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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形象成为中国崛起的焦点话题时，品牌的意义就显得格外突出。美国一家民调公司的调查表明，在全球各大国的国家形象中，品牌所占比重以日本、德国和美国领先，分别为 38.5%、36%和34.3%，而中国的品牌对国家形象的影响仍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中国的“老字号”民族品牌消失了，一些新品牌脱颖而出。中国民族品牌的消亡与新生在经历着一个艰难的演变过程，它也在重新构筑着中国的国家形象。
大上海老三件
沪上人家的品牌生活
王先生4年前搬到上海浦东，听说记者想请他谈一谈对国内老名牌的印象，他不由得轻叹一声：“老国货品牌，现在家里都看不到了。”36年前，他在黄浦江弄堂里的一间小屋里结婚的时候，备好的是经典的“老三件”：一对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的黑色男式自行车、一辆凤凰牌的紫红色女款自行车，缝纫机则是“蝴蝶牌 ”的。
像这样的国内老名牌，王先生还随口数出了很多：早上漱口的牙膏是白玉、中华，护肤最常用的是美加净，后来有电视了，最有名的黑白电视品牌是“飞跃”和“金星”，西装的老品牌是“培罗蒙”，有很长一段时间，“长城”“大地”风雨衣风靡全国……现在想起来，王先生对这些老品牌还是赞不绝口——永久、凤凰自行车好骑、耐用，上海手表走几十年照样很准，培罗蒙西装笔挺、潇洒，还有美加净、白玉几十年不变的淡雅、清新让人留恋。
但是，这些东西现在在王先生的生活中几乎都消失了。记者不禁感到疑惑了，这些口碑、质量都很好的国产名牌，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或合资或兼并
跨国企业吞掉老品牌
谈到当年国产品牌因何驰骋时，李建明认为，一方面是当时的国产品牌质量确实过硬，另一方面就是当时的中国市场没有完全开放。可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这些国内名牌的生产企业突然面对无比激烈的国际竞争，有些企业消亡了，有些接受了跨国公司的合资或兼并。有一组数据极为触目惊心：90%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使用的是外国投资方的商标；目前我国八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美国的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吞并；四大年产量超8万吨的洗衣粉厂被外企吃掉了3个；国外品牌在化妆品市场占75%。
跨国企业想进入中国，通常会选择与中国的本土名牌合资，大众、宝洁等品牌都是这样进入中国的。对于价值较大的中国品牌，外商一般不会买断其所有权，而是以较少的资金买断其使用权。合资后，外商一般会利用自己的控股决策权，有意把中方品牌安排在低档产品上，或干脆将中方品牌弃之不用，同时大力培育外方品牌。中方品牌合资后若几年不用，就会被消费者逐渐淡忘。
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多方面放松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外国资本便趁机独揽大权。于是，“合资变独资”的案例就频繁发生。宝洁公司从1988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步步主导了中国日化消费品市场，并在2004年与合作16年的中方伙伴分道扬镳，实现了独资。乐凯胶卷、扬子冰箱等，也是这样销声匿迹的。
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就是某些国民的崇洋媚外心理，令外国品牌屡屡得以攻占中国市场。20多年过去了，很多中国消费者却依然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格外迷恋“舶来品”。
出口多利润低
制造大国却是品牌小国
“制造大国、品牌小国”，这就是中国品牌格局的现状。美国《商业周刊》每年都会评选“全球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但中国品牌的身影从未在这里出现过。在不久前公布的“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美国以247席几乎占据了其中的一半，而我国却仅仅有12个入选。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世界第三大出口国的地位。
虽然很多外国人都发现难以离开“中国制造”，但他们也明白“绝大多数‘中国制造’并非中国名牌”。就拿中国的出口创汇大户服装业来说吧。全球每3件出口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中国制造。可是，却很难找到一件中国名牌服装。占据全球市场份额30％的中国领带，利润不及世界的5％；产量占全球80％的中国手表，平均出口价格为1.3美元，而瑞士手表的平均出口价格却高达329美元。
质量高技术新
保护中国品牌出路所在
没有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的崛起，何谈国家的经济实力。日本一位著名人士说过：“日本人的左脸是松下电器，右脸是丰田汽车。”
如何保护我们的民族品牌？李建明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质量和技术方面必须高人一筹。他举例说，国企广西柳工集团在与跨国公司合作时，在关键技术和海外营销领域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导地位；民营通信企业华为公司为了在技术领域保持领先，每年的研发投入都是全国企业中最多的。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我们的一些民族品牌消失了，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像联想、海尔这些成功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品牌，代表的就是中国品牌的明天。
Wednesday, November 19, 2008
Tuesday, November 18, 2008
大连：“迂回创新”打造中国“班加罗尔”
大连：“迂回创新”打造中国“班加罗尔”
作者：刘晓午,鞠金华 2008-6-30 23:17:17
十年能改变一座城市！
1998年，任大连市副市长刚刚踏入第二个年头的夏德仁，陪同当时的大连市市长薄熙来在一片荒地上为大连软件园选址奠基，迈开大连软件之旅第一步。
在足球、旅游和港口的三度辉煌后，经济学功底扎实的“博导”市长夏德仁花了十年时间为大连添上了“软件”这道新的光环。如今，大连已被誉为“中国的班加罗尔”，温家宝总理更指示“大连软件要争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一”。
近日，夏德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详述了大连软件外包与自主创新之路。
软件外包撬动经济转型
《中国经营报》：多年来你一直非常重视大连产业结构的调整，以软件和信息产业带动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与其他地方政府工业拉动GDP的做法有明显的差别，为什么？
夏德仁：传统产业工业增加值每年大概都是20%左右的增长。但高新技术产业每年都是30%以上的增长，软件产业去年销售收入215亿元，增长45%，出口增长将近50%。今年我们预计软件销售收入将突破300亿元，出口超过10亿美元。
照这样的发展速度，新兴产业占比会越来越大，意味着经济结构会是一个轻型经济结构，它不仅在产业形态上发挥智力作用，更重要的是对环境影响是非常正面的，最能够与大连这样一个环保、旅游城市相吻合。高新产业的投入主要是人才和智力投入，只有一些电力消耗和一点点计算机的消耗，基本上没有污染，产出的增加值很高。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的商业模式有了很大的变革。全球服务外包的增长速度，现在是7%~8%，最高达到10%，全球GDP的平均增长4%、5%，前者大约是后者的2倍。这个产业增速这么高，对环境又有好处，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所以十年来我们才大力加以发展。
《中国经营报》：大连软件业还有哪些挑战和困难？
夏德仁：最大的挑战还是人才短缺。大连有22所大学，有不少培训机构，这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我们没有想到软件产业10年来发展这么快，现在国外的软件外包订单太多，跨国公司要求扩大规模，但人才供应跟不上来，成为制约大连软件产业最大的因素。
再有就是我们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仍然不多，与微软、IBM这些公司比较，我们差距很大。从软件和服务外包的竞争来说，大连企业和印度班加罗尔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有差距。只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出来，才能把大连软件产业最终做大做强。
不能封闭起来进行自主创新
《中国经营报》：关于软件外包和自主创新的关系，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有不同看法。政策扶持主要集中在自主创新而非软件外包。但近几年来，大连以软件外包为起点，不断逼近自主创新，你如何评价两者之间的关系？
夏德仁：从产业角度和大连实际情况来看，封闭起来搞自主创新是最要不得的。大连的研发能力，不仅不如美国、欧洲和日本，也不如北京和上海，应该有一个开放的产业格局。先引进技术和国外大公司，借此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在做外包的基础之上消化吸收再创新，最后来解决自主创新。
可以说，大连是走了一条“迂回式”的自主创新之路。10年以来这条路走得非常好。现在大连有七八万家软件公司，他们知道怎么按照国际标准和流程来做，如果搞封闭的自主创新，那什么都不会干起来。
《中国经营报》：这种引进外资、“迂回式”的自主创新模式何时能更关注国内市场？它可以在其他城市推广吗？
夏德仁：1998年我刚当副市长时就注意到，大学里许多小企业做公司的财务软件，普遍遇到三个问题：一是软件生产出来之后卖得非常便宜；二是相互拖欠，企业先使用了却不给钱，拖来拖去企业垮了；还有一个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新产品出来之后，一夜之间就拷贝得到处都是，一下子把你的产品打垮了。
于是我们规划软件产业的时候，受到东软刘积仁老师启发，最后决定大连的软件产品就是面向日本出口。因为国际市场需求量大、信誉好。我统计了一下，1998年一年日本需要从外面进口100多亿美元的软件，从亚洲进口不到10亿美元，其他都来自欧美，这意味着我们还有90%的空间，所以我们牢牢把握住了国际市场机会，从出口几千万元到现在的7亿美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市场逐渐扩大了，法制不断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比较好了，下一步我将会把国内市场所有的平台用起来。
这种发展模式，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一种选择，那就是要知道别人在做什么，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才能站住脚。
作者：刘晓午,鞠金华 2008-6-30 23:17:17
十年能改变一座城市！
1998年，任大连市副市长刚刚踏入第二个年头的夏德仁，陪同当时的大连市市长薄熙来在一片荒地上为大连软件园选址奠基，迈开大连软件之旅第一步。
在足球、旅游和港口的三度辉煌后，经济学功底扎实的“博导”市长夏德仁花了十年时间为大连添上了“软件”这道新的光环。如今，大连已被誉为“中国的班加罗尔”，温家宝总理更指示“大连软件要争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一”。
近日，夏德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详述了大连软件外包与自主创新之路。
软件外包撬动经济转型
《中国经营报》：多年来你一直非常重视大连产业结构的调整，以软件和信息产业带动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与其他地方政府工业拉动GDP的做法有明显的差别，为什么？
夏德仁：传统产业工业增加值每年大概都是20%左右的增长。但高新技术产业每年都是30%以上的增长，软件产业去年销售收入215亿元，增长45%，出口增长将近50%。今年我们预计软件销售收入将突破300亿元，出口超过10亿美元。
照这样的发展速度，新兴产业占比会越来越大，意味着经济结构会是一个轻型经济结构，它不仅在产业形态上发挥智力作用，更重要的是对环境影响是非常正面的，最能够与大连这样一个环保、旅游城市相吻合。高新产业的投入主要是人才和智力投入，只有一些电力消耗和一点点计算机的消耗，基本上没有污染，产出的增加值很高。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的商业模式有了很大的变革。全球服务外包的增长速度，现在是7%~8%，最高达到10%，全球GDP的平均增长4%、5%，前者大约是后者的2倍。这个产业增速这么高，对环境又有好处，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所以十年来我们才大力加以发展。
《中国经营报》：大连软件业还有哪些挑战和困难？
夏德仁：最大的挑战还是人才短缺。大连有22所大学，有不少培训机构，这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我们没有想到软件产业10年来发展这么快，现在国外的软件外包订单太多，跨国公司要求扩大规模，但人才供应跟不上来，成为制约大连软件产业最大的因素。
再有就是我们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仍然不多，与微软、IBM这些公司比较，我们差距很大。从软件和服务外包的竞争来说，大连企业和印度班加罗尔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有差距。只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出来，才能把大连软件产业最终做大做强。
不能封闭起来进行自主创新
《中国经营报》：关于软件外包和自主创新的关系，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有不同看法。政策扶持主要集中在自主创新而非软件外包。但近几年来，大连以软件外包为起点，不断逼近自主创新，你如何评价两者之间的关系？
夏德仁：从产业角度和大连实际情况来看，封闭起来搞自主创新是最要不得的。大连的研发能力，不仅不如美国、欧洲和日本，也不如北京和上海，应该有一个开放的产业格局。先引进技术和国外大公司，借此锻炼队伍、培养人才，在做外包的基础之上消化吸收再创新，最后来解决自主创新。
可以说，大连是走了一条“迂回式”的自主创新之路。10年以来这条路走得非常好。现在大连有七八万家软件公司，他们知道怎么按照国际标准和流程来做，如果搞封闭的自主创新，那什么都不会干起来。
《中国经营报》：这种引进外资、“迂回式”的自主创新模式何时能更关注国内市场？它可以在其他城市推广吗？
夏德仁：1998年我刚当副市长时就注意到，大学里许多小企业做公司的财务软件，普遍遇到三个问题：一是软件生产出来之后卖得非常便宜；二是相互拖欠，企业先使用了却不给钱，拖来拖去企业垮了；还有一个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新产品出来之后，一夜之间就拷贝得到处都是，一下子把你的产品打垮了。
于是我们规划软件产业的时候，受到东软刘积仁老师启发，最后决定大连的软件产品就是面向日本出口。因为国际市场需求量大、信誉好。我统计了一下，1998年一年日本需要从外面进口100多亿美元的软件，从亚洲进口不到10亿美元，其他都来自欧美，这意味着我们还有90%的空间，所以我们牢牢把握住了国际市场机会，从出口几千万元到现在的7亿美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市场逐渐扩大了，法制不断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比较好了，下一步我将会把国内市场所有的平台用起来。
这种发展模式，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一种选择，那就是要知道别人在做什么，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才能站住脚。
新中航呼之欲出 “大飞机”插上翅膀
新中航呼之欲出 “大飞机”插上翅膀
作者：柴莹辉 2008-8-25 23:05:49
中国最尖端的航空制造力量，有望在近期凝聚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集团）。据悉，该集团最快将于2008年8月28日挂牌，旗下整合了中国一航和中国二航的所有业务项目。
中航集团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但是“大飞机”载体——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商飞）的股东，更是我国“大飞机”的主供应商。
催化剂演变“二合一”
中国一航的一位高管对记者表示，中航集团最快于2008年8月28日挂牌，采用子公司与事业部相结合的模式，下辖14个部门、运输机公司、直升机公司等 6家子公司、2个事业部以及2家研究院。不过，最终挂牌的时间取决于公司的设计机构和方案能否得到批准，时间表并非绝对可靠。
合二为一？这个故事的版本放在一年以前，会被航空制造的业内人士嗤之以鼻。然而，随着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飞机”热潮，中国一航和中国二航合并显得越来越迫切。
中国一航和中国二航凝聚了中国航空制造业的精华。在中国一航旗下拥有四大虎将，沈飞、西飞、成飞和上飞（上海飞机制造厂）都拥有丰富的飞机零部件制造经验；而中国二航旗下的哈飞集团也是空客与波音的供应商之一。
2007年3月，我国的“大飞机”战略框架逐渐浮出水面，希望自主研制150座以上的干线客机。无可置疑，中国一航与中国二航将承担着主要角色，业内甚至将当时尚未成型的“大飞机”股份公司戏称为“中航三集团”。
但难题总是集中在“平衡”方面。如何在保持公司自身发展的同时介入“大飞机”项目？作为同门兄弟兼竞争对手，在抽调人力、物力方面如何取得一致？一位知情人士评价：“如何权衡各方利益成为当时‘大飞机’项目的难题，甚至导致它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
“2008年初，国防科工委等部门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中航一集团和二集团的整合方案。”上述中国一航的高管告诉记者，“可以说，‘大飞机’项目是两大集团整合的催化剂。”
“中国航空工业的基础和家底就这么大，如果不形成合力，更加难以发展。”他表示，这也是上级部门整合的初衷。
2008年5月11日，“大飞机”项目的实体公司——中国商飞正式成立，注册资本190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一航将以相关资产加上部分现金出资共计40亿元，而中国二航出资10亿元。就在中国商飞尘埃落定一个月之后，中国一航宣布，将与中国二航整合成为中航集团。
“注资+外包”介入“大飞机”
目前，中国航空工业的巨无霸雏形已经浮出水面。
此前，中国一航和中国二航分列“大飞机”项目的股东，整合之后如何履行股东职能？对此上述中国一航人士表示，新中航集团将以资产注入和现金注入的方式，进入中国商飞的股东行列。据悉，注入的资产包括上海飞机制造厂、上海飞机设计所及原中国一航旗下拥有一家控股子公司——中航商用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商飞”）。
“这个资产组合很有实力，前两者设计能力强、人力资源雄厚，而中航商飞则被我们称为‘缩小的美国波音’，它负责90座的支线飞机ARJ研发和生产，并且一直延续着市场化运作。” 波音（中国）的人士对记者解读，目前ARJ飞机预计在2008年下半年试飞，当它成功试飞并取得适航证之后，将对“大飞机”的成功运作积累丰富经验。
但新中航集团对“大飞机”的介入没有浅尝辄止。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集团新设立的公司中，“运输机公司”将作为“大飞机”的主供应商。
所谓“运输机公司”承载的主要是民机业务，也包括了部分军用和民用运输机的业务线。据悉，它吸收了沈飞民机公司、成飞民机公司等资产，而这些公司原本都拥有另一重身份——波音与空客飞机的零部件供应商。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飞机”的制造大体分为研发、生产和总装三部分，中国商飞主要负责研发、总装及后期营销等流程，而飞机的零部件生产则采取世界的通行模式进行外包。
而外包的最佳选择，无疑就是新中航集团旗下的运输机公司。目前，运输机公司拥有丰富的制造经验，如沈飞作为空客供应商为其生产垂直尾翼。“毫无疑问，它将作为‘大飞机’的主供应商。”
原中国一航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早在2007年集团就提出到2017年收入达到1万亿元的目标，其中航空收入计划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集团合并后，再加上‘大飞机’项目的启动，这个目标应该不难达到。”
作者：柴莹辉 2008-8-25 23:05:49
中国最尖端的航空制造力量，有望在近期凝聚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集团）。据悉，该集团最快将于2008年8月28日挂牌，旗下整合了中国一航和中国二航的所有业务项目。
中航集团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但是“大飞机”载体——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商飞）的股东，更是我国“大飞机”的主供应商。
催化剂演变“二合一”
中国一航的一位高管对记者表示，中航集团最快于2008年8月28日挂牌，采用子公司与事业部相结合的模式，下辖14个部门、运输机公司、直升机公司等 6家子公司、2个事业部以及2家研究院。不过，最终挂牌的时间取决于公司的设计机构和方案能否得到批准，时间表并非绝对可靠。
合二为一？这个故事的版本放在一年以前，会被航空制造的业内人士嗤之以鼻。然而，随着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飞机”热潮，中国一航和中国二航合并显得越来越迫切。
中国一航和中国二航凝聚了中国航空制造业的精华。在中国一航旗下拥有四大虎将，沈飞、西飞、成飞和上飞（上海飞机制造厂）都拥有丰富的飞机零部件制造经验；而中国二航旗下的哈飞集团也是空客与波音的供应商之一。
2007年3月，我国的“大飞机”战略框架逐渐浮出水面，希望自主研制150座以上的干线客机。无可置疑，中国一航与中国二航将承担着主要角色，业内甚至将当时尚未成型的“大飞机”股份公司戏称为“中航三集团”。
