子不高，表情极少，讲话很轻。主持人以“首富”来称呼他，但他走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让听众吃了一惊。那时，我国牛市泡沫愈演愈烈，施正荣在台上说，尽管正值牛市，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到危机重重，与美国股市相比，我们的好多企业都是“忽悠”的。
他说这话时满脸严肃，绝无半点玩笑之意。台下端坐着中国经济学界和企业界诸多大佬，比如学者张维迎、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上证所总经理朱从玖等，这些大佬无不侧目，对施正荣报以会心微笑。但他面无表情，让别人的笑声尴尬地漂浮在空气中，找不到落点。
此次会面，记者与他有过交流。他语言犀利，绝不拖泥带水，口音仍然带有苏南的吴侬软语味道，而多年的留洋生涯又让他习惯在讲话时夹杂一些英文词汇。他说，尚德是做阳光生意的，他们的前景也和阳光一样总是希望无限。
这两年，采访施正荣是中国媒体的一个游戏，“拒绝”和“坚持”是游戏中的重要元素。相比两年前，无锡尚德上市之前的高调与滔滔不绝，现在的施正荣似乎“嗖”的一下在媒体的视野中消失了。
如今的施正荣将更多的心思放在了环保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了半个环保专家。无锡尚德公司新建设的研发中心大楼，按照施正荣的要求，实现“零能耗 ”。整个大楼使用光伏玻璃幕墙等材料，还将集成地热利用技术、空气热泵技术、水源收集与循环利用技术，是我国第一座“零能耗”功能型生态建筑。
施正荣在多个场合宣扬环保，一切都与太阳有关。他喜欢带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随时播放给观众看，那是关于宇宙中星系的能量运转，他想表达一种简单的意思就是，如今的能源紧张，唯有阳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说，使用汽油，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温室效应随之而来，按照目前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再过30或 50年，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冰雪消融殆尽，母亲河长江失去源泉，人们将难以生活，使用替代型能源是燃眉之急。
绿动先锋
施正荣博士
无锡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CEO
江南大学兼职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绿色感言：尚德是做阳光生意的，他们的前景也和阳光一样总是希望无限。低调潜行两年的施正荣在做着一些大事，他潜心于环保和公益，试图在企业发展和环保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借助环保概念的盛行，施正荣朝“比尔·盖茨”之路越来越近。
从汽车工业看广州“大工业”之困
从汽车工业看广州“大工业”之困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陈纯丽 2008-7-21 22:18:00
观察
“广州人只会做生意，不会搞工业，更不会做汽车！”在广州标致失败时，面对外界对广州汽车工业的普遍不看好，广州无言以对。但近几年广州汽车工业的发展，让这种说法不攻自破。
如今，汽车已成广州第一大支柱产业，广州也成为国内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根据广州市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广州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08）》显示，2007年广州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产值1622.26亿元，比2006年增长37.4%。
眼下，广州已从消费品工业占绝对优势的现状，逐渐向资本品工业占主导阶段过渡，大力发展汽车、石化、电子信息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广州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但广州工业发展仍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
尽管汽车产业发展得还不错，但不可忽略的是，广州整个汽车工业系统技术力量仍待增强。“发达国家是不再做组装了，才会放到发展中国家来。我们正处于微笑曲线上最没有优势的地方，优化整条供应价值链，这才是广州发展工业的取向。” 广州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代友表示。
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广州的技术创新体制尚未形成，研发投入少。广州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电子产品制造业，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2007年电子产品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837.23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7%，不仅低于三大支柱产业增速35.7个百分点，而且低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8.6个百分点。产品更新换代滞后，便是部分大型电子企业产值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广州很多公司，如三菱电机都是合资企业，资金、技术等都是从外国引进，很多专家担心过于依靠合资企业的外方，不利于广州本土工业的持续发展。有专家提出，在引进外资方面，广州可以参考上海的模式，在依靠技术积累和人才积累成熟后，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地。
广州汽车工业发展还存在一个问题，即是汽车企业的主要零部件大部分依靠外供。据了解，即使是国产化率较高的广州本田的11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中，在广州市的也不足20家，并没有真正实现“一小时供应”。在这过程中，现代物流的相对滞后又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
不可否认，广州目前围绕消费者的生活服务业十分发达，但同样明显的是：以现代金融、设计、管理咨询、现代物流为核心的现代生产型服务业体系却发育不足。正如杨代友认为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能为工业发展带来更好的市场环境、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而广州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至少会对本地工业的发展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会影响广州工业产业链的延伸、优化和生产环节的价值增值，另一方面则会影响区域内与区域间的产业关联、融合与拓展，从而制约着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相互促进与发展。alic;">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陈纯丽 2008-7-21 22:18:00
观察
“广州人只会做生意，不会搞工业，更不会做汽车！”在广州标致失败时，面对外界对广州汽车工业的普遍不看好，广州无言以对。但近几年广州汽车工业的发展，让这种说法不攻自破。
如今，汽车已成广州第一大支柱产业，广州也成为国内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根据广州市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广州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08）》显示，2007年广州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产值1622.26亿元，比2006年增长37.4%。
眼下，广州已从消费品工业占绝对优势的现状，逐渐向资本品工业占主导阶段过渡，大力发展汽车、石化、电子信息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广州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但广州工业发展仍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
尽管汽车产业发展得还不错，但不可忽略的是，广州整个汽车工业系统技术力量仍待增强。“发达国家是不再做组装了，才会放到发展中国家来。我们正处于微笑曲线上最没有优势的地方，优化整条供应价值链，这才是广州发展工业的取向。” 广州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代友表示。
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广州的技术创新体制尚未形成，研发投入少。广州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电子产品制造业，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2007年电子产品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837.23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7%，不仅低于三大支柱产业增速35.7个百分点，而且低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8.6个百分点。产品更新换代滞后，便是部分大型电子企业产值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广州很多公司，如三菱电机都是合资企业，资金、技术等都是从外国引进，很多专家担心过于依靠合资企业的外方，不利于广州本土工业的持续发展。有专家提出，在引进外资方面，广州可以参考上海的模式，在依靠技术积累和人才积累成熟后，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地。
广州汽车工业发展还存在一个问题，即是汽车企业的主要零部件大部分依靠外供。据了解，即使是国产化率较高的广州本田的11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中，在广州市的也不足20家，并没有真正实现“一小时供应”。在这过程中，现代物流的相对滞后又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
不可否认，广州目前围绕消费者的生活服务业十分发达，但同样明显的是：以现代金融、设计、管理咨询、现代物流为核心的现代生产型服务业体系却发育不足。正如杨代友认为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能为工业发展带来更好的市场环境、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而广州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至少会对本地工业的发展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会影响广州工业产业链的延伸、优化和生产环节的价值增值，另一方面则会影响区域内与区域间的产业关联、融合与拓展，从而制约着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相互促进与发展。alic;">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我们错过了盖茨那样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我们错过了盖茨那样的机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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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新华网 于 2008-07-27 00:03:38 给 新华网 发送悄悄话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我们错过了盖茨那样的机会?(图) 新华网
1967年，12岁的比尔·盖茨进入私立的湖滨中学。湖滨中学在1969年开设了电脑课。学校用拍卖学生家长赠物所得，租用了一个终端。因为这个契机，盖茨接触到了电脑，并且很快就表现出了编程方面的天赋。
1973年，盖茨考进了哈佛大学。在哈佛的时候，盖茨和中学校友保罗·艾伦，为当时出现的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开发了BASIC软件。两年后，盖茨决定从哈佛大学退学，与艾伦一起创业。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随后创办了微软公司。接下来的故事，是每个计算机爱好者都熟知的。1980年,IBM选择微软为即将推出的个人电脑提供操作系统软件。微软以5万美元的价格，从西雅图另一位程序编制者蒂姆·帕特森手中，买下了一个操作系统的使用权，再把它改写为磁盘操作系统软件(MS-DOS)。在这个基础上，盖茨领导研制出了各个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
比尔·盖茨。
在 1975年及以后几年，我国计算机界在做什么呢？我们在集中力量，研制大型计算机，例如各种型号的“银河”机。这样做，当然也完全必要，这种大型计算机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问题是到了1986年，在制定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时，对当时已表现出巨大生命力的个人电脑，我们却视而不见，把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向当时日本人提倡的所谓第五代计算机，即智能计算机。其后果，使我国和日本，在个人电脑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就在此时，在北京中关村里开始诞生了一批电脑组装商，由此产生了“联想”、“方正”等一批电脑公司，但电脑的芯片和操作系统，还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计算机界一批有识之士，号召在开放的自由软件Linux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现在，虽然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毕竟为时已晚，无法从根本上动摇Windows操作系统的霸主地位。
为什么我们会错过像比尔·盖茨那样的成功机会呢？实际上，在新技术方面能够领先发展的机会，是转瞬即逝的；而推动新技术发展的关键，却往往掌握在一些“小人物”手里。当时在哈佛大学退学的盖茨，在计算机权威的眼里，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吗？当时，我国科技工作还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国家在科技工作方面的重大投入，只有一些顶级科学家有话语权。这些大科学家，确实才智过人、经验丰富、贡献巨大，但毕竟不是神仙。我们关注发展智能计算机却错过了个人电脑的发展机会，不是说明了只靠大科学家，未必事事灵验吗？
实际上，技术发展史表明，自主创新主要靠科技界的“小人物”来推动。过去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小人物”目前在占用技术资源和享受技术话语权时，都处于弱势地位。所以，笔者呼吁，国家应制定向“小人物”倾斜的政策，包括风险投资的有关政策。在学术讨论中，还应该大力鼓励发扬技术民主，保护不同意见，不要对“小人物”求全责备。为鼓励“小人物”进行自主创新，还应当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说真话”的氛围，让一大批敢于提出新观点、敢于面对失败的创新型的“小人物”脱颖而出。创新文化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这种勇于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这就是比尔·盖茨的成功，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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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2岁的比尔·盖茨进入私立的湖滨中学。湖滨中学在1969年开设了电脑课。学校用拍卖学生家长赠物所得，租用了一个终端。因为这个契机，盖茨接触到了电脑，并且很快就表现出了编程方面的天赋。
1973年，盖茨考进了哈佛大学。在哈佛的时候，盖茨和中学校友保罗·艾伦，为当时出现的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开发了BASIC软件。两年后，盖茨决定从哈佛大学退学，与艾伦一起创业。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随后创办了微软公司。接下来的故事，是每个计算机爱好者都熟知的。1980年,IBM选择微软为即将推出的个人电脑提供操作系统软件。微软以5万美元的价格，从西雅图另一位程序编制者蒂姆·帕特森手中，买下了一个操作系统的使用权，再把它改写为磁盘操作系统软件(MS-DOS)。在这个基础上，盖茨领导研制出了各个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
比尔·盖茨。
在 1975年及以后几年，我国计算机界在做什么呢？我们在集中力量，研制大型计算机，例如各种型号的“银河”机。这样做，当然也完全必要，这种大型计算机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问题是到了1986年，在制定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时，对当时已表现出巨大生命力的个人电脑，我们却视而不见，把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向当时日本人提倡的所谓第五代计算机，即智能计算机。其后果，使我国和日本，在个人电脑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就在此时，在北京中关村里开始诞生了一批电脑组装商，由此产生了“联想”、“方正”等一批电脑公司，但电脑的芯片和操作系统，还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计算机界一批有识之士，号召在开放的自由软件Linux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现在，虽然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毕竟为时已晚，无法从根本上动摇Windows操作系统的霸主地位。
为什么我们会错过像比尔·盖茨那样的成功机会呢？实际上，在新技术方面能够领先发展的机会，是转瞬即逝的；而推动新技术发展的关键，却往往掌握在一些“小人物”手里。当时在哈佛大学退学的盖茨，在计算机权威的眼里，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吗？当时，我国科技工作还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国家在科技工作方面的重大投入，只有一些顶级科学家有话语权。这些大科学家，确实才智过人、经验丰富、贡献巨大，但毕竟不是神仙。我们关注发展智能计算机却错过了个人电脑的发展机会，不是说明了只靠大科学家，未必事事灵验吗？
实际上，技术发展史表明，自主创新主要靠科技界的“小人物”来推动。过去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小人物”目前在占用技术资源和享受技术话语权时，都处于弱势地位。所以，笔者呼吁，国家应制定向“小人物”倾斜的政策，包括风险投资的有关政策。在学术讨论中，还应该大力鼓励发扬技术民主，保护不同意见，不要对“小人物”求全责备。为鼓励“小人物”进行自主创新，还应当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说真话”的氛围，让一大批敢于提出新观点、敢于面对失败的创新型的“小人物”脱颖而出。创新文化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这种勇于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这就是比尔·盖茨的成功，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制造业“后倒闭潮”：饿死小的 撑死大的？
制造业“后倒闭潮”：饿死小的 撑死大的？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张业军 2008-7-21 22:18:00
天下似乎并没有绝对的坏事。当珠三角许多出口企业被迫倒闭或转移之后，反而给留存下来的企业带来了新的生机。
珠三角各行业已先后进入产业震荡期，劳动密集型行业纷纷洗牌，而由此带来的变化是产业集群度的变化与竞争格局的演变。这种演变背后，有两种古老的法则在发生作用，即“丛林法则”与“马太效应”。
当这一轮震荡过去，产业能否迎来一个新的阶段——成熟期？未来的区域经济，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有观点认为，在上述两种法则的作用下，企业将出现“两极分化”发展格局，进而为“巨星”的出现提供可能。
洗牌：传统行业的“丛林法则”
珠三角变化最大的行业莫过于制鞋业。自2007年以来，在出口退税下调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人民币持续升值、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等因素的多重压力下，一些工厂开始转移至珠三角以外的地区，有的甚至“关门大吉”。
由此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今年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大幅减少，由去年同期的5043家降至今年上半年的2617家，减少了2426家，降幅高达48.1%，接近一半的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今年已经没有出口实绩。
出口企业减少将近一半，但部分大型出口企业出口额则有所增加。据广州海关统计，2008年上半年，广东省出口鞋类产品16.3亿双，比去年同期下降 15.8%，然而，与这对应的出口总额却增长9.2%，达到49.6亿元——显然，市场的调节作用让“活下来”的企业享受到了好处：出口均价3美元/双，增长29.6%。
这种情况在业界被戏称为“大鱼吃小鱼”，而这种现象，在服装、电子、家具、灯饰照明等行业均有体现。许多实力不济的企业，纷纷自动倒闭或者改行。
分化：企业经营的“马太效应”
“洗牌”让很多实力不强的企业老板感到“岌岌可危”，然而，对于有实力的品牌企业来说，他们似乎希望洗牌来得更猛一些。
东莞松鹰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国内销售业务同比增长20%以上，出口业务也仍能保证一定的利润空间。这家年产数百万件的企业，已在全国各地铺开了市场。“实际上，许多小企业倒闭后，它们的部分订单会转移到我们这样的品牌企业来。”这位负责人说。
据介绍，松鹰之所以能在如今的市场上逆势而上，是因为早在2000年的时候，它们就成功转型，成为较早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而在2000年前，它们只是给别的企业做贴牌生产。
继松鹰之后，在珠三角各地，一些新兴的服装品牌，也开始悄悄崛起并投入到品牌竞争大潮，形成一股“新势力”，推动了行业的“两极分化”。
虎门服装行业协会秘书长谭志强告诉记者：“虎门服装企业劳动力成本和经营成本上升了40%～50%，利润薄了很多。这种情况下，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会死撑到底，等到小企业被淘汰殆尽，未来的市场就是他们的了，将来的情况很可能是大企业越做越大。”他认为，由于许多企业原本做加工贸易，现在要转型非常困难，因此，优胜劣汰的现象不可避免。
如果说服装业的“两极分化”靠的主要是品牌，那么照明灯饰行业的竞争力则体现在三种市场要素：品牌、产业链、研发。
照明行业的一线企业雷士照明，同样享受到了行业洗牌带来的好处，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出口则增加了近300%。
雷士照明的基础，起于2000年前后该公司发起的“品牌革命”；此后，该公司大力延伸“产业链”，将触手伸向配件生产；在研发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
珠三角照明行业前几年发展迅速，处于产业快速成长期，由此形成了低价竞争格局，导致众多企业期盼“洗牌”，然而“年年喊洗牌，总不见变化”。这次洗牌终于动真格的了，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70%企业处于亏损边缘，20%企业处于勉强维持状态，只有10%的企业还能赢利。按照一位业内人士的说法，“新格局即将到来”。
前景：产业集聚水平会下降吗？
让强的更强，弱的更弱，这种“马太效应”带来的“新格局”前景如何？
如果仔细分析广州海关1月～5月出口简报，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空气调节器出口增幅为21.4%，而出口额增长67.2%；彩色电视机出口数量下降 31.6%，出口额却有9.8%的增幅；集成电路出口数量减少4.5%，而出口额却增加98.9%——出口平均价格随着当前成本的提升跟着提升了。
这并不奇怪，因为国内家电产业经过前几年的洗牌，已走向成熟。经过洗牌之后的产业布局，已形成了良性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低价竞争的情况已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按照Hill & Jones(1998)关于产业发展周期的界定，国内家电行业已经历了从震荡期（洗牌）进入成熟期的阶段。那么，当前正处于震荡期的鞋帽、服装、电子等行业将会引向怎样的方向？
目前，令人担忧的问题已先后出现，据深圳今年上半年工业增长及出口额等数据，增长幅度均大幅下滑。广州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广州出口增幅也在下降。
在东莞，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招工容易”的现象。据了解，在东莞虎门、厚街等镇，偶有企业招工，应聘者趋之若鹜。“从招工容易这一点能看得出，现在很多企业已倒闭。”在东莞创业几十年的谭志强说。
不过，谭志强认为，中国企业内耗太厉害，很多企业进行低价竞争。尽管目前还在进行洗牌，没有形成新的格局，但从理论上讲，未来将可能出现大企业越来越大的情况，这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有利。
在当前这种变局过程中，有专家认为，大量企业倒闭或转移将会减弱产业集聚程度，由此造成区域竞争力下降，对于珠三角社会经济来说将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就上述担忧，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副处长谭炳才旗帜鲜明地认为，目前的行业洗牌，不会削弱珠三角产业集聚水平，相反正好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其作用在于，一是优化产业水平，企业在洗牌过程中置换到高附加值的产业中；二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并促进产业链条的集聚。这种洗牌实质是让产业的“微笑曲线”向两端延伸，最终提高珠三角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建认为，企业为了实现盈利的目的，需要在竞争中实现扩张，以期形成规模经济，达到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目的，因此企业总有追求垄断的冲动。市场经过这轮洗牌，为垄断性企业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进而才可能形成类似日本索尼、松下等全球规模的企业。
相关报道见A36版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张业军 2008-7-21 22:18:00
天下似乎并没有绝对的坏事。当珠三角许多出口企业被迫倒闭或转移之后，反而给留存下来的企业带来了新的生机。
珠三角各行业已先后进入产业震荡期，劳动密集型行业纷纷洗牌，而由此带来的变化是产业集群度的变化与竞争格局的演变。这种演变背后，有两种古老的法则在发生作用，即“丛林法则”与“马太效应”。
当这一轮震荡过去，产业能否迎来一个新的阶段——成熟期？未来的区域经济，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有观点认为，在上述两种法则的作用下，企业将出现“两极分化”发展格局，进而为“巨星”的出现提供可能。
洗牌：传统行业的“丛林法则”
珠三角变化最大的行业莫过于制鞋业。自2007年以来，在出口退税下调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人民币持续升值、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等因素的多重压力下，一些工厂开始转移至珠三角以外的地区，有的甚至“关门大吉”。
由此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今年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大幅减少，由去年同期的5043家降至今年上半年的2617家，减少了2426家，降幅高达48.1%，接近一半的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今年已经没有出口实绩。
出口企业减少将近一半，但部分大型出口企业出口额则有所增加。据广州海关统计，2008年上半年，广东省出口鞋类产品16.3亿双，比去年同期下降 15.8%，然而，与这对应的出口总额却增长9.2%，达到49.6亿元——显然，市场的调节作用让“活下来”的企业享受到了好处：出口均价3美元/双，增长29.6%。
这种情况在业界被戏称为“大鱼吃小鱼”，而这种现象，在服装、电子、家具、灯饰照明等行业均有体现。许多实力不济的企业，纷纷自动倒闭或者改行。
分化：企业经营的“马太效应”
“洗牌”让很多实力不强的企业老板感到“岌岌可危”，然而，对于有实力的品牌企业来说，他们似乎希望洗牌来得更猛一些。
东莞松鹰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国内销售业务同比增长20%以上，出口业务也仍能保证一定的利润空间。这家年产数百万件的企业，已在全国各地铺开了市场。“实际上，许多小企业倒闭后，它们的部分订单会转移到我们这样的品牌企业来。”这位负责人说。
据介绍，松鹰之所以能在如今的市场上逆势而上，是因为早在2000年的时候，它们就成功转型，成为较早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而在2000年前，它们只是给别的企业做贴牌生产。
继松鹰之后，在珠三角各地，一些新兴的服装品牌，也开始悄悄崛起并投入到品牌竞争大潮，形成一股“新势力”，推动了行业的“两极分化”。
虎门服装行业协会秘书长谭志强告诉记者：“虎门服装企业劳动力成本和经营成本上升了40%～50%，利润薄了很多。这种情况下，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会死撑到底，等到小企业被淘汰殆尽，未来的市场就是他们的了，将来的情况很可能是大企业越做越大。”他认为，由于许多企业原本做加工贸易，现在要转型非常困难，因此，优胜劣汰的现象不可避免。
如果说服装业的“两极分化”靠的主要是品牌，那么照明灯饰行业的竞争力则体现在三种市场要素：品牌、产业链、研发。
照明行业的一线企业雷士照明，同样享受到了行业洗牌带来的好处，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出口则增加了近300%。
雷士照明的基础，起于2000年前后该公司发起的“品牌革命”；此后，该公司大力延伸“产业链”，将触手伸向配件生产；在研发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
珠三角照明行业前几年发展迅速，处于产业快速成长期，由此形成了低价竞争格局，导致众多企业期盼“洗牌”，然而“年年喊洗牌，总不见变化”。这次洗牌终于动真格的了，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70%企业处于亏损边缘，20%企业处于勉强维持状态，只有10%的企业还能赢利。按照一位业内人士的说法，“新格局即将到来”。
前景：产业集聚水平会下降吗？
让强的更强，弱的更弱，这种“马太效应”带来的“新格局”前景如何？
如果仔细分析广州海关1月～5月出口简报，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空气调节器出口增幅为21.4%，而出口额增长67.2%；彩色电视机出口数量下降 31.6%，出口额却有9.8%的增幅；集成电路出口数量减少4.5%，而出口额却增加98.9%——出口平均价格随着当前成本的提升跟着提升了。
这并不奇怪，因为国内家电产业经过前几年的洗牌，已走向成熟。经过洗牌之后的产业布局，已形成了良性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低价竞争的情况已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按照Hill & Jones(1998)关于产业发展周期的界定，国内家电行业已经历了从震荡期（洗牌）进入成熟期的阶段。那么，当前正处于震荡期的鞋帽、服装、电子等行业将会引向怎样的方向？
目前，令人担忧的问题已先后出现，据深圳今年上半年工业增长及出口额等数据，增长幅度均大幅下滑。广州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广州出口增幅也在下降。
在东莞，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招工容易”的现象。据了解，在东莞虎门、厚街等镇，偶有企业招工，应聘者趋之若鹜。“从招工容易这一点能看得出，现在很多企业已倒闭。”在东莞创业几十年的谭志强说。
不过，谭志强认为，中国企业内耗太厉害，很多企业进行低价竞争。尽管目前还在进行洗牌，没有形成新的格局，但从理论上讲，未来将可能出现大企业越来越大的情况，这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有利。
在当前这种变局过程中，有专家认为，大量企业倒闭或转移将会减弱产业集聚程度，由此造成区域竞争力下降，对于珠三角社会经济来说将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就上述担忧，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副处长谭炳才旗帜鲜明地认为，目前的行业洗牌，不会削弱珠三角产业集聚水平，相反正好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其作用在于，一是优化产业水平，企业在洗牌过程中置换到高附加值的产业中；二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并促进产业链条的集聚。这种洗牌实质是让产业的“微笑曲线”向两端延伸，最终提高珠三角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建认为，企业为了实现盈利的目的，需要在竞争中实现扩张，以期形成规模经济，达到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目的，因此企业总有追求垄断的冲动。市场经过这轮洗牌，为垄断性企业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进而才可能形成类似日本索尼、松下等全球规模的企业。
相关报道见A36版
刘晓忠:国资股东为何失语徐工和三一重工口水战
刘晓忠:国资股东为何失语徐工和三一重工口水战
时间：2006年07月07日14:00 我来说两句(3)
财经博客 张军：“国有制”的喜宴 艾葳：2007年中国股市是属于散户的年代
【来源：全景网—《证券时报》】 【作者：刘晓忠】
最近，徐工和三一重工的口水战不断升级，你来我往赚尽眼球。口水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徐工所从事的行业是否属于装备制造业，是否威胁到国家安全，是否存在贱卖问题等等。
持续了如此长时间的徐工三一风波，我们只看到双方管理层的交锋，作为直接当事人的双方股东(特别是徐州市国资委)却一直保持着出奇的沉默。
事实上，从近年来频繁的国有股权转让案例中，国有股东“洁身自好”并非个案，相反倒成了一种普遍性现象。那么，为何在国资管理实践中经常出现股东失语？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双重的委托代理模型。不仅具体的经营管理层属于代理人或受托人，而且当前的股东即国资委也实际上属于代理人角色。另外，在股东层面上事实上也是一种双重的股东代理模型，其中各级国资委是国有资产的一级股东代理人，确切地说是属于所有权代理人，而国资委向具体经营企业委派的外部董事或其他股东董事实际上又是各级国资委的代理人，而且这还不包括更高层次的如公民—人大—政府间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不仅意味着多层级的委托代理成本，而且也意味着复杂的激励共容机制。
在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中，股东层面出现的这种特殊的股东委托代理模式，实际上是对股东内生的所有权和表决权、投票权的一种分割。不论是股东代理人的国资委，还是国资委委派出的外部董事和股东董事，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股东，其股东的权力并不统一，其工作职能更多地是在股东代理链条上进行流水线作业，并没有表现出严格的股东意识。这种股东意识的缺失在国有股权转让变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同时，在国有资产管理和运作体系的构筑中，缺乏对股东代理人激励约束共容机制的重视和研究。国资委委派到所属国有独资、控股和参股企业的股东代理人，主要是以工资的形式作为代理报酬，特别是目前试点的外部董事制度，其工资的领取是在国资委，与所在的企业没有严格的财务、利益关系，其目的是保证外部董事的忠诚性和履行忠实义务。由于其工资的构成实际上与所在企业的经营业绩和水平的关联性并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委派的股东董事和外部董事很难有动力尽忠职守，一是其委托收益(相对于国资委而言是代理成本的一部分)尚难以覆盖其不作为或与管理层勾结所带来的内部人控制收益，因此代理人侵犯委托人权益的事情就很难规避。
从委托代理机制的理论本身和多数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委托代理机制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上基本是有效的，且在不断完善；但这种机制用在股东的财产权委托方面则并不一定灵验。一般来说，在财产权的处理上，信托理论要相比委托代理理论更有效。因此，信托理论和委托代理机制理论的有效结合运用，将比简单运用委托代理机制构筑国资管理模式要有效得多，至少它能有效降低由于代理链条过长所带来的难以控制的代理成本，提高国有资产的收益率。
面对日益严峻的股东失语问题，如何有效缓解？笔者认为：一方面是探索把国资委下设到各级人大旗下，从而部分减少政府的过多行政性干预；另一方面要着力研究当前国资管理体系中的激励约束共容机制，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人的忠实义务和意识；最后就是探索信托机制和委托代理机制相结合的新国资管理体系和运作机制。
时间：2006年07月07日14:00 我来说两句(3)
财经博客 张军：“国有制”的喜宴 艾葳：2007年中国股市是属于散户的年代
【来源：全景网—《证券时报》】 【作者：刘晓忠】
最近，徐工和三一重工的口水战不断升级，你来我往赚尽眼球。口水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徐工所从事的行业是否属于装备制造业，是否威胁到国家安全，是否存在贱卖问题等等。
持续了如此长时间的徐工三一风波，我们只看到双方管理层的交锋，作为直接当事人的双方股东(特别是徐州市国资委)却一直保持着出奇的沉默。
事实上，从近年来频繁的国有股权转让案例中，国有股东“洁身自好”并非个案，相反倒成了一种普遍性现象。那么，为何在国资管理实践中经常出现股东失语？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双重的委托代理模型。不仅具体的经营管理层属于代理人或受托人，而且当前的股东即国资委也实际上属于代理人角色。另外，在股东层面上事实上也是一种双重的股东代理模型，其中各级国资委是国有资产的一级股东代理人，确切地说是属于所有权代理人，而国资委向具体经营企业委派的外部董事或其他股东董事实际上又是各级国资委的代理人，而且这还不包括更高层次的如公民—人大—政府间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不仅意味着多层级的委托代理成本，而且也意味着复杂的激励共容机制。
在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中，股东层面出现的这种特殊的股东委托代理模式，实际上是对股东内生的所有权和表决权、投票权的一种分割。不论是股东代理人的国资委，还是国资委委派出的外部董事和股东董事，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股东，其股东的权力并不统一，其工作职能更多地是在股东代理链条上进行流水线作业，并没有表现出严格的股东意识。这种股东意识的缺失在国有股权转让变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同时，在国有资产管理和运作体系的构筑中，缺乏对股东代理人激励约束共容机制的重视和研究。国资委委派到所属国有独资、控股和参股企业的股东代理人，主要是以工资的形式作为代理报酬，特别是目前试点的外部董事制度，其工资的领取是在国资委，与所在的企业没有严格的财务、利益关系，其目的是保证外部董事的忠诚性和履行忠实义务。由于其工资的构成实际上与所在企业的经营业绩和水平的关联性并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委派的股东董事和外部董事很难有动力尽忠职守，一是其委托收益(相对于国资委而言是代理成本的一部分)尚难以覆盖其不作为或与管理层勾结所带来的内部人控制收益，因此代理人侵犯委托人权益的事情就很难规避。
从委托代理机制的理论本身和多数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委托代理机制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上基本是有效的，且在不断完善；但这种机制用在股东的财产权委托方面则并不一定灵验。一般来说，在财产权的处理上，信托理论要相比委托代理理论更有效。因此，信托理论和委托代理机制理论的有效结合运用，将比简单运用委托代理机制构筑国资管理模式要有效得多，至少它能有效降低由于代理链条过长所带来的难以控制的代理成本，提高国有资产的收益率。
面对日益严峻的股东失语问题，如何有效缓解？笔者认为：一方面是探索把国资委下设到各级人大旗下，从而部分减少政府的过多行政性干预；另一方面要着力研究当前国资管理体系中的激励约束共容机制，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人的忠实义务和意识；最后就是探索信托机制和委托代理机制相结合的新国资管理体系和运作机制。
对话:企业家如何看待中国制造的国际化
对话:企业家如何看待中国制造的国际化
2007年12月09日15:16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2007中国制造业论坛于2007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中日产业经济界权威的学者和企业家，深入分析中日产业政策，剖析日本制造业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共同为困境中的中国制造业寻找对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搜狐财经作为本次论坛的联合主办媒体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马洪涛）：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探讨中国制造的话题。我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做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的执行总导演，我也希望在现场对我们的评奖有所帮助。为什么听到中国制造的时候很兴奋？和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完全吻合的，我们前天已经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今年评选的主题叫做2007寻找中国制造的脊梁，我们开了两天论坛之后大家应该很明白为什么把中国制造当做我们今年的主题。
中国制造成为全球都广泛关注越来越关注的话题，作为我们自己作为我们的企业家作为我们的政府当然没有理由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中国制造未来的发展出路，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下午我们的论坛以对话的形式，有两场对话，第一场是企业家的对话，第二场是政府的对话，首先有请第一场对话的嘉宾：江阴新潮科技集团董事长王新潮先生；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先生；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卞华舵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勇先生。
