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下一步是发展契约经济 - 陈志武

改革开放的下一步是发展契约经济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陈程 2008-6-30 23:17:17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如30年前开始的伟大改革首先由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来启幕，30年后的今天，新的改革命题的解答也依然要靠思想的力量。从本期开始，“思想者”栏目将陆续推出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参与者、观察者的专访，共同梳理30年改革成功经验，探寻新的大国前行的路径。
　　作为多年来游走于中美间的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研究不仅具有东西方横向的观照，更是站在100多年来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视野中去观察中国改革30年，从而得出中国改革下一步是契约经济的判断。
30年成就源于内外共振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的两个主要原因是赶上了“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的大变革。那你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上，改革开放、成熟的工业技术、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等因素哪一个更重要？
　　陈志武：过去30年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确需要认真思考，如果对这一问题认识得不客观、不透彻，如果一相情愿地做一些情绪化的解读，那么，会给国家未来政策走向埋下危机的种子。所以，在此之际，广泛讨论、不受约束地思索中国30年经济发展成就的主因，对下一步的改革开放非常重要。
　　我认为，市场化与民营化的改革、对外开放当然是基础性的，就好像阳光对健康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拒绝离开屋子，到最后，阳光再怎么促进健康，也没有用。只不过仅“改革开放”还不够，事实上，从186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改革开放上不懈地努力。从“洋务运动”到“引进西方的理工科教育”，从1904年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到后来北洋政府大规模引进日本的法律体系，不管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晚清以及之后的民国政府都进行了实质性改革和开放，在市场化、民营化、开放度这三方面，晚清、民国可能比现在走得更远。但是，为什么晚清、民国时期的改革开放，从表面效果看，没有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这么成功呢？
　　所以，单单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还不够，还要看当时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包括人类的知识积淀。
　　到今天，农业只占中国GDP不到15%，也就是说，85%以上的中国经济都是工业、矿业和服务业。这种产业结构跟60年、100年前相比，是完全换了位。这说明，今天中国经济的近85%都是洋务运动之后逐步引进的西方工业和技术（包括金融证券、保险、银行、现代通信、交通、运输等新型行业）所致，也是有了今天以规则主导的国际秩序才有这些行业的引进和发展。从这些分析，我们看到国际秩序、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经营报》：每当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中国和印度总是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是，过去50多年尤其是过去30年，中印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迅猛发展，而印度的GDP现在却只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而双方都是处于同样的“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经济秩序”当中，这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更有利于有效地充分地利用外部大环境的好处？
　　陈志武：这可以从中印之间的政治制度和历史路径区别中得到答案。首先，印度于1947年独立，之后没有经历中国文革这样的灾难性政治运动。所以，在大跃进、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已经糟得无法持续下去，物极必反，人们要改革的愿望实在太强，要不然没法再活下去了，这就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关键前提，就是全国上下的改革共识，逼着中国搭上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便车，从某种意义上是因祸得福。相比之下，正因为印度没有经历像中国这样的文革，在它的民主宪政制度下难以出现那样的灾难，所以，在1992年之前，反而没有改革开放的压力，让印度迟迟不能搭上全球化的便车，不能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国际秩序所能带来的后发优势。
　　其次，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如果要改革、要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那么，在一个有代议制的政治体制下，要通过选民投票来决定是否需要改革、要怎样进行改革，那会很难，因为没有多少人在生活没有危机之下愿意接受改革的。于是，在印度社会当年没有中国文革式的危机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制度当然使印度政府难以选择改革开放，一直到1992年感到中国发展成就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时，印度社会的主流意愿才支持改革开放。
　　相比之下，中国还没有建立这种制度，这可能是中国从1978年后能较快利用现代技术和以规则主导的世界秩序来发展经济、而印度则迟迟不能搭上这一便车的原因之一。