但难题总是集中在“平衡”方面。如何在保持公司自身发展的同时介入“大飞机”项目？作为同门兄弟兼竞争对手，在抽调人力、物力方面如何取得一致？一位知情人士评价：“如何权衡各方利益成为当时‘大飞机’项目的难题，甚至导致它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
“2008年初，国防科工委等部门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中航一集团和二集团的整合方案。”上述中国一航的高管告诉记者，“可以说，‘大飞机’项目是两大集团整合的催化剂。”
“中国航空工业的基础和家底就这么大，如果不形成合力，更加难以发展。”他表示，这也是上级部门整合的初衷。
2008年5月11日，“大飞机”项目的实体公司——中国商飞正式成立，注册资本190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一航将以相关资产加上部分现金出资共计40亿元，而中国二航出资10亿元。就在中国商飞尘埃落定一个月之后，中国一航宣布，将与中国二航整合成为中航集团。
“注资+外包”介入“大飞机”
目前，中国航空工业的巨无霸雏形已经浮出水面。
此前，中国一航和中国二航分列“大飞机”项目的股东，整合之后如何履行股东职能？对此上述中国一航人士表示，新中航集团将以资产注入和现金注入的方式，进入中国商飞的股东行列。据悉，注入的资产包括上海飞机制造厂、上海飞机设计所及原中国一航旗下拥有一家控股子公司——中航商用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商飞”）。
“这个资产组合很有实力，前两者设计能力强、人力资源雄厚，而中航商飞则被我们称为‘缩小的美国波音’，它负责90座的支线飞机ARJ研发和生产，并且一直延续着市场化运作。” 波音（中国）的人士对记者解读，目前ARJ飞机预计在2008年下半年试飞，当它成功试飞并取得适航证之后，将对“大飞机”的成功运作积累丰富经验。
但新中航集团对“大飞机”的介入没有浅尝辄止。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集团新设立的公司中，“运输机公司”将作为“大飞机”的主供应商。
所谓“运输机公司”承载的主要是民机业务，也包括了部分军用和民用运输机的业务线。据悉，它吸收了沈飞民机公司、成飞民机公司等资产，而这些公司原本都拥有另一重身份——波音与空客飞机的零部件供应商。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飞机”的制造大体分为研发、生产和总装三部分，中国商飞主要负责研发、总装及后期营销等流程，而飞机的零部件生产则采取世界的通行模式进行外包。
而外包的最佳选择，无疑就是新中航集团旗下的运输机公司。目前，运输机公司拥有丰富的制造经验，如沈飞作为空客供应商为其生产垂直尾翼。“毫无疑问，它将作为‘大飞机’的主供应商。”
原中国一航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早在2007年集团就提出到2017年收入达到1万亿元的目标，其中航空收入计划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集团合并后，再加上‘大飞机’项目的启动，这个目标应该不难达到。”
大飞机项目亟待破解“三点式”弊病
研制军用飞机的旧体制封闭垄断，“经费不够追加一点、进度来不及再拖一点、指标达不到再降一点”
大飞机项目亟待破解“三点式”弊病
作者：实习记者 胡晓玲 宋文明 2008-7-7 0:00:00
7月1日，大飞机公司正式启动了大型客机的技术方案论证和预发展工作。这是自它5月11日成立以来，首次对外通报详细的工作进展。大飞机的机型、大小、市场前景等将得到论证。论证方案一旦获得批准，大飞机就将启动预发展即初步的设计工作。
项目开始进入轨道，人们对其前景抱着期望的态度。但也有专业人士提出，依然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摆脱传统体制的积弊，才能保证项目的成功。
体制羁绊
据悉，中国一航旗下洪都集团、中国一航光电所、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飞机研究所、中国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30多家单位 200多位专家参与了论证。整个过程估计要持续半年左右。大飞机总体技术方案即顶层设计方案；大飞机经济性即投入经费，每个阶段投入多少；大飞机项目盈亏平衡的测算；研发规划即研发所需时间；市场前景等多个方面细节将一一确定。在这个方案被批准后，设计工作就可以启动了。
这一众人合力参与的消息不得不说振奋人心。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声音。各个不同地域的飞机研发团队之间，多年来存在体制和文化上的不融合等是否会成为新项目的羁绊？
据北京一位前中航商飞人士透露，当年研制军用飞机的旧体制留下了不少弊病。由于军用飞机作为武器，不可能得到国外支持，采购的也只有军方，就造成研发过程封闭和垄断的作风。航空界对此有一个“三点式”的调侃：经费不够追加一点、进度来不及再拖一点、指标达不到再降一点。
这种作风在民用飞机研发时被直接移植了过来。据悉，2002年12月14日中航商飞挂牌成立。相应的研发机构开始调整：2003年6月，中航一集团行政命令整合西安603所和上海640所的两家飞机研究所，成立了全新的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其中，原西安603所作为研究院总部，640所作为上海分院。从此，双方在所谓的企业文化和人事调整上矛盾不断，先后调换了4任总经理、3任总设计师，对飞机设计不能不造成影响。
民企“报国”
去年3 月，原国防科工委透露，将推进资本运作，鼓励各类社会资本通过收购、资产置换、合资等方式，进入军工民品企业，推动优质资源集中。这一信息，被外界视为大飞机项目民资准入规定的基本框架。据悉，在西安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目前已有60余家与航空有关的企业进入，其中90%为民营企业。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是冲着“大飞机大部件制造很可能放在西安”的消息而来。
“我们期望加入大飞机建设，首要考虑的是报国而不是盈利。”民营企业广东昌盛飞机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设计师周济生说。这家公司的资金背景是一个房地产集团。2006年，其董事长邹锡昌和一航总经理林左鸣同列全国十大EMBA风云人物。目前，邹锡昌的房地产集团已经达到几十亿元的规模，广东昌盛飞机设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去年投资1500万元，今年预计投资共2000万元。
“我们提前一年半成立，如果大飞机公司考虑让我们加入，我们无疑为大飞机的早日上天抢到了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昌盛已完成旗下CS系列飞机的第一轮总体布局设计。在去年北京航展上，与当时的一航、二航集团都有过交流。
CS系列飞机的设计，如果不能投入制造，可能就面临成为废纸。对此，周济生表示：“这里的设计团队都是飞机设计的资深人士。我们一腔热血只为报国。如果大飞机不接受我们，我们只能遗憾地离去。”他表示，邹锡昌在投资之初也已经表示了不指望一定能盈利，只为了国家自己的研发力量不要流失。
盈利悬疑
目前，大飞机对相关原材料和零部件制造业的带动，都还只是预期。宝钢集团、中国铝业、中化集团这三家股东，可能成为未来大飞机制造的相关材料供应商。但其盈利预期并不令各方乐观。
“大飞机项目短期内对有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甚微。”海通证券钢铁行业分析师刘彦奇认为，大飞机项目的研制周期长、研发成本高，将给相应股东带来一定市场风险。此外，钢材料的需求取决于大飞机项目的市场前景，在诸多因素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很难对宝钢等国企股东的未来收益进行判断。
业内分析称，一般情况下，大型民用飞机的研制从市场研究开始，然后拿出设计方案，再经过反复的论证和试验，形成总体方案，而后设计图纸，转包生产、总装下线，周期需要15~20年。期间，大飞机的市场将发生怎样变化仍无法预知。
光大证券行业分析师赵志诚也认为，大飞机项目的启动，对宝钢等参股股东的影响目前仍局限于技术带动作用，即通过对大飞机高精尖项目的研制，带动相关公司的产品研制水平，填补部分技术上的空白。
大飞机项目亟待破解“三点式”弊病
作者：实习记者 胡晓玲 宋文明 2008-7-7 0:00:00
7月1日，大飞机公司正式启动了大型客机的技术方案论证和预发展工作。这是自它5月11日成立以来，首次对外通报详细的工作进展。大飞机的机型、大小、市场前景等将得到论证。论证方案一旦获得批准，大飞机就将启动预发展即初步的设计工作。
项目开始进入轨道，人们对其前景抱着期望的态度。但也有专业人士提出，依然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摆脱传统体制的积弊，才能保证项目的成功。
体制羁绊
据悉，中国一航旗下洪都集团、中国一航光电所、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飞机研究所、中国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30多家单位 200多位专家参与了论证。整个过程估计要持续半年左右。大飞机总体技术方案即顶层设计方案；大飞机经济性即投入经费，每个阶段投入多少；大飞机项目盈亏平衡的测算；研发规划即研发所需时间；市场前景等多个方面细节将一一确定。在这个方案被批准后，设计工作就可以启动了。
这一众人合力参与的消息不得不说振奋人心。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声音。各个不同地域的飞机研发团队之间，多年来存在体制和文化上的不融合等是否会成为新项目的羁绊？
据北京一位前中航商飞人士透露，当年研制军用飞机的旧体制留下了不少弊病。由于军用飞机作为武器，不可能得到国外支持，采购的也只有军方，就造成研发过程封闭和垄断的作风。航空界对此有一个“三点式”的调侃：经费不够追加一点、进度来不及再拖一点、指标达不到再降一点。
这种作风在民用飞机研发时被直接移植了过来。据悉，2002年12月14日中航商飞挂牌成立。相应的研发机构开始调整：2003年6月，中航一集团行政命令整合西安603所和上海640所的两家飞机研究所，成立了全新的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其中，原西安603所作为研究院总部，640所作为上海分院。从此，双方在所谓的企业文化和人事调整上矛盾不断，先后调换了4任总经理、3任总设计师，对飞机设计不能不造成影响。
民企“报国”
去年3 月，原国防科工委透露，将推进资本运作，鼓励各类社会资本通过收购、资产置换、合资等方式，进入军工民品企业，推动优质资源集中。这一信息，被外界视为大飞机项目民资准入规定的基本框架。据悉，在西安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目前已有60余家与航空有关的企业进入，其中90%为民营企业。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是冲着“大飞机大部件制造很可能放在西安”的消息而来。
“我们期望加入大飞机建设，首要考虑的是报国而不是盈利。”民营企业广东昌盛飞机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设计师周济生说。这家公司的资金背景是一个房地产集团。2006年，其董事长邹锡昌和一航总经理林左鸣同列全国十大EMBA风云人物。目前，邹锡昌的房地产集团已经达到几十亿元的规模，广东昌盛飞机设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去年投资1500万元，今年预计投资共2000万元。
“我们提前一年半成立，如果大飞机公司考虑让我们加入，我们无疑为大飞机的早日上天抢到了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昌盛已完成旗下CS系列飞机的第一轮总体布局设计。在去年北京航展上，与当时的一航、二航集团都有过交流。
CS系列飞机的设计，如果不能投入制造，可能就面临成为废纸。对此，周济生表示：“这里的设计团队都是飞机设计的资深人士。我们一腔热血只为报国。如果大飞机不接受我们，我们只能遗憾地离去。”他表示，邹锡昌在投资之初也已经表示了不指望一定能盈利，只为了国家自己的研发力量不要流失。
盈利悬疑
目前，大飞机对相关原材料和零部件制造业的带动，都还只是预期。宝钢集团、中国铝业、中化集团这三家股东，可能成为未来大飞机制造的相关材料供应商。但其盈利预期并不令各方乐观。
“大飞机项目短期内对有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甚微。”海通证券钢铁行业分析师刘彦奇认为，大飞机项目的研制周期长、研发成本高，将给相应股东带来一定市场风险。此外，钢材料的需求取决于大飞机项目的市场前景，在诸多因素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很难对宝钢等国企股东的未来收益进行判断。
业内分析称，一般情况下，大型民用飞机的研制从市场研究开始，然后拿出设计方案，再经过反复的论证和试验，形成总体方案，而后设计图纸，转包生产、总装下线，周期需要15~20年。期间，大飞机的市场将发生怎样变化仍无法预知。
光大证券行业分析师赵志诚也认为，大飞机项目的启动，对宝钢等参股股东的影响目前仍局限于技术带动作用，即通过对大飞机高精尖项目的研制，带动相关公司的产品研制水平，填补部分技术上的空白。
寻找下一个世界工厂
中国已经太昂贵了
寻找下一个世界工厂
作者：张岩铭 2008-8-18 23:22:16
进入8月，在加州从事了10多年中美加工贸易的斯蒂文发现，他8月的订单还不及去年的零头。“出口退税降低、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运费上涨，这就像是一场在中国上演的成本风暴！”斯蒂文说，他必须开始寻找除中国之外的加工贸易市场，在他看来，跟横跨太平洋日益高涨的运费比起来，也许美国国内或者周边的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有机会。
日前，据《每日镜报》报道，德国工程技术协会估算，在中国有大约1600家的德国公司，而现在其中的1/5正打算退出中国市场。
伴随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和油价飞涨，“中国制造”似乎开始面临世界制造版图重构的威胁。
谁可能是下一个世界工厂？
欧美制造业回流
“德萨的回归，标志着全球制造业外包有了新的变化。”肯塔基州州长Steve Beshear在德萨宣布回归肯塔基州鲍灵格林市后如是宣称。
日前，美国公司德萨（Desa）宣布，将把生产线从中国搬回这座美国中东部的小城，他们带来了640万美元的投资和将近400个工作机会。
8年前，德萨来到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线，他们在中国工厂制造的暖风机、家庭以及其他场所专用的加热器用德萨的品牌被销售到美国和其他市场。
现在他们决定撤出在中国的生产线。德萨供暖设备零售部门的主管海斯说，加上去年7月出口退税下调10%，去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2%以及运费上涨近25%，德萨今年上半年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成本增加了近50%。
“我们看不到成本下降的任何迹象。”海斯说，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他们还是决定尊重现实。“从中国运送一个货柜到美国的成本一直在增加，运费从今年1月至今，已经上涨了15%。预计下个月还得涨。”
而把工厂设在鲍灵格林，将使得德萨离他们的消费者更近，运输成本更低。他们未来可以在12小时车程内覆盖超过70%的美国人口。而过去，仅仅从中国到美国的海运时间，平均就需要6到8个星期。
据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世界市场公司5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个12米的集装箱从上海到美国的运输费用已经由10年前的3000美元涨到现在约1万美元。该报告估计，全球运输费用的上涨相当于增加了9％的关税，形成全球化的最大壁垒，这足以抹杀这30年来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所有努力。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Tesla）最近也决定，把在泰国的电池生产厂与汽车组装厂转移回加州硅谷总部附近。以前他们的生产流程符合所有人对全球化的想象：汽车电池泰国制造——运到英国组装——美国销售。他们最近决定把工厂的制造车间也搬回寸土寸金的硅谷。
“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是高得可怕的运输费用。”特斯拉公司副总裁席瑞说，尽管硅谷地区的平均工资为全美1.57倍，达6万美元以上，但现在，跨过太平洋的巨额运费更让他们难以承受。
和特斯拉有同样考虑的厂家并不少。
“很多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非常天真，甚至没有考虑过人力成本日益增长的事实。”德国工程技术协会发言人Sven Renkel指出，日益增长的能源成本，严格的环境政策，不再有利的税收政策，技术工人的缺乏和人民币兑美元的坚挺，都推高了中国的制造成本。
普华永道的合伙人哈德·卡亚尔说，那些准备离开中国的德国企业正在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像孟加拉国，印度或者哈萨克斯坦，那里的生产成本更低廉，或者干脆迁回德国。“不仅是德国企业在中国有‘贵’的感觉和想撤离的念头，恐怕其他国家的企业也会这样想，毕竟，外企当初进入中国是为了‘低劳动力成本’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那样做。而现在中国已经变得太昂贵了。”
中国正在失去竞争优势？
一边是欧美制造业回流，一边是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
8月11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透视(Global Insight)向英国《金融时报》提供的预测，中国明年将占全球 11.783万亿美元制造业增加值的17%，而美国将占16%，即中国将在明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这比预期的提前了4年。
去年，美国制造业仍轻松名列榜首，占全球总值的五分之一。中国位居第二，占13.2%。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的制造业外迁涉及拉丁美洲和亚洲，但主要在中国。如美国南部的家具搬到了广东的东莞，而其他的照明、机械、电子等等产业则更多地出现在了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
对于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的预测，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院长华民表示，情况并不乐观。“制造总量大并不意味着我们竞争力强。”
华民提醒记者，从韩资、港资、台资大规模撤离转移，到现在的欧美制造业开始回流都在显示，中国原有的制造业成本优势正在丧失。“国内的企业还没有起来，就把外资挤走，是很危险的。我们用什么来替代？”
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及上海美国商会联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研究2007－2008》证实了华民的说法。在他们研究报告中显示，有超过一半在华经营外商独资和外商合资制造型的受访企业认为，相比其他一些更低成本的国家，中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其中近20%的受访公司正在考虑将其在华生产基地迁往或拓展至诸如越南和印度等国。
除了工资成本上升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对于制造利润带来压力之外，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在很多运营方面仍落后于国际标准，尤其在物流基础设施、贸易环境、技术可获性、管理能力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在他们看来，中国作为廉价劳动力资源地的最大优势正在丧失，不过由于市场潜力和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调查中83%的制造商表示愿意继续留在中国发展。
“虽然受到运输成本上升的影响，那些体积大、分量重的商品会受到影响，如钢材、食物，但目前全球化的潮流不至于逆转。”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教授卢进勇说，很多企业到中国设厂也是看中中国国内和亚洲的市场，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很多，运输成本只是其一，企业对于产销和投资还会考虑到汇率、消费者信心、工资、政府规定及管理人才等因素。
墨西哥——地缘选择受益者
理查德是一位专门为客户提供选址意见的咨询师，他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巡视美国、巴西、中国等多国的制造业，然后为他的客户提供意见。“我已经感觉到了一种战略转移的趋势，很多曾经属意到中国生产的客户现在都改变了主意，高油价将非常显著的影响全球制造业客户的地缘选择。”理查德说，在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将可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比较下来，墨西哥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根据美国劳工部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约为美国的1/7，而中国则少于1/10，而这一成本优势现在正悄悄被美元贬值和油价上升同时扭转。
“以往亚洲在油价及运输成本低廉时，会将商品的原料从数千公里外运回本土，首先在诸如越南等低工资地区开始制造，然后拿到中国的高科技工厂进行技术层次和附加价值较高的加工工序，完工后再装运出口，卖给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这样的生产模式需要庞大的运输能源支撑，当油价大幅飙升，商品成本会随之大涨，这种模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理查德说，有研究表明，将商品先在其他地方制造，然后运到中国加工再出售到海外的出口比例，2007年剧减44%至50%。