第一谈论坛的主题是企业家如何看待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我们第一次提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应该是在1997年的十五大，今年我们现在来回顾这个话题正好是十周年，走出去这个概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光要走出去，整个市场变成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平的。这个时候我们企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要不要走出去如何轴出去的问题，而是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了，比如很多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不光要走出去还要面对很多国内的问题。今天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这两年刚刚出现的关于国际化的新的问题或者全球化的新问题，这也是在时隔十年之后再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首先有请三位企业家为中国目前整体的企业全球化水平打一个分，如果让你们给中国企业目前全球化的水平打一个分的话，及格、良好、优秀、不及格这样四个档次来打分，革委会打出什么样的分数来？
卞华舵：主持人给我提了一个打分数的问题，如果打分数的话应该说我们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路还很长，应该说只能算及格。
黄鸣：我觉得在及格线上挣扎。
王新潮：我认为离及格还差一点，57、58分。
刘勇：少部分企业是及格，大部分企业是不及格的。
主持人：底下的观众很希望各自为自己的企业打一个分，这个分数是多少？
王新潮：为什么刚才我讲还是不及格，主要因为从制造业的角度来讲有几个关键因素，为什么早期中国被称为制造大国，主要是我们的成本、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人力资源方面，但是实际上制造大国成为制造强国所具备的条件，除了成本以外还要有品质、质量。
主持人：对自己的企业国际化成果满意吗？
王新潮：刚刚开始进入国际化，起步阶段，路途还很艰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主持人：黄总属于在全球生产太阳能热水器最多的国家，对自己企业的国际化满意吗？
黄鸣：相对国际同行我们可以打95分，但是相对于现在的国际化标准和要求我们只能打30分。我们现在正在为自己的国际化做国内准备。太阳能热力行业没有国际化，还是在自产自销，硬要对比的话我们是95分，他们可能不及格，但是我们还没有侵占到他们的份额。
卞华舵：我今天代表蒋锡培(蒋锡培新闻,蒋锡培说吧)先生参加这个会议，我在远东工作了五年多，现在我在主要做基金管理，远东连续九年在电暖行业第一，在电暖行业达到一百多亿的规模，跟世界最大的40亿美金应该说我们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另外电暖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产品，现在我们在做高精尖端的产品，已经迈出国际化的步伐，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在国内同行业还是领先的，但是跟国际最好的企业相比应该说还有很大的差距。
主持人：谢谢各位企业家都非常客观对自己企业的国际化状况做了一个评价，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有一个疑问，包括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在探讨外贸数字每年都是以10%几20%几甚至30%几的数字增长，同时我们看到很多行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在全球居第一位，还有很多增长后劲非常大还有很多隐形冠军，为什么在中国制造增长这么快的时候，在很多领域都是世界第一的时候还给我们的国际化打了一个不及格或者说刚刚及格这样一个分数。刘教授能不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反差？
刘勇：现在国际化给我们的初步印象产品质量好，出了本土市场。第二是到海外投资，现在我们提到的国际化特别中国加入WTO五年以后过渡期都结束了，这个时候国际化已经不是单一的产品出口，而是跨国公司外资企业已经进入中国，已经是国际化。过去不是产品走出去就是资本走出去，现在不用走出去别人已经进来了，其实已经是国际竞争。现在我们整个竞争的导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过去我们大企业的策略是用股权控股企业，通过控制子公司控制庞大的体系，包括 IBM在内整个业务在转型非常厉害，IBM把自己的PC业务卖给联想，已经沦为数据服务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解决供应商，整个企业转变。在IBM出售PC业务之前很多东西已经通过外包方式解决了，以跨国公司为首的风向标的竞争潮流已经不是通过股权控制资源，而是通过契约，以契约形式上的品牌控制企业。国内企业还是强调成本竞争，强调价格优势，我们对差异化竞争有所重视，但是差异化竞争还不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手段。如果不具备这一点，应该说谈国际竞争不是一个层面。
一小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差异化竞争的优势，从发展导向上很多企业强调绩效导向，真正的国际化企业强调战略导向。很多企业缺乏专业化的精神，缺乏百年企业的精神，没有钱赚，没有钱做。中国改革飞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机会，百舸争流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理念，要在制造业装备业里面做哪一块就做精做透，没有这样的精神和理念应该说你还不是一个优质企业的理念。
主持人：在市场变化的时候我们应该衡量中国的制造是否是国际化成功了。
黄鸣：我用我的案例支持刘教授的观点，现在我们发掘皇明的国际化第一不能像联想一样兼并一个相同的公司，第二也不能像海尔一样在国外建几十个工厂，一个是成本太高，第二市场还没有开，海尔也说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皇明输出什么东西？首先我们问了一下自己，包括现在已经是国内市场国际化，我们自己的市场守得住什么，我们自己整个商业模式是不是成熟？比如全球发布的真空管核心产品全自动生产线发布，发布之后我们发觉经常停线经常断，如果说我们要输出品牌输出设备输出技术，在这一点上皇明完全可以输出，很多人问，企业内部也问，我们现在都这么强这么棒为什么不输出，为什么不国际化？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国内经常断线，在国内断一天半天，到国外断线谁来管？断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手忙脚乱搞。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外国人大赚中国一把，输出生产线、配件、技术等等。按照太阳能产业完全可以复制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准备好。另外复制品输出品牌，品牌的概念就更大了，除了这些技术之外，你的服务、你的产品，根据当地量身定做，包括IBM服务供应商根据全球不同的市场有当地人才解决。皇明自己的人才培训没有解决好，整个太阳能热利用市场在家用的市场整个太阳能占了 20%，皇明只占了20%几当中的10%几，宾馆、医院、学校在北京任何地方开会尤其是能开这样会议的没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锅炉系统替代。一千个宾馆、学校、医院当中99%的市场没有，这样的市场都没做好我们怎么敢谈国际化？虽然各方面都是最好都是第一的，但是也不敢说国际化。
主持人：国际化有没有准备好？这个问题不仅对于皇明来说是一个课题，对于所有中国企业来说都是一个课题。在十年的国际化之后，很多打分都是在及格边缘上，我们怎么衡量国际化是否成功，标准是什么？
卞华舵：现在中国企业正在走国际化，但是我们首先确立一个前提，国际化不见得一定要走出国门，现在占领稳固好国内市场本身就是国际化。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占全球十分之一，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现在我们中国很多企业家实际上在自己的市场家门口还没有站稳的情况下匆忙走向国际化，其实没有必要。事实上在中国的很多行业都面临着世界国内外企业的竞争，对于皇明太阳能来说国内的市场太大了，我们占领国内市场再国际化就有很好的基础。
主持人：虽然市场是本土化的，但是竞争是全球化的。
卞华舵：全球都在虎视眈眈看中国市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一定是要按照一个层次的攀援，这个层次的攀援分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加工，我们已经走过这个道路，现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多数停留在加工业的层次。第二个阶段是自主研发加工，设计加工现在我们有些行业已经做到了，但是有些行业还没有做到。在这样一个跨越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第三，无比形成自己的品牌。我们衡量中国的国际化究竟什么叫成功，关键是什么时候能够有自主品牌的能够在全世界看到自主品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世界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基本上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叫管理运营中心，管理运营中心它的品牌、它的整体资本运作还是在中国本土，它的研发和加工现在向全球进行延伸。比如可口可乐生产加工产业在世界各地，耐克鞋在世界各地，过去我们讲可口可乐最大的价值不是它的加工也不是它的配方，而是它的运营中心。中国制造业取得的比例这么大，为什么还不合格仅仅在及格线上，主要是我们在产业链的低端，必须走向高端，这是我们走向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伴随中国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主持人：是否是一个全球化的企业就看在产业链的哪一端，如果一直在低端的话就不算成功。
黄鸣：刚才提到隐形冠军问题，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隐形冠军，他不为人所知，而且经不起冲击，这个问题怎么从隐形冠军变成显性冠军，从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的一个大课题。
王新潮：我认为你这个企业在全程来看，在行业竞争当中是不是处于有利地位，首先你的品牌在这个行业当中全球来讲是不是认可，如果认可你的品牌，说明你在全球当中有竞争力，那就算是成功。中国为什么不及格？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品牌叫得响的很少，这也是中国制造业相对来说不是很成熟的一个特征。
主持人：刚才四位从不同角度对全球化标准做了一个阐述，可能每个人的阐述角度虽然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应该是可以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全球化是否成功不应该看它的规模，也不应该看它在国外建了多少厂家，不应该看它在外国并购了多少个企业。但是有一个衡量标准，某一个产品在全球的利润分配链条当中如果我们拿到最多的那一块就是成功的全球化。
刘勇：在整个产业链当中能够说了算的，能够发动原始创新的或者整个运营模式、盈利模式掌控了多少，你不是沦为别人跑龙套的，而是你是市场的整个总导演或者你是市场的总编剧。
主持人：不管联想、TCL还是海尔，都很难说在我们所处的全球产品链条当中我们能够拿到利润最大的一块。我们有一个例子，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种玩具，这种玩具的售价是一百美元，生产企业是中国企业，玩具设计定型之后美国公司把定单下给一家香港贸易公司，每件价格是50美元。香港公司再把定单转手给一家中国的贸易公司，给中国外贸公司是22美元，外贸公司再把定单下给广东或者是江苏的某一家企业，价格变成15美元。算上人工、原材料、工厂的生产成本是12美元，中国工厂的利润是每件3美元，外贸公司是每件7美元，香港贸易公司赚了28美元，美国贸易公司是32美元。
卞华舵：我们获得商务信息获得一个渠道比生产本身难度更高，这就好比我们培养一个国家著名的歌唱家比培养一个司机更难一样，司机就是加工，歌唱家就是另外一个高端的东西。看我们中国国际化的成功度关键取决于在整个财力上的主导地位，不是人家求你而是你求人家。主导地位强的人每个人求他，今天我们一个服装生产者是外贸公司求我们，还是我们求外贸公司？现在是我们求外贸公司。假设现在外贸公司很多，我们生产厂很少他们反过来求我们。
王新潮：我是搞半导体的，你讲的玩具可能是芭比娃娃，这背后主要是创新在发挥作用。调查了美国市场，设计了很好的玩具，受到美国市场的欢迎，所以它就找了这个资源，有这个知识产权，也掌握了市场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下游的制造分配由它去做，在制造业当中谁创新谁就能掌握市场的主力，至于分工是无所谓的。
刘勇：刚才卞总和王总的观点我很同意，任何一个产品从策划到卖给最终的消费者这个链条，每个参与者都要分配利润。谈判要价能力越强，分得能力越多，谈判要价能力又由谁决定？掌握资源的稀缺性。刚才王总说的创意非常重要，不是谁都能创意的，需要丰富的商业经验，这是一个稀缺资源。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商场利润这块，现在国内发展最快的两个企业一个是国美一个是苏宁，商业网站具有独占性，你不可能城市里面全是超市。前两年没有重视，这两年商务部对中型以上城市都要做商业管理规划，多大范围之内有几个网点，不是谁想开就能开的。新进入的门槛越来越高，所以除了芭比玩具之外，消费电子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渠道有没有连锁的超市供应？所以只能拿很低门槛的制造利润。
黄鸣：中国企业创意突破是有市场的，但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难的，在新的边缘市场我熟悉的太阳能产业当中进行创意有无限的空间。皇明在几年之内迅速成长为世界老大，按道理来讲是不可能的，如果世界五百强早进入太阳能产业，我们再吃苦再努力也不行，建议中国企业在大家没有涉及到的新兴产业行业当中这是最大的一种机会，而且是起跑线的基本差不多。如果你发现得早可能更好一些，在这方面的创意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生意模式盈利模式的创意，这也就是我在联合国被特邀去给一百几十个成员国际组织介绍中国太阳能的盈利模式，也就是07年我们获得最佳商业模式第一名的原因。我想用这个案例说明，这方面我们中国人一点不缺乏于别人，而且起跑线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已经创造商业模式当中，我呼吁更多的企业进入，真正竞争。现在有五千多家太阳能生产企业，我们非常苦的是他们不创意，他们还是沿用低成本。如果有几家大的企业共同和我们进行创意市场，中国现在不是20%的太阳能家用占有量，也不是千分之一二的太阳能热水器和锅炉占有量，而且路灯、草坪灯、景观灯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发展比较快，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老大最怕别人赶上自己，其实我们最怕的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根本不根你按游戏规则玩，根本不是一套套路。跟以前的游击队和正规军一样，无法比，所以我希望正规化。
主持人：这是市场领军企业和跟随企业关心的不同，刚才几位都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会说，的确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那样，应该占领一个产业的高端，应该去获取最多的利润，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创意。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一个后发国家，我们的制造业开放才几十年的时间，改革开放将近30年，一个二三十年的国家怎么跟老牌的工业国家去进行这种竞争呢？在传统行业上我们很有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占领高端的部分，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在于我们有比较便宜的劳动力，就在于我们有更多比较容易开发的矿产资源，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在于此，要用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进行竞争也不是合适的。
王新潮：实际上主持人刚才讲的问题是我们搞企业的人日思夜想的问题，我原来从中国最低端的半导体企业开始做起，擅长做什么事情？擅长打价格战。我当时做一个产品，90年开始打了12年、13年价格战，最后做到中国市场的50%，把这个产品做到上市，但是这个产品是最低端的，在电子元器件当中外国人不愿意做放弃的东西，中国人还大量来做。我们一直做到03年上市，但是上市之后很多企业看到你赚钱，跟着你一起来做，把价钱打下去。我们上市要有本钱的，拿到几个亿的钱，我拿出很大的钱降价1.7个亿，没有把同行打垮而自己损失很多。我们搞低成本单一产品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必须要创新。我找了几条路，实践当中是有效果的。一个是我们全球范围内请人才，有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我认识一些好的朋友。第二，从国外购买专利，我们花了近千万美元买了六个专利。第三，我们自己搞研发。几年坚持下来，我们在这方面实现了技术上的跨越式发展，买专利很低端的，有的同行还要贬低我，这样不行，做得太差了。现在我做的是全球最高级的，我们现在做成功了。这是一条路。
第二条路，今年年初我去韩国参观了韩国三星的半导体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带领我去参观。我一进工厂发现非常漂亮，非常高水平，但是我脑子里面思考一个问题，韩国是一个小国家，还没有我们中国大，为什么它的制造业搞得这么好？我请教他，为什么到了韩国你们三星半导体公司管理得这么好？他们告诉我一个诀窍，我们主要善于学习，我们也没什么来源。到同行去看也看不到，他们学习的对象就是全球制造业的典范丰田，到丰田去了十几次，每次带一大帮人，去了之后就研究我们应该改进什么，至于最后三星公司有三项是全球最厉害，三方面的管理是全球最厉害。一个是时间管理，一个是质量管理，一个是成本管理，这三样东西是全球最厉害。我们成为世界制造强国的过程当中，特别强调创新跟学习。
主持人：实际学习的优势正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所拥有的优势，你可以直接学习世界上最好的，你虽然现在落后，但是前面有经验可以学习模仿，通过这种模仿慢慢实现自己的创新能力。
黄鸣：作为新兴产业更要拿来主义，一点模板都没有，我们当时靠自己的创新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一下子最早的时候刚刚95年创业的时候，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与家电同台竞，谁说太阳能不能打进市场？那时候太阳能热水器在铁匠铺里面在水暖店里面卖，形象非常不好。我们学习家电，参观了海尔、美的、科龙，回过头来用自己能够达到的一些水平来做，一下子台阶提上来了。过了五年之后觉得不满足了，当时汽车又开始盛行了，用名车概念造全新热水器，搞全新自动生产线。刚才讲到丰田，六年前我们就引入它的精益生产管理，搞一些咨询老师，请了丰田的咨询老师给我们制造业提出很多新的概念。当时大家都在打价格战的时候，如果新兴产业最容易引起价格战，几千家企业，我们坚决不走这个。皇明的产品价格是最高的，高了十几年，但是十几年都是销量最大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引进家电、汽车还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理念，在生意模式上我们还要超越家电和汽车。最早的路演式的营销、体验式营销，我一开始就是靠科普拉起来的市场，辞职下海之前在儿童乐园、婚礼上秀太阳能，发现很多人要买，我觉得有市场，才辞职下海。当时搞了一个科普创市场的文化品牌，汽车搞4S店的时候我们已经有5S店了。应该说中国人的创新学习本身，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创新式的学习，才能够真正在市场上立住脚。
主持人：去年六月份联合国召开了可持续发展大会，当时黄总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受邀请的企业家，皇明模式不断创新学习的模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可能正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来说最合适的道路。最开始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便宜，只能通过这样一种模式进行发展，但是在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我想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变化。因为我们工人工资在不断提高，比印度、越南价格高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优势，需要重新确立比较优势，现在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关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卞华舵：我非常同意王总和黄总的意见，现在中国的地位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我们在国际交流当中的感受越来越强烈，最盼的是引进人才。一般来说在专业技术领域，甚至包括管理领域，通过引进前端的核心人才可能立即就会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位置。比如清华大学在计算机领域引进全球最牛的教授，在软件开发应用上的教授，这个教授到了清华之后立即在软件开发上形成全球领先的学科。我们直接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才引进过来肯定就引进学科进来了，这个可能是目前中国迅速赶超的一个具体战略，不断学习不断创造。另外我对中国的乐观估计，中国人特别能创造，中国人特别能适应，中国人特别有激情，这是现代中国制造业赶超最宝贵的时机。欧洲很好，但是它是一个衰落的贵族，很慵懒，已经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一切都已经形成定格了，而且很傲慢。这正是TCL在法国失败的重要原因。我们恰恰感到中国正在向上走，正在崛起，虽然我们起点低一点，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加速发展，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依然充满信心。中国人不缺少思维，过去是什么限制了我们？因为我们的机制，国家整个发展战略，别人在发展，我们在发展文化大革命，这是国家层面的问题，现在我们开放了，应该说在和世界交流和碰撞的过程当中，中国人可能会慢慢体现出东方文化的优势。我认为我们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慢慢感到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我们在谈判当中更能够引领他们。西方人的聪明从总体来讲属于技术层面的聪明，中国人的层面属于更高层面的聪明，哲学上的聪明。他们的聪明属于雕虫小技，我们有思维文化上的优势。
黄鸣：他刚才讲的大家热血沸腾，我讲的让大家冷静冷静。中国的文化我研究了很长时间，中国文化和企业家精神正面的都不用讲了，但是负面的一面，中国人有的时候太空太大，理性不足。为什么引进人才，我们自己不能形成氛围和环境，让别人抢我们的人才，而不是引进。平台、环境、氛围为什么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学习他们的是管理体系和思想。中国现在不能盲目乐观，引进什么东西？原来我对长江商学院项兵先生搞了一个项黄论战，他没搭理我，但是这个论战还要进行下去。他说是新洋务运动，中国大规模引进别人整个一套系统，如果五年内没有国际化就被边缘化，这个道理是对的，实际上如何边缘化还是一个问题，基础性的工作我们没有做，商务理念、商务思想，我叫商务启蒙运动。很多制度、环境、理念、观念，在座的各位从事商务论坛，但是我敢说这里面50%的人并没有认定自己就是一个商人，实际上商务人员有时候不敢说自己是商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无商不奸。如果这些观念不能去除，在整个文化氛围当中大力推进完全符合商业理念的文化，我们不可能胜利。包括我们的商业规则，中国最跟国际接轨的是什么行业？体育，奥运会。
如果咱们的奥运所有的规则都按中国人来定，不是老外那一套，不是奥委会那一套，没有人来参加咱们的08年奥运，肯定不行。但是反过来我们有谁想到整个商业规则在中国的商务规则是不是完全国际化？这一点政府要起主导作用。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跟人大常委有争论，商务立法是尊重中国国情还是立即国际化？他们认为应该尊重国情。他们最后说小黄你是对的，他们都是退休的老专家高层。我拿奥运的例子，姚明为什么到国际上老被裁判吹犯规，姚明是一个乖孩子，我们中国的篮球规则跟NBA的篮球规则不接轨，他多犯规三次就被早罚下十几二十分钟。中国老是被国际上倾销，老是关注中国的门，中国很困惑也很反感。为什么被人家诉倾销？不是因为国外老跟你过不去，在国内就是一个倾销环境。我一直说引进国外的反倾销法，如果国内对反倾销法市场规范了，不搞假冒伪劣，不打价格战，不打人力战，不打资源战，我们走向国际的时候发现别人也不起诉我们反倾销。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反思。
主持人：刚才两位都提到一点，虽然说中国在全球竞争中是一个后发国家，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标准上和技术上占领一些比较新的行业，比如像太阳能是一个全新行业，我们并不存在着落后几百年。刚才卞先生提到，如果我们能够引进最先进的人才，我们就可以在某一个新的产品里面新的领域里面和国外在同样的起跑线上。虽然落后是一种劣势，恰恰反过来成为一种优势，因为我们没有前面的包袱，我们对于新产品、新领域可以有更低的成本进入。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您对未来有怎样的判断？
王新潮：制造业走向世界，中国成为制造强国，你刚才讲的是一部分，不代表整体。整体的制造业水平应该体现在几个方面，也是一个内核，首先品质达到国际标准。其次，技术标准必须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应该有这两条标准，第三条就是价格，还有效率成本达到国际前沿水平，这才算制造强国。日本是制造强国的代表，日本现在由于中国的崛起丧失了制造优势。中国很多制造业在全世界属一属二，中国现在的品质不是一塌糊涂，外国人应该勉强可接受。第二，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这是中国为什么做单打冠军的道理。为什么又说不及格呢？因为很多东西核心的部件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都是国外的。比如手机，中国一年生产六亿台，占到世界产量的50%以上。但是中间主要的元器件集成电路都是外国的，中国做手机制造商的利润是1%，这是指生产不是销售，核心的东西不在我们手里。所以这样产生的单打冠军。总体来讲，我们要强大，质量要提高，创新要上去，品牌也要有。我跟其它行业不一样，重大装备我们国家必须要解决，科技化必须要解决整个产业当中制造业的装备我们国家要提高。还有一个主要的原材料，钱都被人家赚去了。除了黄鸣自己做的太阳能做到国内领先地位，要走到国际还需要有核心。
主持人：黄总可能不太理解中国其它制造业所面对的激烈竞争局面，黄总手里掌握着这个标准。
黄鸣：一开始也是非常低层次的，重大装备能够掌握在自己手里实际苦了很多年，很多人都是怀疑的，怀疑老板疯了，老板不可能，老板什么事情都自己干，材料也是自己做，软件、硬件、核心、设备组装整个连接线，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能做得到吗？这一点确实非常难。还是呼吁整个社会的竞争力提高，而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难以维系。上午渡边幸男教授说到，二战之后外国对日本隔绝，但是外国的五百强也没有那么强没有在日本市场那么厉害，中国现在面对的企业是继续对你隔绝，设备能买到但是核心的东西无法跟它竞争。市场又都挤你，我们现在比日本当时来讲条件更难。一个是学习，一个是创新，必须有自己的东西。丰田是一种管理经验，我认为绝对不是一种经营思想，因为它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企业家、企业必须有长远的思考、长远的战略。中国人这么有韧性这么有创造力，为什么打成一锅粥掌握不了核心技术，一个是时间短，另外很多企业家或者称不上企业家没有长远的观点。如果中国的企业都有长远观点，慢慢积累，所有方面不可能马上战胜你，但是在一个点上突破一点问题都没有，慢慢遍及其它，皇明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突破慢慢积累。
主持人：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大家希望能够更加深入探讨的话题，的确有很多的话可以说。最后每一个人用简单的一句话描述一下，在你们看来渡过现在这样一个重要关口的中国制造可能会出现的未来市场。在未来十年之内中国制造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卞华舵：我对中国制造业的未来是充分乐观，有三点。第一，加强学习和创造。第二，中国的制造业背后最核心的是整体装备制造业水平，国家层面要解决，我们产品做得不好是因为模具不好，模具不好因为基础做不好。第三，尊重技术工人的职业文化。外国有一个观点，三流的教授比不上一流的马车夫。
黄鸣：用十年为单位，我个人预计在新兴产业当中有一批产业领导者全球的领导者，在成熟的行业当中有一批行业的并肩竞争者，在上游产业链或者一些产业链当中大家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些突起的差异化的开拓者或者异军突起者。这个领域当中如果在一批产业链当中一个点上引起重大突破的话，很可能会扭转被动的局面。
王新潮：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制造国。
刘勇：我们在新兴的带有创新性的领域会涌现出一批中国的企业，在高技术领域被跨国公司压制得非常厉害，这一点大家应该正视。在成熟行业，纺织、服装、食品企业会出现一批强势的民族企业。如果中国制造业强大成为世界制造强国必须有领军企业，这里面最核心的资源不是技术更不是资本而是企业家资本，真正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一流的企业家，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主持人：上午渡边幸男教授做了精彩演讲，很多人都把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很多问题跟日本的六七十年代做以比较，当时日本的产品在全球遇到跟我们很相似的问题。我印象很深，六七十代美国的媒体这样评价日本车，“在高速路上日本车的车门会随风而去”，韩国的80年代很多产品在全球也是价低质次的代名词，现在轮到中国，现在中国的情况跟当时的日韩并不一样，但是他们成功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完全值得借鉴。亚洲制造协会的罗军秘书长说，如果能够成功完成我们的产业转型，这些问题就会是一件好事，这些问题会促使我们尽快完成这样一个产业的升级，完成这样的转型，这个转型完成相信中国制造的产品会在世界上一定变得更加有竞争力。感谢四位给我们奉献精彩的论坛。
2007年12月09日15:16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2007中国制造业论坛于2007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中日产业经济界权威的学者和企业家，深入分析中日产业政策，剖析日本制造业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共同为困境中的中国制造业寻找对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搜狐财经作为本次论坛的联合主办媒体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马洪涛）：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探讨中国制造的话题。我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做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的执行总导演，我也希望在现场对我们的评奖有所帮助。为什么听到中国制造的时候很兴奋？和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完全吻合的，我们前天已经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今年评选的主题叫做2007寻找中国制造的脊梁，我们开了两天论坛之后大家应该很明白为什么把中国制造当做我们今年的主题。
中国制造成为全球都广泛关注越来越关注的话题，作为我们自己作为我们的企业家作为我们的政府当然没有理由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中国制造未来的发展出路，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下午我们的论坛以对话的形式，有两场对话，第一场是企业家的对话，第二场是政府的对话，首先有请第一场对话的嘉宾：江阴新潮科技集团董事长王新潮先生；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先生；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卞华舵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勇先生。
第一谈论坛的主题是企业家如何看待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我们第一次提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应该是在1997年的十五大，今年我们现在来回顾这个话题正好是十周年，走出去这个概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光要走出去，整个市场变成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平的。这个时候我们企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要不要走出去如何轴出去的问题，而是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了，比如很多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不光要走出去还要面对很多国内的问题。今天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这两年刚刚出现的关于国际化的新的问题或者全球化的新问题，这也是在时隔十年之后再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首先有请三位企业家为中国目前整体的企业全球化水平打一个分，如果让你们给中国企业目前全球化的水平打一个分的话，及格、良好、优秀、不及格这样四个档次来打分，革委会打出什么样的分数来？
卞华舵：主持人给我提了一个打分数的问题，如果打分数的话应该说我们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路还很长，应该说只能算及格。
黄鸣：我觉得在及格线上挣扎。
王新潮：我认为离及格还差一点，57、58分。
刘勇：少部分企业是及格，大部分企业是不及格的。
主持人：底下的观众很希望各自为自己的企业打一个分，这个分数是多少？
王新潮：为什么刚才我讲还是不及格，主要因为从制造业的角度来讲有几个关键因素，为什么早期中国被称为制造大国，主要是我们的成本、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人力资源方面，但是实际上制造大国成为制造强国所具备的条件，除了成本以外还要有品质、质量。
主持人：对自己的企业国际化成果满意吗？
王新潮：刚刚开始进入国际化，起步阶段，路途还很艰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主持人：黄总属于在全球生产太阳能热水器最多的国家，对自己企业的国际化满意吗？
黄鸣：相对国际同行我们可以打95分，但是相对于现在的国际化标准和要求我们只能打30分。我们现在正在为自己的国际化做国内准备。太阳能热力行业没有国际化，还是在自产自销，硬要对比的话我们是95分，他们可能不及格，但是我们还没有侵占到他们的份额。
卞华舵：我今天代表蒋锡培(蒋锡培新闻,蒋锡培说吧)先生参加这个会议，我在远东工作了五年多，现在我在主要做基金管理，远东连续九年在电暖行业第一，在电暖行业达到一百多亿的规模，跟世界最大的40亿美金应该说我们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另外电暖应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产品，现在我们在做高精尖端的产品，已经迈出国际化的步伐，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在国内同行业还是领先的，但是跟国际最好的企业相比应该说还有很大的差距。
主持人：谢谢各位企业家都非常客观对自己企业的国际化状况做了一个评价，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有一个疑问，包括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在探讨外贸数字每年都是以10%几20%几甚至30%几的数字增长，同时我们看到很多行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在全球居第一位，还有很多增长后劲非常大还有很多隐形冠军，为什么在中国制造增长这么快的时候，在很多领域都是世界第一的时候还给我们的国际化打了一个不及格或者说刚刚及格这样一个分数。刘教授能不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反差？
刘勇：现在国际化给我们的初步印象产品质量好，出了本土市场。第二是到海外投资，现在我们提到的国际化特别中国加入WTO五年以后过渡期都结束了，这个时候国际化已经不是单一的产品出口，而是跨国公司外资企业已经进入中国，已经是国际化。过去不是产品走出去就是资本走出去，现在不用走出去别人已经进来了，其实已经是国际竞争。现在我们整个竞争的导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过去我们大企业的策略是用股权控股企业，通过控制子公司控制庞大的体系，包括 IBM在内整个业务在转型非常厉害，IBM把自己的PC业务卖给联想，已经沦为数据服务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解决供应商，整个企业转变。在IBM出售PC业务之前很多东西已经通过外包方式解决了，以跨国公司为首的风向标的竞争潮流已经不是通过股权控制资源，而是通过契约，以契约形式上的品牌控制企业。国内企业还是强调成本竞争，强调价格优势，我们对差异化竞争有所重视，但是差异化竞争还不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手段。如果不具备这一点，应该说谈国际竞争不是一个层面。
一小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差异化竞争的优势，从发展导向上很多企业强调绩效导向，真正的国际化企业强调战略导向。很多企业缺乏专业化的精神，缺乏百年企业的精神，没有钱赚，没有钱做。中国改革飞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机会，百舸争流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理念，要在制造业装备业里面做哪一块就做精做透，没有这样的精神和理念应该说你还不是一个优质企业的理念。
主持人：在市场变化的时候我们应该衡量中国的制造是否是国际化成功了。
黄鸣：我用我的案例支持刘教授的观点，现在我们发掘皇明的国际化第一不能像联想一样兼并一个相同的公司，第二也不能像海尔一样在国外建几十个工厂，一个是成本太高，第二市场还没有开，海尔也说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皇明输出什么东西？首先我们问了一下自己，包括现在已经是国内市场国际化，我们自己的市场守得住什么，我们自己整个商业模式是不是成熟？比如全球发布的真空管核心产品全自动生产线发布，发布之后我们发觉经常停线经常断，如果说我们要输出品牌输出设备输出技术，在这一点上皇明完全可以输出，很多人问，企业内部也问，我们现在都这么强这么棒为什么不输出，为什么不国际化？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国内经常断线，在国内断一天半天，到国外断线谁来管？断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手忙脚乱搞。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外国人大赚中国一把，输出生产线、配件、技术等等。按照太阳能产业完全可以复制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准备好。另外复制品输出品牌，品牌的概念就更大了，除了这些技术之外，你的服务、你的产品，根据当地量身定做，包括IBM服务供应商根据全球不同的市场有当地人才解决。皇明自己的人才培训没有解决好，整个太阳能热利用市场在家用的市场整个太阳能占了 20%，皇明只占了20%几当中的10%几，宾馆、医院、学校在北京任何地方开会尤其是能开这样会议的没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锅炉系统替代。一千个宾馆、学校、医院当中99%的市场没有，这样的市场都没做好我们怎么敢谈国际化？虽然各方面都是最好都是第一的，但是也不敢说国际化。
主持人：国际化有没有准备好？这个问题不仅对于皇明来说是一个课题，对于所有中国企业来说都是一个课题。在十年的国际化之后，很多打分都是在及格边缘上，我们怎么衡量国际化是否成功，标准是什么？
卞华舵：现在中国企业正在走国际化，但是我们首先确立一个前提，国际化不见得一定要走出国门，现在占领稳固好国内市场本身就是国际化。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占全球十分之一，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现在我们中国很多企业家实际上在自己的市场家门口还没有站稳的情况下匆忙走向国际化，其实没有必要。事实上在中国的很多行业都面临着世界国内外企业的竞争，对于皇明太阳能来说国内的市场太大了，我们占领国内市场再国际化就有很好的基础。
主持人：虽然市场是本土化的，但是竞争是全球化的。
卞华舵：全球都在虎视眈眈看中国市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一定是要按照一个层次的攀援，这个层次的攀援分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加工，我们已经走过这个道路，现在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多数停留在加工业的层次。第二个阶段是自主研发加工，设计加工现在我们有些行业已经做到了，但是有些行业还没有做到。在这样一个跨越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第三，无比形成自己的品牌。我们衡量中国的国际化究竟什么叫成功，关键是什么时候能够有自主品牌的能够在全世界看到自主品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世界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基本上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叫管理运营中心，管理运营中心它的品牌、它的整体资本运作还是在中国本土，它的研发和加工现在向全球进行延伸。比如可口可乐生产加工产业在世界各地，耐克鞋在世界各地，过去我们讲可口可乐最大的价值不是它的加工也不是它的配方，而是它的运营中心。中国制造业取得的比例这么大，为什么还不合格仅仅在及格线上，主要是我们在产业链的低端，必须走向高端，这是我们走向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伴随中国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主持人：是否是一个全球化的企业就看在产业链的哪一端，如果一直在低端的话就不算成功。
黄鸣：刚才提到隐形冠军问题，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隐形冠军，他不为人所知，而且经不起冲击，这个问题怎么从隐形冠军变成显性冠军，从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的一个大课题。
王新潮：我认为你这个企业在全程来看，在行业竞争当中是不是处于有利地位，首先你的品牌在这个行业当中全球来讲是不是认可，如果认可你的品牌，说明你在全球当中有竞争力，那就算是成功。中国为什么不及格？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品牌叫得响的很少，这也是中国制造业相对来说不是很成熟的一个特征。
主持人：刚才四位从不同角度对全球化标准做了一个阐述，可能每个人的阐述角度虽然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应该是可以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全球化是否成功不应该看它的规模，也不应该看它在国外建了多少厂家，不应该看它在外国并购了多少个企业。但是有一个衡量标准，某一个产品在全球的利润分配链条当中如果我们拿到最多的那一块就是成功的全球化。
刘勇：在整个产业链当中能够说了算的，能够发动原始创新的或者整个运营模式、盈利模式掌控了多少，你不是沦为别人跑龙套的，而是你是市场的整个总导演或者你是市场的总编剧。