　　这里我要强调，我不是在做价值判断，如果不需要文革式灾难，一个社会也能主动选择改革、改良，那会多好。可是，人的本性决定了危机往往是改革的前提。很遗憾的是，正是1958年后的天灾人祸、1966年后的文革，才逼着人心思变，才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形成共识。
良性社会的正面激励是财富创造的源泉
　　《中国经营报》：那么，这里是不是还包括一个问题：一个由大多数是穷人的选民选出的民选政府，也许更有动力去剥夺富有阶层的财富，比如过去印度也曾经进行过一些将私有财富进行国有化的荒唐事情；而在中国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结合的制度下，社会财富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后再进行民主改革，这样是不是更容易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志武：或许，在改革之初，集权制度给改革者的阻力最小，为大刀阔斧提供方便，让大家的注意力放在把蛋糕做大上，而不是吵着如何分蛋糕。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特别是在集权制度、土地和资产国有的安排下，如果对政府权力没有实质性监督制约，那么，太多的社会资源、收入和权力会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力者手里，道德风险会太大，贪污浪费会太严重，权力会失控，老百姓的权利和私人空间也会被压迫得太多。
　　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集权所带来的代价会大大超过其给改革带来的方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蛋糕做到一定大之后，社会自然追求稳定，包括制度和政策方面的稳定，这时，民主宪政制度就更优，让今后的制度改革和政策选择不只是由几个人说了算。
　　当然，在一个贫穷人口比例还太高的社会里推行民主制度，虽然让今后的制度变革是以民意为基础并对权力开始有监督、公民权利会更得到尊重，但可能会带出当年印度经历过的问题，即民主投票变成了“杀富济贫”的机制。也就是说，当绝大多数选民很贫穷时，那些主张胜选后通过立法大量对私人财富征税的人自然容易当选，这必然抑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种社会里，注意力会放在蛋糕怎么分的问题上，而不是放在如何把蛋糕做大。所以，在民主制度设计和演变过程中，如何平衡 “民主宪政对权力制约的好处”和“民主选举对私人财产的潜在侵犯”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值得慎重的。
　　在取得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后，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而不是继续把蛋糕做大，在中国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创造的问题上有所争论是好事，可以促使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但不宜走过头。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以及其他许多朝代，都是因为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分配上，而忽视如何更好地激励创造财富的问题上，才使得中国一有发展之后就必然接着倒退，或者根本就难以发展。这些历史教训不能忘。
　　一个有利于发展的良性社会或者制度文化，应该要强调正面激励，而不是负面激励。正面激励指的是如何让收入所得跟个人的努力直接挂钩：你做得越有成就，你的私人所得就必然越多，而且你的私人所得永远是你的，国家和社会不能从你手中夺走。特别要强调的是，不能因为一个人已经很富，就要限制他的所得：使他的所得达到一定水平后，即使努力很大、贡献再多，其所得也不能再增加了。真正好的正面激励制度是不给个人收入、个人财富设立上限。而私人财产得到充分保护的私有制，则是人类至今所熟悉的最基础性的激励制度 —— 世界上没有哪个富有的国家不是靠私有制而兴起的，这本身足以证明这一点。得到民主宪政支撑的私有制让全体人民可以不受限制地奋发向上，创造财富。
　　负面激励指的是，努力越多、贡献越大，实际的边际所得则越小。“杀富济贫”是较极端的负面激励，上富豪榜后容易被查、甚至被关进监狱，还有专门对高收入者征重税，这些都是具体的负面激励表现形式。像北欧甚至西欧的许多国家，就是因为征税太重，负面激励太盛，使得那些国家的能人没有动力去努力，所以，那些社会缺乏活力。
　　相比之下，在美国，如果你有盖茨、巴菲特或者乔布斯的能力，这个社会不会通过征税、国有化等手段将你的私人财富没收，也不会强迫你将大量财富捐给教会等，美国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法律和政策的，因为这个社会总是注重正面激励，以此来激发创新、创业，让能人的能力能无穷无尽地发挥。
　　因此，我们更应该强调机会平等，淡化对结果平等的要求。
　　《中国经营报》：但是，在中国过去的30年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有一些企业家通过钻一些法律和政策上的漏洞，实现了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最近几年这些企业家的一部分遭受到了清算，这使得明明是过去法律政策的不完善造成的问题现在由这些企业家来承担，你认为整个社会应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又如何处理呢？
　　陈志武：客观讲，过去多年中，有些财富来的不干净、不合法，这不奇怪，因为这有很大的制度因素，是具体的制度逼出来的。面对这个问题，人们应该从一个客观的视角去看，更多是怪罪制度，还是要怪罪个人？我一直认为，不好的制度把好人也会逼坏，而好的制度把坏人也会变好。在中国，土地基本是国有，众多行业的生产性资产以国有和集体所有为主；同时政府部门又是什么都管，什么都要审批，而且政策时常朝令夕改、随意性很大。
　　国有制和过多政府控制合在一起，再加上政府权力又不受实质性制约，这些逼着每个从业者必须跟官员打交道，否则无法创业、无法经营，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官商勾结。这就是为什么过多政府管制和国有制最终逼着一些人去欺诈、造假、行贿。这种制度安排就像一个陷阱，你如果想发财致富就必须往里跳，进去之后，有关部门就可随时根据需要将你整治。
　　《中国经营报》：那这是不是一个社会在大变革中所特有的现象，是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架构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所带来的机会？
　　陈志武：对。所以有必要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和土地都私有化，均分给老百姓，减少权力能控制的资源；同时，要减少政府管制。政府管制是腐败的最理想温床。