而墨西哥到美国的地缘优势不容忽视：当油价上升至每桶150美元时，一个12米的货柜箱从上海运到美国东岸，成本将近1万美元，但同样大小的货柜箱若从墨西哥运送到美国东岸，成本只需4000美元，较到中国上海便宜一半以上。
把企业搬到或者在墨西哥设厂已经成为更多企业的选择。
如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电器设备制造商艾默生公司最近将电器马达等产品的生产线从亚洲转移到墨西哥和美国本土，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更接近北美的客户，降低运输成本。
“在加州的沃尔玛，印有‘墨西哥’制造的家居用品正越来越多。”这是斯蒂文的发现。他告诉记者，他今年正在墨西哥看厂，并试图说服他的客户接受“墨西哥制造”的价格
寻找下一个世界工厂
作者：张岩铭 2008-8-18 23:22:16
进入8月，在加州从事了10多年中美加工贸易的斯蒂文发现，他8月的订单还不及去年的零头。“出口退税降低、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运费上涨，这就像是一场在中国上演的成本风暴！”斯蒂文说，他必须开始寻找除中国之外的加工贸易市场，在他看来，跟横跨太平洋日益高涨的运费比起来，也许美国国内或者周边的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有机会。
日前，据《每日镜报》报道，德国工程技术协会估算，在中国有大约1600家的德国公司，而现在其中的1/5正打算退出中国市场。
伴随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和油价飞涨，“中国制造”似乎开始面临世界制造版图重构的威胁。
谁可能是下一个世界工厂？
欧美制造业回流
“德萨的回归，标志着全球制造业外包有了新的变化。”肯塔基州州长Steve Beshear在德萨宣布回归肯塔基州鲍灵格林市后如是宣称。
日前，美国公司德萨（Desa）宣布，将把生产线从中国搬回这座美国中东部的小城，他们带来了640万美元的投资和将近400个工作机会。
8年前，德萨来到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线，他们在中国工厂制造的暖风机、家庭以及其他场所专用的加热器用德萨的品牌被销售到美国和其他市场。
现在他们决定撤出在中国的生产线。德萨供暖设备零售部门的主管海斯说，加上去年7月出口退税下调10%，去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2%以及运费上涨近25%，德萨今年上半年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成本增加了近50%。
“我们看不到成本下降的任何迹象。”海斯说，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他们还是决定尊重现实。“从中国运送一个货柜到美国的成本一直在增加，运费从今年1月至今，已经上涨了15%。预计下个月还得涨。”
而把工厂设在鲍灵格林，将使得德萨离他们的消费者更近，运输成本更低。他们未来可以在12小时车程内覆盖超过70%的美国人口。而过去，仅仅从中国到美国的海运时间，平均就需要6到8个星期。
据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世界市场公司5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个12米的集装箱从上海到美国的运输费用已经由10年前的3000美元涨到现在约1万美元。该报告估计，全球运输费用的上涨相当于增加了9％的关税，形成全球化的最大壁垒，这足以抹杀这30年来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所有努力。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Tesla）最近也决定，把在泰国的电池生产厂与汽车组装厂转移回加州硅谷总部附近。以前他们的生产流程符合所有人对全球化的想象：汽车电池泰国制造——运到英国组装——美国销售。他们最近决定把工厂的制造车间也搬回寸土寸金的硅谷。
“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是高得可怕的运输费用。”特斯拉公司副总裁席瑞说，尽管硅谷地区的平均工资为全美1.57倍，达6万美元以上，但现在，跨过太平洋的巨额运费更让他们难以承受。
和特斯拉有同样考虑的厂家并不少。
“很多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非常天真，甚至没有考虑过人力成本日益增长的事实。”德国工程技术协会发言人Sven Renkel指出，日益增长的能源成本，严格的环境政策，不再有利的税收政策，技术工人的缺乏和人民币兑美元的坚挺，都推高了中国的制造成本。
普华永道的合伙人哈德·卡亚尔说，那些准备离开中国的德国企业正在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像孟加拉国，印度或者哈萨克斯坦，那里的生产成本更低廉，或者干脆迁回德国。“不仅是德国企业在中国有‘贵’的感觉和想撤离的念头，恐怕其他国家的企业也会这样想，毕竟，外企当初进入中国是为了‘低劳动力成本’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那样做。而现在中国已经变得太昂贵了。”
中国正在失去竞争优势？
一边是欧美制造业回流，一边是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
8月11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透视(Global Insight)向英国《金融时报》提供的预测，中国明年将占全球 11.783万亿美元制造业增加值的17%，而美国将占16%，即中国将在明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这比预期的提前了4年。
去年，美国制造业仍轻松名列榜首，占全球总值的五分之一。中国位居第二，占13.2%。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的制造业外迁涉及拉丁美洲和亚洲，但主要在中国。如美国南部的家具搬到了广东的东莞，而其他的照明、机械、电子等等产业则更多地出现在了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
对于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的预测，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院长华民表示，情况并不乐观。“制造总量大并不意味着我们竞争力强。”
华民提醒记者，从韩资、港资、台资大规模撤离转移，到现在的欧美制造业开始回流都在显示，中国原有的制造业成本优势正在丧失。“国内的企业还没有起来，就把外资挤走，是很危险的。我们用什么来替代？”
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及上海美国商会联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研究2007－2008》证实了华民的说法。在他们研究报告中显示，有超过一半在华经营外商独资和外商合资制造型的受访企业认为，相比其他一些更低成本的国家，中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其中近20%的受访公司正在考虑将其在华生产基地迁往或拓展至诸如越南和印度等国。
除了工资成本上升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对于制造利润带来压力之外，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在很多运营方面仍落后于国际标准，尤其在物流基础设施、贸易环境、技术可获性、管理能力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在他们看来，中国作为廉价劳动力资源地的最大优势正在丧失，不过由于市场潜力和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调查中83%的制造商表示愿意继续留在中国发展。
“虽然受到运输成本上升的影响，那些体积大、分量重的商品会受到影响，如钢材、食物，但目前全球化的潮流不至于逆转。”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教授卢进勇说，很多企业到中国设厂也是看中中国国内和亚洲的市场，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很多，运输成本只是其一，企业对于产销和投资还会考虑到汇率、消费者信心、工资、政府规定及管理人才等因素。
墨西哥——地缘选择受益者
理查德是一位专门为客户提供选址意见的咨询师，他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巡视美国、巴西、中国等多国的制造业，然后为他的客户提供意见。“我已经感觉到了一种战略转移的趋势，很多曾经属意到中国生产的客户现在都改变了主意，高油价将非常显著的影响全球制造业客户的地缘选择。”理查德说，在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将可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比较下来，墨西哥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根据美国劳工部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约为美国的1/7，而中国则少于1/10，而这一成本优势现在正悄悄被美元贬值和油价上升同时扭转。
“以往亚洲在油价及运输成本低廉时，会将商品的原料从数千公里外运回本土，首先在诸如越南等低工资地区开始制造，然后拿到中国的高科技工厂进行技术层次和附加价值较高的加工工序，完工后再装运出口，卖给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这样的生产模式需要庞大的运输能源支撑，当油价大幅飙升，商品成本会随之大涨，这种模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理查德说，有研究表明，将商品先在其他地方制造，然后运到中国加工再出售到海外的出口比例，2007年剧减44%至50%。
而墨西哥到美国的地缘优势不容忽视：当油价上升至每桶150美元时，一个12米的货柜箱从上海运到美国东岸，成本将近1万美元，但同样大小的货柜箱若从墨西哥运送到美国东岸，成本只需4000美元，较到中国上海便宜一半以上。
把企业搬到或者在墨西哥设厂已经成为更多企业的选择。
如位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电器设备制造商艾默生公司最近将电器马达等产品的生产线从亚洲转移到墨西哥和美国本土，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更接近北美的客户，降低运输成本。
“在加州的沃尔玛，印有‘墨西哥’制造的家居用品正越来越多。”这是斯蒂文的发现。他告诉记者，他今年正在墨西哥看厂，并试图说服他的客户接受“墨西哥制造”的价格
中西部诸省淘金长三角
盯紧大上海产业转移机会
中西部诸省淘金长三角
作者：何勇 2008-8-18 23:22:16
眼下，湖北省人民政府驻沪办公室格外忙碌，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为即将在8月26日举行的“2008鄂沪经贸合作洽谈会”忙碌。
“这是湖北首次赴长三角举行大型招商活动，也是中央作出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部署后，在长三角举行的首场招商引资活动，我们格外重视。”湖北省人民政府驻沪办公室信协处处长靳中卿告诉记者。
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外省市直接到长三角招商引资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我们各取所需。” 靳中卿说。
争夺“产业承接”新机遇
立足上海，紧盯长三角，这是湖北省“2008鄂沪经贸合作洽谈会”主要思路。
据了解，湖北省的这次招商将以上海为主平台，以江苏、浙江为“两翼”，招商区域覆盖整个长三角。据湖北省商务厅官员介绍，上海的世界500强及跨国公司、浙江的民营企业、江苏的台资企业是湖北此次招商引资的三个重点目标。
湖北显然不是最积极的。
8月7日，陕苏两省产业转移座谈会刚刚在江苏昆山结束。“来江苏承接产业转移，并不是来挖人家的企业，而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需要。”陕西省商务厅厅长李雪梅说，装备制造业、电子和服务外包企业、高新技术产业、能源化工产业、现代服务业、特色资源开发与加工业等都是需要引进的企业。
长三角没有让他们失望。
在当天的陕苏两省产业转移座谈会上，江苏不少企业当场就对陕西表现出很大的投资兴趣和意向。
苏宁电器、雨润集团、台玻集团等多家大型企业和陕西的榆林、咸阳等城市当场就签订了合作意向书。陕西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也雄心勃勃，李雪梅表示，陕西要经过3~5年努力，使全省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能达到5000个，争取引进外省资金突破3000亿元，初步形成20个工业产业集群，100个具有一定规模、产业协作配套、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工业园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陕西省副省长景俊海介绍说，陕西省承接的重点目标是与陕西对接的一些项目、想进行战略转移的企业。
“陕西生产要素市场完备，市场辐射空间巨大，劳动力成本较低，具有承接东部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的理想发展空间。更重要的，西安的高校云集，也会给企业提供良好的科研以及人才支持。”景俊海说，他们的下一站就是珠三角。
据了解，今年6月14日，湖南省已经专门出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加工贸易发展的意见》，针对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中存在的财政、通关、土地等问题，湖南省制订了发展目标和详细可行的细则，为湖南省各相关部门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具体分工、协调关系等，提供指导。
产业转移不是污染转移
针对“产业转移就是污染转移”的疑问，安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一问题。
如上海华谊集团投资300亿元正在安徽建设煤化工基地，并与安徽方面签订协议，双方均采用新技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消除对环境的压力，共同建设高效清洁的煤化工产业。
“长三角产业转移不能等同于污染转移和低水平转移，而是要在转移中确保中西部的生态不受破坏，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厂房搬迁。促使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互补、建立合理的产业梯度。只有当这种产业梯度建立起来时，东部的企业才能带动中西部企业，中西部的企业才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和机会。”对于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模式，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逢贤给予了高度的认同。
而通过分析中西部在长三角的招商引资特点，也不难看出，除了引资、引智，很多省份还特别提出了“引制”，即引进先进的制度、机制，一些省份还将“两型社会”列入了招商引资的范围。
“除了引进项目和资金外，我们更要学习引进长三角地区的市场管理和运行机制、区域合作机制、江苏地区的县域经济制度，以此来提高湖北的对外开放水平”。湖北省商务厅厅长周先旺告诉记者。
“《指导意见》的出台势必会引起长三角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假如中西部发展起来，我们保持个15~20年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是没问题的。”区域经济研究专家魏后凯说。
在靳中卿看来，承接产业转移也是体现各省竞争力的时候。“产业转移的黄金周期只有5年，我们必须抢得先机。”靳中卿说，在中西部兄弟省市都盯着产业转移机会的时候，他们有很强的紧迫感。
中西部诸省淘金长三角
作者：何勇 2008-8-18 23:22:16
眼下，湖北省人民政府驻沪办公室格外忙碌，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为即将在8月26日举行的“2008鄂沪经贸合作洽谈会”忙碌。
“这是湖北首次赴长三角举行大型招商活动，也是中央作出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部署后，在长三角举行的首场招商引资活动，我们格外重视。”湖北省人民政府驻沪办公室信协处处长靳中卿告诉记者。
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外省市直接到长三角招商引资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我们各取所需。” 靳中卿说。
争夺“产业承接”新机遇
立足上海，紧盯长三角，这是湖北省“2008鄂沪经贸合作洽谈会”主要思路。
据了解，湖北省的这次招商将以上海为主平台，以江苏、浙江为“两翼”，招商区域覆盖整个长三角。据湖北省商务厅官员介绍，上海的世界500强及跨国公司、浙江的民营企业、江苏的台资企业是湖北此次招商引资的三个重点目标。
湖北显然不是最积极的。
8月7日，陕苏两省产业转移座谈会刚刚在江苏昆山结束。“来江苏承接产业转移，并不是来挖人家的企业，而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需要。”陕西省商务厅厅长李雪梅说，装备制造业、电子和服务外包企业、高新技术产业、能源化工产业、现代服务业、特色资源开发与加工业等都是需要引进的企业。
长三角没有让他们失望。
在当天的陕苏两省产业转移座谈会上，江苏不少企业当场就对陕西表现出很大的投资兴趣和意向。
苏宁电器、雨润集团、台玻集团等多家大型企业和陕西的榆林、咸阳等城市当场就签订了合作意向书。陕西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也雄心勃勃，李雪梅表示，陕西要经过3~5年努力，使全省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能达到5000个，争取引进外省资金突破3000亿元，初步形成20个工业产业集群，100个具有一定规模、产业协作配套、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工业园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陕西省副省长景俊海介绍说，陕西省承接的重点目标是与陕西对接的一些项目、想进行战略转移的企业。
“陕西生产要素市场完备，市场辐射空间巨大，劳动力成本较低，具有承接东部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的理想发展空间。更重要的，西安的高校云集，也会给企业提供良好的科研以及人才支持。”景俊海说，他们的下一站就是珠三角。
据了解，今年6月14日，湖南省已经专门出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加工贸易发展的意见》，针对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中存在的财政、通关、土地等问题，湖南省制订了发展目标和详细可行的细则，为湖南省各相关部门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具体分工、协调关系等，提供指导。
产业转移不是污染转移
针对“产业转移就是污染转移”的疑问，安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一问题。
如上海华谊集团投资300亿元正在安徽建设煤化工基地，并与安徽方面签订协议，双方均采用新技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消除对环境的压力，共同建设高效清洁的煤化工产业。
“长三角产业转移不能等同于污染转移和低水平转移，而是要在转移中确保中西部的生态不受破坏，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厂房搬迁。促使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互补、建立合理的产业梯度。只有当这种产业梯度建立起来时，东部的企业才能带动中西部企业，中西部的企业才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和机会。”对于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的模式，区域经济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逢贤给予了高度的认同。
而通过分析中西部在长三角的招商引资特点，也不难看出，除了引资、引智，很多省份还特别提出了“引制”，即引进先进的制度、机制，一些省份还将“两型社会”列入了招商引资的范围。
“除了引进项目和资金外，我们更要学习引进长三角地区的市场管理和运行机制、区域合作机制、江苏地区的县域经济制度，以此来提高湖北的对外开放水平”。湖北省商务厅厅长周先旺告诉记者。
“《指导意见》的出台势必会引起长三角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假如中西部发展起来，我们保持个15~20年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是没问题的。”区域经济研究专家魏后凯说。
在靳中卿看来，承接产业转移也是体现各省竞争力的时候。“产业转移的黄金周期只有5年，我们必须抢得先机。”靳中卿说，在中西部兄弟省市都盯着产业转移机会的时候，他们有很强的紧迫感。
“统一地权” 4.3亿亩农用地或将入市
“统一地权” 4.3亿亩农用地或将入市
作者：叶文添 2008-9-8 22:20:44
中国目前已经迈入统一地权的历史性门槛。
9月中旬，记者从可靠渠道获悉，《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已经正式列入将于10月份举行的中央重要会议的立法规划，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将会出现转折性变革。据悉，在此次会议上确定的关于修改土地制度的核心就在改革征地制度上。
“从决策层面上来讲，大家已经对这次土地改革充满信心，而此次改革也将对中国的房地产、城镇化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统一地权”起步