主持人：不管联想、TCL还是海尔，都很难说在我们所处的全球产品链条当中我们能够拿到利润最大的一块。我们有一个例子，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种玩具，这种玩具的售价是一百美元，生产企业是中国企业，玩具设计定型之后美国公司把定单下给一家香港贸易公司，每件价格是50美元。香港公司再把定单转手给一家中国的贸易公司，给中国外贸公司是22美元，外贸公司再把定单下给广东或者是江苏的某一家企业，价格变成15美元。算上人工、原材料、工厂的生产成本是12美元，中国工厂的利润是每件3美元，外贸公司是每件7美元，香港贸易公司赚了28美元，美国贸易公司是32美元。
卞华舵：我们获得商务信息获得一个渠道比生产本身难度更高，这就好比我们培养一个国家著名的歌唱家比培养一个司机更难一样，司机就是加工，歌唱家就是另外一个高端的东西。看我们中国国际化的成功度关键取决于在整个财力上的主导地位，不是人家求你而是你求人家。主导地位强的人每个人求他，今天我们一个服装生产者是外贸公司求我们，还是我们求外贸公司？现在是我们求外贸公司。假设现在外贸公司很多，我们生产厂很少他们反过来求我们。
王新潮：我是搞半导体的，你讲的玩具可能是芭比娃娃，这背后主要是创新在发挥作用。调查了美国市场，设计了很好的玩具，受到美国市场的欢迎，所以它就找了这个资源，有这个知识产权，也掌握了市场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下游的制造分配由它去做，在制造业当中谁创新谁就能掌握市场的主力，至于分工是无所谓的。
刘勇：刚才卞总和王总的观点我很同意，任何一个产品从策划到卖给最终的消费者这个链条，每个参与者都要分配利润。谈判要价能力越强，分得能力越多，谈判要价能力又由谁决定？掌握资源的稀缺性。刚才王总说的创意非常重要，不是谁都能创意的，需要丰富的商业经验，这是一个稀缺资源。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商场利润这块，现在国内发展最快的两个企业一个是国美一个是苏宁，商业网站具有独占性，你不可能城市里面全是超市。前两年没有重视，这两年商务部对中型以上城市都要做商业管理规划，多大范围之内有几个网点，不是谁想开就能开的。新进入的门槛越来越高，所以除了芭比玩具之外，消费电子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渠道有没有连锁的超市供应？所以只能拿很低门槛的制造利润。
黄鸣：中国企业创意突破是有市场的，但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难的，在新的边缘市场我熟悉的太阳能产业当中进行创意有无限的空间。皇明在几年之内迅速成长为世界老大，按道理来讲是不可能的，如果世界五百强早进入太阳能产业，我们再吃苦再努力也不行，建议中国企业在大家没有涉及到的新兴产业行业当中这是最大的一种机会，而且是起跑线的基本差不多。如果你发现得早可能更好一些，在这方面的创意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生意模式盈利模式的创意，这也就是我在联合国被特邀去给一百几十个成员国际组织介绍中国太阳能的盈利模式，也就是07年我们获得最佳商业模式第一名的原因。我想用这个案例说明，这方面我们中国人一点不缺乏于别人，而且起跑线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已经创造商业模式当中，我呼吁更多的企业进入，真正竞争。现在有五千多家太阳能生产企业，我们非常苦的是他们不创意，他们还是沿用低成本。如果有几家大的企业共同和我们进行创意市场，中国现在不是20%的太阳能家用占有量，也不是千分之一二的太阳能热水器和锅炉占有量，而且路灯、草坪灯、景观灯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发展比较快，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老大最怕别人赶上自己，其实我们最怕的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根本不根你按游戏规则玩，根本不是一套套路。跟以前的游击队和正规军一样，无法比，所以我希望正规化。
主持人：这是市场领军企业和跟随企业关心的不同，刚才几位都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会说，的确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那样，应该占领一个产业的高端，应该去获取最多的利润，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创意。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一个后发国家，我们的制造业开放才几十年的时间，改革开放将近30年，一个二三十年的国家怎么跟老牌的工业国家去进行这种竞争呢？在传统行业上我们很有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占领高端的部分，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在于我们有比较便宜的劳动力，就在于我们有更多比较容易开发的矿产资源，我们的比较优势就在于此，要用自己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进行竞争也不是合适的。
王新潮：实际上主持人刚才讲的问题是我们搞企业的人日思夜想的问题，我原来从中国最低端的半导体企业开始做起，擅长做什么事情？擅长打价格战。我当时做一个产品，90年开始打了12年、13年价格战，最后做到中国市场的50%，把这个产品做到上市，但是这个产品是最低端的，在电子元器件当中外国人不愿意做放弃的东西，中国人还大量来做。我们一直做到03年上市，但是上市之后很多企业看到你赚钱，跟着你一起来做，把价钱打下去。我们上市要有本钱的，拿到几个亿的钱，我拿出很大的钱降价1.7个亿，没有把同行打垮而自己损失很多。我们搞低成本单一产品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必须要创新。我找了几条路，实践当中是有效果的。一个是我们全球范围内请人才，有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我认识一些好的朋友。第二，从国外购买专利，我们花了近千万美元买了六个专利。第三，我们自己搞研发。几年坚持下来，我们在这方面实现了技术上的跨越式发展，买专利很低端的，有的同行还要贬低我，这样不行，做得太差了。现在我做的是全球最高级的，我们现在做成功了。这是一条路。
第二条路，今年年初我去韩国参观了韩国三星的半导体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带领我去参观。我一进工厂发现非常漂亮，非常高水平，但是我脑子里面思考一个问题，韩国是一个小国家，还没有我们中国大，为什么它的制造业搞得这么好？我请教他，为什么到了韩国你们三星半导体公司管理得这么好？他们告诉我一个诀窍，我们主要善于学习，我们也没什么来源。到同行去看也看不到，他们学习的对象就是全球制造业的典范丰田，到丰田去了十几次，每次带一大帮人，去了之后就研究我们应该改进什么，至于最后三星公司有三项是全球最厉害，三方面的管理是全球最厉害。一个是时间管理，一个是质量管理，一个是成本管理，这三样东西是全球最厉害。我们成为世界制造强国的过程当中，特别强调创新跟学习。
主持人：实际学习的优势正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所拥有的优势，你可以直接学习世界上最好的，你虽然现在落后，但是前面有经验可以学习模仿，通过这种模仿慢慢实现自己的创新能力。
黄鸣：作为新兴产业更要拿来主义，一点模板都没有，我们当时靠自己的创新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一下子最早的时候刚刚95年创业的时候，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与家电同台竞，谁说太阳能不能打进市场？那时候太阳能热水器在铁匠铺里面在水暖店里面卖，形象非常不好。我们学习家电，参观了海尔、美的、科龙，回过头来用自己能够达到的一些水平来做，一下子台阶提上来了。过了五年之后觉得不满足了，当时汽车又开始盛行了，用名车概念造全新热水器，搞全新自动生产线。刚才讲到丰田，六年前我们就引入它的精益生产管理，搞一些咨询老师，请了丰田的咨询老师给我们制造业提出很多新的概念。当时大家都在打价格战的时候，如果新兴产业最容易引起价格战，几千家企业，我们坚决不走这个。皇明的产品价格是最高的，高了十几年，但是十几年都是销量最大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引进家电、汽车还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理念，在生意模式上我们还要超越家电和汽车。最早的路演式的营销、体验式营销，我一开始就是靠科普拉起来的市场，辞职下海之前在儿童乐园、婚礼上秀太阳能，发现很多人要买，我觉得有市场，才辞职下海。当时搞了一个科普创市场的文化品牌，汽车搞4S店的时候我们已经有5S店了。应该说中国人的创新学习本身，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创新式的学习，才能够真正在市场上立住脚。
主持人：去年六月份联合国召开了可持续发展大会，当时黄总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受邀请的企业家，皇明模式不断创新学习的模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可能正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来说最合适的道路。最开始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便宜，只能通过这样一种模式进行发展，但是在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我想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变化。因为我们工人工资在不断提高，比印度、越南价格高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优势，需要重新确立比较优势，现在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关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卞华舵：我非常同意王总和黄总的意见，现在中国的地位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我们在国际交流当中的感受越来越强烈，最盼的是引进人才。一般来说在专业技术领域，甚至包括管理领域，通过引进前端的核心人才可能立即就会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位置。比如清华大学在计算机领域引进全球最牛的教授，在软件开发应用上的教授，这个教授到了清华之后立即在软件开发上形成全球领先的学科。我们直接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才引进过来肯定就引进学科进来了，这个可能是目前中国迅速赶超的一个具体战略，不断学习不断创造。另外我对中国的乐观估计，中国人特别能创造，中国人特别能适应，中国人特别有激情，这是现代中国制造业赶超最宝贵的时机。欧洲很好，但是它是一个衰落的贵族，很慵懒，已经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一切都已经形成定格了，而且很傲慢。这正是TCL在法国失败的重要原因。我们恰恰感到中国正在向上走，正在崛起，虽然我们起点低一点，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加速发展，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依然充满信心。中国人不缺少思维，过去是什么限制了我们？因为我们的机制，国家整个发展战略，别人在发展，我们在发展文化大革命，这是国家层面的问题，现在我们开放了，应该说在和世界交流和碰撞的过程当中，中国人可能会慢慢体现出东方文化的优势。我认为我们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慢慢感到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我们在谈判当中更能够引领他们。西方人的聪明从总体来讲属于技术层面的聪明，中国人的层面属于更高层面的聪明，哲学上的聪明。他们的聪明属于雕虫小技，我们有思维文化上的优势。
黄鸣：他刚才讲的大家热血沸腾，我讲的让大家冷静冷静。中国的文化我研究了很长时间，中国文化和企业家精神正面的都不用讲了，但是负面的一面，中国人有的时候太空太大，理性不足。为什么引进人才，我们自己不能形成氛围和环境，让别人抢我们的人才，而不是引进。平台、环境、氛围为什么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学习他们的是管理体系和思想。中国现在不能盲目乐观，引进什么东西？原来我对长江商学院项兵先生搞了一个项黄论战，他没搭理我，但是这个论战还要进行下去。他说是新洋务运动，中国大规模引进别人整个一套系统，如果五年内没有国际化就被边缘化，这个道理是对的，实际上如何边缘化还是一个问题，基础性的工作我们没有做，商务理念、商务思想，我叫商务启蒙运动。很多制度、环境、理念、观念，在座的各位从事商务论坛，但是我敢说这里面50%的人并没有认定自己就是一个商人，实际上商务人员有时候不敢说自己是商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无商不奸。如果这些观念不能去除，在整个文化氛围当中大力推进完全符合商业理念的文化，我们不可能胜利。包括我们的商业规则，中国最跟国际接轨的是什么行业？体育，奥运会。
如果咱们的奥运所有的规则都按中国人来定，不是老外那一套，不是奥委会那一套，没有人来参加咱们的08年奥运，肯定不行。但是反过来我们有谁想到整个商业规则在中国的商务规则是不是完全国际化？这一点政府要起主导作用。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跟人大常委有争论，商务立法是尊重中国国情还是立即国际化？他们认为应该尊重国情。他们最后说小黄你是对的，他们都是退休的老专家高层。我拿奥运的例子，姚明为什么到国际上老被裁判吹犯规，姚明是一个乖孩子，我们中国的篮球规则跟NBA的篮球规则不接轨，他多犯规三次就被早罚下十几二十分钟。中国老是被国际上倾销，老是关注中国的门，中国很困惑也很反感。为什么被人家诉倾销？不是因为国外老跟你过不去，在国内就是一个倾销环境。我一直说引进国外的反倾销法，如果国内对反倾销法市场规范了，不搞假冒伪劣，不打价格战，不打人力战，不打资源战，我们走向国际的时候发现别人也不起诉我们反倾销。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反思。
主持人：刚才两位都提到一点，虽然说中国在全球竞争中是一个后发国家，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标准上和技术上占领一些比较新的行业，比如像太阳能是一个全新行业，我们并不存在着落后几百年。刚才卞先生提到，如果我们能够引进最先进的人才，我们就可以在某一个新的产品里面新的领域里面和国外在同样的起跑线上。虽然落后是一种劣势，恰恰反过来成为一种优势，因为我们没有前面的包袱，我们对于新产品、新领域可以有更低的成本进入。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您对未来有怎样的判断？
王新潮：制造业走向世界，中国成为制造强国，你刚才讲的是一部分，不代表整体。整体的制造业水平应该体现在几个方面，也是一个内核，首先品质达到国际标准。其次，技术标准必须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应该有这两条标准，第三条就是价格，还有效率成本达到国际前沿水平，这才算制造强国。日本是制造强国的代表，日本现在由于中国的崛起丧失了制造优势。中国很多制造业在全世界属一属二，中国现在的品质不是一塌糊涂，外国人应该勉强可接受。第二，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这是中国为什么做单打冠军的道理。为什么又说不及格呢？因为很多东西核心的部件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都是国外的。比如手机，中国一年生产六亿台，占到世界产量的50%以上。但是中间主要的元器件集成电路都是外国的，中国做手机制造商的利润是1%，这是指生产不是销售，核心的东西不在我们手里。所以这样产生的单打冠军。总体来讲，我们要强大，质量要提高，创新要上去，品牌也要有。我跟其它行业不一样，重大装备我们国家必须要解决，科技化必须要解决整个产业当中制造业的装备我们国家要提高。还有一个主要的原材料，钱都被人家赚去了。除了黄鸣自己做的太阳能做到国内领先地位，要走到国际还需要有核心。
主持人：黄总可能不太理解中国其它制造业所面对的激烈竞争局面，黄总手里掌握着这个标准。
黄鸣：一开始也是非常低层次的，重大装备能够掌握在自己手里实际苦了很多年，很多人都是怀疑的，怀疑老板疯了，老板不可能，老板什么事情都自己干，材料也是自己做，软件、硬件、核心、设备组装整个连接线，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能做得到吗？这一点确实非常难。还是呼吁整个社会的竞争力提高，而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难以维系。上午渡边幸男教授说到，二战之后外国对日本隔绝，但是外国的五百强也没有那么强没有在日本市场那么厉害，中国现在面对的企业是继续对你隔绝，设备能买到但是核心的东西无法跟它竞争。市场又都挤你，我们现在比日本当时来讲条件更难。一个是学习，一个是创新，必须有自己的东西。丰田是一种管理经验，我认为绝对不是一种经营思想，因为它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企业家、企业必须有长远的思考、长远的战略。中国人这么有韧性这么有创造力，为什么打成一锅粥掌握不了核心技术，一个是时间短，另外很多企业家或者称不上企业家没有长远的观点。如果中国的企业都有长远观点，慢慢积累，所有方面不可能马上战胜你，但是在一个点上突破一点问题都没有，慢慢遍及其它，皇明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突破慢慢积累。
主持人：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大家希望能够更加深入探讨的话题，的确有很多的话可以说。最后每一个人用简单的一句话描述一下，在你们看来渡过现在这样一个重要关口的中国制造可能会出现的未来市场。在未来十年之内中国制造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卞华舵：我对中国制造业的未来是充分乐观，有三点。第一，加强学习和创造。第二，中国的制造业背后最核心的是整体装备制造业水平，国家层面要解决，我们产品做得不好是因为模具不好，模具不好因为基础做不好。第三，尊重技术工人的职业文化。外国有一个观点，三流的教授比不上一流的马车夫。
黄鸣：用十年为单位，我个人预计在新兴产业当中有一批产业领导者全球的领导者，在成熟的行业当中有一批行业的并肩竞争者，在上游产业链或者一些产业链当中大家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些突起的差异化的开拓者或者异军突起者。这个领域当中如果在一批产业链当中一个点上引起重大突破的话，很可能会扭转被动的局面。
王新潮：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制造国。
刘勇：我们在新兴的带有创新性的领域会涌现出一批中国的企业，在高技术领域被跨国公司压制得非常厉害，这一点大家应该正视。在成熟行业，纺织、服装、食品企业会出现一批强势的民族企业。如果中国制造业强大成为世界制造强国必须有领军企业，这里面最核心的资源不是技术更不是资本而是企业家资本，真正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一流的企业家，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主持人：上午渡边幸男教授做了精彩演讲，很多人都把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很多问题跟日本的六七十年代做以比较，当时日本的产品在全球遇到跟我们很相似的问题。我印象很深，六七十代美国的媒体这样评价日本车，“在高速路上日本车的车门会随风而去”，韩国的80年代很多产品在全球也是价低质次的代名词，现在轮到中国，现在中国的情况跟当时的日韩并不一样，但是他们成功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完全值得借鉴。亚洲制造协会的罗军秘书长说，如果能够成功完成我们的产业转型，这些问题就会是一件好事，这些问题会促使我们尽快完成这样一个产业的升级，完成这样的转型，这个转型完成相信中国制造的产品会在世界上一定变得更加有竞争力。感谢四位给我们奉献精彩的论坛。
徐工：在举重和负重之间
徐工：在举重和负重之间
2008年06月16日18:25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财经时报》 作者：李娟
举起来能放下是举重，举起来放不下是负重。“我希望我是在举重，也希望徐工集团能做出业绩。”54岁的徐工掌舵人王民意味深远地说
这是2008年6月5日的徐州市金山桥经济开发区。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徐工”）院内阳光灼人，黄色起重机械、筑路机械、土红的装载机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一侧。
每隔半分钟，就有一辆上路测试的机车从空旷的马路上驶过。
一切繁忙如故。
对于与凯雷的合作，徐工方面依旧在等待国家有关部委的回音。一位徐工集团的高层透露，在引进外部力量未果的前提下，徐工可能考虑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机械”）打包上市。
徐工急于引进投资者的背后，是国有企业体制变革的迫切需求。
在一次行业论坛上，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曾如此类比徐工改制的迫切性：举起来能放下是举重，举起来放不下是负重。“我希望我是在举重，也希望徐工集团能做出业绩。”54岁的徐工掌舵人王民意味深远地说。
他能否将这套体制改革的自选动作做完整，从而完成这场漂亮的“举重”？
在这场国营企业改制求生、并购遇阻的典型案例中，徐工将以自己的探索经验为后来者提供诸多思考与瞻仰。
口水战无结果
2006年那场著名的并购口水战一度将徐工推向舆论的风暴眼：它和国际私募投资基金凯雷集团的合作几经波折、至今迟迟未果。而其竞争对手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干脆将这桩交易冠上“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注脚。
“徐工要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平静地说。
显然，这些“困难”当中，理清体制束缚依旧是徐工最大的“难题”。
继1999年王民掌舵改革之后，历史再次将徐工置于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这就是体制的破局。这次的挑战将更为艰难，赢则重获新生、踏上发展快车道，输则可能痛失19年来行业的龙头地位。
2003年7月，徐工机械成立并正式被确立为徐工集团的改制平台。
2004年10月，国际私募投资基金凯雷从竞购徐工的多家国内外企业中胜出，宣布将用约3.7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85％的股权。
并购消息一出，立马舆论四起。
在商务部审批未果的情况下，徐工的民营竞争对手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更是直接在博客上撰文，称这一并购将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徐工国有资产可能被贱卖，并表示，三一愿意以高出凯雷30％的价格来整合徐工。
最终，尽管凯雷收购比例从85％降至45％，但是迄今为止，这一并购案件依旧悬而未决。负责最后审批的发改委仍没有明确表态是否放行。
引进来和走出去
2007年徐工的经营业绩依旧稳居同行翘楚，总营业收入308亿元，比上年增长52％。
“徐工将国企机制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王民意味深长地说。
在他看来，体制决定了一个企业做大做强的程度。徐工在人才吸引、技术改进、国际化市场接轨方面已经充分发掘了现有体制的优势。继续下去，只会裹足难行。
一个显而易见的冲突就是国企背景致使企业往往更在乎规模、经营业绩，而忽略企业最本质的追求，譬如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升级。
此外，机制的不灵活带来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徐工为此承担了更多企业自身经营之外的责任，并且在决策和用人机制上不能完全自主、股权激励机制缺失。
王民坦言，徐工从来没有放弃体制上的探索，只是“还不曾走出新的路子”。
1989年，在政府“做大做强”的思路安排下，徐州重型机械厂在内的“三厂一所”及几个周边企业被整合成徐工集团。10年后，45岁的王民出任徐工集团董事长，主持集团工作，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债务重重，且有大量不良资产和风险担保的“烂摊子”。
王民以一个改革者的姿态展开了大刀阔斧的革新。他着手强化主业、剥离不良资产、集聚人气，这些措施很快初见成效。
“作为一个国有企业，事实上，很多事情并不是徐工单独所能决定的。”在搜狐“2008中国制造全国行”现场，王民如此表态。
而徐工当年选择凯雷，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考量。王民认为，改制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灵活的机制以及更加便捷国际化的通道。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务投资者的凯雷能够为徐工提供更好的机会。而凯雷还承诺将保留徐工的品牌不予干涉。
目前，徐工方面依旧在等待国资委的回音，并表示此后无论引入产业、金融、国内、国外投资者，都将保证徐工控股。
一位徐工集团的高层透露，在引进外部力量未果的前提下，徐工可能考虑将徐工机械打包上市。徐工机械目前拥有徐工最优良的资产??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重型”）。该企业以生产大中吨位起重机著称，产品技术领先和市场占有上稳居魁首。在去年徐工的308亿元营业收入中，徐工重型的贡献达到了108亿元。
深耕主业
时间已经迫在眉睫。
一方面是三一、中联重科凭借灵活的机制追赶，另一方面是卡特彼勒、沃尔沃等国外竞争对手的强势入侵，这对于已经领衔行业整整19年的老大徐工来讲，自是压力重重。
就国内工程机械行业而言，正处于发展飙升期，企业同质化现象严重。这一点尤以装载机为甚。“因为技术门槛低，只要有资金谁都可以去生产。”王民对记者解释道。
徐工集团目前的公司架构是徐工集团用于对其一级子公司徐工机械拥有100％的控股权，而徐工机械旗下拥有上市公司徐工科技（000425）、核心企业徐工重型等约10余家企业。另外，徐工集团还与外资共同组建了4-5家合资公司。
这其中，尤以徐工重型资产最为优良。这起被徐工内部员工亲切地称为“重型”的子公司，其核心产品起重机技术含量高、占据了近60％的市场份额，去年营业收入对徐工集团的贡献约1/3.“1993年上市的徐工科技境况就不那么如意，主打产品装载机一直面临着利润的下滑，尽管它在集团内部属于出货数目最多的产品。”徐工一位高层表示。
这一点，徐工重型的管理者感受颇深。
在徐工集团内部广泛流传的一个段子是：1993年至1999年徐工重型连续6年亏损，集团开会，重型的干部总是被“委屈”地安排在后几排。而随着重型的崛起，座次也发生了微妙的“前移”。这种有趣的变化亦反映在集团通讯录名单调整中。
为此，徐工内部提出了以重型作为标杆，王民更是在集团会议上明确提出：“徐工不仅需要一个重型，徐工需要更多的重型”、“重型文化是徐工的宝贵财富。”
2008年徐工集团投入到重型的技改资金将达到2-3个亿。徐工重型的总经理张玉纯介绍，这其中的大部分将用于优化流程，提高重型的产能以及降低成本。2008年集团给予重型的期待是140亿元，这让张玉纯倍感骄傲的同时也直呼“压力很大”。
另外，被王民此前称为“徐工一大遗憾”的挖掘机项目也将在近期隆重上马。挖掘机一直以来因为技术含量高被美国卡特彼勒、日本小松等巨头垄断，国外同行占据着市场的绝对份额，而国内企业鲜有亮点。
此前，在徐工与卡特彼勒的合资公司??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中，其主打产品恰恰是液压挖掘机。根据1993年双方签订的合资协议，出于限制同业竞争考虑，徐工集团不得在挖掘机相关领域进行研制生产。
十余年的合作中，徐工“以市场换技术”的努力除了只得到部分股权分红，而同业竞争条例的限制也使徐工在该领域无法大展身手。目前徐工集团依旧占有合资公司15.87％的股份。
不过情况马上要发生转机了。据王民透露，近日徐工已经与卡特彼勒达成了意向，卡特彼勒同意徐工出售剩余的股份后，正式上马挖掘机项目。徐工正积极谋划在2008年内成立徐工挖掘机公司。据了解，徐工挖掘机公司初期投资2亿元人民币，2008年生产400台小型挖掘机，3年内达到10亿元销售额。
这个拳头产品的上马如果产能释放，将对于提高徐工的竞争力意义非凡。王民还介绍，尽管将解除合约关系，徐工和卡特彼勒双方今后在零部件生产等方面还将展开合作。
2008年06月16日18:25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财经时报》 作者：李娟
举起来能放下是举重，举起来放不下是负重。“我希望我是在举重，也希望徐工集团能做出业绩。”54岁的徐工掌舵人王民意味深远地说
这是2008年6月5日的徐州市金山桥经济开发区。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徐工”）院内阳光灼人，黄色起重机械、筑路机械、土红的装载机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一侧。
每隔半分钟，就有一辆上路测试的机车从空旷的马路上驶过。
一切繁忙如故。
对于与凯雷的合作，徐工方面依旧在等待国家有关部委的回音。一位徐工集团的高层透露，在引进外部力量未果的前提下，徐工可能考虑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机械”）打包上市。
徐工急于引进投资者的背后，是国有企业体制变革的迫切需求。
在一次行业论坛上，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曾如此类比徐工改制的迫切性：举起来能放下是举重，举起来放不下是负重。“我希望我是在举重，也希望徐工集团能做出业绩。”54岁的徐工掌舵人王民意味深远地说。
他能否将这套体制改革的自选动作做完整，从而完成这场漂亮的“举重”？
在这场国营企业改制求生、并购遇阻的典型案例中，徐工将以自己的探索经验为后来者提供诸多思考与瞻仰。
口水战无结果
2006年那场著名的并购口水战一度将徐工推向舆论的风暴眼：它和国际私募投资基金凯雷集团的合作几经波折、至今迟迟未果。而其竞争对手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干脆将这桩交易冠上“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注脚。
“徐工要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平静地说。
显然，这些“困难”当中，理清体制束缚依旧是徐工最大的“难题”。
继1999年王民掌舵改革之后，历史再次将徐工置于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这就是体制的破局。这次的挑战将更为艰难，赢则重获新生、踏上发展快车道，输则可能痛失19年来行业的龙头地位。
2003年7月，徐工机械成立并正式被确立为徐工集团的改制平台。
2004年10月，国际私募投资基金凯雷从竞购徐工的多家国内外企业中胜出，宣布将用约3.7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85％的股权。
并购消息一出，立马舆论四起。
在商务部审批未果的情况下，徐工的民营竞争对手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更是直接在博客上撰文，称这一并购将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徐工国有资产可能被贱卖，并表示，三一愿意以高出凯雷30％的价格来整合徐工。
最终，尽管凯雷收购比例从85％降至45％，但是迄今为止，这一并购案件依旧悬而未决。负责最后审批的发改委仍没有明确表态是否放行。
引进来和走出去
2007年徐工的经营业绩依旧稳居同行翘楚，总营业收入308亿元，比上年增长52％。
“徐工将国企机制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王民意味深长地说。
在他看来，体制决定了一个企业做大做强的程度。徐工在人才吸引、技术改进、国际化市场接轨方面已经充分发掘了现有体制的优势。继续下去，只会裹足难行。
一个显而易见的冲突就是国企背景致使企业往往更在乎规模、经营业绩，而忽略企业最本质的追求，譬如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升级。
此外，机制的不灵活带来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徐工为此承担了更多企业自身经营之外的责任，并且在决策和用人机制上不能完全自主、股权激励机制缺失。
王民坦言，徐工从来没有放弃体制上的探索，只是“还不曾走出新的路子”。
1989年，在政府“做大做强”的思路安排下，徐州重型机械厂在内的“三厂一所”及几个周边企业被整合成徐工集团。10年后，45岁的王民出任徐工集团董事长，主持集团工作，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债务重重，且有大量不良资产和风险担保的“烂摊子”。
王民以一个改革者的姿态展开了大刀阔斧的革新。他着手强化主业、剥离不良资产、集聚人气，这些措施很快初见成效。
“作为一个国有企业，事实上，很多事情并不是徐工单独所能决定的。”在搜狐“2008中国制造全国行”现场，王民如此表态。
而徐工当年选择凯雷，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考量。王民认为，改制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灵活的机制以及更加便捷国际化的通道。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务投资者的凯雷能够为徐工提供更好的机会。而凯雷还承诺将保留徐工的品牌不予干涉。
目前，徐工方面依旧在等待国资委的回音，并表示此后无论引入产业、金融、国内、国外投资者，都将保证徐工控股。
一位徐工集团的高层透露，在引进外部力量未果的前提下，徐工可能考虑将徐工机械打包上市。徐工机械目前拥有徐工最优良的资产??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重型”）。该企业以生产大中吨位起重机著称，产品技术领先和市场占有上稳居魁首。在去年徐工的308亿元营业收入中，徐工重型的贡献达到了108亿元。
深耕主业
时间已经迫在眉睫。
一方面是三一、中联重科凭借灵活的机制追赶，另一方面是卡特彼勒、沃尔沃等国外竞争对手的强势入侵，这对于已经领衔行业整整19年的老大徐工来讲，自是压力重重。
就国内工程机械行业而言，正处于发展飙升期，企业同质化现象严重。这一点尤以装载机为甚。“因为技术门槛低，只要有资金谁都可以去生产。”王民对记者解释道。
徐工集团目前的公司架构是徐工集团用于对其一级子公司徐工机械拥有100％的控股权，而徐工机械旗下拥有上市公司徐工科技（000425）、核心企业徐工重型等约10余家企业。另外，徐工集团还与外资共同组建了4-5家合资公司。
这其中，尤以徐工重型资产最为优良。这起被徐工内部员工亲切地称为“重型”的子公司，其核心产品起重机技术含量高、占据了近60％的市场份额，去年营业收入对徐工集团的贡献约1/3.“1993年上市的徐工科技境况就不那么如意，主打产品装载机一直面临着利润的下滑，尽管它在集团内部属于出货数目最多的产品。”徐工一位高层表示。
这一点，徐工重型的管理者感受颇深。
在徐工集团内部广泛流传的一个段子是：1993年至1999年徐工重型连续6年亏损，集团开会，重型的干部总是被“委屈”地安排在后几排。而随着重型的崛起，座次也发生了微妙的“前移”。这种有趣的变化亦反映在集团通讯录名单调整中。
为此，徐工内部提出了以重型作为标杆，王民更是在集团会议上明确提出：“徐工不仅需要一个重型，徐工需要更多的重型”、“重型文化是徐工的宝贵财富。”
2008年徐工集团投入到重型的技改资金将达到2-3个亿。徐工重型的总经理张玉纯介绍，这其中的大部分将用于优化流程，提高重型的产能以及降低成本。2008年集团给予重型的期待是140亿元，这让张玉纯倍感骄傲的同时也直呼“压力很大”。
另外，被王民此前称为“徐工一大遗憾”的挖掘机项目也将在近期隆重上马。挖掘机一直以来因为技术含量高被美国卡特彼勒、日本小松等巨头垄断，国外同行占据着市场的绝对份额，而国内企业鲜有亮点。
此前，在徐工与卡特彼勒的合资公司??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中，其主打产品恰恰是液压挖掘机。根据1993年双方签订的合资协议，出于限制同业竞争考虑，徐工集团不得在挖掘机相关领域进行研制生产。
十余年的合作中，徐工“以市场换技术”的努力除了只得到部分股权分红，而同业竞争条例的限制也使徐工在该领域无法大展身手。目前徐工集团依旧占有合资公司15.87％的股份。
不过情况马上要发生转机了。据王民透露，近日徐工已经与卡特彼勒达成了意向，卡特彼勒同意徐工出售剩余的股份后，正式上马挖掘机项目。徐工正积极谋划在2008年内成立徐工挖掘机公司。据了解，徐工挖掘机公司初期投资2亿元人民币，2008年生产400台小型挖掘机，3年内达到10亿元销售额。
这个拳头产品的上马如果产能释放，将对于提高徐工的竞争力意义非凡。王民还介绍，尽管将解除合约关系，徐工和卡特彼勒双方今后在零部件生产等方面还将展开合作。
对话焦点十一：不会并购我们同业 海外要三步走
对话焦点十一：不会并购我们同业 海外要三步走
2008年06月22日18:21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杨光润
搜狐2008“中国制造全国行”走进徐工对话焦点十一：
不会并购我们同业 海外战略要三步走
不会并购我们同行业的企业
搜狐巡访团记者：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关于您在国内的布局。刚才您讲到要通过收购国内企业上一个重型卡车的项目。
现在很多公司在国内都有收购项目在做。徐工未来的计划，包括500亿、1000亿，您可能没有办法完全通过自己的子公司完成。我想知道未来您的计划，并购重组国内的一些小企业会不会是您的日常工作？
王民：我不会亲自并购我们同行业的企业。我只要想扩大，我自己做。买一个企业，整合很复杂，难度很大。我要想做，我自己做。比如说我想做推土机，我不一定去买一个不怎么样的企业。工程机械以外的要通过合作、并购来做。因为工程机械，徐工集团有一帮专家、有一帮很有洞察力的领导人。包括我们业内的很多人买这个、买那个企业，这些企业能不能整合好，我真的替他们担心。
外国企业也只盯着几个好企业买
搜狐巡访团记者：刚才您也讲到跨国公司对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威胁。我们自己会觉得，他们最主要的威胁是在于他们的蓄谋已久的战略布局。他们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要自己做重型机械，这个做需要时间和资金，可是你的跨国对手不会给你这个时间。我们是怎么做的？
王民：我刚才讲的，只要有合适的，跨国公司也不是买破烂，他也是捡好的买。他最想跟徐工合作，吃掉徐工。破烂他也不要。同样，我们也是，不怎么样的企业我不会买。比较不错的企业可以并购。有时候中国有这个问题，外国人来并购可能会更适合一点。中国企业要想并购，可能很多政府关系还需要理顺，所以不如自己做省心。外国企业也只盯着几个好企业买。
徐工海外三步走战略
搜狐巡访团记者：我也看到徐工一直在国际化方面努力，包括快速的增长，但是现在徐工在国外还没有任何工厂，我想知道徐工有没有在国外建厂的计划？
王民：国际市场是很有吸引力的，是很大的蛋糕，有很大的诱惑，但是也有很大的陷阱，我们还是持谨慎的积极态度。徐工有自己的发展路程，分三步：
第一步，产品走出去，包括服务、备件走出去。代理商建设、网络建设。
第二步，研发要走出去，就是人要走出去。国外研发机构的建立。
第三步，企业走出去。
这几步可能走得频率慢一点，我们要加快，不盲目，不跟风。抓住任何一次机遇去做，你就能做好了。徐工在国际化的路上走得比较早，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们96年一大批产品出口，后来回款收不回来，派出去的人也找不到了。有上亿的损失。现在我们要更加务实，讲究一个实字，不见兔子不撒鹰，实才能成功。
徐工出口海外的主要市场和主打机型
搜狐巡访团记者：因为去年出口创汇达到了5.6亿美元。但在欧洲市场和美国市场，国外企业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徐工集团在出口区域上面有没有侧重？在新兴市场的开发有没有侧重？我想知道徐工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和准备？
王民：徐工的国外市场主要在新兴市场，欧美国家很少。还是要针对自己产品的特点。像新兴国家，包括中东石油国家，包括非洲，南非、肯尼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都是徐工的主要市场。南美、印度、俄罗斯都是徐工的主要市场。
搜狐巡访团记者：我不知道徐工如果想出口这些市场，主打的品牌是什么？咱们对于新兴市场要推的产品是哪些？
王民：主要还是这些起重机、压路机、装载机，也有一些量比较小的产品，如小型的工程机械、随车起重机、钻机、平地机。主要的还是起重机、压路机、装载机。
搜狐巡访团记者：刚才您提到技术的研发是最重要的，在海外市场来讲，欧美对于品牌的销售理念是比较成型的。徐工想走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品牌推向海外，在这方面有什么布局？
张玉纯：现在的起重机，在世界范围内，在欧洲、美国等国主要的是全地面起重机。汽车起重机的发源地是日本，主要是亚太地区。过去在亚太地区，重型汽车起重机主要在日本。在欧盟这些国家他们没有起重机。这几年，我们在海外市场的不断宣传，用起重机这个新的概念在引导中东市场和其他市场，过去这些国家也不是用的起重机，这两三年改变了这个概念，开始在用起重机。在一些地区总容量在7千台左右的时候，我们的起重机占了3千台到3千5百台。从这两个产品的性能上，有差异化。起重机能够做到超过160吨以上的起重。因为桥载荷汽车是做不到的。160吨以下的，过去全部是最小的。全地面的起重机里面的成本比较高。50吨的选配件现在是在45万欧元一台。折合人民币是460万人民币。它的性能等等完全和全地面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三年我们汽车起重机在国际市场取得了成绩。
同时，我们的可靠性、先进性和全地面起重机差不多。过去全地面在公路上，尤其是非公路上，汽车起重机的行驶特别好。现在各个国家的道路建设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对汽车起重机的认可，在各个国家中间发生质的变化。例如今年我们在德国就出口了10台汽车起重机。在法国，我们近几年也进去了，我们的用户都是用的全地面，所以我们的起重机进去以后，也起到了全地面的效果。所以，从这样来说，又比全地面便宜，世界对汽车起重机的认同已经有一个质的改变了。但是200吨以上的超大型的，600吨、800吨、1千吨的仍然还是世界最大的全地面起重机。所以有一段时间，中国从60年代引入了日本的起重机，汽车起重机的诞生和发展，主要是在亚太。然后在欧洲发展。欧洲主要是全地面的发展，对于汽车起重机的概念是没有采用的。
所以，目前来讲，汽车起重机的走势是非常好的。可以讲，改变了欧盟这些国家使用起重机的概念。都是用全地面，一般的超过20吨以上都是全地面。现在我们全地面也出口了，从160到300吨的是批量出口。过去我们中国在汽车起重机的发展上，比欧盟快，但是在全地面，我们国家是一个空白。我们也是从 25吨的起重机上开发出来，尝试了全地面的起重机。现在我们和国外的品牌相比，在技术上和质量等各方面是在同一个水平，但是价格比他们少。我们和世界第一位的在技术上还是有差别的，徐重还要用三到五年时间，在千吨以上还要奋斗。
2008年06月22日18:21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杨光润
搜狐2008“中国制造全国行”走进徐工对话焦点十一：
不会并购我们同业 海外战略要三步走
不会并购我们同行业的企业
搜狐巡访团记者：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关于您在国内的布局。刚才您讲到要通过收购国内企业上一个重型卡车的项目。
现在很多公司在国内都有收购项目在做。徐工未来的计划，包括500亿、1000亿，您可能没有办法完全通过自己的子公司完成。我想知道未来您的计划，并购重组国内的一些小企业会不会是您的日常工作？
王民：我不会亲自并购我们同行业的企业。我只要想扩大，我自己做。买一个企业，整合很复杂，难度很大。我要想做，我自己做。比如说我想做推土机，我不一定去买一个不怎么样的企业。工程机械以外的要通过合作、并购来做。因为工程机械，徐工集团有一帮专家、有一帮很有洞察力的领导人。包括我们业内的很多人买这个、买那个企业，这些企业能不能整合好，我真的替他们担心。
外国企业也只盯着几个好企业买
搜狐巡访团记者：刚才您也讲到跨国公司对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威胁。我们自己会觉得，他们最主要的威胁是在于他们的蓄谋已久的战略布局。他们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要自己做重型机械，这个做需要时间和资金，可是你的跨国对手不会给你这个时间。我们是怎么做的？
王民：我刚才讲的，只要有合适的，跨国公司也不是买破烂，他也是捡好的买。他最想跟徐工合作，吃掉徐工。破烂他也不要。同样，我们也是，不怎么样的企业我不会买。比较不错的企业可以并购。有时候中国有这个问题，外国人来并购可能会更适合一点。中国企业要想并购，可能很多政府关系还需要理顺，所以不如自己做省心。外国企业也只盯着几个好企业买。
徐工海外三步走战略
搜狐巡访团记者：我也看到徐工一直在国际化方面努力，包括快速的增长，但是现在徐工在国外还没有任何工厂，我想知道徐工有没有在国外建厂的计划？
王民：国际市场是很有吸引力的，是很大的蛋糕，有很大的诱惑，但是也有很大的陷阱，我们还是持谨慎的积极态度。徐工有自己的发展路程，分三步：
第一步，产品走出去，包括服务、备件走出去。代理商建设、网络建设。
第二步，研发要走出去，就是人要走出去。国外研发机构的建立。
第三步，企业走出去。
这几步可能走得频率慢一点，我们要加快，不盲目，不跟风。抓住任何一次机遇去做，你就能做好了。徐工在国际化的路上走得比较早，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们96年一大批产品出口，后来回款收不回来，派出去的人也找不到了。有上亿的损失。现在我们要更加务实，讲究一个实字，不见兔子不撒鹰，实才能成功。
徐工出口海外的主要市场和主打机型
搜狐巡访团记者：因为去年出口创汇达到了5.6亿美元。但在欧洲市场和美国市场，国外企业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徐工集团在出口区域上面有没有侧重？在新兴市场的开发有没有侧重？我想知道徐工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和准备？
王民：徐工的国外市场主要在新兴市场，欧美国家很少。还是要针对自己产品的特点。像新兴国家，包括中东石油国家，包括非洲，南非、肯尼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都是徐工的主要市场。南美、印度、俄罗斯都是徐工的主要市场。