　　《中国经营报》：那你觉得中国的社会架构中还有没有其他地方需要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
　　陈志武：除了私有化和减少政府管制外，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改革是宪政民主的建设。现在的执法太具有选择性、随意性，执法不严。比如，经常出现所谓的“严打”，每次严打时将一些甚至只犯了轻微罪行的人也要判重刑，而另一些时候即使犯重罪，也不一定给判刑。这样做的结果是对所有国人都不公平，因为平时违法都没事，等于纵容人们去违法、不把法律当回事，等到“严打”时就莫名其妙地判重刑，这就像引蛇出洞，针对所有人的引蛇出洞。
　　如果总是在严打和执法随意之间恶性循环的话，这不利于一个公平开放的创业环境的建设。如果大家都知道执法很严，都一视同仁很公允的话，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非常地谨慎检点，不会轻易地闯法律禁区。因此，为了走出目前财富难以干净的局面，就必须在私有制、政府管制、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等方面迈出更大的几步。
　　《中国经营报》：我曾经拜访过一位在中美都有执业经历的律师，他给我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中国的法律就像蜘蛛网，它有很大的弹性，撞上去会有机会穿网而过；而美国的法律更像钢丝网，它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漏洞，但是弹性很小，你一旦触网就会被处以严刑峻法，如果你穿过了法律漏洞，你可以有机会穿过去，但是漏洞会被马上堵上，而在中国即使发现了漏洞，漏洞也会存在很长时间，甚至不会被堵上。
　　陈志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在美国因为钢丝网很严厉，没有几个人敢去试探，使得遵守法律内化成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在中国则内化出完全相反的社会文化，大家的感觉是平时不用怕，反正可以闯过去，结果就导致社会很多方面乱套了。严打的时候就抓几个倒霉鬼，大部分将会穿网而过，这就纵容今后的更多违法，进而要求有更多、更严厉的严打，恶性循环就这样进行下去。结果，大家都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
契约经济的基础是真正的法治
　　《中国经营报》：那你觉得中国经济改革未来一二十年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应该完善和稳定社会的游戏规则，让大家有一个更有利于公平创造财富的机会呢？
　　陈志武：是的，这包括几方面的改革。第一，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应该私有化，否则，中国的内需难以上升、产业结构难以“软化”。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的资产性财富76%继续掌握在国家手里，一方面老百姓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好处；另一方面，这些资产由官员配置的结果是必然偏重形象工程、“重化工业”工程，只会继续偏重高资源消耗、高能耗的工业，而忽视第三产业。
　　第二，在法治方面必须有实质性的进展。这又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为了法治建设，国有企业应该私有化、要从绝大多数行业退出，因为只要有国企进入的行业，那个行业就难以有法治，国企的背后是可以改变法律、有权解释法律、可以合法用暴力执行法律的国家，国企与民企的这种不平等地位完全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另一方面，是司法独立于行政的问题，也就是宪政问题。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行政权力基本不受独立的制约，这从另一方面导致了“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问题。
　　过去30年，实体经济或者说商品经济获得很大发展，而且进步速度很快，但是金融经济，或者说更广义的契约经济，发展却很艰难。原因是这些契约交易是在法律基础上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如果法律的执行很随意、很不公正独立，有时松有时紧，整个执法架构没有到位的话，契约经济尤其是金融交易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因为大家对这样的交易不会有信心。
　　正因为契约经济、金融经济对法治的要求这么高，金融经济在中国就很难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推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相对较容易，但之后，要再过渡、升华到契约经济，难度就很大，就需要制度方面的实质性变革。
　　而契约经济、金融经济的发展又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以养老、互助为例，在农业社会甚至是工业社会里，大家靠亲戚和后代实现养老，生病乃至红白喜事也都靠亲戚朋友、后代来支持，通过血缘、亲缘关系来实现相互保障的隐形利益交换，所谓“养子防老”。这即是中国社会过去几千年到现在的状况。
　　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随着中国工业经济空前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基础越来越好，异地就业、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之后，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已经瓦解。所以，金融市场产品，比如养老退休基金、保险产品、投资基金等，就必须取代传统的家族保障体系，这就要求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另外，人们的收入已经大大提高，此时，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解决温饱的问题转移到解决未来生活保障的问题上，而这些个人、家庭的生活需求恰恰是金融市场所需要实现的交易。这些都提升了中国社会对金融的需求。所以，如果金融发展所要求的制度变革跟不上，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
　　《中国经营报》：如果这些改革不到位或者说改革的方向出现问题的话，中国经济是否将会面临发展困难甚至出现危机的可能呢？