“土地改革之路依然很漫长，但是它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上述知情人士说。
据他透露，在今年10月的这次重要会议上，立法热点将是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流转为重点的《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而此次修改将主要依据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28号文件，在这个《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强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
“可以看出，早在4年前，国务院就已经为土地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制定做了铺垫，而此次土地法律的修改也将在28号文件之下进行，这是个底线。”上述人士对记者说。
据他透露，此次土地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关于现行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建立起城市与农村不同的土地拥有统一使用权的体系，要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确保为法定不动产，其转让过程也要按照不动产进行转让，而由此也将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法律体系，将体现平等性、有偿性、期限性。
在实行的具体方式上，此次改革可能将遵循“总体保障、分期实现”的原则，就是将通过法律的修改来实现农民住房和农村建设用地的商品化，将用分重点、分区域、分期的方式来进行三步走，而在此基础上，耕地政策仍然保持现有法律不变。
难在利益平衡
据记者了解，“统一地权论”最早的提出者是知名经济学者武建东，他21年前在国务院的房改办工作，按照他的说法，那时的主要工作是解决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盖房子缺钱的问题。
“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将城镇和村级住宅一体化流通，也没有考虑到土地市场的重要，现在看来，一体化土地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节点。”武建东对记者说。
一个原因是，我国目前已经进入高速的现代化阶段，而此时所需要的建设用地量比以往翻倍增长。来自国土资源部的信息表明，我国现在能利用的建设性土地大约在500万平方公里，而其中农村、园地、林地等面积占到近70%，广阔的农村集体用地将是新增的国有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但如何转化一直是一个难题。
“在过去，有的地方政府以廉价的征地方式解决建设开发使用，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如何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此次改革中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党校研究室专家曹新对记者表示。
在武建东看来，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直接流转和买卖来解决。据他分析，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两个使用主体，一是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这种建设用地的使用已经远远超出我国目前的土地管理系统的监管，正成为我国农村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种转化过程被称之为土地流转；另一个是城市化建设对郊区土地的征用，而这也是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城市采取的一种模式，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这被称之为买卖。
据国土部门的统计显示，目前农民的住房面积在200多亿平方米（约合0.3亿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面积是4亿亩，按照武建东的说法就是将这两块内容直接转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200多亿平方米的住宅如果按照村镇的平均800元的成本造价计算，价值是20万亿元人民币，而4亿亩的农村建设用地的价值也在10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果实现了这一计划，那么农民的财产将体现真正价值，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将重新构架。”武建东说。
曹新在日前对全国百强县昆山的调研中发现，在这个外资和民营经济都异常发达的地方，有不少农民以村级为单位与企业签订了土地使用协议，一些农民选择了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企业，分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在年终的时候可以享受企业的分红；另一些农民则选择了一次性补偿。
在曹新看来，推行地权统一的最大阻力还来自于地方政府。他分析，在过去，一些县级市没有独自收税的权力，在上缴国家利税后才能留取一部分资金做财政用，但这些钱远不够维持开销，因此对农民进行征地，再卖给企业一直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地权统一了，农民的土地直接进入市场了，那也就等于绕过了地方政府，这必将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
重庆试点之鉴
在此前，重庆的农地流转试点已经展开一年多。早在去年年初，试点就在重庆九龙区展开，而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据记者了解，目前重庆在探索土地流转方面有三种方式，分别是在不改变其农业用地的性质下，对经营方式进行调整；集中配置宅基地等非农业用地资源，来释放更多的非农用地；如果可由农业用地改为城市用地，为征地动迁的农民将获得现金＋股份补偿。
重庆九龙坡区农业系统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在该区进行农地流转试点中，采取的主要是“住房换宅基地、社保换承包地”模式，而经过这一模式，就可将农地转换成城市建设用地，而当地政府则向农民提供新建设的集中居住区以及一次性的资金补贴。而农民退出的承包地将由各村的土地流转服务站统一管理和经营，在此方面所产生的收益80%归退出农民所有，20%将用于退出者的社保投入。
此外，九龙坡区政府还在去年出台了《九龙坡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试行办法》，建立了土地流转风险保障、土地承包仲裁等相关制度，各镇设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各村设立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站，承担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代表村民协商价格、签订合同等职能。
记者从重庆九龙坡区农林水利局了解到，目前在九龙坡区成立镇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10个，镇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10个，村设立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站92个。通过这些机构的运作，目前该区流转土地面积4.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0.3%，而目前这一串儿数字还在不断变大。
“这些机构将会为农民出让土地的一系列过程服务，包括从转让意向到最后的法律纠纷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解决。”水利局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但农地流转试点也非一帆风顺。
一位参与此次课题调研的专家告诉记者，在重庆等地进行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关于土地租金和房屋赔偿金的定价上，农民并没有话语权，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过程，“很多流转依然不属于市场行为，和官方征用土地区别并不是很大。”
据该专家说，在重庆九龙坡进行的农地流转中，农民的土地租金是按照农民的种粮收入的标准来计算的，一般每亩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而房屋的拆迁补偿标准大都在200元每平方米左右，“这个定价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土地的价值每年都在增高，而农民却不能参与土地升值的收益分配。”
一个现实是，有些农民在参与流转加入社保之后，每个月大概只能拿到300多元，生活水平还比原先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说明，重庆模式并不能完全作为地权统一过程中的标本，它还有很多有待于完善的地方。”上述参与调研的专家说。
作者：叶文添 2008-9-8 22:20:44
中国目前已经迈入统一地权的历史性门槛。
9月中旬，记者从可靠渠道获悉，《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已经正式列入将于10月份举行的中央重要会议的立法规划，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将会出现转折性变革。据悉，在此次会议上确定的关于修改土地制度的核心就在改革征地制度上。
“从决策层面上来讲，大家已经对这次土地改革充满信心，而此次改革也将对中国的房地产、城镇化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统一地权”起步
“土地改革之路依然很漫长，但是它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上述知情人士说。
据他透露，在今年10月的这次重要会议上，立法热点将是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流转为重点的《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而此次修改将主要依据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28号文件，在这个《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强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
“可以看出，早在4年前，国务院就已经为土地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制定做了铺垫，而此次土地法律的修改也将在28号文件之下进行，这是个底线。”上述人士对记者说。
据他透露，此次土地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关于现行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建立起城市与农村不同的土地拥有统一使用权的体系，要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确保为法定不动产，其转让过程也要按照不动产进行转让，而由此也将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法律体系，将体现平等性、有偿性、期限性。
在实行的具体方式上，此次改革可能将遵循“总体保障、分期实现”的原则，就是将通过法律的修改来实现农民住房和农村建设用地的商品化，将用分重点、分区域、分期的方式来进行三步走，而在此基础上，耕地政策仍然保持现有法律不变。
难在利益平衡
据记者了解，“统一地权论”最早的提出者是知名经济学者武建东，他21年前在国务院的房改办工作，按照他的说法，那时的主要工作是解决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盖房子缺钱的问题。
“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将城镇和村级住宅一体化流通，也没有考虑到土地市场的重要，现在看来，一体化土地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节点。”武建东对记者说。
一个原因是，我国目前已经进入高速的现代化阶段，而此时所需要的建设用地量比以往翻倍增长。来自国土资源部的信息表明，我国现在能利用的建设性土地大约在500万平方公里，而其中农村、园地、林地等面积占到近70%，广阔的农村集体用地将是新增的国有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但如何转化一直是一个难题。
“在过去，有的地方政府以廉价的征地方式解决建设开发使用，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如何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此次改革中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党校研究室专家曹新对记者表示。
在武建东看来，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直接流转和买卖来解决。据他分析，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两个使用主体，一是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这种建设用地的使用已经远远超出我国目前的土地管理系统的监管，正成为我国农村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种转化过程被称之为土地流转；另一个是城市化建设对郊区土地的征用，而这也是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城市采取的一种模式，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这被称之为买卖。
据国土部门的统计显示，目前农民的住房面积在200多亿平方米（约合0.3亿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面积是4亿亩，按照武建东的说法就是将这两块内容直接转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200多亿平方米的住宅如果按照村镇的平均800元的成本造价计算，价值是20万亿元人民币，而4亿亩的农村建设用地的价值也在10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果实现了这一计划，那么农民的财产将体现真正价值，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将重新构架。”武建东说。
曹新在日前对全国百强县昆山的调研中发现，在这个外资和民营经济都异常发达的地方，有不少农民以村级为单位与企业签订了土地使用协议，一些农民选择了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企业，分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在年终的时候可以享受企业的分红；另一些农民则选择了一次性补偿。
在曹新看来，推行地权统一的最大阻力还来自于地方政府。他分析，在过去，一些县级市没有独自收税的权力，在上缴国家利税后才能留取一部分资金做财政用，但这些钱远不够维持开销，因此对农民进行征地，再卖给企业一直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地权统一了，农民的土地直接进入市场了，那也就等于绕过了地方政府，这必将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
重庆试点之鉴
在此前，重庆的农地流转试点已经展开一年多。早在去年年初，试点就在重庆九龙区展开，而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据记者了解，目前重庆在探索土地流转方面有三种方式，分别是在不改变其农业用地的性质下，对经营方式进行调整；集中配置宅基地等非农业用地资源，来释放更多的非农用地；如果可由农业用地改为城市用地，为征地动迁的农民将获得现金＋股份补偿。
重庆九龙坡区农业系统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在该区进行农地流转试点中，采取的主要是“住房换宅基地、社保换承包地”模式，而经过这一模式，就可将农地转换成城市建设用地，而当地政府则向农民提供新建设的集中居住区以及一次性的资金补贴。而农民退出的承包地将由各村的土地流转服务站统一管理和经营，在此方面所产生的收益80%归退出农民所有，20%将用于退出者的社保投入。
此外，九龙坡区政府还在去年出台了《九龙坡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试行办法》，建立了土地流转风险保障、土地承包仲裁等相关制度，各镇设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各村设立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站，承担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代表村民协商价格、签订合同等职能。
记者从重庆九龙坡区农林水利局了解到，目前在九龙坡区成立镇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10个，镇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10个，村设立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站92个。通过这些机构的运作，目前该区流转土地面积4.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0.3%，而目前这一串儿数字还在不断变大。
“这些机构将会为农民出让土地的一系列过程服务，包括从转让意向到最后的法律纠纷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解决。”水利局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但农地流转试点也非一帆风顺。
一位参与此次课题调研的专家告诉记者，在重庆等地进行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关于土地租金和房屋赔偿金的定价上，农民并没有话语权，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过程，“很多流转依然不属于市场行为，和官方征用土地区别并不是很大。”
据该专家说，在重庆九龙坡进行的农地流转中，农民的土地租金是按照农民的种粮收入的标准来计算的，一般每亩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而房屋的拆迁补偿标准大都在200元每平方米左右，“这个定价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土地的价值每年都在增高，而农民却不能参与土地升值的收益分配。”
一个现实是，有些农民在参与流转加入社保之后，每个月大概只能拿到300多元，生活水平还比原先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说明，重庆模式并不能完全作为地权统一过程中的标本，它还有很多有待于完善的地方。”上述参与调研的专家说。
中国免检制度全面废止？
中国免检制度全面废止？
作者：陈纪英 2008-9-29 21:56:10
三鹿奶粉案发导致的“食品免检废止”只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现在，骨牌正在依次倒下——国家质检总局已经准备全面废止其他生产领域的产品免检制度。
9月25日，国家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的一位人士表示，全面废除产品免检制度的可能性“非常大”，国家质检总局随后将会专门“发文”进行“善后”。这意味着，在国务院明令废止食品免检制度之后，包括家电等一系列产品生产的免检制度都将被全面废止，在适应了多年的“免检”制度之后，中国企业也将面临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
免检年代即将终结
在产品免检制度面临废止之前，作为免检制度法律依据的《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实际上已被废止。
记者了解到，三鹿奶粉案发导致食品免检制度被废止之后，很多非食品类的企业都向国家质检总局询问免检制度以及免检称号能否继续延续。对于此，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关于产品免检制度的调整，将由产品质量监督司负责提出建议和意见。
“全面废除免检制度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产品免检办法已经彻底废除了。”9月25日下午，产品质量监督司综合处的一位人士如是说，他还表示，“现在奶粉的事是最急的，不过，关于免检制度的后续政策，随后会发文。”
在曾参与过对国家质检总局诉讼的律师张显峰看来，国务院只是明确在食品领域废除免检制度，现在，“虽然旧的免检管理办法废止了，但是尾巴没收，新的免检办法可能还会出台。”
他所言的“尾巴”，指的是在另外一些仍然有效的文件中涉及的免检规定。国家质检总局2001年发布的《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名牌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中国名牌产品在有效期内，免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如果这个文件不被废止，就不能说免检制度被彻底废止。”他说。
不过，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产品免检办法的废止，以及国务院明令废止食品质量免检制度，只是“一场风暴的开始”。而当记者就此问题向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处求证时，该处相关负责人只是表示，“相关政策在研究当中，暂时还没有确定对外的统一口径。”