搜狐巡访团记者：我不知道徐工如果想出口这些市场，主打的品牌是什么？咱们对于新兴市场要推的产品是哪些？
王民：主要还是这些起重机、压路机、装载机，也有一些量比较小的产品，如小型的工程机械、随车起重机、钻机、平地机。主要的还是起重机、压路机、装载机。
搜狐巡访团记者：刚才您提到技术的研发是最重要的，在海外市场来讲，欧美对于品牌的销售理念是比较成型的。徐工想走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品牌推向海外，在这方面有什么布局？
张玉纯：现在的起重机，在世界范围内，在欧洲、美国等国主要的是全地面起重机。汽车起重机的发源地是日本，主要是亚太地区。过去在亚太地区，重型汽车起重机主要在日本。在欧盟这些国家他们没有起重机。这几年，我们在海外市场的不断宣传，用起重机这个新的概念在引导中东市场和其他市场，过去这些国家也不是用的起重机，这两三年改变了这个概念，开始在用起重机。在一些地区总容量在7千台左右的时候，我们的起重机占了3千台到3千5百台。从这两个产品的性能上，有差异化。起重机能够做到超过160吨以上的起重。因为桥载荷汽车是做不到的。160吨以下的，过去全部是最小的。全地面的起重机里面的成本比较高。50吨的选配件现在是在45万欧元一台。折合人民币是460万人民币。它的性能等等完全和全地面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三年我们汽车起重机在国际市场取得了成绩。
同时，我们的可靠性、先进性和全地面起重机差不多。过去全地面在公路上，尤其是非公路上，汽车起重机的行驶特别好。现在各个国家的道路建设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对汽车起重机的认可，在各个国家中间发生质的变化。例如今年我们在德国就出口了10台汽车起重机。在法国，我们近几年也进去了，我们的用户都是用的全地面，所以我们的起重机进去以后，也起到了全地面的效果。所以，从这样来说，又比全地面便宜，世界对汽车起重机的认同已经有一个质的改变了。但是200吨以上的超大型的，600吨、800吨、1千吨的仍然还是世界最大的全地面起重机。所以有一段时间，中国从60年代引入了日本的起重机，汽车起重机的诞生和发展，主要是在亚太。然后在欧洲发展。欧洲主要是全地面的发展，对于汽车起重机的概念是没有采用的。
所以，目前来讲，汽车起重机的走势是非常好的。可以讲，改变了欧盟这些国家使用起重机的概念。都是用全地面，一般的超过20吨以上都是全地面。现在我们全地面也出口了，从160到300吨的是批量出口。过去我们中国在汽车起重机的发展上，比欧盟快，但是在全地面，我们国家是一个空白。我们也是从 25吨的起重机上开发出来，尝试了全地面的起重机。现在我们和国外的品牌相比，在技术上和质量等各方面是在同一个水平，但是价格比他们少。我们和世界第一位的在技术上还是有差别的，徐重还要用三到五年时间，在千吨以上还要奋斗。
2008年1-4月主要工程机械产品进出口汇总表（金额单位:万美元）
搜狐2008“中国制造全国行”——中国工程机械产品最新进出口数据对比表 |
2008年1-4月主要工程机械产品进出口汇总表 （金额单位: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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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焦点二:工程机械从竞争到竞合还有段路要走
对话焦点二:工程机械从竞争到竞合还有段路要走
2008年06月22日14:06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杨光润
搜狐2008“中国制造全国行”走进徐工对话焦点二：
从竞争到竞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搜狐财经杨光润：刚才您提到我们要正视一些挑战，要面临来自外国企业的挑战和中国本土企业的挑战。作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老大，徐工能不能发动起来，把中国本土的工程机械企业整合到一块，和国外的企业抗衡？
王民：都想争霸，这是中国人的习惯。恐怕还是要拼一拼，拼到一定时候大家醒悟了，还要整合。行业里面有一些很小的企业，自生自灭的，也有重组到其他企业的，也有整合的。但是很大的企业要怎么来合作，我还没有做到你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王民董事长和搜狐2008“中国制造全国行”对话
搜狐财经杨光润：这种内耗对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也很影响。外资已经进入家里了，现在还在内耗，对整个行业发展不太好。
王民：现在工程机械都没有门槛，大家都在做。整个环境还不错，只要你有成本优势，人才挖几个，大家都做得还不错。但是都尝到甜头了，苦头还没有尝到。永远要追求高技术、成本还是不断上升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上不去的话，永远不能上去。
搜狐财经杨光润：现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市场，欧盟是一个成熟市场。中国的工程机械制造行业，何时能够达到欧盟的状态：利润相对小一点，市场整合已经成熟了，大概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达到成熟的市场，供大于求的市场？
王民：在供大于求的市场下，中国的企业，现在还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个困难。中国现在还是快速发展，有一些因素很难说。当然也是需要，但是很多企业能够感受到将来生存、发展的艰难。慢慢会感受到的，现在的成本已经很高了，整个的人工成本、工业品的价格已经很高了。现在我们包括压路机、装载机毛利都很低了。怎么突破？首先要坚持下来，然后才有突破。汽车产业大家知道，是在不断的降低成本，不断的更新换代，他们要不断的进步，不然就要被淘汰。工程机械也是这个状态。
搜狐财经杨光润：如何提高毛利？这个我们集团有什么措施？
王民：我讲相对比较困难一点的产品，恐怕还是同质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对产品的理解还有问题。
搜狐财经杨光润：我们的产品如果核心技术提高了，毛利就会上来，可以这么理解吗？是技术的含量推动产品的价格？
王民：对。提高毛利率必须在技术水平提升的情况下。技术是一个产品的经济性、安全性、先进性的关键因素。国外的产品有很高的价位，他不是说我说做就做，他有自己的独特的东西。我们还是同质化，我能做你也能做。这肯定有问题。装载机，大家都知道当年装自行车，要买自行车都要买两个轮子，一个大梁，买一些零件，就可以回家装了。后来所有的企业都开始在做。
2008年06月22日14:06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杨光润
搜狐2008“中国制造全国行”走进徐工对话焦点二：
从竞争到竞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搜狐财经杨光润：刚才您提到我们要正视一些挑战，要面临来自外国企业的挑战和中国本土企业的挑战。作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老大，徐工能不能发动起来，把中国本土的工程机械企业整合到一块，和国外的企业抗衡？
王民：都想争霸，这是中国人的习惯。恐怕还是要拼一拼，拼到一定时候大家醒悟了，还要整合。行业里面有一些很小的企业，自生自灭的，也有重组到其他企业的，也有整合的。但是很大的企业要怎么来合作，我还没有做到你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王民董事长和搜狐2008“中国制造全国行”对话
搜狐财经杨光润：这种内耗对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也很影响。外资已经进入家里了，现在还在内耗，对整个行业发展不太好。
王民：现在工程机械都没有门槛，大家都在做。整个环境还不错，只要你有成本优势，人才挖几个，大家都做得还不错。但是都尝到甜头了，苦头还没有尝到。永远要追求高技术、成本还是不断上升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上不去的话，永远不能上去。
搜狐财经杨光润：现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市场，欧盟是一个成熟市场。中国的工程机械制造行业，何时能够达到欧盟的状态：利润相对小一点，市场整合已经成熟了，大概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达到成熟的市场，供大于求的市场？
王民：在供大于求的市场下，中国的企业，现在还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个困难。中国现在还是快速发展，有一些因素很难说。当然也是需要，但是很多企业能够感受到将来生存、发展的艰难。慢慢会感受到的，现在的成本已经很高了，整个的人工成本、工业品的价格已经很高了。现在我们包括压路机、装载机毛利都很低了。怎么突破？首先要坚持下来，然后才有突破。汽车产业大家知道，是在不断的降低成本，不断的更新换代，他们要不断的进步，不然就要被淘汰。工程机械也是这个状态。
搜狐财经杨光润：如何提高毛利？这个我们集团有什么措施？
王民：我讲相对比较困难一点的产品，恐怕还是同质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对产品的理解还有问题。
搜狐财经杨光润：我们的产品如果核心技术提高了，毛利就会上来，可以这么理解吗？是技术的含量推动产品的价格？
王民：对。提高毛利率必须在技术水平提升的情况下。技术是一个产品的经济性、安全性、先进性的关键因素。国外的产品有很高的价位，他不是说我说做就做，他有自己的独特的东西。我们还是同质化，我能做你也能做。这肯定有问题。装载机，大家都知道当年装自行车，要买自行车都要买两个轮子，一个大梁，买一些零件，就可以回家装了。后来所有的企业都开始在做。
Saturday, July 26, 2008
陈佳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制造业要重视国际标准的制订
陈佳贵：中国制造业要重视国际标准的制订
2007年12月09日09:52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蒋正华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
2007中国制造业论坛于2007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中日产业经济界权威的学者和企业家，深入分析中日产业政策，剖析日本制造业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共同为困境中的中国制造业寻找对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搜狐财经作为本次论坛的联合主办媒体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
陈佳贵：尊敬的蒋委员长、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就如何提高我国制造业国际化的质量和水平讲几点意见。
一、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
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已经成为对外贸易大国，1980年我们的进出口总额仅仅围570亿人民币，当时贸易依存度是12.6%。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9555亿人民币，贸易依存度达到了70%，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排在美国、德国之后。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76万亿美元，进一步巩固了贸易大国的地位。刚才蒋正华副委员长也讲了，今年我们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超过24万亿人民币，进出口总额有可能超过两万亿美元，在近一两年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二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竞争力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国际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从产品的出口来看，首先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产品已经占很大的比重，1980年的时候我国出口贸易的商品中初级产品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50%，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也相当于50%，而到了 2000年以后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上升到90%以上，初级产品的比例相应下降到10%以下。到2006年制成品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49.5%，相应初级产品出口降到6%以下。
其次，在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上升，1995年机电产品出口占34.5%，2000年是47.1%，2006年达到56.7%。在工业制成品中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在逐步提高，1995年仅有6%，2002年达到22.2%，2006年上升到近30%。
1、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来看也在逐步提高，自1994年以后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争指数一直为正，大概在0.1左右，衡量贸易竞争指数只要是零以上就是有竞争力的。相反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竞争指数在下降一直未负，也就是说初级产品没有竞争力。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在逐步提高，在世界的名次2004年超过日本仅次于欧盟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制成品的经济体，占有率达到8.3%，是美国的81%，日本的104%。2003年到 2004年市场占有率增长分别为36%和37%。
2、从对外直接投资看，2002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境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继续推进对外投资的进程，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多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对外进行投资进入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时期。
2002年末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国内企业已经发展到三万多家，对外投资吸引世界160多个国家，我国对外投资已经从建点、开办窗口等简单的方式发展到投资建厂、收购兼并、股权置换、境外上市和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多种发展投资方式。2006年末我国对外企业投资存量为750亿美元，是2002年末的3.3倍。2002年到2006年对外企业投资流量分别为27亿美元、29亿美元和52亿美元，123亿美元和167亿美元。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2002年的6.5倍，也就是说对外投资也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3、从引进外资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03年到2006年我国计算机以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93亿美元，其中2006年为82亿美元，比上两年增长5.9%，目前世界主要的IT制造业企业纷纷在华设厂，有的还将研发中心设在我国，有利促进了我国电子企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增加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提高制造业国际水平要重视的主要问题。
讨论国际竞争力的时候，有的学者讲了，现在是一类国家制订标准，二类国家靠出售技术，三类国家靠出售产品，这个观点有点极端。但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应该说是制造业方面的主要问题。
1、重视标准的制订。我国现在有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但是产品要走向国外远远不够，必须要遵守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的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化委员会公认的其它组织制订的标准，加强采用国际标准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技术经济政策，为组建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对外开放、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
我国引进发布的19000多项国家标准，这是2001年的数字，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有八千多项，采用标准是43%左右。国际标准化组织ICO和国际电动委员会IEC现有的标准是一万六千多项，已经转化为我国国家标准的有六千多项，转化率是83%，显然我国的标准化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能够消极地去遵守国际标准，应该争取制订国际标准的法律权和主动权，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
2、重视自主创新，发展核心技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了一批勇于自主创新的成功企业，他们当中有的通过原始创新成果的产品化占领了国际市场，有的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打造自主品牌占领市场。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多数企业研发中心工作效率比较低，创新组织机制也不完善，尚未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仅为2.6%，而美国为8.3%，这还是1998年的数字。2000年的数字是7.4%，日本是8.6%。我们研发经费的投入只占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在28567家大中型企业当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只占24%，具有国家知识产权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占千分之三，目前我国仅有1.1%的企业获得授权的专利，其中仅为0.17%的企业获得法律专利权。在今年13 万件发明专利当中有一半是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可以说在国际范围我国企业无论是在国际创新的投入上还是新产品上都同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确立企业的技术创新地位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把自主创新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加以推进，计划到2020年IT投入占GDP的比重从现在的1.35%提高到2.5%，科学技术进步对GDP的贡献率从现在的39%提高到60%。中国的专利拥有数从现在世界的第20位上升到第五位。
3、努力增加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我们的产品是有竞争力的，但同时我们要看到面临严峻的挑战。刚才蒋正华副委员长也分析了，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之所以不强，从目前来看主要是三大问题。
一个是靠资源的低水平加工，我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仅为1%，稀土矿2%，金矿为4%，而国外的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物产标准一般是 10%—16%，2005年底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达到每吨420美元，我国仅收取四美元，可以说是无偿利用资源，助长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加剧了产业结构的恶化，同时造成能源的浪费。据研究，2000年按现行的费率计算，每一吨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我国为1274倍标准煤，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 2.4倍，比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分别要高2.5倍、4.9倍、8.7倍、13倍。
第二，靠劳动者的低工资，目前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1996年到2006年全国工人工资总额年均增长9.15%，同年企业利润增幅是28.62%，农民工工资的增长更慢。
第三，牺牲环境。
我国出口产品主要是由外资企业提供，而且加工贸易性质的产品比重大。2006年我国机电工业加工贸易产品占出口产品总额的50%以上，其中加工贸易的出口占机械工业产品的份额更高一些。我国的机械工业产品出口力是强的，但是如果除掉国外的投资再来计算那就不一样了，实际是负的。
三、产品的附加值低，缺乏高附加值的产品。
缺少世界知名品牌的产品，目前我国企业主要还是采取低价竞争和低成本的规模扩张优势，企业从品牌获得的利润甚少，虽然我国制造业玩具占全球产量的70%，鞋类产品占全球产量的50%，彩电占全球产量的45%，空调占全球产量的30%，纺织品服装贸易占全球的24%，有近二百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还是比较少，目前我国国内出口企业中拥有自有商标的不到20，自主品牌发展滞后，美国品牌所创造的价值占GDP的比重 60%，我国则不到20%。
四、重视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人力资本为提高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1891年到1959年的70年中，美国物质资源增加了 4.5倍，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培训的投资增加了8.5倍，而前者使利润增加了3.5倍，后者使利润增加了17.5倍，可见人力投资带来的利润更多。日本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工人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年级，新技术革新利润增加6%，而技术革新能降低成本5%，技术人员能降低成本10%—15%，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管理人员创造和推广先进管理技术可降低30%以上的成本。经过技术再教育的工程人员，工作效率可以提高40%—70%。前苏联经济学家柯罗瓦多马洛夫和伍兹诺娃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前苏联从1960年到1978年，具有高于五年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占从业人员总数比重中增加了50%，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倍。换句话说，1960年到1978年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每提高10%，劳动生产率提高1.4倍。1961年到1975年间前苏联国民收入增长80%是靠劳动者生产率提高获得的，其中37%是靠劳动者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获得的。我国的研究单位也做过调查，调查表明在完成生产定额方面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比小学文化程度的工人要高26%，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比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工人生产率要高20%—30%，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三年出徒，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水平的工人一年就可以出徒，大学文化程度的工人不用一年就可以出徒，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人力素质提升是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根本，人力资本的形成除了要靠正规的学历教育以外还要靠企业的再教育，成为制造业的强国增强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必须要要有大批高素质的人才。特别主要培养大批的高级技工，国家要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花大力气办好国内技工学校，社会、企业加强职工的再教育，不断丰富职工的知识，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我国制造业走向世界，国际竞争力也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
谢谢大家！
2007年12月09日09:52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蒋正华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
2007中国制造业论坛于2007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中日产业经济界权威的学者和企业家，深入分析中日产业政策，剖析日本制造业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共同为困境中的中国制造业寻找对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搜狐财经作为本次论坛的联合主办媒体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
陈佳贵：尊敬的蒋委员长、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就如何提高我国制造业国际化的质量和水平讲几点意见。
一、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
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已经成为对外贸易大国，1980年我们的进出口总额仅仅围570亿人民币，当时贸易依存度是12.6%。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9555亿人民币，贸易依存度达到了70%，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排在美国、德国之后。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76万亿美元，进一步巩固了贸易大国的地位。刚才蒋正华副委员长也讲了，今年我们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超过24万亿人民币，进出口总额有可能超过两万亿美元，在近一两年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二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竞争力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国际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从产品的出口来看，首先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产品已经占很大的比重，1980年的时候我国出口贸易的商品中初级产品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50%，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也相当于50%，而到了 2000年以后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上升到90%以上，初级产品的比例相应下降到10%以下。到2006年制成品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49.5%，相应初级产品出口降到6%以下。
其次，在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上升，1995年机电产品出口占34.5%，2000年是47.1%，2006年达到56.7%。在工业制成品中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在逐步提高，1995年仅有6%，2002年达到22.2%，2006年上升到近30%。
1、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来看也在逐步提高，自1994年以后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争指数一直为正，大概在0.1左右，衡量贸易竞争指数只要是零以上就是有竞争力的。相反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竞争指数在下降一直未负，也就是说初级产品没有竞争力。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在逐步提高，在世界的名次2004年超过日本仅次于欧盟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制成品的经济体，占有率达到8.3%，是美国的81%，日本的104%。2003年到 2004年市场占有率增长分别为36%和37%。
2、从对外直接投资看，2002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境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继续推进对外投资的进程，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多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对外进行投资进入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时期。
2002年末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国内企业已经发展到三万多家，对外投资吸引世界160多个国家，我国对外投资已经从建点、开办窗口等简单的方式发展到投资建厂、收购兼并、股权置换、境外上市和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多种发展投资方式。2006年末我国对外企业投资存量为750亿美元，是2002年末的3.3倍。2002年到2006年对外企业投资流量分别为27亿美元、29亿美元和52亿美元，123亿美元和167亿美元。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2002年的6.5倍，也就是说对外投资也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3、从引进外资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03年到2006年我国计算机以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93亿美元，其中2006年为82亿美元，比上两年增长5.9%，目前世界主要的IT制造业企业纷纷在华设厂，有的还将研发中心设在我国，有利促进了我国电子企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增加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提高制造业国际水平要重视的主要问题。
讨论国际竞争力的时候，有的学者讲了，现在是一类国家制订标准，二类国家靠出售技术，三类国家靠出售产品，这个观点有点极端。但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应该说是制造业方面的主要问题。
1、重视标准的制订。我国现在有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但是产品要走向国外远远不够，必须要遵守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的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化委员会公认的其它组织制订的标准，加强采用国际标准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技术经济政策，为组建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对外开放、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
我国引进发布的19000多项国家标准，这是2001年的数字，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有八千多项，采用标准是43%左右。国际标准化组织ICO和国际电动委员会IEC现有的标准是一万六千多项，已经转化为我国国家标准的有六千多项，转化率是83%，显然我国的标准化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能够消极地去遵守国际标准，应该争取制订国际标准的法律权和主动权，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
2、重视自主创新，发展核心技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了一批勇于自主创新的成功企业，他们当中有的通过原始创新成果的产品化占领了国际市场，有的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打造自主品牌占领市场。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多数企业研发中心工作效率比较低，创新组织机制也不完善，尚未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仅为2.6%，而美国为8.3%，这还是1998年的数字。2000年的数字是7.4%，日本是8.6%。我们研发经费的投入只占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在28567家大中型企业当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只占24%，具有国家知识产权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占千分之三，目前我国仅有1.1%的企业获得授权的专利，其中仅为0.17%的企业获得法律专利权。在今年13 万件发明专利当中有一半是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可以说在国际范围我国企业无论是在国际创新的投入上还是新产品上都同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确立企业的技术创新地位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把自主创新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加以推进，计划到2020年IT投入占GDP的比重从现在的1.35%提高到2.5%，科学技术进步对GDP的贡献率从现在的39%提高到60%。中国的专利拥有数从现在世界的第20位上升到第五位。
3、努力增加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我们的产品是有竞争力的，但同时我们要看到面临严峻的挑战。刚才蒋正华副委员长也分析了，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之所以不强，从目前来看主要是三大问题。
一个是靠资源的低水平加工，我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仅为1%，稀土矿2%，金矿为4%，而国外的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物产标准一般是 10%—16%，2005年底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达到每吨420美元，我国仅收取四美元，可以说是无偿利用资源，助长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加剧了产业结构的恶化，同时造成能源的浪费。据研究，2000年按现行的费率计算，每一吨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我国为1274倍标准煤，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 2.4倍，比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分别要高2.5倍、4.9倍、8.7倍、13倍。
第二，靠劳动者的低工资，目前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1996年到2006年全国工人工资总额年均增长9.15%，同年企业利润增幅是28.62%，农民工工资的增长更慢。
第三，牺牲环境。
我国出口产品主要是由外资企业提供，而且加工贸易性质的产品比重大。2006年我国机电工业加工贸易产品占出口产品总额的50%以上，其中加工贸易的出口占机械工业产品的份额更高一些。我国的机械工业产品出口力是强的，但是如果除掉国外的投资再来计算那就不一样了，实际是负的。
三、产品的附加值低，缺乏高附加值的产品。
缺少世界知名品牌的产品，目前我国企业主要还是采取低价竞争和低成本的规模扩张优势，企业从品牌获得的利润甚少，虽然我国制造业玩具占全球产量的70%，鞋类产品占全球产量的50%，彩电占全球产量的45%，空调占全球产量的30%，纺织品服装贸易占全球的24%，有近二百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还是比较少，目前我国国内出口企业中拥有自有商标的不到20，自主品牌发展滞后，美国品牌所创造的价值占GDP的比重 60%，我国则不到20%。
四、重视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人力资本为提高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1891年到1959年的70年中，美国物质资源增加了 4.5倍，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培训的投资增加了8.5倍，而前者使利润增加了3.5倍，后者使利润增加了17.5倍，可见人力投资带来的利润更多。日本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工人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年级，新技术革新利润增加6%，而技术革新能降低成本5%，技术人员能降低成本10%—15%，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管理人员创造和推广先进管理技术可降低30%以上的成本。经过技术再教育的工程人员，工作效率可以提高40%—70%。前苏联经济学家柯罗瓦多马洛夫和伍兹诺娃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前苏联从1960年到1978年，具有高于五年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占从业人员总数比重中增加了50%，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倍。换句话说，1960年到1978年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每提高10%，劳动生产率提高1.4倍。1961年到1975年间前苏联国民收入增长80%是靠劳动者生产率提高获得的，其中37%是靠劳动者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获得的。我国的研究单位也做过调查，调查表明在完成生产定额方面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比小学文化程度的工人要高26%，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比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工人生产率要高20%—30%，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三年出徒，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水平的工人一年就可以出徒，大学文化程度的工人不用一年就可以出徒，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人力素质提升是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根本，人力资本的形成除了要靠正规的学历教育以外还要靠企业的再教育，成为制造业的强国增强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必须要要有大批高素质的人才。特别主要培养大批的高级技工，国家要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花大力气办好国内技工学校，社会、企业加强职工的再教育，不断丰富职工的知识，提升他们的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我国制造业走向世界，国际竞争力也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
谢谢大家！
渡边幸男:中日企业均以国内市场为主线发展壮大
渡边幸男:中日企业均以国内市场为主线发展壮大
2007年12月09日11:07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渡边幸男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渡边幸男
2007中国制造业论坛于2007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中日产业经济界权威的学者和企业家，深入分析中日产业政策，剖析日本制造业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共同为困境中的中国制造业寻找对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作为本次论坛的联合主办媒体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
渡边幸男：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能够和大家交流，刚才政府部门的领导给我们做了报告，和我自己认为的一些东西有的地方有不同的意见。
我不代表中国政府，也不代表日本政府，只是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总结一下日本中小企业的情况，再对照现在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情况总结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我从2000年开始，这七八年当中每年都要到中国做两三次调查，根据这些调查我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日本和中国在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共同点是以本国的国内市场为主线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个是主要的共同点，但是最主要的，日本的机械工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在技术开发、创新方面主动承担一些风险发展起来。日本的机械工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方面来看有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大家都很熟悉的日本丰田、本田这些大公司，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企业在发展，而中国的中小企业有的企业并不是中小企业，它们并不是依靠在大企业下面独立发展起来，而是自己独立创新、开发产品发展起来，这一点和日本当时在大企业下面发展起来的企业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这方面我的认识跟刚才政府领导的观点在产品质量方面有不同的观点，质量问题有两方面。一个是把质量再提高，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质量的问题，还有以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式起来面对质量挑战的问题，前者在这方面和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