　　陈志武：这种困难是很可能、甚至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如果契约经济难以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就难以实现，中国的发展就还是只能以工业为主线，这样，未来的就业会很难有大的增长，因为随着工业技术本身的进一步改进，很多商品的生产会更多地通过机械化和自动化由机器取代，也就是生产力会继续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少。实际上，自1996年后，虽然中国的工业产值在持续上涨，但工业就业在逐步下降。相比之下，第三产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如果中国不改变产业结构、不强化金融经济，未来的经济增长、就业增长会越来越困难。
　　第二，商品出口市场会越来越难以扩大，外贸增长空间会越来越小，这使得中国难以继续靠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来发展。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今后会愈演愈烈，类似西班牙烧鞋、美国反毒玩具和日本反毒饺子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出口依赖型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三，正因为国内的金融行业还欠发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被卡得很紧，这就导致大量热钱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因人民币升值太慢而引发的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问题，实际上是两种因素间的矛盾所致，一方面，中国经济因需求原因已越来越契约化、金融化，另一方面，整个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又没跟上，这两方面间矛盾的结果是使许多政策左右为难、寸步难行。到最后，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破裂只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疏通、缓解上述压力和矛盾的最好方式是进行民主化改革，强化独立公正的法治，以此为契约经济的发展奠基铺路。

记者手记
金融学者的社会担当
　　在约好采访时间的那天下午，陈志武教授仍然在忙于和他对冲基金公司欧洲分部的同事开会讨论公司的事情，为此，采访的时间不得不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一点推到了三点，陈教授感到非常抱歉，但是，笔者却从陈教授的忙碌中看到了他对工作的热情和一个金融学者的社会责任感。
　　作为耶鲁大学终身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还创办了两家公司，他设立的对冲基金不仅没有受到次级债危机的影响，而且还在次级债危机的近一年来，获得了迅猛发展。陈志武认为通过设立和运营金融公司让他对市场的敏感度增加很多，对实际经济的了解更贴近客观现实。通过这些经历，尤其是管理公司的实践，他对社会本性乃至对人的本性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令他在研究方面得到了很多启发。
　　在采访中，陈志武透露最近的研究重点主要是金融发展对文化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的社会，文化为什么是这样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结构和文化内涵的相互影响。为什么经济离不开民主宪政，历史演变和综合不同国家的经历，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经济繁荣和民主宪政在最近两三百年同时发展起来，金融市场在其中有什么作用。
　　而通过近期的研究，他越来越发现中国社会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没有什么不一样，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着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大危机之前的那样极度繁荣，那时候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的经济体，但同时缺乏社会征信机制，股票市场内部交易小道消息满天飞，契约交易没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
　　这些年，陈志武在中国很多地方做了大量问卷调查，他发现，像北京上海很多人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价值观远远比人们想象的更靠近美国主流文化的水平，靠近的程度也高很多，中美大城市社会成员的想法其实是非常接近的。他认为，从静态来看，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似乎很大，文明之间也包含了很多的冲突，但是从演进的角度来讲，最终，随着人类的市场广度和深度不断地发展，不论是欧美基督教文明、东方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是非洲文明，都会朝着一个逐渐融合的方向靠拢，很可能是朝着发达国家的方式靠拢和转移。
　　在谈到自己从上世纪90年代的深入研究金融学术问题到最近六七年经常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评论的转变时，陈志武认为这是一个学者的必然之路。他感慨，多年来他一直信奉的人生信条就是“我是为我自己活着，我做什么事情第一重要的是我自己喜不喜欢，如果是我自己喜欢的，不论经济收入的高低我都是会去做的，尤其是今天温饱都已经解决的现代社会里，人一辈子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人生体验，你自己对自己一辈子生活的满意程度。”对通过自己的客观独立研究，将自己对社会和经济的认识公之于众，陈志武认为这是对社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陈志武简介
　　1986年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攻读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1998年创办价值引擎公司，2001年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创办Zebra对冲基金公司。
　　曾经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现在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 ，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