割掉最后的“尾巴”
张显峰认定的免检制的“最后尾巴”，也在面临着“命运的裁决”，9月25日，国家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的人士称，“不排除废止名牌管理办法的可能性。”但该办法目前仍在“生效”。
巧合的是，八月中旬，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规定，国家质检总局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
就此问题，张显峰也曾上书质检总局，提出废止这一管理办法的要求，事后，他再次接到了董姓女士的电话，这位国家质检总局的人士称，中国名牌产品评选，“早晚会废除，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还未废止的名牌管理办法和三定方案互相矛盾，也应废除。”张显锋分析说。
第一个矛盾是中介组织评选的荣誉能否直接获得行政上的权利。
在国家质检总局不再直接办理名牌评选活动后，其职能由相关的中介组织来承担。但是，现在仍在施行的名牌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国名牌产品在有效期内，免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
这样一来，由中介组织所评选的中国名牌产品，就获得了免于政府部门合法检查的权利，“这是很奇怪的。”张说。
其次，在三定方案出台后，国家质检总局并未出台配套文件，说明这些本由国家质检总局评选出来的中国名牌产品称号是否还能沿用。该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以国家质检总局的名义授予“中国名牌产品”称号，颁发中国名牌产品证书及奖牌。
政企利益权衡
事实上，对于免检制度的质疑已经持续了数年。
一直呼吁废除免检制度的张显锋，早在2004年，就提出了对免检制度的质疑。当时，他分别给媒体和国家质检总局发了公开信。随后，他接到了来自国家质检总局自称董姓女士的电话。
在这次被定义为“私人性质”的电话中，董女士强调了两条，免检是待遇，是一种单纯的表彰，不是行政许可，没有行政特权；其次，即使是免检产品，“我们也不是不查，我们经常查。”
在她说服张向媒体挽回影响的过程中，还专门提到了三鹿奶粉的例子。
2004年，三鹿奶粉被卷入阜阳毒奶粉事件的黑名单。不过，当时已有产品获得免检资质和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三鹿，很快转危为安。4月26日，包括国家质检总局在内的四部局联合发文，要求各地执法部门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
董姓女士跟张说，地方政府部门的工作不当，让三鹿集团“蒙冤”，给三鹿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你现在要求废除免检制度，也会给获得免检产品称号的企业带来损失，企业也会埋怨你。”
彼时，质疑中国名牌和免检制度的还有多位学者和政策研究人员。随后几年中，质疑免检制度和中国名牌的浪潮几涨几消。
不过，最终推动食品领域免检制度废除的三鹿奶粉事件，三年后才得以到来，让张很感叹，“如果不是这个事件，废除免检制度这个事可能不会这么早到来。”
他分析说，免检产品带来了产品生产的监管真空。国家质检总局的监督检查主要涉及生产一块， “但是，他们却自我设定，放弃了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
在上述产品免检办法中提到，免检制度出台的目的之一，是减轻企业负担。一份没有注明来源的统计显示，1489家获得免检资质的企业，每年能够节省1亿元的检测费用，这样算来，每家企业每年平均能够省下将近7万元的费用。
“免检节省多少钱，我们自己没做过相关统计。但是对企业来说，节省几万元的检测费用，不是需要关心的内容。”一位食品加工企业相关负责人跟记者说，“我们更多把免检产品看做是一种广告效应。”
在汪玉凯看来，“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应该划分好，政府所做的是确定一种底线。比如说对产品质量的判断，就是合格不合格，不应对质量好坏做出认证，产品好坏要靠市场来判断。”
小资料
免检制度由来
产品免检制度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一些地方的技术监督部门对本地连续数年检查合格的产品，在一定时间内免于监督检查。
1999年，免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当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符合条件的产品，“可确定为免检产品。”
2000年3月，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赋予免检产品以特殊权利———“在免检有效期内，各级政府部门以及流通领域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
同年，第一批免检产品名单出炉。
2001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颁发新的《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免检产品名单越来越膨胀。
作者：陈纪英 2008-9-29 21:56:10
三鹿奶粉案发导致的“食品免检废止”只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现在，骨牌正在依次倒下——国家质检总局已经准备全面废止其他生产领域的产品免检制度。
9月25日，国家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的一位人士表示，全面废除产品免检制度的可能性“非常大”，国家质检总局随后将会专门“发文”进行“善后”。这意味着，在国务院明令废止食品免检制度之后，包括家电等一系列产品生产的免检制度都将被全面废止，在适应了多年的“免检”制度之后，中国企业也将面临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
免检年代即将终结
在产品免检制度面临废止之前，作为免检制度法律依据的《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实际上已被废止。
记者了解到，三鹿奶粉案发导致食品免检制度被废止之后，很多非食品类的企业都向国家质检总局询问免检制度以及免检称号能否继续延续。对于此，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关于产品免检制度的调整，将由产品质量监督司负责提出建议和意见。
“全面废除免检制度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产品免检办法已经彻底废除了。”9月25日下午，产品质量监督司综合处的一位人士如是说，他还表示，“现在奶粉的事是最急的，不过，关于免检制度的后续政策，随后会发文。”
在曾参与过对国家质检总局诉讼的律师张显峰看来，国务院只是明确在食品领域废除免检制度，现在，“虽然旧的免检管理办法废止了，但是尾巴没收，新的免检办法可能还会出台。”
他所言的“尾巴”，指的是在另外一些仍然有效的文件中涉及的免检规定。国家质检总局2001年发布的《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名牌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中国名牌产品在有效期内，免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如果这个文件不被废止，就不能说免检制度被彻底废止。”他说。
不过，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产品免检办法的废止，以及国务院明令废止食品质量免检制度，只是“一场风暴的开始”。而当记者就此问题向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处求证时，该处相关负责人只是表示，“相关政策在研究当中，暂时还没有确定对外的统一口径。”
割掉最后的“尾巴”
张显峰认定的免检制的“最后尾巴”，也在面临着“命运的裁决”，9月25日，国家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的人士称，“不排除废止名牌管理办法的可能性。”但该办法目前仍在“生效”。
巧合的是，八月中旬，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规定，国家质检总局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
就此问题，张显峰也曾上书质检总局，提出废止这一管理办法的要求，事后，他再次接到了董姓女士的电话，这位国家质检总局的人士称，中国名牌产品评选，“早晚会废除，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还未废止的名牌管理办法和三定方案互相矛盾，也应废除。”张显锋分析说。
第一个矛盾是中介组织评选的荣誉能否直接获得行政上的权利。
在国家质检总局不再直接办理名牌评选活动后，其职能由相关的中介组织来承担。但是，现在仍在施行的名牌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国名牌产品在有效期内，免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
这样一来，由中介组织所评选的中国名牌产品，就获得了免于政府部门合法检查的权利，“这是很奇怪的。”张说。
其次，在三定方案出台后，国家质检总局并未出台配套文件，说明这些本由国家质检总局评选出来的中国名牌产品称号是否还能沿用。该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以国家质检总局的名义授予“中国名牌产品”称号，颁发中国名牌产品证书及奖牌。
政企利益权衡
事实上，对于免检制度的质疑已经持续了数年。
一直呼吁废除免检制度的张显锋，早在2004年，就提出了对免检制度的质疑。当时，他分别给媒体和国家质检总局发了公开信。随后，他接到了来自国家质检总局自称董姓女士的电话。
在这次被定义为“私人性质”的电话中，董女士强调了两条，免检是待遇，是一种单纯的表彰，不是行政许可，没有行政特权；其次，即使是免检产品，“我们也不是不查，我们经常查。”
在她说服张向媒体挽回影响的过程中，还专门提到了三鹿奶粉的例子。
2004年，三鹿奶粉被卷入阜阳毒奶粉事件的黑名单。不过，当时已有产品获得免检资质和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三鹿，很快转危为安。4月26日，包括国家质检总局在内的四部局联合发文，要求各地执法部门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
董姓女士跟张说，地方政府部门的工作不当，让三鹿集团“蒙冤”，给三鹿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你现在要求废除免检制度，也会给获得免检产品称号的企业带来损失，企业也会埋怨你。”
彼时，质疑中国名牌和免检制度的还有多位学者和政策研究人员。随后几年中，质疑免检制度和中国名牌的浪潮几涨几消。
不过，最终推动食品领域免检制度废除的三鹿奶粉事件，三年后才得以到来，让张很感叹，“如果不是这个事件，废除免检制度这个事可能不会这么早到来。”
他分析说，免检产品带来了产品生产的监管真空。国家质检总局的监督检查主要涉及生产一块， “但是，他们却自我设定，放弃了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
在上述产品免检办法中提到，免检制度出台的目的之一，是减轻企业负担。一份没有注明来源的统计显示，1489家获得免检资质的企业，每年能够节省1亿元的检测费用，这样算来，每家企业每年平均能够省下将近7万元的费用。
“免检节省多少钱，我们自己没做过相关统计。但是对企业来说，节省几万元的检测费用，不是需要关心的内容。”一位食品加工企业相关负责人跟记者说，“我们更多把免检产品看做是一种广告效应。”
在汪玉凯看来，“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应该划分好，政府所做的是确定一种底线。比如说对产品质量的判断，就是合格不合格，不应对质量好坏做出认证，产品好坏要靠市场来判断。”
小资料
免检制度由来
产品免检制度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一些地方的技术监督部门对本地连续数年检查合格的产品，在一定时间内免于监督检查。
1999年，免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当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符合条件的产品，“可确定为免检产品。”
2000年3月，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赋予免检产品以特殊权利———“在免检有效期内，各级政府部门以及流通领域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
同年，第一批免检产品名单出炉。
2001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颁发新的《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免检产品名单越来越膨胀。
Monday, November 17, 2008
“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
经济思想史
“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
作者：卢周来 2008-11-10 23:22:39
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并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各国政府都紧急出台各种所谓“救市”方案。这些方案看似五花八门，其实质就两个：扩张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则都是想增加市场上的流动性。
由此观之，各国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政策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有的政策都非常正统，也非常老套。所谓正统，即这些政策与标准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提供的应对经济紧缩时的工具很吻合。因为标准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宏观经济部分所提供的工具就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而且在经济走向萧条时，就是建议使用扩张性工具；所谓老套，即这些政策与历史上应对危机时所采取的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应该承认，从短期看，各国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这些政策或多或少都会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从长期看，扩张性政策导致的后果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将会很严重，甚至有可能使下一次危机的规模来得更大。
比如从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看，根据“货币数量论”，央行所增加释放的流动性，最后必将沉淀于物价上；而如果实体经济发展跟不上，必将引发通货膨胀。况且金融危机下的“流动性不足”，并非原来的流动性不存在了，而只是“暂不流动”了而已。在此情况下，如果大规模放松银根，从长远看，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
其实，仅从一般性经济理论看，标准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推荐的凯恩斯主义宏调政策，也仅止于短期发挥功效。这与经济凯恩斯主义背后的哲学相关。这一哲学在中国还鲜有人提起，而凯恩斯本人对此有深刻的阐发。
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有人就批评凯恩斯通过刺激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张仅仅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短视策略”，甚至因其与新教伦理所主张的“节制”相悖而被认为是“不道德”。
针对这些批评，凯恩斯在1939年所写的《我们子孙的经济学》中承认了这一点。但他为自己辩解道，多少年后，我们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比手段重要，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可是，要注意！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100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 ”
而针对“短视”的批评，凯恩斯说出了他那句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在他看来，针对眼下的大危机，首要的是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尽快脱离危险，所以采取的措施与手段当然都是短期的，都是“救命”或“治标”的；而如果一开始就考虑“长远”，想着如何“治本”，可能还没有等到那些措施发挥功效，资本主义经济就已经无药可救了。
所以，凯恩斯主张眼前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只要眼前利益最大，不必专门去计算经济行为的未来收益。
应该说，凯恩斯本人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也没有错。一个最恰当的隐喻莫过于“治病”：应付危机与治疗突然袭来的大病一样，首先是急救，保证病人脱离危险；然后才谈得上后续进一步“固本”的治疗。
但后来人们最大的错误在于一再把凯恩斯这些短期内“应急”手段误解成长期“治本”之策。正因此，每次危机一来，在千篇一律地用了凯恩斯主义这些手段后，危机一过，各国政府并没有进行后续的“固本”治疗，而是很快“好了伤疤忘了痛”，甚至根本忘记了导致危机的深层次“病因”。
就拿中国内地为例。为应对危机，央行放松了此前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信贷政策。而众所周知，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心腹隐患，或者说中国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已经像吸食鸦片成瘾的病人一样依赖于房地产畸形增长；而造成这种局面就与2003年货币政策相关。2003年“非典”之后，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而放松信贷，甚至不惜废除此前刚刚出台的旨在限制房地产行业贷款的“121”号文件。结果，导致当年信贷量猛增，经济增长也从该年出现了“偏快转过热”的苗头，房地产业更是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
本来教训十分深刻，但此次为应对危机，央行却选择了放松房地产信贷。这样的政策从短期看可能有效果，但从长期看，则不仅会妨碍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还有可能酿成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所以，在这个时候，想想与凯恩斯同期的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话也许更有用。与凯恩斯不同，熊彼特认为，因为眼前经济行为将无法挽回地酿造未来，因此，作出任何一项短期决策时都要思考它们对“我们都死了”以后的长期效果，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也因此，我建议中国政府在考虑应对危机的策略时，智慧的做法是既要考虑眼前救急，同时也要考虑中国经济更为长远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比如在财政政策上，还是要加大用于改善民生尤其是支持农村与中低收入者的力度；在货币政策上，放松创新性企业与中小企业信贷显然应该优于放松房地产信贷，这才是真正兼顾眼前与长远之策。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
作者：卢周来 2008-11-10 23:22:39
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并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各国政府都紧急出台各种所谓“救市”方案。这些方案看似五花八门，其实质就两个：扩张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则都是想增加市场上的流动性。
由此观之，各国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政策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所有的政策都非常正统，也非常老套。所谓正统，即这些政策与标准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提供的应对经济紧缩时的工具很吻合。因为标准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宏观经济部分所提供的工具就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而且在经济走向萧条时，就是建议使用扩张性工具；所谓老套，即这些政策与历史上应对危机时所采取的政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应该承认，从短期看，各国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这些政策或多或少都会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从长期看，扩张性政策导致的后果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将会很严重，甚至有可能使下一次危机的规模来得更大。