回顾日本机械工业的发展，依靠大企业发展起来，并不是中小企业自己独自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和欧美不一样的是，欧美都是独自的发展方式发展起来的，就这一点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不同点？这个是我现在关心研究的课题。我希望有更多的讨论把这个讨论带回到日本，我想就日本工业的发展以及我们现在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所面临的不同点进行一些回顾。日本的机械工业在战后是独立发展的，自己用开发经费研究一些东西，他们和中国的发展方向不一样，在日本战后机械工业发展方面所处的环境和中国不一样。日本战后当时现代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但是当时日本企业跟先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有很大的相差程度，特别是一些大企业，依靠这些大企业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为这些大企业提供了一些零部件，它们的发展也是相当落后。虽然世界上来看已经存在先进的工作企业，但是日本大企业、中小企业比起这些水平来说都是相当落后的。虽然说战后的发展，中小企业尽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在培养自己的技术者、引用的设备方面做了最大努力，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特别落后。
中国的中小企业所处的环境是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具有相当的能力，技术人员以及机械设备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虽然拥有这样的水平和先进的发达工业国家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就这方面的差距来说和战后日本机械工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说是特别相似的。战后日本机械中小企业发展的特点，以本国的一亿多人口为主要市场进行发展，和欧美相比是相当小的，当时生产总值只有欧洲国家的三分之一和美国的六分之一，是相当落后的。以本国市场为主线发展成为可能，有一定程度上是和中国有相似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点。现在中国的市场不是当时日本一亿人口的市场而是13亿人口的市场，另外一方面从收入水平来说并不是战后日本时候的贫穷状况，对于在本国进行发展来说，中国的本国市场是一个资源特别丰富的市场。
和日本最大的不同，中国本国市场并不是只有中国的企业存在，同时还存在着各种外国企业。日本当时国内市场没有别的外国企业，只有日本企业，而中国又有中国企业也有外国企业同时存在。
对现在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性来说，发挥自己的优势，相对于我们所能够制造的质量，相对于我们能够提供的价格，这方面的优势让外国企业不能加入到这个领域方面发展下去的可能性是特别大的。
现在中国的企业可以很简单很容易取得外国的生产设备，而当时的日本并不是这样的状况，日本中小企业无法取得外国的先进生产设备。当时日本的机械工业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状况是这样的，由于他们所面对的国际状况还有一些外汇市场的制度问题，他们不能够直接从国外购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如果要购买先进机械设备的话，只有依靠大企业才可以办得到。日本中小企业必须要依靠大企业才能进行技术的提高或者产品质量的提高，它们从属于一个大企业下面发展起来从属性的发展，比如日本有名的丰田都是拥有这样一些为他们提供零部件从属于它们的中小企业。为了在竞争当中生存，他们所想的并不是利用这些技术，而是怎么样从大企业那里提供的技术，怎么样做出更好的东西来。
政府部门对中小企业给了一些鼓励性的发展方面的资金投入，在政府以及中小企业的努力下，他们才能够在汽车制造领域制造出比较便宜但是质量又好的汽车，超过美国这些先进国家成为可能。按照日本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再总结中国的情况。在中国的机械工业企业方面的发展我有下面几点想法。
从中国所处的环境来看，如果借鉴日本当时以大企业为主，依存于大企业发展的方向性是不存在的。我们的企业在重视质量的同时并且相应质量不管是多少的量还是多少价钱，比如说在中级产品或者低级市场方面有相对的优越性，发挥这个优越性，针对需要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提供更迅速，不管是多少的供求量都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这方面有很大的可能性。如果说从日本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是从属于大企业下面发展的方向性，还有政府的一些措施等方面。根据我们现在国内所处的状况来看，这个经验是不值得借鉴的，这也不是我们所有中国的中小企业或者以机械工业制造为主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性。针对国内市场现状来说，能够借鉴到日本的一些经验，在质量管理方面，丰田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也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以及日本政府对当时的情况做出的政策，当然现在国内中国政府也对质量的提高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如果我们的企业对于质量方面想一想，如何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面对内外市场的情况下一边摸索一边进行发展，这个方向也是很有可能得到很大发展的。
我很想尝试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由于时间限制我不能说太多，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参考手头的资料。如果有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希望大家和我一起讨论，把这些意见通过亚洲制造业协会转达给我，我也会跟大家联系。
谢谢大家！
2007年12月09日11:07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渡边幸男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渡边幸男
2007中国制造业论坛于2007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中日产业经济界权威的学者和企业家，深入分析中日产业政策，剖析日本制造业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共同为困境中的中国制造业寻找对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作为本次论坛的联合主办媒体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
渡边幸男：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能够和大家交流，刚才政府部门的领导给我们做了报告，和我自己认为的一些东西有的地方有不同的意见。
我不代表中国政府，也不代表日本政府，只是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总结一下日本中小企业的情况，再对照现在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情况总结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我从2000年开始，这七八年当中每年都要到中国做两三次调查，根据这些调查我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日本和中国在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共同点是以本国的国内市场为主线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个是主要的共同点，但是最主要的，日本的机械工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在技术开发、创新方面主动承担一些风险发展起来。日本的机械工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方面来看有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大家都很熟悉的日本丰田、本田这些大公司，它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企业在发展，而中国的中小企业有的企业并不是中小企业，它们并不是依靠在大企业下面独立发展起来，而是自己独立创新、开发产品发展起来，这一点和日本当时在大企业下面发展起来的企业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这方面我的认识跟刚才政府领导的观点在产品质量方面有不同的观点，质量问题有两方面。一个是把质量再提高，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质量的问题，还有以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式起来面对质量挑战的问题，前者在这方面和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
回顾日本机械工业的发展，依靠大企业发展起来，并不是中小企业自己独自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和欧美不一样的是，欧美都是独自的发展方式发展起来的，就这一点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中国的中小企业。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不同点？这个是我现在关心研究的课题。我希望有更多的讨论把这个讨论带回到日本，我想就日本工业的发展以及我们现在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所面临的不同点进行一些回顾。日本的机械工业在战后是独立发展的，自己用开发经费研究一些东西，他们和中国的发展方向不一样，在日本战后机械工业发展方面所处的环境和中国不一样。日本战后当时现代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但是当时日本企业跟先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有很大的相差程度，特别是一些大企业，依靠这些大企业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为这些大企业提供了一些零部件，它们的发展也是相当落后。虽然世界上来看已经存在先进的工作企业，但是日本大企业、中小企业比起这些水平来说都是相当落后的。虽然说战后的发展，中小企业尽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在培养自己的技术者、引用的设备方面做了最大努力，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特别落后。
中国的中小企业所处的环境是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具有相当的能力，技术人员以及机械设备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虽然拥有这样的水平和先进的发达工业国家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就这方面的差距来说和战后日本机械工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说是特别相似的。战后日本机械中小企业发展的特点，以本国的一亿多人口为主要市场进行发展，和欧美相比是相当小的，当时生产总值只有欧洲国家的三分之一和美国的六分之一，是相当落后的。以本国市场为主线发展成为可能，有一定程度上是和中国有相似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点。现在中国的市场不是当时日本一亿人口的市场而是13亿人口的市场，另外一方面从收入水平来说并不是战后日本时候的贫穷状况，对于在本国进行发展来说，中国的本国市场是一个资源特别丰富的市场。
和日本最大的不同，中国本国市场并不是只有中国的企业存在，同时还存在着各种外国企业。日本当时国内市场没有别的外国企业，只有日本企业，而中国又有中国企业也有外国企业同时存在。
对现在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性来说，发挥自己的优势，相对于我们所能够制造的质量，相对于我们能够提供的价格，这方面的优势让外国企业不能加入到这个领域方面发展下去的可能性是特别大的。
现在中国的企业可以很简单很容易取得外国的生产设备，而当时的日本并不是这样的状况，日本中小企业无法取得外国的先进生产设备。当时日本的机械工业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状况是这样的，由于他们所面对的国际状况还有一些外汇市场的制度问题，他们不能够直接从国外购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如果要购买先进机械设备的话，只有依靠大企业才可以办得到。日本中小企业必须要依靠大企业才能进行技术的提高或者产品质量的提高，它们从属于一个大企业下面发展起来从属性的发展，比如日本有名的丰田都是拥有这样一些为他们提供零部件从属于它们的中小企业。为了在竞争当中生存，他们所想的并不是利用这些技术，而是怎么样从大企业那里提供的技术，怎么样做出更好的东西来。
政府部门对中小企业给了一些鼓励性的发展方面的资金投入，在政府以及中小企业的努力下，他们才能够在汽车制造领域制造出比较便宜但是质量又好的汽车，超过美国这些先进国家成为可能。按照日本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再总结中国的情况。在中国的机械工业企业方面的发展我有下面几点想法。
从中国所处的环境来看，如果借鉴日本当时以大企业为主，依存于大企业发展的方向性是不存在的。我们的企业在重视质量的同时并且相应质量不管是多少的量还是多少价钱，比如说在中级产品或者低级市场方面有相对的优越性，发挥这个优越性，针对需要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提供更迅速，不管是多少的供求量都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这方面有很大的可能性。如果说从日本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是从属于大企业下面发展的方向性，还有政府的一些措施等方面。根据我们现在国内所处的状况来看，这个经验是不值得借鉴的，这也不是我们所有中国的中小企业或者以机械工业制造为主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性。针对国内市场现状来说，能够借鉴到日本的一些经验，在质量管理方面，丰田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也是根据当时的情况以及日本政府对当时的情况做出的政策，当然现在国内中国政府也对质量的提高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如果我们的企业对于质量方面想一想，如何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面对内外市场的情况下一边摸索一边进行发展，这个方向也是很有可能得到很大发展的。
我很想尝试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由于时间限制我不能说太多，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参考手头的资料。如果有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希望大家和我一起讨论，把这些意见通过亚洲制造业协会转达给我，我也会跟大家联系。
谢谢大家！
于献忠(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如何提升中国现代制造业水平
于献忠：如何提升中国现代制造业水平
2007年12月09日12:18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蒋正华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于献忠
2007中国制造业论坛于2007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中日产业经济界权威的学者和企业家，深入分析中日产业政策，剖析日本制造业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共同为困境中的中国制造业寻找对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作为本次论坛的联合主办媒体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
于献忠：各位领导、各位嘉宾，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与诸位一起讨论如何提升中国现代制造业水平的问题。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这次会议筹办之一的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对诸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探讨如何提升中国现代制造业水平的问题。我将有四句话，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制造的话题。我们不仅要勇于面对竞争，更要抓住机遇提升我们的产业水平。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将会推动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而努力。
我们应该对整个宏观环境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近30年，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努力的提升，这一点大家都有共同的体会，我国的人均 GDP由建国初期不到100美元到改革初期不到200美元，到去年我们人均突破两千美金，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数据，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候。当一个国家走出低收入水平的时候，正是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分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650美金以下，655 —2911美元中等水平，如果再往上走基本上是2900—7900美元，再往上就是高收入。中国走出了低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回顾我国经济发展不难看出，我们有很多在这个阶段必须重视的重要问题。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尽管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积累，为今后的进一步提升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是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我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同时我们的环境恶化还有能源效益低下，我们也是土地逐渐减少的国家。我们国家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假设按照有些资料所说的，人均石油和天然气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7.7%和7.1%，我们的煤炭相对乐观，但是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8.6%，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是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消耗却是世界消耗大国，我们的石油储备是世界第12位，可是消费是世界第二位，我们用远远高于经济GDP占全世界整个份额5%左右，我们大大超过了能源和资源的消耗，这是不得了的。我们土地人均耕地只是世界人均耕地的不到二分之一，我们整个水资源是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我们人均树林拥有量不到世界人均量的六分之一。有些人说我们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整个可开采的年限大概是 80年、15年和30年，说这些话是因为让我们注意，我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靠摊大饼，中央为什么多次提出来这次十七大重申我们必须要把经济转变方式由数量型转向集约型，提出又快又好的发展提为又好又快的发展。如果不重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很成问题，这就体现了国人对经济发展非常乐观，但是我认为我们缺乏微机意识。越是经济发展的国家，危机意识越是强，美国是世界第一强盛的国家，美国的危机意识很强，整天认为别人威胁到他，今天我们的日本朋友跟我反映过两次，日本是世界第二个发达国家，但是日本整个民族的危机意识远远盛过我们。韩国是世界第12大经济体，本身也有非常危机的意识，他在想美国和日本对它来讲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如旭日东升半升起，他们也认为受到威胁，整天算在经济实力上在技术上在军事上和其它国家相比怎么样。我们要认识我们发展的大好机遇，但是更要注意我们现在确实处于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我们切不可小看，否则经济发展到后面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关键的转折点，我们大家都深切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希望。
中国制造应该站在世界关注的话题，中国制造遍布全世界，无论到国外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中国制造的影子，不管是我们的服装还是鞋甚至于汽车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展60%—70%，所有这些使我们感到中国制造能力的提升。同时仔细来看我们一样不可乐观，按照我多年在企业工作的看法，我在企业干了26年，之后退下来到政府部门，对于我们家族制造本身的难度体会非常深。如果把一般意义上说的中国制造细分，可以分为中国加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我们现在是处于三个混合体，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中国加工，也就是说别人来了这种创意是别人的，我们只是来当一个劳动者去加工，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的加工过程中真正取得最重要的收益。就拿芭比娃娃来说，在美国卖9.5美金，我们只取得35美分，这是为什么？仍然靠我们劳动密集型这样一个特点，靠低廉的劳动力的价格特点来去形成我们微乎其微的制造竞争力。中国自己的品牌制造正如诸位领导和很多专家所说的，我们在世界上还没有形成重大的品牌，我们世界五百强进去了二十几个，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在世界五百强前十的美国就有五个，整个美国有82家，日本有70几个，最强盛的国家、第二盛的国家拥有世界最著名品牌和第二位的品牌。如果没有品牌我们很难在世界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说到中国创造，刚才各位领导都说到，现在实际核心竞争力很弱，创意设计都在别人手里。这里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我们确确实实面对着世界制造业的提升和竞争，我们应该深醒，我们曾经为企业取得科技进步高兴，我们为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发明去庆贺，但是大家想到没有？我们中国现在99%的企业是没有专利，我们9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机构，我们对外的依存度超过50%，很多技术研发70%是属于外延性的，我们居于这样的位置是何等难堪。我说难堪是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总量将会进一步享受上升，但是人均又在世界一百位之后，我们是世界制造大国，但是我们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内在的技术含量远远不行。我们现在虽然是家族大国，但是还不是制造大国，更不是创造大国。我们现在说不上是生产强国，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严峻的现实。
我们不仅要勇于面对竞争，更要抓住机遇，机遇对于我们是千载难逢的，改革开放30年，我们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以至于世界上很多人评论，英国大学教授写了一本书，中国在过去的汉朝汉武大地的时候占世界GDP的20%，现在占世界GDP的27%，不要为这种评价扬扬得意，实际国外对我们的评价往往都是过高的，尤其在军事上，美国总是认为中国现在不得了，飞机如何如何，军舰如何如何，潜水艇如何如何如何，我当过飞机情报总设计师，我知道我们的水平还是有差距的，我们刚刚装备第三代飞机，第四代、第五代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开始用了，所有这些说明我们具有多大的威慑力量具有重大的力量可以保卫我们的经济安全，包括以美国为首在中国周围形成的包围圈，我们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我们不能逃脱。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世界会对我们刮目相看，在我们发展很好的时候同时注意我们形成了对别人的压力，这是客观的，是不能回避的，但是也没什么好怕的，因为我们必将在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中很好地抓住了前面几十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这个转移中我们有效率让世界上认可了中国的加工工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很好进一步推进整个产业提升。以至于使我们中国制造不能变成低价劳动力成本这样一个代名词，而应该成为卓越的品牌这样一个代名词。我们现在这个经济本身面对着将进行后面产业转移是高科技转移，我想我们能够抓住第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战略机遇，我们也一定能够抓住第二次科技产业转移中提升我们整体的实力。
对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将愿意和大家一起提升产业水平而努力，设备监理是世界范围之内应该说行之有效科学的项目管理方法，所谓的设备监理就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业主的委托，按照业主和设备制造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再去委托客观公正的第三方对设备的制造全过程有设计开发，有制造到安装调试最后整个交付使用，形成全过程的管理。这从根本意义上是提升我们整个制造业水平，也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产品水平。
说到中国制造很多人谈到产品的制造，但是我们很少去提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装备制造，一个国家的装备制造业的水平才是这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核心体现。可是我们现在重大的装备很少是我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的，很多关键设备我们不得不依靠进口，而且有些还要长期进口。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能够有效地实施设备监理将会加快设备质量得到保证，保证我们的产品加工水平。说句心里话，作为设备监理协会，是以服务于政府服务于会员服务于市场为宗旨，同时也是一个为提高设备质量，提高投资效益为宗旨主线，同时也按照团结奋进公正服务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来去约束我们的行为。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现在已经是一个全国性有一定影响的协会，尽管它的诞生是在2004年5月18号，这个协会也是我当司长时力挺祖辈筹建的。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现在已经拥有了单位和个人会员八千多个，已经拥有了326名可以具备对设备监理单位进行资格审查的审查员、工程师，同时我们拥有包括44家培训机构在内的对设备监理管理的体系。现在全国范围之内已经有1022个设备监理师，有69家设备监理单位取得甲级的鉴定资格，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说明中国的设备监理正在按照政府有关方面的要求，在全国范围之内公正服务推进有效，建立完整的监理体制和监理制度。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基于这一点，将来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加强行业自律，使这个协会成为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的协会，其次提升我们的能力，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是一个单位主要的问题，没有人什么事情办不成，而设备监理就是一个以综合的科技技术密集体，如果我们的人不懂技术不懂管理就谈不上有效监管。从这个道理上能力提升。
注意加强我们的服务意识，面向政府，面向社会，面向市场提高我们服务的意识，强化服务的本能。面对国际竞争，要走出去，要逐步使设备监理协会成为外向型的国际化的有能力的设备监理中介机构，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不以盈利非营利的是专业的社会团体，将会按照既定的方针和有关部门一道加大努力，真正从根本上全方位在中国推进设备监理制度，通过这个制度的有效实施也为中国整个制造业的提升作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大家！
2007年12月09日12:18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蒋正华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于献忠
2007中国制造业论坛于2007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中日产业经济界权威的学者和企业家，深入分析中日产业政策，剖析日本制造业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共同为困境中的中国制造业寻找对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作为本次论坛的联合主办媒体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
于献忠：各位领导、各位嘉宾，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与诸位一起讨论如何提升中国现代制造业水平的问题。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这次会议筹办之一的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对诸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探讨如何提升中国现代制造业水平的问题。我将有四句话，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制造的话题。我们不仅要勇于面对竞争，更要抓住机遇提升我们的产业水平。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将会推动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而努力。
我们应该对整个宏观环境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近30年，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努力的提升，这一点大家都有共同的体会，我国的人均 GDP由建国初期不到100美元到改革初期不到200美元，到去年我们人均突破两千美金，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数据，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候。当一个国家走出低收入水平的时候，正是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分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650美金以下，655 —2911美元中等水平，如果再往上走基本上是2900—7900美元，再往上就是高收入。中国走出了低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回顾我国经济发展不难看出，我们有很多在这个阶段必须重视的重要问题。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尽管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积累，为今后的进一步提升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是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我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同时我们的环境恶化还有能源效益低下，我们也是土地逐渐减少的国家。我们国家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假设按照有些资料所说的，人均石油和天然气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7.7%和7.1%，我们的煤炭相对乐观，但是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8.6%，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是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消耗却是世界消耗大国，我们的石油储备是世界第12位，可是消费是世界第二位，我们用远远高于经济GDP占全世界整个份额5%左右，我们大大超过了能源和资源的消耗，这是不得了的。我们土地人均耕地只是世界人均耕地的不到二分之一，我们整个水资源是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我们人均树林拥有量不到世界人均量的六分之一。有些人说我们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整个可开采的年限大概是 80年、15年和30年，说这些话是因为让我们注意，我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靠摊大饼，中央为什么多次提出来这次十七大重申我们必须要把经济转变方式由数量型转向集约型，提出又快又好的发展提为又好又快的发展。如果不重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很成问题，这就体现了国人对经济发展非常乐观，但是我认为我们缺乏微机意识。越是经济发展的国家，危机意识越是强，美国是世界第一强盛的国家，美国的危机意识很强，整天认为别人威胁到他，今天我们的日本朋友跟我反映过两次，日本是世界第二个发达国家，但是日本整个民族的危机意识远远盛过我们。韩国是世界第12大经济体，本身也有非常危机的意识，他在想美国和日本对它来讲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如旭日东升半升起，他们也认为受到威胁，整天算在经济实力上在技术上在军事上和其它国家相比怎么样。我们要认识我们发展的大好机遇，但是更要注意我们现在确实处于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我们切不可小看，否则经济发展到后面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关键的转折点，我们大家都深切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希望。
中国制造应该站在世界关注的话题，中国制造遍布全世界，无论到国外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中国制造的影子，不管是我们的服装还是鞋甚至于汽车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展60%—70%，所有这些使我们感到中国制造能力的提升。同时仔细来看我们一样不可乐观，按照我多年在企业工作的看法，我在企业干了26年，之后退下来到政府部门，对于我们家族制造本身的难度体会非常深。如果把一般意义上说的中国制造细分，可以分为中国加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我们现在是处于三个混合体，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中国加工，也就是说别人来了这种创意是别人的，我们只是来当一个劳动者去加工，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的加工过程中真正取得最重要的收益。就拿芭比娃娃来说，在美国卖9.5美金，我们只取得35美分，这是为什么？仍然靠我们劳动密集型这样一个特点，靠低廉的劳动力的价格特点来去形成我们微乎其微的制造竞争力。中国自己的品牌制造正如诸位领导和很多专家所说的，我们在世界上还没有形成重大的品牌，我们世界五百强进去了二十几个，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在世界五百强前十的美国就有五个，整个美国有82家，日本有70几个，最强盛的国家、第二盛的国家拥有世界最著名品牌和第二位的品牌。如果没有品牌我们很难在世界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说到中国创造，刚才各位领导都说到，现在实际核心竞争力很弱，创意设计都在别人手里。这里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我们确确实实面对着世界制造业的提升和竞争，我们应该深醒，我们曾经为企业取得科技进步高兴，我们为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发明去庆贺，但是大家想到没有？我们中国现在99%的企业是没有专利，我们9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研发机构，我们对外的依存度超过50%，很多技术研发70%是属于外延性的，我们居于这样的位置是何等难堪。我说难堪是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总量将会进一步享受上升，但是人均又在世界一百位之后，我们是世界制造大国，但是我们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内在的技术含量远远不行。我们现在虽然是家族大国，但是还不是制造大国，更不是创造大国。我们现在说不上是生产强国，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严峻的现实。
我们不仅要勇于面对竞争，更要抓住机遇，机遇对于我们是千载难逢的，改革开放30年，我们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以至于世界上很多人评论，英国大学教授写了一本书，中国在过去的汉朝汉武大地的时候占世界GDP的20%，现在占世界GDP的27%，不要为这种评价扬扬得意，实际国外对我们的评价往往都是过高的，尤其在军事上，美国总是认为中国现在不得了，飞机如何如何，军舰如何如何，潜水艇如何如何如何，我当过飞机情报总设计师，我知道我们的水平还是有差距的，我们刚刚装备第三代飞机，第四代、第五代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开始用了，所有这些说明我们具有多大的威慑力量具有重大的力量可以保卫我们的经济安全，包括以美国为首在中国周围形成的包围圈，我们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我们不能逃脱。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世界会对我们刮目相看，在我们发展很好的时候同时注意我们形成了对别人的压力，这是客观的，是不能回避的，但是也没什么好怕的，因为我们必将在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中很好地抓住了前面几十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这个转移中我们有效率让世界上认可了中国的加工工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很好进一步推进整个产业提升。以至于使我们中国制造不能变成低价劳动力成本这样一个代名词，而应该成为卓越的品牌这样一个代名词。我们现在这个经济本身面对着将进行后面产业转移是高科技转移，我想我们能够抓住第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战略机遇，我们也一定能够抓住第二次科技产业转移中提升我们整体的实力。
对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将愿意和大家一起提升产业水平而努力，设备监理是世界范围之内应该说行之有效科学的项目管理方法，所谓的设备监理就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业主的委托，按照业主和设备制造供应商之间的合同再去委托客观公正的第三方对设备的制造全过程有设计开发，有制造到安装调试最后整个交付使用，形成全过程的管理。这从根本意义上是提升我们整个制造业水平，也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产品水平。
说到中国制造很多人谈到产品的制造，但是我们很少去提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装备制造，一个国家的装备制造业的水平才是这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核心体现。可是我们现在重大的装备很少是我们自己能够独立完成的，很多关键设备我们不得不依靠进口，而且有些还要长期进口。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能够有效地实施设备监理将会加快设备质量得到保证，保证我们的产品加工水平。说句心里话，作为设备监理协会，是以服务于政府服务于会员服务于市场为宗旨，同时也是一个为提高设备质量，提高投资效益为宗旨主线，同时也按照团结奋进公正服务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来去约束我们的行为。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现在已经是一个全国性有一定影响的协会，尽管它的诞生是在2004年5月18号，这个协会也是我当司长时力挺祖辈筹建的。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现在已经拥有了单位和个人会员八千多个，已经拥有了326名可以具备对设备监理单位进行资格审查的审查员、工程师，同时我们拥有包括44家培训机构在内的对设备监理管理的体系。现在全国范围之内已经有1022个设备监理师，有69家设备监理单位取得甲级的鉴定资格，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说明中国的设备监理正在按照政府有关方面的要求，在全国范围之内公正服务推进有效，建立完整的监理体制和监理制度。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基于这一点，将来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加强行业自律，使这个协会成为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的协会，其次提升我们的能力，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是一个单位主要的问题，没有人什么事情办不成，而设备监理就是一个以综合的科技技术密集体，如果我们的人不懂技术不懂管理就谈不上有效监管。从这个道理上能力提升。