比如从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看，根据“货币数量论”，央行所增加释放的流动性，最后必将沉淀于物价上；而如果实体经济发展跟不上，必将引发通货膨胀。况且金融危机下的“流动性不足”，并非原来的流动性不存在了，而只是“暂不流动”了而已。在此情况下，如果大规模放松银根，从长远看，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
其实，仅从一般性经济理论看，标准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推荐的凯恩斯主义宏调政策，也仅止于短期发挥功效。这与经济凯恩斯主义背后的哲学相关。这一哲学在中国还鲜有人提起，而凯恩斯本人对此有深刻的阐发。
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有人就批评凯恩斯通过刺激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张仅仅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短视策略”，甚至因其与新教伦理所主张的“节制”相悖而被认为是“不道德”。
针对这些批评，凯恩斯在1939年所写的《我们子孙的经济学》中承认了这一点。但他为自己辩解道，多少年后，我们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比手段重要，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可是，要注意！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100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 ”
而针对“短视”的批评，凯恩斯说出了他那句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在他看来，针对眼下的大危机，首要的是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尽快脱离危险，所以采取的措施与手段当然都是短期的，都是“救命”或“治标”的；而如果一开始就考虑“长远”，想着如何“治本”，可能还没有等到那些措施发挥功效，资本主义经济就已经无药可救了。
所以，凯恩斯主张眼前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只要眼前利益最大，不必专门去计算经济行为的未来收益。
应该说，凯恩斯本人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也没有错。一个最恰当的隐喻莫过于“治病”：应付危机与治疗突然袭来的大病一样，首先是急救，保证病人脱离危险；然后才谈得上后续进一步“固本”的治疗。
但后来人们最大的错误在于一再把凯恩斯这些短期内“应急”手段误解成长期“治本”之策。正因此，每次危机一来，在千篇一律地用了凯恩斯主义这些手段后，危机一过，各国政府并没有进行后续的“固本”治疗，而是很快“好了伤疤忘了痛”，甚至根本忘记了导致危机的深层次“病因”。
就拿中国内地为例。为应对危机，央行放松了此前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信贷政策。而众所周知，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心腹隐患，或者说中国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已经像吸食鸦片成瘾的病人一样依赖于房地产畸形增长；而造成这种局面就与2003年货币政策相关。2003年“非典”之后，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而放松信贷，甚至不惜废除此前刚刚出台的旨在限制房地产行业贷款的“121”号文件。结果，导致当年信贷量猛增，经济增长也从该年出现了“偏快转过热”的苗头，房地产业更是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
本来教训十分深刻，但此次为应对危机，央行却选择了放松房地产信贷。这样的政策从短期看可能有效果，但从长期看，则不仅会妨碍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还有可能酿成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所以，在这个时候，想想与凯恩斯同期的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话也许更有用。与凯恩斯不同，熊彼特认为，因为眼前经济行为将无法挽回地酿造未来，因此，作出任何一项短期决策时都要思考它们对“我们都死了”以后的长期效果，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也因此，我建议中国政府在考虑应对危机的策略时，智慧的做法是既要考虑眼前救急，同时也要考虑中国经济更为长远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比如在财政政策上，还是要加大用于改善民生尤其是支持农村与中低收入者的力度；在货币政策上，放松创新性企业与中小企业信贷显然应该优于放松房地产信贷，这才是真正兼顾眼前与长远之策。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世界经济新秩序猜想
世界经济新秩序猜想
作者：李宾 2008-11-10 23:22:39
过去一年来，美国本土的次级债危机演变成了金融海啸，穿越宽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波及全球大多数地方。
有人大胆预言，此次全球金融和实体经济危机将重创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经济霸权”，进而削弱甚至颠覆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此次大变局中，中国需要冷静思考，从容应对。
一线报道
从信贷危机到实体经济危机
金融海啸第二波突袭全球
深秋时分，纽约一家餐馆的老板Danny Meyer发现，最近炸薯片变得比鸭肝好卖多了。他的餐馆以鸭肝为特色菜，普通的每份88美元，配有菠萝等甜品的要再加20美元。
“我把这叫做‘AIG效应’，” Meyer说，“即使你没有失业，但也不想让别人觉得你自己太奢侈。” AIG（美国国际集团）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因为资金链告急，不久前由纽约储备银行出资850亿美元接管。
《纽约时报》记者注意到的Meyer的餐馆，只不过是一片知秋的树叶。纽约这个一年多前还因为钱多得花不完而发愁的全球金融中心，随着华尔街神话的突然崩塌而改变了模样。更要命的是，危机和恐慌正穿越太平洋和大西洋冰冷的海水，蔓延至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除了金融机构外，越来越多的实业投资者乃至数以亿计的普通老百姓，都开始不由自主地紧紧捂着自己的钱包。
楼市车市无一幸免
实体经济中首当其冲受到金融海啸冲击的，是与银行信贷紧密相连的房地产和汽车业。
来自美国住房建筑商协会（NAHB）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10月NAHB房价指数从9月份下调后的17再次降至14，创下1985年该指数创立以来的最低纪录，同时未来6个月内房屋销售预期指数大幅下挫；新屋开工量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与营建许可数量一样，创下17年来最低水平。
英国也不例外。今年以来英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悲观气氛弥漫，有分析人士预计，未来两年英国房价还将再下滑20%。房市的低迷正在殃及该国的整体经济。
汽车业同样遭受重创。10月份，美国私人汽车和卡车的销量以过去25年未见的速度急剧下滑。《纽约时报》记者在文章中写道：“下滑令人头晕目眩，影响了所有的汽车制造商，动摇了消费者的市场信心，使一些边缘消费者不能获得贷款买车。从紧的信贷政策已经使10月份的汽车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31.9%。”
而对于正身陷麻烦之中的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来说，能否“生还”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以通用汽车公司为例，它10月份的汽车销量急剧下挫了45%。
“唯一确定的是，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幸免，”通用汽车南美区负责人 Ms. Lindland对《纽约时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状况。”
原本“隔岸观火”的中国车企如今也纷纷加入了减产裁员大军。有消息称，奇瑞汽车计划裁员4000到5000人；神龙汽车公司正在考虑适当减少产量，暂时 “放假”的工人将达到1000人左右；菲亚特中国则表示，三年前制定的2010年在华实现30万辆销量的计划已经被迫改变，现将目标下调至5万辆，下调幅度达83%。
外向型企业苦不堪言
因金融危机而由奢入俭的美国人或许不知道，他们捂紧钱包的决定，会让太平洋另一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面临失业的命运。
10月15日，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合俊集团旗下东莞两家工厂“合俊”和“俊领”倒闭，被业界视为“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倒闭的第一案 ”（详见本报上期特别报道《合俊倒闭预警》）。合俊代工厂倒闭在珠三角并非个案，实际上包括江浙、闽南地区在内的东南沿海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小型企业，正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
不久前的一次公开活动上，福建某著名鞋类代理商总裁在300多位同行面前含泪诉苦：“2008年是过去几年中经济环境最为恶劣的一年，次贷风暴冲击、股市楼市下跌等等，令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几个月前，一家和我们有大量业务来往的供货商倒闭，老板携款潜逃，让我们损失惨重。”
“人们都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却是‘严冬来临先感冒’。”这位总裁自嘲道。
10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为9.9%，5年来首次减至个位数。此外，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4.8％，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5%，比去年同期下降8.9％，对于中国经济拉动作用下降1.2％。
有国内经济学界人士已对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作出评估：一方面会直接影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信心，进而减少对钢材、水泥等相关行业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危机正由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转移，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将受到明显拖累。
国内楼市的“寒冬”降临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近期政府放宽信贷条件等“托市”措施也暂时未见成效。另据专业机构统计，近期作为钢材生产半成品的钢坯价格一下从4600元/吨跌到3200元/吨左右，跌幅多达四成，导致国内各类钢材价格直线跳水。
更多的行业正在受到牵连。张宁（化名）是瑞典某国际一流压缩机企业的中国区经理，据他透露，10月份他们在中国境内的销售业绩比上月减少了1100万元，几乎比正常月份下降两成。他们的客户有60%左右是来自钢铁、建材、水泥、纺织等行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集中的浙江和广东，很多企业都停机了，设备采购和维护也就谈不上了，大家都在减少一次性采购，优先保证现金持有量。”张宁说。
张宁坦承，公司不能“开源”只有“节流”：部分办事处被撤销，裁掉冗余人员，出国旅游、培训、招待等费用一律减半。瑞典总部还要求各部门提交今年第四季度的成本降低执行计划，目标是降低5%。
“这还只是开始，预计明年状况会更加糟糕，公司必须提前预警。”张说。在他看来，各家企业的收缩行动是“提前调节”，这是外部环境恶化时企业的本能反应，但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恐慌效应并进而造成经济的“提前衰败”，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在华外资收缩或引发骨牌效应
欧美跨国企业为缓解国内总部的资金紧张，正从各新兴市场抽调回资金应急。尽管外企在中国投资的收缩通常不会大事声张，但仍有迹可循。
不久前，北京CBD核心区朝阳区建国路108号的一幢漂亮建筑更换了新主人——摩托罗拉中国总部已悄然搬走，落脚在东北四环外的望京地区。
摩托罗拉中国总部发言人称，“摩托罗拉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一家房地产公司，放弃地处北京繁华CBD的办公楼，仅仅是资源整合的正常行为。”不过，IT业人士指出，目前摩托罗拉的资金状况并不乐观，该公司手机业务占其全球总销售额的52%，但过去几年该项业务已亏损数十亿美元，令公司元气大伤。
“它竟然连业内最重要的北京国际通信展（10月21日举行）都缺席，令人怀疑其财务状况尤其是资金流是否健康。”一位行业分析师说。
“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占据的份额不可忽视，有一部分受到此次金融危机冲击比较大，一旦他们撤走在华资金，将造成很多问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说。
梅新育认为，在所有外资企业中，应该特别关注韩资，因为目前危机已从美国、欧洲蔓延到一些新兴市场，特别是那些原来表现最突出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果韩国再次陷入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那样的危机，我国的山东、江苏和东北，尤其是山东肯定是最大的受害者。
截至2007年，韩国已连续数年成为山东最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2006、2007年该省吸收韩国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分别超过48亿美元和21亿美元。
梅新育同时指出，在华外资企业的负债普遍较高。如2006年全国三资企业资产负债率56.28%，其中流动负债占资产的47.71%，外资企业的母国经济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中国的信贷包括银行信贷，以及国内供货商应收账款都可能悬空。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发生，最典型的是2005年韩国三宝电脑株式会社向韩国政府申请破产清算。
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同样令人担忧。据梅新育称，目前我国外资企业总就业人数超过42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0%，外资企业陷入泥潭，这数千万员工中的相当一部分，将不得不面对丢掉工作的残酷现实。
新闻DNA
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乃至衍生金融工具和各种金融产品的膨胀，只不过是货币发行过多的一种表现和必然结果
美元绑架了世界经济？
爆发于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令一向自诩为完美无瑕的美国金融体制形象在一夜间崩塌。
与此同时，美国发行7000亿美元国债“救市”的计划，也被人们指责为转嫁危机的自利做法，因为泛滥的美元将引发全球特别是美元债权国的通货膨胀。手中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将面临两难选择：要么任由美国经济衰落，让手中的美元变为“废纸”，要么为华尔街的疯狂买单。
大型商业银行深陷负债“黑洞”
直到目前为止，美国斥资7000亿美元“救市”仍未看到明显效果，有中国经济学者担心，次级债危机正有愈演愈烈之势。
宏源证券结构融资部总经理宋鸿兵认为，下一步次级债危机有可能向企业债中的垃圾债券蔓延，进而重创美国的商业银行。
次级债只是美国庞大债务中的一小部分。美国整个债券市场包括几大部分：首先是10万亿美元的国债和20万亿美元的企业债，还有12.5亿美元的房地产债务，以及信用卡债和一些州政府的贷款等等。
“两三个月以前这些债务问题似乎还不大，但现在美国次级债的违约率正在急速上升，未来六个月内垃圾债权将可能超过10%，” 宋鸿兵表示，“如果这一切发生了，将严重地影响全球金融市场。”
宋相信，企业债中垃圾债券的违约率急升将重创美国的商业银行。现在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给居民存款提供担保，是一种紧急预防措施，以预防明年上半年出现横扫欧美的银行支付危机，但垃圾债券违约率上升不可逆转，原因是这些机构在CDS（信贷违约掉期）市场上的豪赌失手，而他们正是保护着美国五大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外围机构。可以预料，美国各大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将爆出一个非常大的黑洞，世界商业银行体系内没有足够资金填补，这些商业银行被迫加快变卖资产的速度和规模，导致整个资本市场陷入抛售危机，出现第二波严重的萎缩。
宋鸿兵预测，明年上半年上述问题有可能恶化，五大商业银行中的一家或两家将资不抵债，激发恐慌的欧美老百姓的挤兑浪潮。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再爆“猛料”：“人们现在看到的是由房地产次级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尚不知道的事实，美国还有一个规模在1万亿美元左右的次次级房贷，它的贷款人如杂货铺店主等甚至连收入证明都没有，而是靠中介包装从银行‘骗’来贷款。”
“这些贷款前5年不需要支付利息，5年后开始偿付远高于市场水平的利息。”郎说，“利息如此之高，贷款人很难有偿付能力，这将对市场再次造成冲击。”
都是钱多惹的祸
对于这场危机的根源，各国政府和学者将矛头直指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认为次级债危机的爆发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发行缺乏自律所造成的。
10月14日，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指出，目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市场缺乏有效监管所导致的结果，这一体系的崩溃实际上可以被解释为是对金融市场有序性的一种否定。
1971年，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崩溃，同时宣布了浮动汇率时代的到来。与黄金脱钩的美元犹如脱缰野马，其发行数量不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从此美国进入“双赤字”时代。
具体来说，得益于美元本位制，美国可以自己印钞票支付贸易的巨大逆差，长期保持巨额贸易赤字，而包括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对美贸易顺差国，则把美元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美元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导致逆差继续扩大。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表示，华尔街之所以制造出那么多金融衍生品，是因为各国巨额的储蓄加上实行低利率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银行、保险公司手里拿着大把的钱，总要寻求回报，于是就进入以前从未进入的领域，承担更高的风险，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许进一步指出，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乃至衍生金融工具和各种金融产品的膨胀，只不过是货币发行过多的一种表现和必然结果。
“一切都是钱多惹的祸，当务之急是要监管‘监管者’，不能让美国的中央银行随意地发行货币。”许强调。
宋鸿兵也认为，美国的双赤字（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从普通生活常识来看是不可能持续的。
“比如一个月挣一万块钱却花掉一万二，这你能做到吗？但美国人能永远透支，这是常识性的错误，”宋说，“而且他们相信美国的货币地位不会动摇，这也是常识性的错误，发展到这一步全球金融体系就会瘫痪了。”
旧经济秩序：维持还是重建？
“此次由华尔街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预示着一个长达数百年、广泛影响全世界甚至改变过不少国家命运的思潮已经破产。”自由经济学家、《环球财经》主编向松祚博士说，“被金融海啸席卷而去的，将不仅仅是华尔街庞大的赚钱机器和赚钱模式，它还将颠覆笼罩在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
向松祚为这种迷信思潮取了一个简洁的名称，叫做“新蒙昧主义”，其体现在经济、金融和货币领域，便是所谓“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之后美国和IMF在试图蛮横地改造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完全不顾各国实际的极端政策措施。”向说，“所以人们才将其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尽管各国经济界都已认识到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带来的种种弊端，但目前仍无更好的替代方案。有学者表示，人们倾向于用一揽子货币或“世界元”取代美元，不过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建立在美国拥有的世界超级经济、军事霸权之上的，这一基础没被破坏之前，很难撼动其地位。欧元虽一度被认为可以取代美元，但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欧元区的经济政策在制定、执行过程中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欧元尚难当如此重任。
“如果美国用财政和经济手段无法重建它的霸权和恢复它的地位，很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更大的冒险手段，比如可能在欧洲、中东甚至是亚洲其他地区制造较大的军事冒险，强制引导这些地区的资本回流美国，进行所谓的‘美国霸权重建’。”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彭晓光表示。
新闻视野
鳄鱼的眼泪：格林斯潘沮丧的背后
“我不知道（次级债危机）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非常沮丧。”10月23日，当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作证时，受到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亨利·韦克斯曼的一再诘问。格林斯潘被迫承认犯了“局部”的错误，没有对信贷违约掉期市场进行监管。
没有人会想到，就在格林斯潘“真诚”认错的那一刻，他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新雇主赚了数亿甚至数十亿的美元。
格林斯潘：次级债风暴始作俑者
当格林斯潘2006年1月31日从美联储主席位子上退休时，还不知道什么叫“人走茶凉”。这位曾被尊为“史上最伟大的央行行长”、“货币政策制定者典范”的“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掌舵人”，很快便为自己任上的施政政策饱受攻击和质疑。
正如西雅图弗莱肯施泰冈资本管理公司总裁威廉·弗莱肯施泰冈在《格林斯潘的泡沫：美国经济灾难真相》一书中所批评的那样：“格林斯潘遗留下的将是一个变幻莫测、难以驾驭，让许多人随后伤痕累累的金融世界。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格林斯潘不是‘艺术大师’，他是导致美国滑向金融泥沼的头领。”
加拿大TD资产公司投资管理副总裁吴雅楠指出，“9·11”和高科技泡沫之后，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和给市场注入信心，保持了低利率环境，美联储利率在2003 年甚至降至1%。如此低的利率环境，令银行不计风险的借贷，导致房市空前繁荣，全球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总值在5年之内翻了近一番。
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为追求高回报，金融机构为追求高利润，结构性金融产品应运而生。在这些产品中，劣质信用和隐藏风险被包装，借用杠杆将回报放大，与此同时，风险也相应放大。
吴雅楠指出，由于缺乏有效监管，隐藏的风险放任自流，而金融机构互相追风，结构性金融产品如同赶时髦一样被广泛承销，杠杆也不断加大。已爆发危机的贝尔斯登和雷曼的杠杆比率曾高达33倍，即使今天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仍然分别有25和24倍的杠杆。当房市泡沫破裂时，这一切便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殃及整个金融市场。
“这场金融危机的总源头便是美联储，始作俑者是艾伦·格林斯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一次公开会议中毫不客气地表示，“格林斯潘说‘美国碰上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百年不遇的美联储主席——您本人。”
保尔森基金：新雇主大发“危机财”
在那次作证会上，格林斯潘按照事先拟好的发言稿宣称，银行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感到难以置信”。他还提醒人们关注这场危机的经济影响，声称“真不知道我们怎么能避免裁员和失业人数大增”。
然而，这位“悲天悯人”的次级债风暴始作俑者感慨归感慨，并不妨碍他在新雇主那里获得酬劳。今年1月份，格林斯潘受聘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担任投资顾问一职，具体工作是在影响金融市场的因素方面，向该公司的投资管理团队提供建议。依照与该公司的协议，格林斯潘将不能向其他对冲基金公司提供类似的咨询服务。至于格林斯潘的薪酬待遇以及聘用年限，答案是“保密”！
那么，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又是何方神圣？据美国《交易员月刊》披露，该公司掌舵人约翰·保尔森名列2007年度美国收入最高的前10名对冲基金经理之首，全年个人收益37亿美元，荣登“华尔街历史上年收入最高的投资经理”宝座。
保尔森靠什么在市场上赚得了那么多钱呢？答案正是让贝尔斯登、雷曼、美林、瑞银这些顶级华尔街投行巨亏的美国次贷市场。
2006年7月，保尔森开始建仓他的第一只机会基金(credit opportunity fund)，投资策略是通过买入 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贷违约掉期）做空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务，这使他在2007年第一个季度就赚得71%的回报。 2007年1月保尔森对冲基金成立了第二只“信用机会”基金，继续看空次级房屋贷款市场。
仅2007年一年，保尔森的第一只看空信贷市场的基金净值便上升了590%，第二只则上升了350%。2007年初，保尔森旗下基金共管理70亿美元资产，去年一年投资者蜂拥进入，到2007年底，算上基金投资增值，保尔森基金共管理资产达280亿美元，迅速进入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行列。
做空次级债：华尔街“秃鹫”生存法则
“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们都被视为食腐肉的‘秃鹫’，因为他们往往是在哀鸿遍野的状况下获得惊人收益。”一位私募基金人士告诉记者。
该人士称，保尔森基金管理资产之所以在次贷风潮中增值，靠的就是沽空次级债券市场，而完成这一操作的则是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称的金融衍生产品。
本轮次级债风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近年来颇受欢迎的标准化信贷衍生产品：ABX与CDS——两种投行与大机构私下交易（柜台交易）的衍生产品。 2006年7月，保尔森开始建仓他的第一只机会基金(credit opportunity fund)，投资策略是通过买入信贷违约掉期(CDS)做空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务。
“看空次贷市场并不难，难点在于实施，作为局外人其实也很难了解保尔森基金的具体操作手法。不然，对冲基金教父级人物索罗斯也不会屈尊请保尔森吃饭，讨教其在次贷中大赚的诀窍了。”这位投行人士表示。
这位投行人士认为，以保尔森对冲基金为首的华尔街“秃鹫”，在做空次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投资银行、银行、保险公司造成冲击，加速市场的崩溃，这种做法与1998年索罗斯基金冲击亚洲金融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格林斯潘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在任内埋下引发次级债危机的“地雷”后，随后又投身于从这场危机中牟利的对冲基金，难免会引发人们的不满。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 张景宇采写本报实习生梁宵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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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全球金融新秩序”只是幻想
《中国经营报》：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金融衍生品几十年来的过度膨胀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那么其不断膨胀的过程是怎样的？
王建：上世纪 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不再以从事物质生产为主，资本运行的主体开始脱离产业而在金融市场运行，主要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创新来制造金融产品，像CDO、CDS，也就是贷款的证券化。然后用这种金融资产跟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做交换，我们这些国家和他们不一样，还基本上处于物质生产的阶段，新全球化时代就这样展开了。
新全球时代形成了两个交换的环流：一个是我们出口换回美元；一个是我们用美元换回金融资产，这是两个并行的过程，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货币是交换物质产品的媒介，而现在货币既交换物质产品，又交换金融产品。这就使得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我们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而我们的外汇并没有锁在外管局的保险柜里，而是换成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金融产品。
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可以脱离物质产品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说过，资本是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霉的事情，它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而虚拟经济就是这样一种方式，不用搞物质生产，只要搞一些创新，创造出一些金融产品，利用金融杠杆，把这个泡泡吹大。美国的房贷、工商贷款等各种贷款加起来只有20万亿美元，却在这个上面搭起了一个400万亿美元的金融大厦，然后用这些泡泡来跟我们交换。这是非常轻松的赚钱方式。
《中国经营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甚至提出要成立全球性的金融监管机构，你认为这种建议是否可 行？
王建：是不是要有金融创新？要有新秩序？那么我就要问，美国会不会放弃这种方式，或者说资本会不会放弃这种牟利方式呢？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资本的利益，就是全球每年一万亿元的净储蓄归谁所有？比如说每年美国一般条件下有9000亿美元的逆差，就是通过吹泡泡的方式，用生产金融产品的方式和我们做交换的，全球有九成的虚拟经济利益都归了美国，谁看了不眼馋？比如说欧盟，他们也有很大的贸易逆差，他们就不想占有这么大的虚拟资本的利益吗？所以现在欧盟的想法就是趁着美元衰落的时候，要夺美元的霸权。但是，美元衰落的时候，发达国家没有其他办法，还是继续用吹泡泡的方法维护资本利益。所谓世界资本主义新秩序的建立也就不用谈了，都是空想。
另外我认为，当美国已经黔驴技穷，利率降到一个百分点，降无可降的时候怎么办呢？最后的经济手段没有了，可能就要使用军事手段。美国现在的军事力量是全球最强大的，他的军费差不多是其他国家之和，这时候他就要把军事力量变现。如何做呢？有很多的手段，比如控制全球的石油通道。美国有12个航母舰队，能够非常方便地把各个海峡都封锁起来，同时也可以制造某些威胁。美国发动科索沃等战争，其实打的都是欧元，一打仗其他国家就恐慌，而资本持有人首先需要的是安全，美国通过他的军事实力就可以维护美元霸权的持续。
《中国经营报》：就是说欧洲现在讲建立新的金融秩序，目的是要推动欧元成为最重要的世界货币？
王建：最近法国总统萨科齐到美国建议召开全球性的金融会议，小布什讲的还是维持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但萨科齐就讲我们不能坐在老船上走过去的路，可见他们的诉求完全不同。今年12月份要在华盛顿召开全球金融秩序的讨论会，我认为将是一个美欧的公开分裂会议。
过去我们买美元，是因为美元资产强，其升值前景最好，那我们就会向美国销售产品，交换美元，形成之前说的两个环流。这两个环流主要是朝向美国的，应该占到六成。而如果我们认为欧元资产强，我们就愿意买欧元资产，而不会再把顺差给美国。现在欧洲国家的贸易逆差也在拉大，就像德国，过去是顺差冠军，但最近几年对中国，每年都是百亿元以上的逆差；英国对中国已经有十几年的贸易逆差，法国也有两三年了。他们这些逆差靠什么弥补？就要考虑像美国那样，享受虚拟资本利益，给你提供一个资产池，最安全的，也是增值前景最好的，那别人就会拿钱来买我的资产，我就有钱去买你的物质商品。把美元打压下去，那全球的净储蓄就归了欧洲人。
过去一战、二战，大家都在争产品市场，因为都是过剩型经济，同时还要争夺资源，所以既是商品输出，又是资本输出。现在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不是来自于物质产业，而是来自于虚拟经济利益，主要是夺货币霸权。货币强，以这种货币计价的资本就强，大家都会去购买。所以我认为关于建立全球新秩序之类的话都是发烧说胡话。
“虚拟经济”难测深浅
《中国经营报》：金融市场或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产业链的利润分配的影响是什么？如何产生？
王建：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在实体经济中，产业转移起源于冷战的结束。冷战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对立，也导致了经济上的隔绝，这种隔绝有两层：一层是东西方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没有贸易往来；第二层是南北的隔绝，二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都成了主权国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靠近社会主义的，这也导致了南北之间经济往来较少。发达国家之间就变成了水平分工体系，比如说波音飞机是美国生产的，但零件却在欧洲许多国家生产，汽车、各种机器设备也是一样，就是零部件级的分工，这就是刚刚获得诺奖的克鲁格曼所讲的，他的一个理论贡献就是规模经济、分工制作，把成本降到最低。
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间没有意识形态的阻隔了，生产要素就开始向我们转移，到中国、印度、越南生产，非常便宜。比如耐克鞋，沃尔玛在中国5美元收走，到美国可以卖到120美元，增长了近60倍。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的劳动力、土地价格高。这样一来，在跨国的贸易中，就在两种价格体系之间产生了一块新利润，这块利益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拿去了，所以他们愿意把产业向中国等国家转移。
而产业转移之后西方国家自身就形成了空心化，这就是美国发展虚拟经济的动力源。一方面，美国的上市公司通过生产转移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因此股值被拉升；另一方面，靠衍生工具的杠杆放大作用，比如只有800亿元的资本金，却敢做5 万亿元的生意，生产金融产品再跟我们做交换。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评价虚拟经济的利与弊？
王建：不是说所有的金融创新都不好，倒洗澡水不能把里面的孩子也倒掉，好东西应该留下，但金融监管一定要到位，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因为金融创新脱离了监管。现在为什么各国央行站出来直接给企业融资，央行大量购入短期融资所需的商业票据，因为大家不敢做生意，不知道对手方拿了多少烂资产，整个金融市场是不透明的，很多主体是不透明的。大家知道银行贷款是受监管的，但投行却基本不受监管，很多都是柜台外交易，而其数量又非常庞大，我把钱借给你，如果因为你有更大的窟窿倒了，那我怎么办？这种担心就导致了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枯竭。因此我们要吸取的教训，就是要做一个透明的市场。
现在的金融市场好比一条刚刚下过雨的街道，上面积了一层很混的水，我们不知道下面是平坦的马路还是深坑，只好选择绕道走，或许水很浅连鞋跟都湿不了，但我们不知道。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几十年来，没有人对这种缺乏监管的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提出预警呢？或者说没有人捅破这个泡泡呢？
王建：原因很简单。这里面有利益共同体的因素在作怪。其实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贸易逆差只有几百亿美元，80年代初是几十亿美元，到现在快上万亿美元了，它靠什么做得这么大，美国国内的生产越来越少，进口越来越多，消费每年都在增长，它享受了那么多的利益，不正是因为享受了这个巨大的泡沫吗，这不正是所有美国人的利益所在吗？美国从上到下，从大老板到小老百姓都是获益者。什么是次贷？没有稳定收入的人都可以申请贷款买到一所大房子，反映了整个国家都在享受泡沫带来的利益。当然不会有人去捅破这个泡沫，所以美国人今天要承担这样的结果。
实体经济下滑未见尽头
《中国经营报》：对金融危机接下来的发展你怎么预测，它是否会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各国的救市举措能否奏效？
王建：当然会影响到实体经济。只有那边的泡沫吹大，我们的生产过剩才有出路。之前之所以在中国没有酿成危机，就是因为西方出现了这样一个虚拟资本主义的怪物，它把我们生产的产品吃掉了，然后给了我们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票子。因此避免了我们的危机。
而现在，那边的需求萎缩了。我们生产过剩的危机也就开始露头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了消费品的过剩，现在又开始转向重工业品、生产资料的全面过剩，比如钢铁、有色金属、玻璃、机械等过剩得相当厉害。
我认为政府救市的作用不大。现在利率减到1个百分点股市仍在跌，然后提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还要扩大到9000亿美元，还提出了减税等方案，但美国经济仍然在下滑。人们的信心来自自身的社会经验，如果大家看到不断有投行和对冲基金倒下去，生产在萎缩，那么信心从何而来？
我认为此次美国经济会呈现L形，不是V形、U形或l形，下滑之后什么时候能够复苏，无从知晓。
小资料
“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解体
美元国际地位的确立主要是基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协定》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基本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的汇率制度，并可按照35美元/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这种制度下，世界黄金控制在美国的手中，其发行的纸币 ——美元取代过去黄金的作用，美元与黄金等同，共同构筑国际储备资产。
此后，由于海外军费巨增，国际收支连年逆差，美国的黄金储备源源外流。到1971年时，美国的黄金储备(102.1亿美元)仅是其对外流动负债(678亿美元)的15.05%。此时美国已完全丧失了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能力。于是，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
作者：李宾 2008-11-10 23:22:39
过去一年来，美国本土的次级债危机演变成了金融海啸，穿越宽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波及全球大多数地方。
有人大胆预言，此次全球金融和实体经济危机将重创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经济霸权”，进而削弱甚至颠覆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此次大变局中，中国需要冷静思考，从容应对。
一线报道
从信贷危机到实体经济危机
金融海啸第二波突袭全球
深秋时分，纽约一家餐馆的老板Danny Meyer发现，最近炸薯片变得比鸭肝好卖多了。他的餐馆以鸭肝为特色菜，普通的每份88美元，配有菠萝等甜品的要再加20美元。
“我把这叫做‘AIG效应’，” Meyer说，“即使你没有失业，但也不想让别人觉得你自己太奢侈。” AIG（美国国际集团）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因为资金链告急，不久前由纽约储备银行出资850亿美元接管。
《纽约时报》记者注意到的Meyer的餐馆，只不过是一片知秋的树叶。纽约这个一年多前还因为钱多得花不完而发愁的全球金融中心，随着华尔街神话的突然崩塌而改变了模样。更要命的是，危机和恐慌正穿越太平洋和大西洋冰冷的海水，蔓延至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除了金融机构外，越来越多的实业投资者乃至数以亿计的普通老百姓，都开始不由自主地紧紧捂着自己的钱包。
楼市车市无一幸免
实体经济中首当其冲受到金融海啸冲击的，是与银行信贷紧密相连的房地产和汽车业。
来自美国住房建筑商协会（NAHB）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10月NAHB房价指数从9月份下调后的17再次降至14，创下1985年该指数创立以来的最低纪录，同时未来6个月内房屋销售预期指数大幅下挫；新屋开工量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与营建许可数量一样，创下17年来最低水平。
英国也不例外。今年以来英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悲观气氛弥漫，有分析人士预计，未来两年英国房价还将再下滑20%。房市的低迷正在殃及该国的整体经济。