注意加强我们的服务意识，面向政府，面向社会，面向市场提高我们服务的意识，强化服务的本能。面对国际竞争，要走出去，要逐步使设备监理协会成为外向型的国际化的有能力的设备监理中介机构，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不以盈利非营利的是专业的社会团体，将会按照既定的方针和有关部门一道加大努力，真正从根本上全方位在中国推进设备监理制度，通过这个制度的有效实施也为中国整个制造业的提升作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大家！
吕政：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问题
吕政：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问题
2007年12月09日11:41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蒋正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
2007中国制造业论坛于2007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中日产业经济界权威的学者和企业家，深入分析中日产业政策，剖析日本制造业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共同为困境中的中国制造业寻找对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搜狐财经作为本次论坛的联合主办媒体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
吕政：各位企业家上午好！我讲的题目是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问题，探讨中国企业新的技术来源是什么？怎么样理解国家创新体系？这个创新体系既包括了国家级的科研院所，也包括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中心，也包括大专院校，应该是覆盖全社会多层次的，而不是仅仅理解为国家级的创新体系。
笼统来讲科技创新，应该把科技创新分为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主体到底由谁来承担。
第一个层次，科学发现。它是解释物质世界存在的宏观到微观的存在及其运动方式，它是基础研究，客观实际已经存在的物质世界，从宏观到微观，科学家的责任就是揭示它的存在形式和运动规律，这是科学发现的范畴，应当属于科学家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不能要求这些科学家都能够理解面向经济的主战场。
第二个层次，技术发明。运用科学发现所揭示的规律，采取工程化的手段，主要由工程师来完成的。往往学理科的工程师具有动手能力，技术发明需要动手能力强的人搞技术创新。因此技术发明树立应用系统的开发，主要由有动手能力的工程师来完成。
第三个层次，技术创新还停留在成果的层次上，需要工程化、产业化。如果技术成果最终不能实现工程化和产业化，这个创新成果束之高阁没有任何社会经济意义。产业化主要要靠企业家来组织，如果没有企业家把技术要素、资金要素组织起来，这个成果是转化不了的。因此国家创新体系或者主体应该包含基础研究，也包含应用技术创新，也包含企业家最终实现创新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市场化。
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工作队伍重点应该在企业，这样才能理解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七大提出来要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我认为需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企业要有自我积累的能力。企业没有积累能力没有适应能力就不可能进行技术创新的投资，最近“十五”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企业普遍的经营状况良好，特别是上游的企业获得很多垄断利润，而制造业由于市场旺盛，出口增长很快，所以企业利润状况最近几年应该说非常好。这些利润去干什么？
首先分出一部分进行企业技术创新，要有积累能力。
第二，需要有人才。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才笼统来讲科技人才，包括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大专院校从事理工科教授的科研人才，总量50%以上是在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企业接近50%，当然这些企业增长很快。这个状况和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工业发达国家真正科研人才集中在企业的有80%— 85%，学工科的大学生应该到企业去，不要想着去改行。但是工程师摇篮的著名大学毕业之后就改行，要改变这种情况，尤其工科大学生不愿意到企业去，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向企业集中。企业的社会保障是社会化的，事业单位大学研究所和政府没有社会化，退休以后企业的社保资金明显低于政府，同样大学毕业在企业当高级工程师跟在企业当高级工程师或者处长退休之后差别很大，今后必须要统一这种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企业的工程技术开发中心，现在中国企业建工程技术开发中心的不到30%，如果企业没有这样一个实体没有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工程技术人员主要是做车间的现场管理和处理日常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而没有研发的专职力量，因此创新必须要解决平台问题。
第四，解决税收与财政政策。第一台设备肯定是不成熟的，批量不到一定程度成本很高，韩国的清洁燃料和双动力的汽车造价远远高于市场化的汽车造价，但是政府出钱第一批买了几十辆，使韩国大宇、现代能够进一步有资金循环进行技术开发。
关于技术创新的经济机制问题，必须通过市场竞争的结果，应该形成不同行业都能够获得同样资本投入的平均利润，这样才是合理的。我们现在的利润在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平均利润率这样一种格局，除了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获取的超额利润，就像上游的几大产业利润总额占工业规模以上的利润总额50%以上。房地产出现暴利，少则20%，多则30%，这种暴利与平均利润率的机制，小企业有了钱就买几套房子，大企业就想做房地产，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到地方圈高科技园区，圈来的土地并不做高科技开发，放那儿几年土地也升值了。
第五、知识产权的共享问题。深圳的高交会、北京的高交会、沈阳的高交会，大家都想通过技术市场的转让来获取技术，实际上这种转移的结果多数是不成功的。这些技术没有经过工业化的实验，实验室研发的费用是1，终试10，产业化要投入100，而后面的10和100没有人去投，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放不出去，给企业之后将来的销售利润要提取多少的收成，没有让利的知识发明只是纸上的，不是工程化的。我们的专利现在有90%是垃圾专利，很多专利没有进一步开发。解决知识产权的共享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典型，无锡施正荣的尚德太阳能公司，他自己研发，澳大利亚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他原来所在的母校也做太阳能的研发，如果没有理论转化，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的实验结果也就是束之高阁，这个研究成果由企业和研究所共享，这样才能解决成果的转化问题，企业得到利益，研究所也得到利益。这是关于共享机制问题。
关于技术工人问题，我最近参加超精细加工重大专项的论证，发现不是设计问题，最后装起来就有问题，零部件没有问题，总成就有问题，超精细加工要到90纳米，中国干不出来。不是说我们不懂这个原理，不懂这个过程，不懂零部件的制造，中国缺少超精细加工的技术工人，实际上这是简单的机械加工。在大多数机械工业制造过程中中国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也使我们的创新成果不能市场化的重要原因。我们曾经看过日本的丰田，丰田的技术工人在日本的京冈出现丰田汽车制造厂，这个地方过去是纺织机械发达，做纺织机械的那批工人转化为丰田制造厂的汽车制造工人。丰田高档豪华车的内饰，为什么在京冈出现雅马哈电子琴厂，电子琴是光亮可鉴做得非常精细，而这批木工活儿是当时做纺织机械工业造纺锭的工人做的，就是集合形状不同，工艺过程不同，实际产品有类似相通的。正是由于这批非常精细的机械工人才能造出丰田汽车和雅马哈高品质的钢琴。我们既要重视引进科技人员，也要重视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我们现在的教育结构每年招大学和专科学生480万，而在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生总数只有300万，显然教育结构有极大的问题，一方面缺熟练技工，缺鉴于蓝领和白领之间的人，另外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国家的教育体系应该全方位，从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到运行机制以及各类人才的激励，必须都能够全面解决，推进中国的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我的发言就是这些，谢谢！
2007年12月09日11:41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财经
蒋正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
2007中国制造业论坛于2007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中日产业经济界权威的学者和企业家，深入分析中日产业政策，剖析日本制造业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共同为困境中的中国制造业寻找对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搜狐财经作为本次论坛的联合主办媒体从现场发回如下精彩报道：
吕政：各位企业家上午好！我讲的题目是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问题，探讨中国企业新的技术来源是什么？怎么样理解国家创新体系？这个创新体系既包括了国家级的科研院所，也包括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中心，也包括大专院校，应该是覆盖全社会多层次的，而不是仅仅理解为国家级的创新体系。
笼统来讲科技创新，应该把科技创新分为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主体到底由谁来承担。
第一个层次，科学发现。它是解释物质世界存在的宏观到微观的存在及其运动方式，它是基础研究，客观实际已经存在的物质世界，从宏观到微观，科学家的责任就是揭示它的存在形式和运动规律，这是科学发现的范畴，应当属于科学家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而不能要求这些科学家都能够理解面向经济的主战场。
第二个层次，技术发明。运用科学发现所揭示的规律，采取工程化的手段，主要由工程师来完成的。往往学理科的工程师具有动手能力，技术发明需要动手能力强的人搞技术创新。因此技术发明树立应用系统的开发，主要由有动手能力的工程师来完成。
第三个层次，技术创新还停留在成果的层次上，需要工程化、产业化。如果技术成果最终不能实现工程化和产业化，这个创新成果束之高阁没有任何社会经济意义。产业化主要要靠企业家来组织，如果没有企业家把技术要素、资金要素组织起来，这个成果是转化不了的。因此国家创新体系或者主体应该包含基础研究，也包含应用技术创新，也包含企业家最终实现创新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市场化。
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工作队伍重点应该在企业，这样才能理解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七大提出来要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我认为需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企业要有自我积累的能力。企业没有积累能力没有适应能力就不可能进行技术创新的投资，最近“十五”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企业普遍的经营状况良好，特别是上游的企业获得很多垄断利润，而制造业由于市场旺盛，出口增长很快，所以企业利润状况最近几年应该说非常好。这些利润去干什么？
首先分出一部分进行企业技术创新，要有积累能力。
第二，需要有人才。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才笼统来讲科技人才，包括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大专院校从事理工科教授的科研人才，总量50%以上是在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企业接近50%，当然这些企业增长很快。这个状况和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工业发达国家真正科研人才集中在企业的有80%— 85%，学工科的大学生应该到企业去，不要想着去改行。但是工程师摇篮的著名大学毕业之后就改行，要改变这种情况，尤其工科大学生不愿意到企业去，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向企业集中。企业的社会保障是社会化的，事业单位大学研究所和政府没有社会化，退休以后企业的社保资金明显低于政府，同样大学毕业在企业当高级工程师跟在企业当高级工程师或者处长退休之后差别很大，今后必须要统一这种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企业的工程技术开发中心，现在中国企业建工程技术开发中心的不到30%，如果企业没有这样一个实体没有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工程技术人员主要是做车间的现场管理和处理日常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而没有研发的专职力量，因此创新必须要解决平台问题。
第四，解决税收与财政政策。第一台设备肯定是不成熟的，批量不到一定程度成本很高，韩国的清洁燃料和双动力的汽车造价远远高于市场化的汽车造价，但是政府出钱第一批买了几十辆，使韩国大宇、现代能够进一步有资金循环进行技术开发。
关于技术创新的经济机制问题，必须通过市场竞争的结果，应该形成不同行业都能够获得同样资本投入的平均利润，这样才是合理的。我们现在的利润在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平均利润率这样一种格局，除了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获取的超额利润，就像上游的几大产业利润总额占工业规模以上的利润总额50%以上。房地产出现暴利，少则20%，多则30%，这种暴利与平均利润率的机制，小企业有了钱就买几套房子，大企业就想做房地产，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到地方圈高科技园区，圈来的土地并不做高科技开发，放那儿几年土地也升值了。
第五、知识产权的共享问题。深圳的高交会、北京的高交会、沈阳的高交会，大家都想通过技术市场的转让来获取技术，实际上这种转移的结果多数是不成功的。这些技术没有经过工业化的实验，实验室研发的费用是1，终试10，产业化要投入100，而后面的10和100没有人去投，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放不出去，给企业之后将来的销售利润要提取多少的收成，没有让利的知识发明只是纸上的，不是工程化的。我们的专利现在有90%是垃圾专利，很多专利没有进一步开发。解决知识产权的共享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典型，无锡施正荣的尚德太阳能公司，他自己研发，澳大利亚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他原来所在的母校也做太阳能的研发，如果没有理论转化，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的实验结果也就是束之高阁，这个研究成果由企业和研究所共享，这样才能解决成果的转化问题，企业得到利益，研究所也得到利益。这是关于共享机制问题。
关于技术工人问题，我最近参加超精细加工重大专项的论证，发现不是设计问题，最后装起来就有问题，零部件没有问题，总成就有问题，超精细加工要到90纳米，中国干不出来。不是说我们不懂这个原理，不懂这个过程，不懂零部件的制造，中国缺少超精细加工的技术工人，实际上这是简单的机械加工。在大多数机械工业制造过程中中国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也使我们的创新成果不能市场化的重要原因。我们曾经看过日本的丰田，丰田的技术工人在日本的京冈出现丰田汽车制造厂，这个地方过去是纺织机械发达，做纺织机械的那批工人转化为丰田制造厂的汽车制造工人。丰田高档豪华车的内饰，为什么在京冈出现雅马哈电子琴厂，电子琴是光亮可鉴做得非常精细，而这批木工活儿是当时做纺织机械工业造纺锭的工人做的，就是集合形状不同，工艺过程不同，实际产品有类似相通的。正是由于这批非常精细的机械工人才能造出丰田汽车和雅马哈高品质的钢琴。我们既要重视引进科技人员，也要重视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我们现在的教育结构每年招大学和专科学生480万，而在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生总数只有300万，显然教育结构有极大的问题，一方面缺熟练技工，缺鉴于蓝领和白领之间的人，另外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国家的教育体系应该全方位，从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到运行机制以及各类人才的激励，必须都能够全面解决，推进中国的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我的发言就是这些，谢谢！
制造业“后倒闭潮”：饿死小的 撑死大的？
制造业“后倒闭潮”：饿死小的 撑死大的？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张业军 2008-7-21 22:18:00
天下似乎并没有绝对的坏事。当珠三角许多出口企业被迫倒闭或转移之后，反而给留存下来的企业带来了新的生机。
珠三角各行业已先后进入产业震荡期，劳动密集型行业纷纷洗牌，而由此带来的变化是产业集群度的变化与竞争格局的演变。这种演变背后，有两种古老的法则在发生作用，即“丛林法则”与“马太效应”。
当这一轮震荡过去，产业能否迎来一个新的阶段——成熟期？未来的区域经济，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有观点认为，在上述两种法则的作用下，企业将出现“两极分化”发展格局，进而为“巨星”的出现提供可能。
洗牌：传统行业的“丛林法则”
珠三角变化最大的行业莫过于制鞋业。自2007年以来，在出口退税下调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人民币持续升值、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等因素的多重压力下，一些工厂开始转移至珠三角以外的地区，有的甚至“关门大吉”。
由此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今年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大幅减少，由去年同期的5043家降至今年上半年的2617家，减少了2426家，降幅高达48.1%，接近一半的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今年已经没有出口实绩。
出口企业减少将近一半，但部分大型出口企业出口额则有所增加。据广州海关统计，2008年上半年，广东省出口鞋类产品16.3亿双，比去年同期下降 15.8%，然而，与这对应的出口总额却增长9.2%，达到49.6亿元——显然，市场的调节作用让“活下来”的企业享受到了好处：出口均价3美元/双，增长29.6%。
这种情况在业界被戏称为“大鱼吃小鱼”，而这种现象，在服装、电子、家具、灯饰照明等行业均有体现。许多实力不济的企业，纷纷自动倒闭或者改行。
分化：企业经营的“马太效应”
“洗牌”让很多实力不强的企业老板感到“岌岌可危”，然而，对于有实力的品牌企业来说，他们似乎希望洗牌来得更猛一些。
东莞松鹰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国内销售业务同比增长20%以上，出口业务也仍能保证一定的利润空间。这家年产数百万件的企业，已在全国各地铺开了市场。“实际上，许多小企业倒闭后，它们的部分订单会转移到我们这样的品牌企业来。”这位负责人说。
据介绍，松鹰之所以能在如今的市场上逆势而上，是因为早在2000年的时候，它们就成功转型，成为较早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而在2000年前，它们只是给别的企业做贴牌生产。
继松鹰之后，在珠三角各地，一些新兴的服装品牌，也开始悄悄崛起并投入到品牌竞争大潮，形成一股“新势力”，推动了行业的“两极分化”。
虎门服装行业协会秘书长谭志强告诉记者：“虎门服装企业劳动力成本和经营成本上升了40%～50%，利润薄了很多。这种情况下，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会死撑到底，等到小企业被淘汰殆尽，未来的市场就是他们的了，将来的情况很可能是大企业越做越大。”他认为，由于许多企业原本做加工贸易，现在要转型非常困难，因此，优胜劣汰的现象不可避免。
如果说服装业的“两极分化”靠的主要是品牌，那么照明灯饰行业的竞争力则体现在三种市场要素：品牌、产业链、研发。
照明行业的一线企业雷士照明，同样享受到了行业洗牌带来的好处，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出口则增加了近300%。
雷士照明的基础，起于2000年前后该公司发起的“品牌革命”；此后，该公司大力延伸“产业链”，将触手伸向配件生产；在研发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
珠三角照明行业前几年发展迅速，处于产业快速成长期，由此形成了低价竞争格局，导致众多企业期盼“洗牌”，然而“年年喊洗牌，总不见变化”。这次洗牌终于动真格的了，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70%企业处于亏损边缘，20%企业处于勉强维持状态，只有10%的企业还能赢利。按照一位业内人士的说法，“新格局即将到来”。
前景：产业集聚水平会下降吗？
让强的更强，弱的更弱，这种“马太效应”带来的“新格局”前景如何？
如果仔细分析广州海关1月～5月出口简报，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空气调节器出口增幅为21.4%，而出口额增长67.2%；彩色电视机出口数量下降 31.6%，出口额却有9.8%的增幅；集成电路出口数量减少4.5%，而出口额却增加98.9%——出口平均价格随着当前成本的提升跟着提升了。
这并不奇怪，因为国内家电产业经过前几年的洗牌，已走向成熟。经过洗牌之后的产业布局，已形成了良性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低价竞争的情况已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按照Hill & Jones(1998)关于产业发展周期的界定，国内家电行业已经历了从震荡期（洗牌）进入成熟期的阶段。那么，当前正处于震荡期的鞋帽、服装、电子等行业将会引向怎样的方向？
目前，令人担忧的问题已先后出现，据深圳今年上半年工业增长及出口额等数据，增长幅度均大幅下滑。广州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广州出口增幅也在下降。
在东莞，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招工容易”的现象。据了解，在东莞虎门、厚街等镇，偶有企业招工，应聘者趋之若鹜。“从招工容易这一点能看得出，现在很多企业已倒闭。”在东莞创业几十年的谭志强说。
不过，谭志强认为，中国企业内耗太厉害，很多企业进行低价竞争。尽管目前还在进行洗牌，没有形成新的格局，但从理论上讲，未来将可能出现大企业越来越大的情况，这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有利。
在当前这种变局过程中，有专家认为，大量企业倒闭或转移将会减弱产业集聚程度，由此造成区域竞争力下降，对于珠三角社会经济来说将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就上述担忧，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副处长谭炳才旗帜鲜明地认为，目前的行业洗牌，不会削弱珠三角产业集聚水平，相反正好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其作用在于，一是优化产业水平，企业在洗牌过程中置换到高附加值的产业中；二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并促进产业链条的集聚。这种洗牌实质是让产业的“微笑曲线”向两端延伸，最终提高珠三角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建认为，企业为了实现盈利的目的，需要在竞争中实现扩张，以期形成规模经济，达到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目的，因此企业总有追求垄断的冲动。市场经过这轮洗牌，为垄断性企业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进而才可能形成类似日本索尼、松下等全球规模的企业。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张业军 2008-7-21 22:18:00
天下似乎并没有绝对的坏事。当珠三角许多出口企业被迫倒闭或转移之后，反而给留存下来的企业带来了新的生机。
珠三角各行业已先后进入产业震荡期，劳动密集型行业纷纷洗牌，而由此带来的变化是产业集群度的变化与竞争格局的演变。这种演变背后，有两种古老的法则在发生作用，即“丛林法则”与“马太效应”。
当这一轮震荡过去，产业能否迎来一个新的阶段——成熟期？未来的区域经济，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有观点认为，在上述两种法则的作用下，企业将出现“两极分化”发展格局，进而为“巨星”的出现提供可能。
洗牌：传统行业的“丛林法则”
珠三角变化最大的行业莫过于制鞋业。自2007年以来，在出口退税下调和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人民币持续升值、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等因素的多重压力下，一些工厂开始转移至珠三角以外的地区，有的甚至“关门大吉”。
由此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今年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大幅减少，由去年同期的5043家降至今年上半年的2617家，减少了2426家，降幅高达48.1%，接近一半的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今年已经没有出口实绩。
出口企业减少将近一半，但部分大型出口企业出口额则有所增加。据广州海关统计，2008年上半年，广东省出口鞋类产品16.3亿双，比去年同期下降 15.8%，然而，与这对应的出口总额却增长9.2%，达到49.6亿元——显然，市场的调节作用让“活下来”的企业享受到了好处：出口均价3美元/双，增长29.6%。
这种情况在业界被戏称为“大鱼吃小鱼”，而这种现象，在服装、电子、家具、灯饰照明等行业均有体现。许多实力不济的企业，纷纷自动倒闭或者改行。
分化：企业经营的“马太效应”
“洗牌”让很多实力不强的企业老板感到“岌岌可危”，然而，对于有实力的品牌企业来说，他们似乎希望洗牌来得更猛一些。
东莞松鹰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国内销售业务同比增长20%以上，出口业务也仍能保证一定的利润空间。这家年产数百万件的企业，已在全国各地铺开了市场。“实际上，许多小企业倒闭后，它们的部分订单会转移到我们这样的品牌企业来。”这位负责人说。
据介绍，松鹰之所以能在如今的市场上逆势而上，是因为早在2000年的时候，它们就成功转型，成为较早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而在2000年前，它们只是给别的企业做贴牌生产。
继松鹰之后，在珠三角各地，一些新兴的服装品牌，也开始悄悄崛起并投入到品牌竞争大潮，形成一股“新势力”，推动了行业的“两极分化”。
虎门服装行业协会秘书长谭志强告诉记者：“虎门服装企业劳动力成本和经营成本上升了40%～50%，利润薄了很多。这种情况下，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会死撑到底，等到小企业被淘汰殆尽，未来的市场就是他们的了，将来的情况很可能是大企业越做越大。”他认为，由于许多企业原本做加工贸易，现在要转型非常困难，因此，优胜劣汰的现象不可避免。
如果说服装业的“两极分化”靠的主要是品牌，那么照明灯饰行业的竞争力则体现在三种市场要素：品牌、产业链、研发。
照明行业的一线企业雷士照明，同样享受到了行业洗牌带来的好处，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出口则增加了近300%。
雷士照明的基础，起于2000年前后该公司发起的“品牌革命”；此后，该公司大力延伸“产业链”，将触手伸向配件生产；在研发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
珠三角照明行业前几年发展迅速，处于产业快速成长期，由此形成了低价竞争格局，导致众多企业期盼“洗牌”，然而“年年喊洗牌，总不见变化”。这次洗牌终于动真格的了，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70%企业处于亏损边缘，20%企业处于勉强维持状态，只有10%的企业还能赢利。按照一位业内人士的说法，“新格局即将到来”。
前景：产业集聚水平会下降吗？
让强的更强，弱的更弱，这种“马太效应”带来的“新格局”前景如何？
如果仔细分析广州海关1月～5月出口简报，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空气调节器出口增幅为21.4%，而出口额增长67.2%；彩色电视机出口数量下降 31.6%，出口额却有9.8%的增幅；集成电路出口数量减少4.5%，而出口额却增加98.9%——出口平均价格随着当前成本的提升跟着提升了。
这并不奇怪，因为国内家电产业经过前几年的洗牌，已走向成熟。经过洗牌之后的产业布局，已形成了良性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低价竞争的情况已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按照Hill & Jones(1998)关于产业发展周期的界定，国内家电行业已经历了从震荡期（洗牌）进入成熟期的阶段。那么，当前正处于震荡期的鞋帽、服装、电子等行业将会引向怎样的方向？
目前，令人担忧的问题已先后出现，据深圳今年上半年工业增长及出口额等数据，增长幅度均大幅下滑。广州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广州出口增幅也在下降。
在东莞，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招工容易”的现象。据了解，在东莞虎门、厚街等镇，偶有企业招工，应聘者趋之若鹜。“从招工容易这一点能看得出，现在很多企业已倒闭。”在东莞创业几十年的谭志强说。
不过，谭志强认为，中国企业内耗太厉害，很多企业进行低价竞争。尽管目前还在进行洗牌，没有形成新的格局，但从理论上讲，未来将可能出现大企业越来越大的情况，这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有利。
在当前这种变局过程中，有专家认为，大量企业倒闭或转移将会减弱产业集聚程度，由此造成区域竞争力下降，对于珠三角社会经济来说将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就上述担忧，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副处长谭炳才旗帜鲜明地认为，目前的行业洗牌，不会削弱珠三角产业集聚水平，相反正好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其作用在于，一是优化产业水平，企业在洗牌过程中置换到高附加值的产业中；二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并促进产业链条的集聚。这种洗牌实质是让产业的“微笑曲线”向两端延伸，最终提高珠三角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建认为，企业为了实现盈利的目的，需要在竞争中实现扩张，以期形成规模经济，达到进一步降低成本的目的，因此企业总有追求垄断的冲动。市场经过这轮洗牌，为垄断性企业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进而才可能形成类似日本索尼、松下等全球规模的企业。
离群的三洋
离群的三洋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29日 16:06 《商界评论》杂志
最近几年风波不断的三洋，因其落魄而成为日本电子企业中最受关注的一个，不仅债台高筑，而且丧失自主权，落入了被大股东拆卖的境地。
三洋的解体，可以说是三井住友、大和证券和高盛在全球资本盛宴中的一次狂欢。
-文/白益民 张 凌
作者简介：白益民，日本经济研究学会理事
张凌，成伟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咨询顾问
2007年5月，借助美国金融大鳄高盛之手，通用电气如愿以偿，获得了三洋电机信贷公司的全部股份。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高盛写信给著名私募基金和半导体巨头，邀请他们参加对三洋半导体部门的拍卖活动，拍卖底价为8.52亿美元。买家的名单里，不仅包括黑石和凯雷等金融大鳄，也包括来自日本的日立(属富士财团)和三菱电子(属三菱财团)的合资企业“瑞萨”，以及韩国现代财团的Hynix等半导体巨头。
除了半导体以外，同样是三洋核心部门的家电部门也难逃被肢解的厄运。2007年6月20日，三洋正式将其最大的冰箱工厂——泰国工厂，出售给中国海尔。早在2006年底，三洋电机宣布把其拥有的三洋EPSON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合资方精工EPSON，从
液晶显示板市场彻底退出。更早的时候，三洋已经放弃了DVD机以及卡式录放机业务。这一次三洋的解体，可以说是三井住友、大和证券和高盛在全球资本盛宴中的一次狂欢。
肢解前夜
在截至2004年3月底的财年中，三洋旗下7家子公司亏损达到1900亿日元(15.6亿美元)。2005年10月，美国通用电气向三洋提出收购三洋电机信贷的计划。当时，三洋正与日本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就此进行谈判。然而，最后三洋电机信贷既没有落入GE囊中，也没有为三井所得，而是被美国高盛这只大麻雀所捕获。
2005年12月，三洋将其在三洋电机信贷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高盛的一个全资子公司，使三洋在三洋电机信贷公司的持股比例降到19.1%，后又进一步减至16.7%。为了换取高盛对三洋的投资，三洋不得不将三洋电机信贷的大部分股权卖给高盛。2005年，高盛以330亿日元获得了三洋电机信贷 42%的股权，目前仍持有35%。
2006年3月，为缓解财务紧张状况，三洋向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大和证券SMBC公司和高盛定向增发优先股。三洋最初只是希望三井住友投资，不料后者拉来了高盛。三洋共筹集了3000亿日元(合25.64亿美元)资金。作为交换，三井住友、大和证券SMBC和高盛共获得了三洋60%的投票权，在三洋董事会的8名董事中，这三家公司派出的董事占了5名。
高盛集团的这些交易能顺利完成，是因为它对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的投资。后者与数千家日本公司有银行业务往来，并且借助三井物产和住友商事这两家综合商社的贸易和投资平台，与三井和住友财团中的制造企业形成紧密联系。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实际上就是三洋电机的主要债权人。在高盛集团购入三洋电机股票时，它在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持有的优先股股权，如果转换成普通股，就相当于该公司7.4%的股份。
事实上，三井住友、大和证券SMBC和高盛在多年的交往中结下了紧密的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一个配合默契的“利益共同体”。 2003年1月，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向美国高盛集团发行1500亿日元(约12.5亿美元)的可兑换优先股。至此，高盛已经获得三井住友银行7%的股权。而早在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成立之前的1986年，当时的住友银行就以5亿美元获得了高盛12.5%的股份。另外，大和证券SMBC本身就是三井住友银行与日本第二大证券商“大和证券”合资组建的日本顶级投资银行。
早在2006年1月，就在三洋决定增发前，井植家族幻想三井住友银行能够说服高盛坚持中期投资，以支持三洋的重组，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现在，井植家族迁怒于三井住友，认为三井住友欺骗了他们。身为三洋总裁的井植敏雅极力反对肢解三洋，但由于董事会控制在三井住友、大和证券和高盛这三大投资者手上，反抗最终归于徒劳。2006年3月底，井植父子双双被“逐出”三洋，井植家族对三洋60年的控制就此告终。
在这次通过增发股份向三洋注资的过程中，高盛出资11亿美元，这也是高盛在日本单笔数额最大的投资。接着，大和证券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共同向三洋注资14亿美元。在三大金融巨头入主三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三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几乎所有的业务部门都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可能被出售的不仅包括半导体等亏损业务，也包括数码相机和手机这样的核心业务，甚至还有三洋赢利能力最强的电池业务。
三洋“中国病”
最近几年风波不断的三洋，因其落魄而成为日本电子企业中最受关注的一个。回顾三洋60年的历史，曾作为日本开拓海外市场先锋力量的三洋，已显得暮气西沉。有人说三洋是因为患了“中国病”才落得这步田地，也有人说是三洋没能赶上世界的变化所以被无情地淘汰。一手创立三洋的井植家族面对公司经营的困境，最终无奈地放弃了手中权力，转身离去。
2004年至今，三洋经历了自创立以来最痛苦的四年。但在此之前，三洋的辉煌却令人炫目。日本产业界曾专门发明“3S”一词，用来代表在经济萧条中脱颖而出的三洋、夏普和索尼。它们的名字都以S开头，并且2001年的利润都超过了500亿日元。这段时期中，三洋的股价远远超过了松下、东芝等日本同行，风光无限。
像很多中国企业一样，三洋的危机是从成功的顶峰开始的。经过2001年的辉煌后，从2002年到2004年，三洋的利润一直都未达到销售收入的 2%。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数码相机生产商之一，三洋曾经占据世界OEM市场的30%。但在这段时间里，三洋数码相机部门的利润下跌了3%。与此同时，手机降价潮也使其手机业务陷入低迷。到2004年底，从DVD播放器到洗衣机，三洋消费品部门净收入的跌幅高达20%。
2005年1月，三洋公布2004年第四季度财报，亏损额高达创纪录的1.735亿美元。造成这一亏损的主要原因据称是数码相机市场的低迷和芯片工厂停产。2005年7月，三洋宣布关闭在中国的芯片和液晶显示屏的生产厂。2005年11月，三洋公布2005年上半年财报，净亏损高达13亿美元。造成三洋业绩恶化的最大原因是消费者部门和元器件部门的持续不景气。
2006年12月，NTT宣布召回部分型号手机配备的三洋电池，总数达到130万块。“电池召回”事件沉重打击了三洋的品牌声誉。在经营恶化之后，这一次的品牌声誉恶化，终于将三洋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2007年1月，三洋宣布召回存在起火隐患的16.4万台洗衣机。2007年3月，联想宣布召回ThinkPad笔记本电脑中使用的部分三洋锂离子长寿命电池，数量约20万块。对于消费者来说，三洋的品牌已经越来越不值得信赖了。
这一时期，三洋的产品策略采用美国式的经营思维，区别于东芝、NEC、松下、三星等日韩财团企业整机生产为主的方式。虽然涉及的产业领域相当广泛，但实际上，三洋的核心产品仍在于其零部件的生产能力，一些整机的生产则通过合资公司完成，或采用OEM方式委托生产。三洋在没有财团体系的支撑环境下，无法将产业链由关键零部件向整机生产延伸，也无法与竞争对手形成抗衡之势。
从技术变革、产品竞争一直延伸到营销、市场，再到组织架构及管理层危机，三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层层地向下倒去。事实上，三洋在近三年的企业变革中也在实践构筑产业链格局，只是这场变革谈何容易。在这一转型的背后，是三洋整个客户市场策略的变革，关键零部件的客户主要是行业客户，而整机的客户往往是最终消费者，由此整个营销策略包括渠道策略都要随之改变。
然而，在整机营销渠道方面，三洋却并不擅长，尤其是原有的企业结构大大阻碍了相关策略的实施。在2003年前后，压力、阻力积蓄已久的三洋开始实施组织结构的变革，由事业部制转为集团制，意味着三洋开始由“产品导向”向“客户导向”转移。可悲的是，这场正确决策背后的“导向转移”，却未能也不可能辐射到已经冉冉升起的中国市场。截至到2003年，三洋共在中国14个城市设立42家工厂，共有合资与独资公司13家。很多合资公司中，三洋并不拥有主导权，即使在中国很成功，三洋也没有决策的权力，调整起来非常困难。
曾经的传奇三洋，竟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三洋究竟得了什么病，为什么衰落得如此之快？三洋的危机成因主要有三点，即“迷恋代工不思进取”、“质量问题”和“内耗”。除了这三条之外，还有诸如“盲目扩张”、“家族治理先天缺陷”、“急功近利”、“不能适应业界快速变化”、“本土化不利”等。有人把三洋的缺点比作患了“中国病”。细想之下不无道理，就拿公认程度最高的“迷恋代工不思进取”来说，三洋的确和中国企业非常相像，只专注于眼前的小利，轻视研发而放弃长远的利益。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三洋开始放弃发展自主品牌而转向“OEM战略”，利用日本的制造业优势，如领先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来为其他大公司代工。这一战略为三洋带来了短暂的辉煌：2000年到2002年间，三洋成为全球最大的数码相机OEM厂商，产量占全球的30%；同时三洋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电池OME厂商，为诺基亚等许多品牌的手机代工生产手机电池。此外，三洋OEM的产品还包括充电器、CPU上的风扇、闪存、模拟半导体芯片等。 2000年后的几年间正是日本经济衰退之时，但三洋却凭借代工赚取了丰厚的利润，2001年的利润超过500亿日元，其鼎盛时期的股价远远超过了松下等竞争对手。
代工的辉煌固然令人陶醉，但却为三洋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由于过分看重代工带来的利润而忽略了品牌塑造和技术创新，使三洋的品牌价值和创新能力持续下降，尽管每年的研发经费都有所增加，但实际都只是用于代工生产线的改进，根本没有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在三洋陶醉于代工的同时，三井-住友财团体系内的东芝、NEC、松下等同行则暗中加强了半导体事业的研发，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
等离子电视业务，同时在AV领域中取得了飞跃。最终，三洋已经无力超越昔日的竞争对手，并在一连串的意外事件和战略调整未果的打击下，彻底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三洋的确像中国企业——“兴于代工，亡于代工”。作为一个制造企业，三洋面临的危机是有代表性的，尤其值得中国企业借鉴。但需要指出的是，“代工说”以及类似的国内主流分析只是触及了问题的表面，并不能算作是三洋危机的真正原因。造成三洋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代工”、“盲目扩张”、“内耗” 等，而在于缺乏整体的产业观和来自企业外部的利益共同体和稳定支持。更直接地说，三洋危机正是缘于三洋独立于日本财团，没有和财团形成命运共同体。
离群的宿命
像很多日本企业一样，三洋的诞生离不开大财团的培养。一手帮助三洋创立的是日本六大财团之一的住友财团，具体地说是住友财团的松下公司孕育和扶持了三洋。但与其他日本企业不一样的是，三洋在成长期选择了独立，而不是像松下一样成为住友财团的一员。虽然三洋创造了传奇，但它没能让这一传奇延续下去，这就是离开财团的宿命。三洋为自己的离家出走付出了代价，时至今日又不得不被重新纳入到三井住友这个大财团体系之中。
三洋诞生于井植兄弟的努力和追求，而井植兄弟的成长则离不开松下。井植岁男、井植佑郎和井植薰三兄弟在分别是松下公司的创业元老、人事部长和常务董事兼制造部长。1916年，松下幸之助创立松下公司之时，19岁的井植岁男成为了五个创业元老之一。到1926年，高小毕业的井植薰也加入了松下公司，帮助姐夫松下幸之助。值得一提的是，在松下公司刚刚创立，还十分羸弱的时候，虽然仅有的五个员工有两人离开，但井植岁男还是坚持留了下来，帮助姐夫培育初生的松下公司。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井植兄弟为松下的发展壮大不遗余力，从学徒到常务董事，为松下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在松下已经成长为业界巨人的时候，井植兄弟毅然选择了离开松下公司。1947年，他们创立了三洋电机公司。得益于在松下受到的出色训练和丰富的经验，三洋在井植兄弟的带领下迅速脱颖而出。尽管井植兄弟离开了松下，但三洋和松下的联系仍然非常紧密。为三洋赢得“日本电气化元年标志”的SW-53型洗衣机，就是在购自松下公司的滋贺工厂生产的。同时，因为松下的缘故，住友财团也对三洋多有提携，在三洋初创时期的多个关键时刻，都是住友银行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然而，与财团企业相比，三洋显得十分特立独行。井植兄弟曾一度供职于财团体系内企业，因此，对财团体系企业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有深入了解：体系庞大、官僚思想严重、灵活性不足……由于出生在战后，三洋面临的发展机会很多，井植兄弟毅然将三洋带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家族企业之路。
与传统的日本财团企业相比，三洋更强调本身的强大，以及通过强大充分体现企业的价值。三洋的另类，就集中地表现在了这一方面：“冷峻无情，以打败老师为快”、“要全心全意去努力开发出任何对手都无法超越的优异产品”。
类似的观点不仅能在井植兄弟的言谈中找到，更是在三洋企业成员的行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经营理念、扩张模式、相互持股和组织联系等方面，三洋都与传统的日本财团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与财团的组织联系上，三洋更是鲜明地把自己和财团分离开来。三洋不仅很少参与和财团企业的相互持股，而且也没有参加财团高层决策机构经理会。总的来说，日本财团企业强调的是“和为贵”和“长远利益”，而三洋强调的则是“挑战”和“扩张”。
在扩张模式上，虽然三洋常常选择与财团企业合资，但这种和合资仅仅是一般公司之间的合作而已。借助这些日本商社的渠道，三洋实现了“在世界各国设立100家工厂”的雄心壮志。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洋虽然和这些财团企业合资建厂，但却并没有加入上述任何一家财团。也就是说，三洋选择合资伙伴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有利可图。
然而，战略上失去财团的引导使三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三洋曾拥有过家喻户晓的美誉度。但三洋的音响事业部认为中国当时还不具备成为全球最大市场的可能性，只是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明显，所以只是将中国视为向海外市场出口的产品加工基地。另外，在CRT电视向平板电视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对未来平板电视产业发展的预期和影响力有限，三洋电机选择了不向平板电视转型的战略，并最终在平板产业大发展的过程中尝到了苦头。
现在，离群的三洋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离开财团引导和支持的三洋，不仅在战略上盲目冒进，而且在开拓和扩张过程中处处被动。另外，在和竞争对手的博弈过程中也没有讨到太大的便宜。
三洋的事业部以生产制造为主，在中国直接经销的经验和能力有限，加上改革开放早期
中国经济的各个环节不成熟，三洋的产品卖到哪里、卖给谁、货款回收等都存在很多问题。另外，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销售控制很严格，直接介入中国市场的的难度相当大。虽然三洋选择了优秀的制造伙伴，但在选择经销商伙伴方面，却做得不够。而在和合作伙伴博弈的过程中，三洋也没有对合资公司的主导权和决策权，从而在调整在华合资企业上非常困难。
相比之下，日本的财团企业在市场开拓和海外扩张上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在情报方面，综合商社为主的财团情报网会提供全面、深入和准确的情报资料；在金融方面，“三人四腿式”的投资模式能有效地帮助财团企业减轻投资的负担和风险；在与合作伙伴以及所在国政府博弈的过程中，财团雄厚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是财团企业坚强的后盾。三井财团的东芝和住友财团的松下这样的企业，总是能在博弈过程中笑到最后。
拯救离群者
对于每一个雄心勃勃的经营者来说，三洋悲剧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如何让自己的企业避免重蹈三洋的覆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很自然的，人们要问一句：中国的“三洋”在哪里？这个问题很简单，中国的“三洋”就在经营者的思想里。
三洋的悲剧在于太过自负，放弃与财团结成命运共同体，幻想凭借一己之力赢得一切。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几乎与三洋有着共同的语言。上至大型国企，下至小摊贩，绝大多数经营者们每天苦思冥想的就是“如何打败对手”和“如何争取每一分利益”。在这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企业界，几乎没有“结成命运共同体”这样的观念。近年来常常见诸媒体的“联盟”、“战略伙伴”，到头来大多是些唯利是图的小打小闹罢了。
正是因为中国的企业一盘散沙，才使得军团化的日本财团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畅行无阻，不断地使中国企业的发展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例如，在与长虹博弈的过程中，虽然长虹能够迅速仿制出彩电生产线，从而有效降低产品成本。但依靠财团的支持，松下和东芝等通过提供廉价先进液晶生产线、增加新品升级速度、扩大生产规模等方式，不断逼迫长虹这样的中国制造企业逐渐丧失了自主研发的意志和能力，并最终陷入依赖日方竞争对手的境地。
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结成类似日本财团那样的命运共同体，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三洋是鲜活的例证。在三井和住友财团的手中，破败的三洋一定会被强制地融入财团的体系。三洋所具有的品牌、技术和网络，都会按照财团利益的需要得到新的应用。未来的三洋，虽然一定不会像过去那样任意的扩张、风光无限，但却一定会获得长久的发展。作为财团的一分子，新三洋注定会展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新面貌。
日本人把自己的企业称为“会社”，意思是企业如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产生对抗，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日本现在有很多学者写了“和拢经营革命”、“和拢经营哲学”等书。“和”即和谐，“拢”即靠拢，就是说：一个工厂、企业的内部，要凝聚在一起，大家紧密地连结成一体。整个公司好比一部机器，每一个人便是其中的一颗螺丝钉，缺少任何一个，机器便要发生故障。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要经多层次的研究，以及全体成员共同讨论，然后才集中，尽量避免上下、左右之间的对抗而消耗自己的力量。
在一个流行“狼性”、“独立”和“全球化”的商业时代，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做出正确的抉择是相当艰难的事情。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生存的需要上，中国企业都必须完成自我救赎。而思想上的救赎更是首当其冲。-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29日 16:06 《商界评论》杂志
最近几年风波不断的三洋，因其落魄而成为日本电子企业中最受关注的一个，不仅债台高筑，而且丧失自主权，落入了被大股东拆卖的境地。
三洋的解体，可以说是三井住友、大和证券和高盛在全球资本盛宴中的一次狂欢。
-文/白益民 张 凌
作者简介：白益民，日本经济研究学会理事
张凌，成伟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咨询顾问
2007年5月，借助美国金融大鳄高盛之手，通用电气如愿以偿，获得了三洋电机信贷公司的全部股份。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高盛写信给著名私募基金和半导体巨头，邀请他们参加对三洋半导体部门的拍卖活动，拍卖底价为8.52亿美元。买家的名单里，不仅包括黑石和凯雷等金融大鳄，也包括来自日本的日立(属富士财团)和三菱电子(属三菱财团)的合资企业“瑞萨”，以及韩国现代财团的Hynix等半导体巨头。
除了半导体以外，同样是三洋核心部门的家电部门也难逃被肢解的厄运。2007年6月20日，三洋正式将其最大的冰箱工厂——泰国工厂，出售给中国海尔。早在2006年底，三洋电机宣布把其拥有的三洋EPSON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合资方精工EPSON，从
液晶显示板市场彻底退出。更早的时候，三洋已经放弃了DVD机以及卡式录放机业务。这一次三洋的解体，可以说是三井住友、大和证券和高盛在全球资本盛宴中的一次狂欢。
肢解前夜
在截至2004年3月底的财年中，三洋旗下7家子公司亏损达到1900亿日元(15.6亿美元)。2005年10月，美国通用电气向三洋提出收购三洋电机信贷的计划。当时，三洋正与日本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就此进行谈判。然而，最后三洋电机信贷既没有落入GE囊中，也没有为三井所得，而是被美国高盛这只大麻雀所捕获。
2005年12月，三洋将其在三洋电机信贷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高盛的一个全资子公司，使三洋在三洋电机信贷公司的持股比例降到19.1%，后又进一步减至16.7%。为了换取高盛对三洋的投资，三洋不得不将三洋电机信贷的大部分股权卖给高盛。2005年，高盛以330亿日元获得了三洋电机信贷 42%的股权，目前仍持有35%。
2006年3月，为缓解财务紧张状况，三洋向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大和证券SMBC公司和高盛定向增发优先股。三洋最初只是希望三井住友投资，不料后者拉来了高盛。三洋共筹集了3000亿日元(合25.64亿美元)资金。作为交换，三井住友、大和证券SMBC和高盛共获得了三洋60%的投票权，在三洋董事会的8名董事中，这三家公司派出的董事占了5名。
高盛集团的这些交易能顺利完成，是因为它对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的投资。后者与数千家日本公司有银行业务往来，并且借助三井物产和住友商事这两家综合商社的贸易和投资平台，与三井和住友财团中的制造企业形成紧密联系。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实际上就是三洋电机的主要债权人。在高盛集团购入三洋电机股票时，它在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持有的优先股股权，如果转换成普通股，就相当于该公司7.4%的股份。
事实上，三井住友、大和证券SMBC和高盛在多年的交往中结下了紧密的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一个配合默契的“利益共同体”。 2003年1月，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向美国高盛集团发行1500亿日元(约12.5亿美元)的可兑换优先股。至此，高盛已经获得三井住友银行7%的股权。而早在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成立之前的1986年，当时的住友银行就以5亿美元获得了高盛12.5%的股份。另外，大和证券SMBC本身就是三井住友银行与日本第二大证券商“大和证券”合资组建的日本顶级投资银行。
早在2006年1月，就在三洋决定增发前，井植家族幻想三井住友银行能够说服高盛坚持中期投资，以支持三洋的重组，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现在，井植家族迁怒于三井住友，认为三井住友欺骗了他们。身为三洋总裁的井植敏雅极力反对肢解三洋，但由于董事会控制在三井住友、大和证券和高盛这三大投资者手上，反抗最终归于徒劳。2006年3月底，井植父子双双被“逐出”三洋，井植家族对三洋60年的控制就此告终。
在这次通过增发股份向三洋注资的过程中，高盛出资11亿美元，这也是高盛在日本单笔数额最大的投资。接着，大和证券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共同向三洋注资14亿美元。在三大金融巨头入主三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三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几乎所有的业务部门都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可能被出售的不仅包括半导体等亏损业务，也包括数码相机和手机这样的核心业务，甚至还有三洋赢利能力最强的电池业务。
三洋“中国病”
最近几年风波不断的三洋，因其落魄而成为日本电子企业中最受关注的一个。回顾三洋60年的历史，曾作为日本开拓海外市场先锋力量的三洋，已显得暮气西沉。有人说三洋是因为患了“中国病”才落得这步田地，也有人说是三洋没能赶上世界的变化所以被无情地淘汰。一手创立三洋的井植家族面对公司经营的困境，最终无奈地放弃了手中权力，转身离去。
2004年至今，三洋经历了自创立以来最痛苦的四年。但在此之前，三洋的辉煌却令人炫目。日本产业界曾专门发明“3S”一词，用来代表在经济萧条中脱颖而出的三洋、夏普和索尼。它们的名字都以S开头，并且2001年的利润都超过了500亿日元。这段时期中，三洋的股价远远超过了松下、东芝等日本同行，风光无限。
像很多中国企业一样，三洋的危机是从成功的顶峰开始的。经过2001年的辉煌后，从2002年到2004年，三洋的利润一直都未达到销售收入的 2%。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数码相机生产商之一，三洋曾经占据世界OEM市场的30%。但在这段时间里，三洋数码相机部门的利润下跌了3%。与此同时，手机降价潮也使其手机业务陷入低迷。到2004年底，从DVD播放器到洗衣机，三洋消费品部门净收入的跌幅高达20%。
2005年1月，三洋公布2004年第四季度财报，亏损额高达创纪录的1.735亿美元。造成这一亏损的主要原因据称是数码相机市场的低迷和芯片工厂停产。2005年7月，三洋宣布关闭在中国的芯片和液晶显示屏的生产厂。2005年11月，三洋公布2005年上半年财报，净亏损高达13亿美元。造成三洋业绩恶化的最大原因是消费者部门和元器件部门的持续不景气。
2006年12月，NTT宣布召回部分型号手机配备的三洋电池，总数达到130万块。“电池召回”事件沉重打击了三洋的品牌声誉。在经营恶化之后，这一次的品牌声誉恶化，终于将三洋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2007年1月，三洋宣布召回存在起火隐患的16.4万台洗衣机。2007年3月，联想宣布召回ThinkPad笔记本电脑中使用的部分三洋锂离子长寿命电池，数量约20万块。对于消费者来说，三洋的品牌已经越来越不值得信赖了。
这一时期，三洋的产品策略采用美国式的经营思维，区别于东芝、NEC、松下、三星等日韩财团企业整机生产为主的方式。虽然涉及的产业领域相当广泛，但实际上，三洋的核心产品仍在于其零部件的生产能力，一些整机的生产则通过合资公司完成，或采用OEM方式委托生产。三洋在没有财团体系的支撑环境下，无法将产业链由关键零部件向整机生产延伸，也无法与竞争对手形成抗衡之势。
从技术变革、产品竞争一直延伸到营销、市场，再到组织架构及管理层危机，三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层层地向下倒去。事实上，三洋在近三年的企业变革中也在实践构筑产业链格局，只是这场变革谈何容易。在这一转型的背后，是三洋整个客户市场策略的变革，关键零部件的客户主要是行业客户，而整机的客户往往是最终消费者，由此整个营销策略包括渠道策略都要随之改变。
然而，在整机营销渠道方面，三洋却并不擅长，尤其是原有的企业结构大大阻碍了相关策略的实施。在2003年前后，压力、阻力积蓄已久的三洋开始实施组织结构的变革，由事业部制转为集团制，意味着三洋开始由“产品导向”向“客户导向”转移。可悲的是，这场正确决策背后的“导向转移”，却未能也不可能辐射到已经冉冉升起的中国市场。截至到2003年，三洋共在中国14个城市设立42家工厂，共有合资与独资公司13家。很多合资公司中，三洋并不拥有主导权，即使在中国很成功，三洋也没有决策的权力，调整起来非常困难。
曾经的传奇三洋，竟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三洋究竟得了什么病，为什么衰落得如此之快？三洋的危机成因主要有三点，即“迷恋代工不思进取”、“质量问题”和“内耗”。除了这三条之外，还有诸如“盲目扩张”、“家族治理先天缺陷”、“急功近利”、“不能适应业界快速变化”、“本土化不利”等。有人把三洋的缺点比作患了“中国病”。细想之下不无道理，就拿公认程度最高的“迷恋代工不思进取”来说，三洋的确和中国企业非常相像，只专注于眼前的小利，轻视研发而放弃长远的利益。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三洋开始放弃发展自主品牌而转向“OEM战略”，利用日本的制造业优势，如领先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来为其他大公司代工。这一战略为三洋带来了短暂的辉煌：2000年到2002年间，三洋成为全球最大的数码相机OEM厂商，产量占全球的30%；同时三洋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电池OME厂商，为诺基亚等许多品牌的手机代工生产手机电池。此外，三洋OEM的产品还包括充电器、CPU上的风扇、闪存、模拟半导体芯片等。 2000年后的几年间正是日本经济衰退之时，但三洋却凭借代工赚取了丰厚的利润，2001年的利润超过500亿日元，其鼎盛时期的股价远远超过了松下等竞争对手。
代工的辉煌固然令人陶醉，但却为三洋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由于过分看重代工带来的利润而忽略了品牌塑造和技术创新，使三洋的品牌价值和创新能力持续下降，尽管每年的研发经费都有所增加，但实际都只是用于代工生产线的改进，根本没有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在三洋陶醉于代工的同时，三井-住友财团体系内的东芝、NEC、松下等同行则暗中加强了半导体事业的研发，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
等离子电视业务，同时在AV领域中取得了飞跃。最终，三洋已经无力超越昔日的竞争对手，并在一连串的意外事件和战略调整未果的打击下，彻底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三洋的确像中国企业——“兴于代工，亡于代工”。作为一个制造企业，三洋面临的危机是有代表性的，尤其值得中国企业借鉴。但需要指出的是，“代工说”以及类似的国内主流分析只是触及了问题的表面，并不能算作是三洋危机的真正原因。造成三洋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代工”、“盲目扩张”、“内耗” 等，而在于缺乏整体的产业观和来自企业外部的利益共同体和稳定支持。更直接地说，三洋危机正是缘于三洋独立于日本财团，没有和财团形成命运共同体。
离群的宿命
像很多日本企业一样，三洋的诞生离不开大财团的培养。一手帮助三洋创立的是日本六大财团之一的住友财团，具体地说是住友财团的松下公司孕育和扶持了三洋。但与其他日本企业不一样的是，三洋在成长期选择了独立，而不是像松下一样成为住友财团的一员。虽然三洋创造了传奇，但它没能让这一传奇延续下去，这就是离开财团的宿命。三洋为自己的离家出走付出了代价，时至今日又不得不被重新纳入到三井住友这个大财团体系之中。
三洋诞生于井植兄弟的努力和追求，而井植兄弟的成长则离不开松下。井植岁男、井植佑郎和井植薰三兄弟在分别是松下公司的创业元老、人事部长和常务董事兼制造部长。1916年，松下幸之助创立松下公司之时，19岁的井植岁男成为了五个创业元老之一。到1926年，高小毕业的井植薰也加入了松下公司，帮助姐夫松下幸之助。值得一提的是，在松下公司刚刚创立，还十分羸弱的时候，虽然仅有的五个员工有两人离开，但井植岁男还是坚持留了下来，帮助姐夫培育初生的松下公司。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井植兄弟为松下的发展壮大不遗余力，从学徒到常务董事，为松下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在松下已经成长为业界巨人的时候，井植兄弟毅然选择了离开松下公司。1947年，他们创立了三洋电机公司。得益于在松下受到的出色训练和丰富的经验，三洋在井植兄弟的带领下迅速脱颖而出。尽管井植兄弟离开了松下，但三洋和松下的联系仍然非常紧密。为三洋赢得“日本电气化元年标志”的SW-53型洗衣机，就是在购自松下公司的滋贺工厂生产的。同时，因为松下的缘故，住友财团也对三洋多有提携，在三洋初创时期的多个关键时刻，都是住友银行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然而，与财团企业相比，三洋显得十分特立独行。井植兄弟曾一度供职于财团体系内企业，因此，对财团体系企业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有深入了解：体系庞大、官僚思想严重、灵活性不足……由于出生在战后，三洋面临的发展机会很多，井植兄弟毅然将三洋带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家族企业之路。
与传统的日本财团企业相比，三洋更强调本身的强大，以及通过强大充分体现企业的价值。三洋的另类，就集中地表现在了这一方面：“冷峻无情，以打败老师为快”、“要全心全意去努力开发出任何对手都无法超越的优异产品”。
类似的观点不仅能在井植兄弟的言谈中找到，更是在三洋企业成员的行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经营理念、扩张模式、相互持股和组织联系等方面，三洋都与传统的日本财团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与财团的组织联系上，三洋更是鲜明地把自己和财团分离开来。三洋不仅很少参与和财团企业的相互持股，而且也没有参加财团高层决策机构经理会。总的来说，日本财团企业强调的是“和为贵”和“长远利益”，而三洋强调的则是“挑战”和“扩张”。
在扩张模式上，虽然三洋常常选择与财团企业合资，但这种和合资仅仅是一般公司之间的合作而已。借助这些日本商社的渠道，三洋实现了“在世界各国设立100家工厂”的雄心壮志。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洋虽然和这些财团企业合资建厂，但却并没有加入上述任何一家财团。也就是说，三洋选择合资伙伴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有利可图。
然而，战略上失去财团的引导使三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虽然三洋曾拥有过家喻户晓的美誉度。但三洋的音响事业部认为中国当时还不具备成为全球最大市场的可能性，只是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明显，所以只是将中国视为向海外市场出口的产品加工基地。另外，在CRT电视向平板电视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对未来平板电视产业发展的预期和影响力有限，三洋电机选择了不向平板电视转型的战略，并最终在平板产业大发展的过程中尝到了苦头。
现在，离群的三洋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离开财团引导和支持的三洋，不仅在战略上盲目冒进，而且在开拓和扩张过程中处处被动。另外，在和竞争对手的博弈过程中也没有讨到太大的便宜。
三洋的事业部以生产制造为主，在中国直接经销的经验和能力有限，加上改革开放早期
中国经济的各个环节不成熟，三洋的产品卖到哪里、卖给谁、货款回收等都存在很多问题。另外，中国对外资企业的销售控制很严格，直接介入中国市场的的难度相当大。虽然三洋选择了优秀的制造伙伴，但在选择经销商伙伴方面，却做得不够。而在和合作伙伴博弈的过程中，三洋也没有对合资公司的主导权和决策权，从而在调整在华合资企业上非常困难。
相比之下，日本的财团企业在市场开拓和海外扩张上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在情报方面，综合商社为主的财团情报网会提供全面、深入和准确的情报资料；在金融方面，“三人四腿式”的投资模式能有效地帮助财团企业减轻投资的负担和风险；在与合作伙伴以及所在国政府博弈的过程中，财团雄厚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是财团企业坚强的后盾。三井财团的东芝和住友财团的松下这样的企业，总是能在博弈过程中笑到最后。
拯救离群者
对于每一个雄心勃勃的经营者来说，三洋悲剧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如何让自己的企业避免重蹈三洋的覆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很自然的，人们要问一句：中国的“三洋”在哪里？这个问题很简单，中国的“三洋”就在经营者的思想里。
三洋的悲剧在于太过自负，放弃与财团结成命运共同体，幻想凭借一己之力赢得一切。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几乎与三洋有着共同的语言。上至大型国企，下至小摊贩，绝大多数经营者们每天苦思冥想的就是“如何打败对手”和“如何争取每一分利益”。在这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企业界，几乎没有“结成命运共同体”这样的观念。近年来常常见诸媒体的“联盟”、“战略伙伴”，到头来大多是些唯利是图的小打小闹罢了。
正是因为中国的企业一盘散沙，才使得军团化的日本财团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畅行无阻，不断地使中国企业的发展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例如，在与长虹博弈的过程中，虽然长虹能够迅速仿制出彩电生产线，从而有效降低产品成本。但依靠财团的支持，松下和东芝等通过提供廉价先进液晶生产线、增加新品升级速度、扩大生产规模等方式，不断逼迫长虹这样的中国制造企业逐渐丧失了自主研发的意志和能力，并最终陷入依赖日方竞争对手的境地。
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结成类似日本财团那样的命运共同体，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三洋是鲜活的例证。在三井和住友财团的手中，破败的三洋一定会被强制地融入财团的体系。三洋所具有的品牌、技术和网络，都会按照财团利益的需要得到新的应用。未来的三洋，虽然一定不会像过去那样任意的扩张、风光无限，但却一定会获得长久的发展。作为财团的一分子，新三洋注定会展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新面貌。
日本人把自己的企业称为“会社”，意思是企业如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产生对抗，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日本现在有很多学者写了“和拢经营革命”、“和拢经营哲学”等书。“和”即和谐，“拢”即靠拢，就是说：一个工厂、企业的内部，要凝聚在一起，大家紧密地连结成一体。整个公司好比一部机器，每一个人便是其中的一颗螺丝钉，缺少任何一个，机器便要发生故障。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要经多层次的研究，以及全体成员共同讨论，然后才集中，尽量避免上下、左右之间的对抗而消耗自己的力量。
在一个流行“狼性”、“独立”和“全球化”的商业时代，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做出正确的抉择是相当艰难的事情。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生存的需要上，中国企业都必须完成自我救赎。而思想上的救赎更是首当其冲。-
驾驭资本之力 中航一集团施重组大计
西飞国际复牌 “一航民机”显现
驾驭资本之力 中航一集团施重组大计
作者：柴莹辉 2007-7-23 9:55:22
资本市场的作用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这是中航一集团意图市场化的必要工具。
近日，中航一集团的整合大幕终于拉开。7月16日，停牌近两个月的西飞国际（000768.SZ）复牌，并宣布利用新增的募集资金与“同门兄弟”成飞集团、沈飞集团建立合资公司。
“中航一集团的最终目的是把所有民机业务打包在一家独立的公司，用‘一航民机’的牌子取代‘西飞国际’上市。”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国内上市和国外融资两步走
自5月18日就开始停牌的西飞国际在近日复牌，宣布拟非公开发行上限不超过66000万股、下限不少于37360万股普通股股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飞国际分别与成飞和沈飞成立合资公司，西飞国际均占两家公司注册资本的45%，拥有控股权。
“事实上，中航一集团旗下的四大虎将就是沈飞、西飞、成飞和上飞（上海飞机制造厂），现在除了上飞以外，民机业务都整合在了西飞国际的旗下。”分析人士称。
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因为早在一个月之前，中航一集团总经理林左鸣就公开宣布：“将以上市公司为平台，通过资本运作，将西安、沈阳和成都的民机制造力量整合在一起。”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航一集团的四大虎将在生产能力、客户方面几乎都一样，管理模式也如出一辙，采取的是分工合作的方法。比如在支线客机的项目上，由成飞和西飞承担机头和机翼的制造，而沈飞负责机尾和电缆。
那么为何这次的整合中独独少了上飞的身影？
“上飞的设计能力强，人力资源雄厚，集团希望将它与中航商用飞机公司整合后在国际市场融资。”上述知情人士称。中航一集团这样做自有它的算盘，因为中航商飞负责支线飞机ARJ项目，如果把上飞和中航商飞整合后在海外私募，进而在海外资本市场实现IPO，那么对ARJ的品牌宣传是极大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它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
业务重新洗牌，促进海外销售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一航民机整合上市后，中航一集团有可能将旗下的军机业务也整合，并以“一航防务”的牌子在国内上市。
“以前在中航一集团中业务比较混乱，以沈飞集团为例，旗下既有军机业务又有民机业务，还承接了空客、波音的转包业务。”中航一集团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一集团希望对旗下的业务进行梳理，最终规划为四大块：动力/发动机、机载电器（如机上雷达仪表等）、军机、民机。
“今后民机业务将主要整合在‘一航民机’的牌子下，它的业务基础是转包生产，比如既为ARJ支线飞机提供转包零部件，也为空客和波音的大飞机进行零部件供应。此外，一航民机还涉及通用飞机的业务，如新舟60的生产等。”上述人士称，最终的目标将是一航民机在国内上市，中航商飞与上飞在海外上市，互为呼应、良性互动。
“这种资本运作模式将对中航一集团的飞机销售起到促进作用。”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目前中航一集团的拳头产品是新舟60和ARJ21飞机，其中ARJ飞机更肩负着海外销售的梦想。“很遗憾，目前看来ARJ的海外销售还远未成气候。”
波音人士告诉记者，新机型在市场遇阻是很常见的情况，毕竟市场对新飞机的认知是一片空白。“在交付前一个月，如果ARJ可以拿到中国民航总局、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欧洲联合适航当局（GAA）的认证，那么它就可以扫清海外销售的大部分障碍。”上述人士称，如果上飞和中航商飞能成功在海外上市，就会大大加重它们的销售砝码。“毕竟国外客户格外青睐财务透明的上市公司。”
从未放弃大飞机梦想
但中航一集团的梦想还不止于此。“现在看来，我们整合民机业务与中国的大飞机战略没有直接联系，但这并不代表以后也没有联系。”中航一集团的内部人士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
据了解，国务院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后，同意组建大型客机股份公司。
“目前的构想是，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独立于现有的航空工业系统之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业内甚至戏称这个股份公司为“中航三集团”。“在未来的股份公司中，中航一集团和二集团都不能取得控股地位。但一旦公司运作，又要抽调集团的人力、技术和资源，这显然不是它们愿意看到的。”
分析人士认为，这就好似空客A320在天津建立的总装线项目，中航一集团和二集团只占据合资公司中方联合体的股份中20%比例。“没有话语权的直接后果就是两大集团没有动力，意愿不强，所以这个项目中最积极的始终是天津市政府。”
但在大飞机项目中，中航一集团始终没有放弃梦想。初步测算，大飞机项目的投资经费约500亿～600亿元人民币，这块蛋糕是谁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中航一集团通过资本市场整合了民机生产，如果能在短时间内做大做强，它就可以给国家足够的信心，证明自己拥有足够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化运作机制。”分析人士认为，国家希望成立大飞机股份公司的初衷，就是避免中航一集团和二集团身上的国企气息和机制问题。“毕竟现在中航一集团的管理结构和业务架构不适合市场化运作，军工和民机业务混淆，项目资源也难分清，共用一条生产线时甚至难以进行清晰的成本收入核算。”
而此时中航一集团将民机业务整合在国内上市，终于走出了整合序幕的第一步棋。“如果中航一集团可以把ARJ项目和新舟60做的有声有色，就可以充分证明集团的国际化、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 分析人士称，这种姿态有可能改变国家对大飞机股份公司的构想，让中航一集团真正参与到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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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资本之力 中航一集团施重组大计
作者：柴莹辉 2007-7-23 9:55:22
资本市场的作用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这是中航一集团意图市场化的必要工具。
近日，中航一集团的整合大幕终于拉开。7月16日，停牌近两个月的西飞国际（000768.SZ）复牌，并宣布利用新增的募集资金与“同门兄弟”成飞集团、沈飞集团建立合资公司。
“中航一集团的最终目的是把所有民机业务打包在一家独立的公司，用‘一航民机’的牌子取代‘西飞国际’上市。”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国内上市和国外融资两步走
自5月18日就开始停牌的西飞国际在近日复牌，宣布拟非公开发行上限不超过66000万股、下限不少于37360万股普通股股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飞国际分别与成飞和沈飞成立合资公司，西飞国际均占两家公司注册资本的45%，拥有控股权。
“事实上，中航一集团旗下的四大虎将就是沈飞、西飞、成飞和上飞（上海飞机制造厂），现在除了上飞以外，民机业务都整合在了西飞国际的旗下。”分析人士称。
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因为早在一个月之前，中航一集团总经理林左鸣就公开宣布：“将以上市公司为平台，通过资本运作，将西安、沈阳和成都的民机制造力量整合在一起。”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航一集团的四大虎将在生产能力、客户方面几乎都一样，管理模式也如出一辙，采取的是分工合作的方法。比如在支线客机的项目上，由成飞和西飞承担机头和机翼的制造，而沈飞负责机尾和电缆。
那么为何这次的整合中独独少了上飞的身影？
“上飞的设计能力强，人力资源雄厚，集团希望将它与中航商用飞机公司整合后在国际市场融资。”上述知情人士称。中航一集团这样做自有它的算盘，因为中航商飞负责支线飞机ARJ项目，如果把上飞和中航商飞整合后在海外私募，进而在海外资本市场实现IPO，那么对ARJ的品牌宣传是极大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它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
业务重新洗牌，促进海外销售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一航民机整合上市后，中航一集团有可能将旗下的军机业务也整合，并以“一航防务”的牌子在国内上市。
“以前在中航一集团中业务比较混乱，以沈飞集团为例，旗下既有军机业务又有民机业务，还承接了空客、波音的转包业务。”中航一集团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一集团希望对旗下的业务进行梳理，最终规划为四大块：动力/发动机、机载电器（如机上雷达仪表等）、军机、民机。
“今后民机业务将主要整合在‘一航民机’的牌子下，它的业务基础是转包生产，比如既为ARJ支线飞机提供转包零部件，也为空客和波音的大飞机进行零部件供应。此外，一航民机还涉及通用飞机的业务，如新舟60的生产等。”上述人士称，最终的目标将是一航民机在国内上市，中航商飞与上飞在海外上市，互为呼应、良性互动。
“这种资本运作模式将对中航一集团的飞机销售起到促进作用。”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目前中航一集团的拳头产品是新舟60和ARJ21飞机，其中ARJ飞机更肩负着海外销售的梦想。“很遗憾，目前看来ARJ的海外销售还远未成气候。”
波音人士告诉记者，新机型在市场遇阻是很常见的情况，毕竟市场对新飞机的认知是一片空白。“在交付前一个月，如果ARJ可以拿到中国民航总局、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欧洲联合适航当局（GAA）的认证，那么它就可以扫清海外销售的大部分障碍。”上述人士称，如果上飞和中航商飞能成功在海外上市，就会大大加重它们的销售砝码。“毕竟国外客户格外青睐财务透明的上市公司。”
从未放弃大飞机梦想
但中航一集团的梦想还不止于此。“现在看来，我们整合民机业务与中国的大飞机战略没有直接联系，但这并不代表以后也没有联系。”中航一集团的内部人士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
据了解，国务院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后，同意组建大型客机股份公司。
“目前的构想是，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独立于现有的航空工业系统之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业内甚至戏称这个股份公司为“中航三集团”。“在未来的股份公司中，中航一集团和二集团都不能取得控股地位。但一旦公司运作，又要抽调集团的人力、技术和资源，这显然不是它们愿意看到的。”
分析人士认为，这就好似空客A320在天津建立的总装线项目，中航一集团和二集团只占据合资公司中方联合体的股份中20%比例。“没有话语权的直接后果就是两大集团没有动力，意愿不强，所以这个项目中最积极的始终是天津市政府。”
但在大飞机项目中，中航一集团始终没有放弃梦想。初步测算，大飞机项目的投资经费约500亿～600亿元人民币，这块蛋糕是谁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中航一集团通过资本市场整合了民机生产，如果能在短时间内做大做强，它就可以给国家足够的信心，证明自己拥有足够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化运作机制。”分析人士认为，国家希望成立大飞机股份公司的初衷，就是避免中航一集团和二集团身上的国企气息和机制问题。“毕竟现在中航一集团的管理结构和业务架构不适合市场化运作，军工和民机业务混淆，项目资源也难分清，共用一条生产线时甚至难以进行清晰的成本收入核算。”
而此时中航一集团将民机业务整合在国内上市，终于走出了整合序幕的第一步棋。“如果中航一集团可以把ARJ项目和新舟60做的有声有色，就可以充分证明集团的国际化、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 分析人士称，这种姿态有可能改变国家对大飞机股份公司的构想，让中航一集团真正参与到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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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阳谋
徐工阳谋
2008年07月02日16:48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作者：《中国机电工业》
有迹象表明，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徐工，其实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近年来，徐重突飞猛进发展、关键零部件加大投入，还有重卡、风电等项目正考虑展开……这些事情乍看上去似乎不太相关，但细想想，却似乎都是王民精心落下的一颗颗棋子。
或许过不了多久，一个完整的徐工新棋局将呼之欲出。
■文/本刊记者 李转少
王民潇洒地走到记者席前，与记者一一握手，寒暄问候。两鬓微霜的他显得有些疲倦，但两眼却炯炯有神，脸上洋溢着笑容。
6月初，搜狐2008“中国制造全国行”走进徐工。王民并没有西装革履，而是身穿浅蓝色衬衫，衣领口自然地敞开着，桌前也没准备纸笔，颇为休闲地与财经媒体记者面对面的交流。说到开心处他会开怀大笑，而谈到改制等问题时，他语气会一下子深沉许多，有时他也会沉思片刻再回答问题，“酝酿”、“考虑”等字眼被他多次重复使用。对于凯雷，对于卡特彼勒，对于徐工未来……王民似乎无所不谈，但又都点到为止，或欲言又止。
徐工王民
徐工王民
自2005年“徐工凯雷合资案”以来，徐工备受外界关注。在外界看来，工程机械行业近两三年发展迅速，特别是徐工的竞争对手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柳工等更是快马加鞭，令人咂舌的是，去年这几家增速都超过了60%。而另一方面，徐工仍保持工程机械行业老大的位置，但是支撑它门面的似乎只有徐工重型，近年来徐重突飞猛进，去年达到了108亿元的经营规模，起重机销量位居世界第一。
这些现象似乎表明了，徐工与凯雷合作一事悬而未决，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徐工的发展。这三年来，徐工集团似乎都在等待中消耗时间，王民对此也很无奈……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徐重实验
如果仅仅将徐重看作是徐工增长的亮点，那未免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事实上，对于徐工而言，徐重更像是一块试验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逐渐凸显出来。
近年来，徐重确实很争气。
随着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显现，2005年工程起重机市场同比回落16%，混凝土泵车回落15%。但是，以这两大产品为主线的徐重在市场的严峻考验中却逆势上扬，2005年经营收入实现42亿元，主机市场占有率提升到53%。
2006年，徐重再创新高，产值达到63.7亿元，主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5%，国外市场占有率达到12%。2007年产值已超过100亿元，成为中国千家工程机械主机制造公司中首家超百亿的企业。
在一些人看来，徐重能取得如此良好的成绩，其实就是刚好赶上了近两年来工程机械回暖的大好形势，但有分析人士却认为事实并不这么简单。
徐重人刻骨铭心地记得，1993年至1999年徐重连续6年亏损，其中最高一年亏损额度达到了6200万元，徐工集团开会时，徐重干部总是被“委屈”地安排在后几排。1998年底，更有传闻称，“市里正在开会研究重型厂破产问题”。
徐重最终没有破产。1999年，由徐州市委领导经过多轮调研考察方式推选出了徐工新一届董事长??王民。之后不久，王民调整了徐重的经营层，向徐重派出了一个新的领导团队。
1999年开始，徐工集团对徐重提出了战略整合、“三高一大”（即高端、高科技、高附加值和大吨位）等发展战略。在徐工战略指导下，徐重总经理张玉纯果真不负众望，他采取了一系列另类做法。
那是2000年10月，徐重制定了将市场占有率从18%提升到40%以上的秘密决策。然后突然向全厂发出了将月产量从70台提升到150台的指令。每年的三、四季度，都是起重机市场的淡季。为何增产？很多徐重人不理解。
随着库存越积越多，各种各样的担心也不可避免地激增了起来。一天，张玉纯被王民请到了办公室。
两个人长时间的交谈之后，王民最后说了一句，“放手干吧！”
2001年3月，市场高峰突然出现，徐重放出库存，仅两个月就将全部库存和当期的增量全部清空。而等竞争对手连忙组织资金加大产量的时候，徐重早已将市场占有率从18%拉升到了30%以上。
2003年之前，中国起重机行业发展比较落后，整个中国百吨级以上市场，均被国外进口产品垄断，每年国家要进口一、二百台，而国际市场上，一线强势企业已经在发展500吨、800吨的全路面产品。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徐重坚定实施徐工集团提出的高端战略，坚定以“走上全球高端水平、最终与国际强手同台竞争”为目标，全力发展全路面技术。通过四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徐重成功将中国起重机的水平推向了500吨的高位，终于带动了整个行业开始发展全路面技术。如今，徐重占据了海外市场的20%，直逼世界同行老大利勃海尔。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徐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一位徐工高管坦言，“徐重文化就是徐工集团优秀文化的核心。”
一走进徐重710会议室，就会看到墙上“居危思进”四个大字。徐重领导经常提醒员工们，“身在市场，永无‘安’字可讲，不要以为你在跑，整个地球都在跑，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在重型，没有居安思危，只有居危思进!”这显然影响到了每一位徐重人，徐重领导自信地说，“经过8年的苦战，这一点已经成为了每名重型人心中的坚强信念!”
知情人士分析，徐重文化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一般的国企文化，在收入分配上也体现出了这一点，徐工集团的年人均收入约为5万元，而徐重的年人均收入为6.6万元。据了解，徐重最低的月工资收入是2800元，这是徐重清洁工的收入，而中层干部月工资收入大概为8000元，每年的年终奖为一年工资总和，销售人员最低月收入为6000元，并实行严格的绩效考核。一位徐重内部人士也坦言，“三一是民营企业，激励机制很灵活，我们时常研究他们的奖惩制度，有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这不得不让人疑惑，徐重是徐工集团的一家子公司，为什么与其它子公司相比，经营水平、文化、员工待遇等都差异这么大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王民的讲话中得到一些启发。王民在最近的一次集团内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希望重型的全体同志能够继续为徐工的发展领跑并带动各个企业。同时，我也希望徐工集团的各个企业都要学习重型的方方面面，要真学、真心学，真做、做到位。领导团队要和重型领导班子对标找出差距，找出在事业追求、工作认真、作风顽强等方面存在的差距。看看在徐工大发展的时候，你们的企业还需要做些什么。”
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初引进凯雷合资是王民自认为最理想的徐工改制方案，然而，随着凯雷合资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而悬而未决时，王民在无奈中想到了 “求人不如求己”。而徐重的良性发展让王民坚定了信心，这几年来徐工对徐重的技改投入等都有倾向性措施，在2005年初徐重面临市场的严峻考验时，王民针对市场状况提出要求，徐重越是在严酷的市场环境中，越要坚持发展，赢得更大的竞争优势。2005年成为了徐重的管理革命年，从2005年一季度开始，徐重全面展开了供应链整合、经销商整合、技术体系建设、精细化管理推进等一系列重要举措。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王民对徐重充分授权，使徐重的很多生产管理措施都有别于徐工其它子公司。
不难看出，王民有意以徐重作为实验田，让徐重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激活国企体制。而后，在整个集团展开“向徐重学习”的号召，以徐重经验普及整个徐工，推动徐工机制创新。
据了解，这两年来徐工已经进行过多次“向徐重学习”的活动。显然，作为整个集团的董事长，王民希望徐重给徐工贡献的不仅仅是销售额，还有宝贵的经验。这从王民的讲话中也可以得到印证，王民说，“我们不仅仅需要一个重型，我们需要更多个重型，需要像重型这样的领导班子和重型这样的员工队伍。在同一个徐工集团，如果文化差异和精神追求还有如此之大的差异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很好地反思还有什么方面没有突破。任何企业都不得以‘我是一个独立的企业，我与重型有不同的文化’为借口来原谅自己，因为徐工集团是一个完整的企业，重型的文化是徐工集团优秀文化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向重型学习，打造出一个过硬的班子、过硬的团队和过硬的职工队伍。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有思想基础和人本基础，才能使我们徐工集团形成一个更加有力的拳头，做一个，成一个。 ”
零部件破局
如果说徐重实验是王民在不能动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模拟市场运行”尝试的话，那么在关键零部件领域的着力则是徐工整体战略中另一个重要的环节。
近年来，同行竞争对手三一重工咄咄逼人，招兵买马，圈钱买地；中联重科则准备将“并购”进行到底，不仅并购国内企业，还希望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其国际化构想；山河智能也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成长。相比而言，徐工似乎“大题小做”，因为从徐工的公开资料中得知，除了悬而未决的凯雷合作外，徐工似乎少有震撼行业的动作。但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徐工却频频布点。
今年4月，徐工与德国合资的赫思曼电子有限公司全面建成，双方将合作开展自动化控制系统。另外，徐工于去年投资3.4亿元的“提高液压缸质量和能力技改项目”已经建成投产，目标是要建成一个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高中压液压油缸、阀锁以及成套液压系统生产基地。此外，徐工分别在美国、德国组建合资企业生产驱动桥和回转支承等项目。据悉，徐工发动机项目也即将签字。
目前，徐工除主机企业外，基础零部件企业如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徐州美驰车桥有限公司(合资)、徐州罗特艾德有限公司(合资)、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底盘分厂等规模和效益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不仅充分满足徐工内部配套，还大量为国内同行配套并进入国际市场，徐工回转支承、驱动桥、工程轮胎等均为国内主机企业提供配套，其回转支承还是目前国内风力发电业中质量最好、销量最大的产品。2007年，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年销售收入超过4亿元，徐州罗特艾德公司销售收入超过8亿元，徐州美驰车桥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专业化生产各类工程机械及特种车辆用车桥的公司。
尽管如此，王民仍直面记者感慨，“徐工的出口产品中还有很多关键零部件是从国外进口的，购买国外零部件的成本占到出口价格的30%，2007年徐工出口创汇５亿美元，而购买国外零部件就花费了20亿元人民币，国外零部件占出口产品销售额40%，但却占了利润的70%～80%。”
其实，国内零部件状况一直制约着我国工程机械的发展。目前我国工程机械零部件生产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本身的科研开发力量薄弱，关键零部件自己难以生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一直以来，中国的工程机械和国外的工程机械不是在一个水平上发展。因为欧美那边的工业基础非常好，拿钱就可以买到所有需要的零部件。但在中国拿钱就不一定能买到，零部件特别是关键零部件方面，我们和国际上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内外的整机也有很大的差距。”
零部件已然成为了难解之题。令人不解的是，徐工为何偏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据一位消息人士分析，王民多年从事党务工作，现在仍担任徐工党委书记，他骨子里有一种大无畏的强企强国精神，自认为“大企业不能仰人鼻息”。徐工也一直以“担大任、行大道、成大器”为核心价值观。再加上，王民很有思想，他想必深刻明白“解决了主要矛盾，其它次要矛盾会迎刃而解”的道理，这些决定了徐工注定要走一条充满艰辛但却可以直达顶峰的道路。
目前，美国卡特彼勒、日本小松等世界级工程机械企业都是自己生产发动机、液压元器件、控制元器件等基础零部件，而国内工程机械里面的“心脏”，几乎都是康明斯的发动机。“外国人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你们的心脏都是我们做的。”王民强调，“中国的大企业一定要在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我们不能受制于人，我们一定要研发出自己的关键零部件。大企业集团和小企业不一样，小企业吃饱就行，有一点发展就行。大企业不一样，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它不做谁做？”
在王民的设想中，徐工的零部件将来要做到产业化，虽然现在还不行，还没有能力满足全行业。但王民希望，“首先，要把徐工的关键结构件做好。起重机的结构件是很关键的，这是我们的优势，要做好。然后，再把我们定位准确的如变速箱等一些零部件做好，包括液压油缸，还要开拓装载机和挖掘机的油缸。我们将来还会有自己的发动机，我们的发动机要和别人合作搞，因为合作大家都有优势。我们的想法就是，因为现在不能一步达到人家的水平，所以定位要准确，定位不准确，投入很大，也很难见到效果，时间又很长。”
进军新产业
知情人士分析，徐工进军新产业，既有外部因素的推动，也有内部扩张的动力。比较幸运的是，此时徐工遇到了中国产业变动的大好时机，一些新市场的潜力，正变得真实起来，而徐工自己的核心能力，也恰好与之相关。
工程机械竞争愈演愈烈，而且需求量不可能一味地增加。显然，要实现徐工2010年做到500亿元、2015年做到1000亿元的宏大目标，光靠工程机械这一行业难度非常之大。于是，王民在主抓工程机械的同时，也把眼光瞄准了另外的产业。
据知情人士透露，徐工集团风电项目组正在调查考察项目选址。该项目主要建成大型风力发电设备的装配、控制系统、叶片、轮毂等铸件和结构件的生产加工等生产线。一期计划投资10亿元，征地600亩，厂房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徐工集团风电设备样机预计今年年底前出来，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一期项目投资，2009年形成批量生产。
前不久在徐州举办的2008年太平洋论坛上，徐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邹徐文指出，“徐州将着力打造百亿级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重点支持徐州罗特艾德投资1亿美元的1.5兆瓦、2兆瓦、2.5兆瓦风电用回转支承技改项目，努力形成风电用回转支承年生产能力10000套的产业规模，进一步巩固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引导徐工集团争取在3～5年形成年产 1000台1.5兆瓦及以上大型风电机组产能和百亿元产业规模，成为全国风电设备制造的龙头企业。”
王民表示，徐工进军风电设备有三大优势，第一，徐工有自己的优势，回转支承是徐工和罗特艾德合作的。第二，风电市场很大，现在仍是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三，徐工有钱投资风电。
有专家分析，目前风电设备领域做得比较好的只有金风科技和东方汽轮机厂等少数几家企业，整个行业的总体技术方面仍需大幅提升，目前的风电机组四分之三以上很少能一开起来运行到100个小时的，不是这个坏就是那个坏，风电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
王民解释说，“我们做风电不是什么都做。我们要找一个合作伙伴，风电要搞出来就要有一个合作伙伴，即风电的运营伙伴。做出来以后，要有人买，要有风电厂来安装，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当然风电这个项目我们还是在调研阶段，还在积极的规划市场。但是怎么做，做多大，我们也在考虑，还要最后决策。”
另据了解，徐工将进军重型卡车领域，年内将有所突破。据分析，徐工将收购的是江苏省的一家重卡公司，意在获得重卡的生产准入证。
王民对此不置可否，但他认为，“搞工程机械的成套性很重要，能挖能装，还要能运。徐工本身就有制造专用车底盘的技术和人才。同时，我们工程机械产品的客户和重型卡车的客户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徐工希望很快在这方面有所行动。”
无论是风电，还是重卡，徐工正开始步入多元化的新局面。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徐工在政府主导下并购了一批徐州地区的小企业，大多是经营不善的小国企。在王民上台前，徐工是个多元化的“外表很强大、内部很虚弱”的集团公司。于是，王民一上任，就做了一个很“异端”的决定：放弃多元化，坚持以工程机械为主业的发展和品牌经营发展目标。
毋庸置疑，王民希望这次的多元化能让徐工变得内外都很强大。要想做到这一点，王民认为，“一般企业做大了以后，往往就要遇到投资的困惑，往哪里投，投不好就要出问题，投好了就上去了。这把握起来还是比较难的，徐工进军某个产业前都要进行详细的考察，看准了再投，不见兔子不撒鹰。徐工多元化是相关多元化，只进军有关联的产业，而且产业的规模要很大，徐工有这个能力把它做起来，这几个要素都要注意。房地产我们不搞，虚拟市场的我们也不搞。股票我不懂，资本市场我也不太懂，但做一点实事还可以。”
徐工棋局
有时候，高明的棋手一开始落子时会显得平淡无奇，但棋至中盘，其布局的“势”便隐隐显露出来。这一次，徐工即将为我们托出的，也是这样一盘棋吗？
至今，王民仍坚持认为徐工必须改制。“一定要在制度上有所突破。徐工做到现在，我们已把国企体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王民表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体制就是很关键的。这个体制决定了企业能做多大，包括体制建立好以后，对人才的吸引、积极性的发挥、和国际市场的接轨，都有很大的益处。未来假如说不改制，徐工能不能做大？也可能做大，但是很艰难。也可能放弃了一些根本性的追求，而做了一些规模性的扩张。对国企，政府都是要规模的，要GDP的。”
当然，王民不希望只有规模性的扩张，而是希望徐工真正做强做大。王民强调，“做了一把手就没有退路了，要不留退路地干。徐工的未来要通过机制的转换和建立，把最根本的制度建立好、改革好。”
据说，和凯雷的合作很快就要有结果了。“北京还没有说不行，等哪天说不行了，再想其他的方法。”王民如是说。
如果凯雷合作一事失败，王民将采取怎样的方法呢？
王民提示说，“改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得到钱，一个是想得到机制，一个是想得到通道，这个通道就是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不管和谁合作，徐工第一要控股，不管是产业的、金融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徐工控股是绝对的。第二，徐工真要找合作伙伴，我们不找老外了，我们找中国人，至于是产业的还是金融的，不是主要的。”
这让人联想起了中联重科。当初中联重科引进投资者是选择了本土投资企业??联想弘毅，而中联重科能有今天的发展也证明了引进联想弘毅是个正确选择。据了解，目前，中联重科联合联想弘毅等共同投资方计划以投标方式收购一家主营业务为工程机械制造的意大利CIFA公司100%的股权（其中中联重科拟占其60%的股权），该收购已接近尾声。CIFA公司目前为世界排名第三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如果中联重科顺利将CIFA公司收归囊中，中联重科将在该领域称雄全球。
据知情人士透露，王民在与凯雷合资遇阻后，曾亲自率队前往中联重科，与其董事长詹纯新会晤。外界虽对会晤内容不得而知，但知情人士认为，不排除詹纯新向王民介绍了中联重科的做法，只是不知这种做法对王民有多大的启发？
另据传，徐工正在海外考察研发机构，估计很快就会并购一家海外研发机构，这或许是徐工打开国际通道的一把金钥匙。王民表示，“国际市场是很有吸引力的，是很大的蛋糕，有很大的诱惑，但是也有很大的陷井，我们还是持谨慎的积极态度。徐工有自己的国际发展路程，分三步：第一步，产品走出去，包括服务、备件走出去，代理商建设、网络建设。第二步，研发要走出去，就是人要走出去，国外研发机构的建立。第三步，企业走出去。这几步可能走得频率慢一点，我们要加快，不盲目，不跟风。抓住任何一次机遇去做，你就能做好了。”
当然，在凯雷一事并没有最终结果时，徐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时刻准备迎接挑战。以徐重带跑整个徐工，加速零部件发展，准备进军重卡和风电设备都在王民的谋划之中。此外，徐工将退出以卡特彼勒合资的挖掘机生产企业，建立自己的挖掘机产业，大中小型都要干，定位是国内的最高水平，在三年之内实现10亿元销售额的规模。
王民表示，“工程机械的品种系列，徐工没有覆盖到的，还要努力的覆盖到。目前没有做大规模的，要努力的做大。已经做到国内第一的，要努力向世界级企业努力。徐工的技术改造整体是比较成功的，包括主机和零部件的改造，还有以徐工重型为代表的主机的水平。我们还将拓展关联度很高的重型卡车，这一块市场也是非常大。风电在我们考虑之列，但是到底怎么做，还要很好的研究。目前，徐工整个的产业制造体系主要集聚在徐州，扩张也是适时、适度的。但是花一分钱就要有一分钱的回报，徐工不乱圈地，不乱忽悠，看准了就投，这是徐工的基本构想。”
在与众多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媒体记者交流时，王民多次使用“酝酿”、“考虑”等字眼。想必这三年来，无数个方案已经在王民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或许，过不了多久，随着凯雷合资一事有了定论，徐工完整的棋局将合盘而出。■
2008年07月02日16:48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作者：《中国机电工业》
有迹象表明，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徐工，其实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近年来，徐重突飞猛进发展、关键零部件加大投入，还有重卡、风电等项目正考虑展开……这些事情乍看上去似乎不太相关，但细想想，却似乎都是王民精心落下的一颗颗棋子。
或许过不了多久，一个完整的徐工新棋局将呼之欲出。
■文/本刊记者 李转少
王民潇洒地走到记者席前，与记者一一握手，寒暄问候。两鬓微霜的他显得有些疲倦，但两眼却炯炯有神，脸上洋溢着笑容。
6月初，搜狐2008“中国制造全国行”走进徐工。王民并没有西装革履，而是身穿浅蓝色衬衫，衣领口自然地敞开着，桌前也没准备纸笔，颇为休闲地与财经媒体记者面对面的交流。说到开心处他会开怀大笑，而谈到改制等问题时，他语气会一下子深沉许多，有时他也会沉思片刻再回答问题，“酝酿”、“考虑”等字眼被他多次重复使用。对于凯雷，对于卡特彼勒，对于徐工未来……王民似乎无所不谈，但又都点到为止，或欲言又止。
徐工王民
徐工王民
自2005年“徐工凯雷合资案”以来，徐工备受外界关注。在外界看来，工程机械行业近两三年发展迅速，特别是徐工的竞争对手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柳工等更是快马加鞭，令人咂舌的是，去年这几家增速都超过了60%。而另一方面，徐工仍保持工程机械行业老大的位置，但是支撑它门面的似乎只有徐工重型，近年来徐重突飞猛进，去年达到了108亿元的经营规模，起重机销量位居世界第一。
这些现象似乎表明了，徐工与凯雷合作一事悬而未决，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徐工的发展。这三年来，徐工集团似乎都在等待中消耗时间，王民对此也很无奈……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徐重实验
如果仅仅将徐重看作是徐工增长的亮点，那未免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事实上，对于徐工而言，徐重更像是一块试验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逐渐凸显出来。
近年来，徐重确实很争气。
随着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显现，2005年工程起重机市场同比回落16%，混凝土泵车回落15%。但是，以这两大产品为主线的徐重在市场的严峻考验中却逆势上扬，2005年经营收入实现42亿元，主机市场占有率提升到53%。
2006年，徐重再创新高，产值达到63.7亿元，主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5%，国外市场占有率达到12%。2007年产值已超过100亿元，成为中国千家工程机械主机制造公司中首家超百亿的企业。
在一些人看来，徐重能取得如此良好的成绩，其实就是刚好赶上了近两年来工程机械回暖的大好形势，但有分析人士却认为事实并不这么简单。
徐重人刻骨铭心地记得，1993年至1999年徐重连续6年亏损，其中最高一年亏损额度达到了6200万元，徐工集团开会时，徐重干部总是被“委屈”地安排在后几排。1998年底，更有传闻称，“市里正在开会研究重型厂破产问题”。
徐重最终没有破产。1999年，由徐州市委领导经过多轮调研考察方式推选出了徐工新一届董事长??王民。之后不久，王民调整了徐重的经营层，向徐重派出了一个新的领导团队。
1999年开始，徐工集团对徐重提出了战略整合、“三高一大”（即高端、高科技、高附加值和大吨位）等发展战略。在徐工战略指导下，徐重总经理张玉纯果真不负众望，他采取了一系列另类做法。
那是2000年10月，徐重制定了将市场占有率从18%提升到40%以上的秘密决策。然后突然向全厂发出了将月产量从70台提升到150台的指令。每年的三、四季度，都是起重机市场的淡季。为何增产？很多徐重人不理解。
随着库存越积越多，各种各样的担心也不可避免地激增了起来。一天，张玉纯被王民请到了办公室。
两个人长时间的交谈之后，王民最后说了一句，“放手干吧！”
2001年3月，市场高峰突然出现，徐重放出库存，仅两个月就将全部库存和当期的增量全部清空。而等竞争对手连忙组织资金加大产量的时候，徐重早已将市场占有率从18%拉升到了30%以上。
2003年之前，中国起重机行业发展比较落后，整个中国百吨级以上市场，均被国外进口产品垄断，每年国家要进口一、二百台，而国际市场上，一线强势企业已经在发展500吨、800吨的全路面产品。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徐重坚定实施徐工集团提出的高端战略，坚定以“走上全球高端水平、最终与国际强手同台竞争”为目标，全力发展全路面技术。通过四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徐重成功将中国起重机的水平推向了500吨的高位，终于带动了整个行业开始发展全路面技术。如今，徐重占据了海外市场的20%，直逼世界同行老大利勃海尔。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徐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一位徐工高管坦言，“徐重文化就是徐工集团优秀文化的核心。”
一走进徐重710会议室，就会看到墙上“居危思进”四个大字。徐重领导经常提醒员工们，“身在市场，永无‘安’字可讲，不要以为你在跑，整个地球都在跑，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在重型，没有居安思危，只有居危思进!”这显然影响到了每一位徐重人，徐重领导自信地说，“经过8年的苦战，这一点已经成为了每名重型人心中的坚强信念!”
知情人士分析，徐重文化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一般的国企文化，在收入分配上也体现出了这一点，徐工集团的年人均收入约为5万元，而徐重的年人均收入为6.6万元。据了解，徐重最低的月工资收入是2800元，这是徐重清洁工的收入，而中层干部月工资收入大概为8000元，每年的年终奖为一年工资总和，销售人员最低月收入为6000元，并实行严格的绩效考核。一位徐重内部人士也坦言，“三一是民营企业，激励机制很灵活，我们时常研究他们的奖惩制度，有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这不得不让人疑惑，徐重是徐工集团的一家子公司，为什么与其它子公司相比，经营水平、文化、员工待遇等都差异这么大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王民的讲话中得到一些启发。王民在最近的一次集团内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希望重型的全体同志能够继续为徐工的发展领跑并带动各个企业。同时，我也希望徐工集团的各个企业都要学习重型的方方面面，要真学、真心学，真做、做到位。领导团队要和重型领导班子对标找出差距，找出在事业追求、工作认真、作风顽强等方面存在的差距。看看在徐工大发展的时候，你们的企业还需要做些什么。”
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初引进凯雷合资是王民自认为最理想的徐工改制方案，然而，随着凯雷合资一事被炒得沸沸扬扬而悬而未决时，王民在无奈中想到了 “求人不如求己”。而徐重的良性发展让王民坚定了信心，这几年来徐工对徐重的技改投入等都有倾向性措施，在2005年初徐重面临市场的严峻考验时，王民针对市场状况提出要求，徐重越是在严酷的市场环境中，越要坚持发展，赢得更大的竞争优势。2005年成为了徐重的管理革命年，从2005年一季度开始，徐重全面展开了供应链整合、经销商整合、技术体系建设、精细化管理推进等一系列重要举措。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王民对徐重充分授权，使徐重的很多生产管理措施都有别于徐工其它子公司。
不难看出，王民有意以徐重作为实验田，让徐重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激活国企体制。而后，在整个集团展开“向徐重学习”的号召，以徐重经验普及整个徐工，推动徐工机制创新。
据了解，这两年来徐工已经进行过多次“向徐重学习”的活动。显然，作为整个集团的董事长，王民希望徐重给徐工贡献的不仅仅是销售额，还有宝贵的经验。这从王民的讲话中也可以得到印证，王民说，“我们不仅仅需要一个重型，我们需要更多个重型，需要像重型这样的领导班子和重型这样的员工队伍。在同一个徐工集团，如果文化差异和精神追求还有如此之大的差异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很好地反思还有什么方面没有突破。任何企业都不得以‘我是一个独立的企业，我与重型有不同的文化’为借口来原谅自己，因为徐工集团是一个完整的企业，重型的文化是徐工集团优秀文化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向重型学习，打造出一个过硬的班子、过硬的团队和过硬的职工队伍。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有思想基础和人本基础，才能使我们徐工集团形成一个更加有力的拳头，做一个，成一个。 ”
零部件破局
如果说徐重实验是王民在不能动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模拟市场运行”尝试的话，那么在关键零部件领域的着力则是徐工整体战略中另一个重要的环节。
近年来，同行竞争对手三一重工咄咄逼人，招兵买马，圈钱买地；中联重科则准备将“并购”进行到底，不仅并购国内企业，还希望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其国际化构想；山河智能也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成长。相比而言，徐工似乎“大题小做”，因为从徐工的公开资料中得知，除了悬而未决的凯雷合作外，徐工似乎少有震撼行业的动作。但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徐工却频频布点。
今年4月，徐工与德国合资的赫思曼电子有限公司全面建成，双方将合作开展自动化控制系统。另外，徐工于去年投资3.4亿元的“提高液压缸质量和能力技改项目”已经建成投产，目标是要建成一个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高中压液压油缸、阀锁以及成套液压系统生产基地。此外，徐工分别在美国、德国组建合资企业生产驱动桥和回转支承等项目。据悉，徐工发动机项目也即将签字。
目前，徐工除主机企业外，基础零部件企业如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徐州美驰车桥有限公司(合资)、徐州罗特艾德有限公司(合资)、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底盘分厂等规模和效益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不仅充分满足徐工内部配套，还大量为国内同行配套并进入国际市场，徐工回转支承、驱动桥、工程轮胎等均为国内主机企业提供配套，其回转支承还是目前国内风力发电业中质量最好、销量最大的产品。2007年，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年销售收入超过4亿元，徐州罗特艾德公司销售收入超过8亿元，徐州美驰车桥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专业化生产各类工程机械及特种车辆用车桥的公司。
尽管如此，王民仍直面记者感慨，“徐工的出口产品中还有很多关键零部件是从国外进口的，购买国外零部件的成本占到出口价格的30%，2007年徐工出口创汇５亿美元，而购买国外零部件就花费了20亿元人民币，国外零部件占出口产品销售额40%，但却占了利润的70%～80%。”
其实，国内零部件状况一直制约着我国工程机械的发展。目前我国工程机械零部件生产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本身的科研开发力量薄弱，关键零部件自己难以生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一直以来，中国的工程机械和国外的工程机械不是在一个水平上发展。因为欧美那边的工业基础非常好，拿钱就可以买到所有需要的零部件。但在中国拿钱就不一定能买到，零部件特别是关键零部件方面，我们和国际上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内外的整机也有很大的差距。”
零部件已然成为了难解之题。令人不解的是，徐工为何偏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据一位消息人士分析，王民多年从事党务工作，现在仍担任徐工党委书记，他骨子里有一种大无畏的强企强国精神，自认为“大企业不能仰人鼻息”。徐工也一直以“担大任、行大道、成大器”为核心价值观。再加上，王民很有思想，他想必深刻明白“解决了主要矛盾，其它次要矛盾会迎刃而解”的道理，这些决定了徐工注定要走一条充满艰辛但却可以直达顶峰的道路。
目前，美国卡特彼勒、日本小松等世界级工程机械企业都是自己生产发动机、液压元器件、控制元器件等基础零部件，而国内工程机械里面的“心脏”，几乎都是康明斯的发动机。“外国人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你们的心脏都是我们做的。”王民强调，“中国的大企业一定要在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我们不能受制于人，我们一定要研发出自己的关键零部件。大企业集团和小企业不一样，小企业吃饱就行，有一点发展就行。大企业不一样，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它不做谁做？”
在王民的设想中，徐工的零部件将来要做到产业化，虽然现在还不行，还没有能力满足全行业。但王民希望，“首先，要把徐工的关键结构件做好。起重机的结构件是很关键的，这是我们的优势，要做好。然后，再把我们定位准确的如变速箱等一些零部件做好，包括液压油缸，还要开拓装载机和挖掘机的油缸。我们将来还会有自己的发动机，我们的发动机要和别人合作搞，因为合作大家都有优势。我们的想法就是，因为现在不能一步达到人家的水平，所以定位要准确，定位不准确，投入很大，也很难见到效果，时间又很长。”
进军新产业
知情人士分析，徐工进军新产业，既有外部因素的推动，也有内部扩张的动力。比较幸运的是，此时徐工遇到了中国产业变动的大好时机，一些新市场的潜力，正变得真实起来，而徐工自己的核心能力，也恰好与之相关。
工程机械竞争愈演愈烈，而且需求量不可能一味地增加。显然，要实现徐工2010年做到500亿元、2015年做到1000亿元的宏大目标，光靠工程机械这一行业难度非常之大。于是，王民在主抓工程机械的同时，也把眼光瞄准了另外的产业。
据知情人士透露，徐工集团风电项目组正在调查考察项目选址。该项目主要建成大型风力发电设备的装配、控制系统、叶片、轮毂等铸件和结构件的生产加工等生产线。一期计划投资10亿元，征地600亩，厂房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徐工集团风电设备样机预计今年年底前出来，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一期项目投资，2009年形成批量生产。
前不久在徐州举办的2008年太平洋论坛上，徐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邹徐文指出，“徐州将着力打造百亿级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重点支持徐州罗特艾德投资1亿美元的1.5兆瓦、2兆瓦、2.5兆瓦风电用回转支承技改项目，努力形成风电用回转支承年生产能力10000套的产业规模，进一步巩固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引导徐工集团争取在3～5年形成年产 1000台1.5兆瓦及以上大型风电机组产能和百亿元产业规模，成为全国风电设备制造的龙头企业。”
王民表示，徐工进军风电设备有三大优势，第一，徐工有自己的优势，回转支承是徐工和罗特艾德合作的。第二，风电市场很大，现在仍是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三，徐工有钱投资风电。
有专家分析，目前风电设备领域做得比较好的只有金风科技和东方汽轮机厂等少数几家企业，整个行业的总体技术方面仍需大幅提升，目前的风电机组四分之三以上很少能一开起来运行到100个小时的，不是这个坏就是那个坏，风电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
王民解释说，“我们做风电不是什么都做。我们要找一个合作伙伴，风电要搞出来就要有一个合作伙伴，即风电的运营伙伴。做出来以后，要有人买，要有风电厂来安装，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当然风电这个项目我们还是在调研阶段，还在积极的规划市场。但是怎么做，做多大，我们也在考虑，还要最后决策。”
另据了解，徐工将进军重型卡车领域，年内将有所突破。据分析，徐工将收购的是江苏省的一家重卡公司，意在获得重卡的生产准入证。
王民对此不置可否，但他认为，“搞工程机械的成套性很重要，能挖能装，还要能运。徐工本身就有制造专用车底盘的技术和人才。同时，我们工程机械产品的客户和重型卡车的客户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徐工希望很快在这方面有所行动。”
无论是风电，还是重卡，徐工正开始步入多元化的新局面。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徐工在政府主导下并购了一批徐州地区的小企业，大多是经营不善的小国企。在王民上台前，徐工是个多元化的“外表很强大、内部很虚弱”的集团公司。于是，王民一上任，就做了一个很“异端”的决定：放弃多元化，坚持以工程机械为主业的发展和品牌经营发展目标。
毋庸置疑，王民希望这次的多元化能让徐工变得内外都很强大。要想做到这一点，王民认为，“一般企业做大了以后，往往就要遇到投资的困惑，往哪里投，投不好就要出问题，投好了就上去了。这把握起来还是比较难的，徐工进军某个产业前都要进行详细的考察，看准了再投，不见兔子不撒鹰。徐工多元化是相关多元化，只进军有关联的产业，而且产业的规模要很大，徐工有这个能力把它做起来，这几个要素都要注意。房地产我们不搞，虚拟市场的我们也不搞。股票我不懂，资本市场我也不太懂，但做一点实事还可以。”
徐工棋局
有时候，高明的棋手一开始落子时会显得平淡无奇，但棋至中盘，其布局的“势”便隐隐显露出来。这一次，徐工即将为我们托出的，也是这样一盘棋吗？
至今，王民仍坚持认为徐工必须改制。“一定要在制度上有所突破。徐工做到现在，我们已把国企体制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王民表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体制就是很关键的。这个体制决定了企业能做多大，包括体制建立好以后，对人才的吸引、积极性的发挥、和国际市场的接轨，都有很大的益处。未来假如说不改制，徐工能不能做大？也可能做大，但是很艰难。也可能放弃了一些根本性的追求，而做了一些规模性的扩张。对国企，政府都是要规模的，要GDP的。”
当然，王民不希望只有规模性的扩张，而是希望徐工真正做强做大。王民强调，“做了一把手就没有退路了，要不留退路地干。徐工的未来要通过机制的转换和建立，把最根本的制度建立好、改革好。”
据说，和凯雷的合作很快就要有结果了。“北京还没有说不行，等哪天说不行了，再想其他的方法。”王民如是说。
如果凯雷合作一事失败，王民将采取怎样的方法呢？
王民提示说，“改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得到钱，一个是想得到机制，一个是想得到通道，这个通道就是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不管和谁合作，徐工第一要控股，不管是产业的、金融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徐工控股是绝对的。第二，徐工真要找合作伙伴，我们不找老外了，我们找中国人，至于是产业的还是金融的，不是主要的。”
这让人联想起了中联重科。当初中联重科引进投资者是选择了本土投资企业??联想弘毅，而中联重科能有今天的发展也证明了引进联想弘毅是个正确选择。据了解，目前，中联重科联合联想弘毅等共同投资方计划以投标方式收购一家主营业务为工程机械制造的意大利CIFA公司100%的股权（其中中联重科拟占其60%的股权），该收购已接近尾声。CIFA公司目前为世界排名第三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如果中联重科顺利将CIFA公司收归囊中，中联重科将在该领域称雄全球。
据知情人士透露，王民在与凯雷合资遇阻后，曾亲自率队前往中联重科，与其董事长詹纯新会晤。外界虽对会晤内容不得而知，但知情人士认为，不排除詹纯新向王民介绍了中联重科的做法，只是不知这种做法对王民有多大的启发？
另据传，徐工正在海外考察研发机构，估计很快就会并购一家海外研发机构，这或许是徐工打开国际通道的一把金钥匙。王民表示，“国际市场是很有吸引力的，是很大的蛋糕，有很大的诱惑，但是也有很大的陷井，我们还是持谨慎的积极态度。徐工有自己的国际发展路程，分三步：第一步，产品走出去，包括服务、备件走出去，代理商建设、网络建设。第二步，研发要走出去，就是人要走出去，国外研发机构的建立。第三步，企业走出去。这几步可能走得频率慢一点，我们要加快，不盲目，不跟风。抓住任何一次机遇去做，你就能做好了。”
当然，在凯雷一事并没有最终结果时，徐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时刻准备迎接挑战。以徐重带跑整个徐工，加速零部件发展，准备进军重卡和风电设备都在王民的谋划之中。此外，徐工将退出以卡特彼勒合资的挖掘机生产企业，建立自己的挖掘机产业，大中小型都要干，定位是国内的最高水平，在三年之内实现10亿元销售额的规模。
王民表示，“工程机械的品种系列，徐工没有覆盖到的，还要努力的覆盖到。目前没有做大规模的，要努力的做大。已经做到国内第一的，要努力向世界级企业努力。徐工的技术改造整体是比较成功的，包括主机和零部件的改造，还有以徐工重型为代表的主机的水平。我们还将拓展关联度很高的重型卡车，这一块市场也是非常大。风电在我们考虑之列，但是到底怎么做，还要很好的研究。目前，徐工整个的产业制造体系主要集聚在徐州，扩张也是适时、适度的。但是花一分钱就要有一分钱的回报，徐工不乱圈地，不乱忽悠，看准了就投，这是徐工的基本构想。”
在与众多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媒体记者交流时，王民多次使用“酝酿”、“考虑”等字眼。想必这三年来，无数个方案已经在王民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或许，过不了多久，随着凯雷合资一事有了定论，徐工完整的棋局将合盘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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