汽车业同样遭受重创。10月份，美国私人汽车和卡车的销量以过去25年未见的速度急剧下滑。《纽约时报》记者在文章中写道：“下滑令人头晕目眩，影响了所有的汽车制造商，动摇了消费者的市场信心，使一些边缘消费者不能获得贷款买车。从紧的信贷政策已经使10月份的汽车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31.9%。”
而对于正身陷麻烦之中的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来说，能否“生还”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以通用汽车公司为例，它10月份的汽车销量急剧下挫了45%。
“唯一确定的是，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幸免，”通用汽车南美区负责人 Ms. Lindland对《纽约时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状况。”
原本“隔岸观火”的中国车企如今也纷纷加入了减产裁员大军。有消息称，奇瑞汽车计划裁员4000到5000人；神龙汽车公司正在考虑适当减少产量，暂时 “放假”的工人将达到1000人左右；菲亚特中国则表示，三年前制定的2010年在华实现30万辆销量的计划已经被迫改变，现将目标下调至5万辆，下调幅度达83%。
外向型企业苦不堪言
因金融危机而由奢入俭的美国人或许不知道，他们捂紧钱包的决定，会让太平洋另一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面临失业的命运。
10月15日，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合俊集团旗下东莞两家工厂“合俊”和“俊领”倒闭，被业界视为“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倒闭的第一案 ”（详见本报上期特别报道《合俊倒闭预警》）。合俊代工厂倒闭在珠三角并非个案，实际上包括江浙、闽南地区在内的东南沿海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小型企业，正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
不久前的一次公开活动上，福建某著名鞋类代理商总裁在300多位同行面前含泪诉苦：“2008年是过去几年中经济环境最为恶劣的一年，次贷风暴冲击、股市楼市下跌等等，令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几个月前，一家和我们有大量业务来往的供货商倒闭，老板携款潜逃，让我们损失惨重。”
“人们都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却是‘严冬来临先感冒’。”这位总裁自嘲道。
10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为9.9%，5年来首次减至个位数。此外，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4.8％，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5%，比去年同期下降8.9％，对于中国经济拉动作用下降1.2％。
有国内经济学界人士已对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作出评估：一方面会直接影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信心，进而减少对钢材、水泥等相关行业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危机正由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转移，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将受到明显拖累。
国内楼市的“寒冬”降临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近期政府放宽信贷条件等“托市”措施也暂时未见成效。另据专业机构统计，近期作为钢材生产半成品的钢坯价格一下从4600元/吨跌到3200元/吨左右，跌幅多达四成，导致国内各类钢材价格直线跳水。
更多的行业正在受到牵连。张宁（化名）是瑞典某国际一流压缩机企业的中国区经理，据他透露，10月份他们在中国境内的销售业绩比上月减少了1100万元，几乎比正常月份下降两成。他们的客户有60%左右是来自钢铁、建材、水泥、纺织等行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集中的浙江和广东，很多企业都停机了，设备采购和维护也就谈不上了，大家都在减少一次性采购，优先保证现金持有量。”张宁说。
张宁坦承，公司不能“开源”只有“节流”：部分办事处被撤销，裁掉冗余人员，出国旅游、培训、招待等费用一律减半。瑞典总部还要求各部门提交今年第四季度的成本降低执行计划，目标是降低5%。
“这还只是开始，预计明年状况会更加糟糕，公司必须提前预警。”张说。在他看来，各家企业的收缩行动是“提前调节”，这是外部环境恶化时企业的本能反应，但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恐慌效应并进而造成经济的“提前衰败”，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在华外资收缩或引发骨牌效应
欧美跨国企业为缓解国内总部的资金紧张，正从各新兴市场抽调回资金应急。尽管外企在中国投资的收缩通常不会大事声张，但仍有迹可循。
不久前，北京CBD核心区朝阳区建国路108号的一幢漂亮建筑更换了新主人——摩托罗拉中国总部已悄然搬走，落脚在东北四环外的望京地区。
摩托罗拉中国总部发言人称，“摩托罗拉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一家房地产公司，放弃地处北京繁华CBD的办公楼，仅仅是资源整合的正常行为。”不过，IT业人士指出，目前摩托罗拉的资金状况并不乐观，该公司手机业务占其全球总销售额的52%，但过去几年该项业务已亏损数十亿美元，令公司元气大伤。
“它竟然连业内最重要的北京国际通信展（10月21日举行）都缺席，令人怀疑其财务状况尤其是资金流是否健康。”一位行业分析师说。
“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占据的份额不可忽视，有一部分受到此次金融危机冲击比较大，一旦他们撤走在华资金，将造成很多问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说。
梅新育认为，在所有外资企业中，应该特别关注韩资，因为目前危机已从美国、欧洲蔓延到一些新兴市场，特别是那些原来表现最突出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果韩国再次陷入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那样的危机，我国的山东、江苏和东北，尤其是山东肯定是最大的受害者。
截至2007年，韩国已连续数年成为山东最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2006、2007年该省吸收韩国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分别超过48亿美元和21亿美元。
梅新育同时指出，在华外资企业的负债普遍较高。如2006年全国三资企业资产负债率56.28%，其中流动负债占资产的47.71%，外资企业的母国经济危机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中国的信贷包括银行信贷，以及国内供货商应收账款都可能悬空。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发生，最典型的是2005年韩国三宝电脑株式会社向韩国政府申请破产清算。
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同样令人担忧。据梅新育称，目前我国外资企业总就业人数超过42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0%，外资企业陷入泥潭，这数千万员工中的相当一部分，将不得不面对丢掉工作的残酷现实。
新闻DNA
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乃至衍生金融工具和各种金融产品的膨胀，只不过是货币发行过多的一种表现和必然结果
美元绑架了世界经济？
爆发于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令一向自诩为完美无瑕的美国金融体制形象在一夜间崩塌。
与此同时，美国发行7000亿美元国债“救市”的计划，也被人们指责为转嫁危机的自利做法，因为泛滥的美元将引发全球特别是美元债权国的通货膨胀。手中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将面临两难选择：要么任由美国经济衰落，让手中的美元变为“废纸”，要么为华尔街的疯狂买单。
大型商业银行深陷负债“黑洞”
直到目前为止，美国斥资7000亿美元“救市”仍未看到明显效果，有中国经济学者担心，次级债危机正有愈演愈烈之势。
宏源证券结构融资部总经理宋鸿兵认为，下一步次级债危机有可能向企业债中的垃圾债券蔓延，进而重创美国的商业银行。
次级债只是美国庞大债务中的一小部分。美国整个债券市场包括几大部分：首先是10万亿美元的国债和20万亿美元的企业债，还有12.5亿美元的房地产债务，以及信用卡债和一些州政府的贷款等等。
“两三个月以前这些债务问题似乎还不大，但现在美国次级债的违约率正在急速上升，未来六个月内垃圾债权将可能超过10%，” 宋鸿兵表示，“如果这一切发生了，将严重地影响全球金融市场。”
宋相信，企业债中垃圾债券的违约率急升将重创美国的商业银行。现在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给居民存款提供担保，是一种紧急预防措施，以预防明年上半年出现横扫欧美的银行支付危机，但垃圾债券违约率上升不可逆转，原因是这些机构在CDS（信贷违约掉期）市场上的豪赌失手，而他们正是保护着美国五大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外围机构。可以预料，美国各大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将爆出一个非常大的黑洞，世界商业银行体系内没有足够资金填补，这些商业银行被迫加快变卖资产的速度和规模，导致整个资本市场陷入抛售危机，出现第二波严重的萎缩。
宋鸿兵预测，明年上半年上述问题有可能恶化，五大商业银行中的一家或两家将资不抵债，激发恐慌的欧美老百姓的挤兑浪潮。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再爆“猛料”：“人们现在看到的是由房地产次级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尚不知道的事实，美国还有一个规模在1万亿美元左右的次次级房贷，它的贷款人如杂货铺店主等甚至连收入证明都没有，而是靠中介包装从银行‘骗’来贷款。”
“这些贷款前5年不需要支付利息，5年后开始偿付远高于市场水平的利息。”郎说，“利息如此之高，贷款人很难有偿付能力，这将对市场再次造成冲击。”
都是钱多惹的祸
对于这场危机的根源，各国政府和学者将矛头直指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认为次级债危机的爆发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发行缺乏自律所造成的。
10月14日，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指出，目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市场缺乏有效监管所导致的结果，这一体系的崩溃实际上可以被解释为是对金融市场有序性的一种否定。
1971年，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崩溃，同时宣布了浮动汇率时代的到来。与黄金脱钩的美元犹如脱缰野马，其发行数量不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从此美国进入“双赤字”时代。
具体来说，得益于美元本位制，美国可以自己印钞票支付贸易的巨大逆差，长期保持巨额贸易赤字，而包括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对美贸易顺差国，则把美元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美元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导致逆差继续扩大。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表示，华尔街之所以制造出那么多金融衍生品，是因为各国巨额的储蓄加上实行低利率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银行、保险公司手里拿着大把的钱，总要寻求回报，于是就进入以前从未进入的领域，承担更高的风险，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许进一步指出，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乃至衍生金融工具和各种金融产品的膨胀，只不过是货币发行过多的一种表现和必然结果。
“一切都是钱多惹的祸，当务之急是要监管‘监管者’，不能让美国的中央银行随意地发行货币。”许强调。
宋鸿兵也认为，美国的双赤字（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从普通生活常识来看是不可能持续的。
“比如一个月挣一万块钱却花掉一万二，这你能做到吗？但美国人能永远透支，这是常识性的错误，”宋说，“而且他们相信美国的货币地位不会动摇，这也是常识性的错误，发展到这一步全球金融体系就会瘫痪了。”
旧经济秩序：维持还是重建？
“此次由华尔街引爆的全球金融海啸，预示着一个长达数百年、广泛影响全世界甚至改变过不少国家命运的思潮已经破产。”自由经济学家、《环球财经》主编向松祚博士说，“被金融海啸席卷而去的，将不仅仅是华尔街庞大的赚钱机器和赚钱模式，它还将颠覆笼罩在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
向松祚为这种迷信思潮取了一个简洁的名称，叫做“新蒙昧主义”，其体现在经济、金融和货币领域，便是所谓“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之后美国和IMF在试图蛮横地改造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完全不顾各国实际的极端政策措施。”向说，“所以人们才将其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尽管各国经济界都已认识到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带来的种种弊端，但目前仍无更好的替代方案。有学者表示，人们倾向于用一揽子货币或“世界元”取代美元，不过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建立在美国拥有的世界超级经济、军事霸权之上的，这一基础没被破坏之前，很难撼动其地位。欧元虽一度被认为可以取代美元，但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欧元区的经济政策在制定、执行过程中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欧元尚难当如此重任。
“如果美国用财政和经济手段无法重建它的霸权和恢复它的地位，很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更大的冒险手段，比如可能在欧洲、中东甚至是亚洲其他地区制造较大的军事冒险，强制引导这些地区的资本回流美国，进行所谓的‘美国霸权重建’。”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彭晓光表示。
新闻视野
鳄鱼的眼泪：格林斯潘沮丧的背后
“我不知道（次级债危机）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非常沮丧。”10月23日，当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作证时，受到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亨利·韦克斯曼的一再诘问。格林斯潘被迫承认犯了“局部”的错误，没有对信贷违约掉期市场进行监管。
没有人会想到，就在格林斯潘“真诚”认错的那一刻，他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新雇主赚了数亿甚至数十亿的美元。
格林斯潘：次级债风暴始作俑者
当格林斯潘2006年1月31日从美联储主席位子上退休时，还不知道什么叫“人走茶凉”。这位曾被尊为“史上最伟大的央行行长”、“货币政策制定者典范”的“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掌舵人”，很快便为自己任上的施政政策饱受攻击和质疑。
正如西雅图弗莱肯施泰冈资本管理公司总裁威廉·弗莱肯施泰冈在《格林斯潘的泡沫：美国经济灾难真相》一书中所批评的那样：“格林斯潘遗留下的将是一个变幻莫测、难以驾驭，让许多人随后伤痕累累的金融世界。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格林斯潘不是‘艺术大师’，他是导致美国滑向金融泥沼的头领。”
加拿大TD资产公司投资管理副总裁吴雅楠指出，“9·11”和高科技泡沫之后，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和给市场注入信心，保持了低利率环境，美联储利率在2003 年甚至降至1%。如此低的利率环境，令银行不计风险的借贷，导致房市空前繁荣，全球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总值在5年之内翻了近一番。
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为追求高回报，金融机构为追求高利润，结构性金融产品应运而生。在这些产品中，劣质信用和隐藏风险被包装，借用杠杆将回报放大，与此同时，风险也相应放大。
吴雅楠指出，由于缺乏有效监管，隐藏的风险放任自流，而金融机构互相追风，结构性金融产品如同赶时髦一样被广泛承销，杠杆也不断加大。已爆发危机的贝尔斯登和雷曼的杠杆比率曾高达33倍，即使今天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仍然分别有25和24倍的杠杆。当房市泡沫破裂时，这一切便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殃及整个金融市场。
“这场金融危机的总源头便是美联储，始作俑者是艾伦·格林斯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一次公开会议中毫不客气地表示，“格林斯潘说‘美国碰上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百年不遇的美联储主席——您本人。”
保尔森基金：新雇主大发“危机财”
在那次作证会上，格林斯潘按照事先拟好的发言稿宣称，银行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感到难以置信”。他还提醒人们关注这场危机的经济影响，声称“真不知道我们怎么能避免裁员和失业人数大增”。
然而，这位“悲天悯人”的次级债风暴始作俑者感慨归感慨，并不妨碍他在新雇主那里获得酬劳。今年1月份，格林斯潘受聘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担任投资顾问一职，具体工作是在影响金融市场的因素方面，向该公司的投资管理团队提供建议。依照与该公司的协议，格林斯潘将不能向其他对冲基金公司提供类似的咨询服务。至于格林斯潘的薪酬待遇以及聘用年限，答案是“保密”！
那么，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又是何方神圣？据美国《交易员月刊》披露，该公司掌舵人约翰·保尔森名列2007年度美国收入最高的前10名对冲基金经理之首，全年个人收益37亿美元，荣登“华尔街历史上年收入最高的投资经理”宝座。
保尔森靠什么在市场上赚得了那么多钱呢？答案正是让贝尔斯登、雷曼、美林、瑞银这些顶级华尔街投行巨亏的美国次贷市场。
2006年7月，保尔森开始建仓他的第一只机会基金(credit opportunity fund)，投资策略是通过买入 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贷违约掉期）做空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务，这使他在2007年第一个季度就赚得71%的回报。 2007年1月保尔森对冲基金成立了第二只“信用机会”基金，继续看空次级房屋贷款市场。
仅2007年一年，保尔森的第一只看空信贷市场的基金净值便上升了590%，第二只则上升了350%。2007年初，保尔森旗下基金共管理70亿美元资产，去年一年投资者蜂拥进入，到2007年底，算上基金投资增值，保尔森基金共管理资产达280亿美元，迅速进入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行列。
做空次级债：华尔街“秃鹫”生存法则
“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们都被视为食腐肉的‘秃鹫’，因为他们往往是在哀鸿遍野的状况下获得惊人收益。”一位私募基金人士告诉记者。
该人士称，保尔森基金管理资产之所以在次贷风潮中增值，靠的就是沽空次级债券市场，而完成这一操作的则是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称的金融衍生产品。
本轮次级债风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近年来颇受欢迎的标准化信贷衍生产品：ABX与CDS——两种投行与大机构私下交易（柜台交易）的衍生产品。 2006年7月，保尔森开始建仓他的第一只机会基金(credit opportunity fund)，投资策略是通过买入信贷违约掉期(CDS)做空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务。
“看空次贷市场并不难，难点在于实施，作为局外人其实也很难了解保尔森基金的具体操作手法。不然，对冲基金教父级人物索罗斯也不会屈尊请保尔森吃饭，讨教其在次贷中大赚的诀窍了。”这位投行人士表示。
这位投行人士认为，以保尔森对冲基金为首的华尔街“秃鹫”，在做空次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投资银行、银行、保险公司造成冲击，加速市场的崩溃，这种做法与1998年索罗斯基金冲击亚洲金融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格林斯潘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在任内埋下引发次级债危机的“地雷”后，随后又投身于从这场危机中牟利的对冲基金，难免会引发人们的不满。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 张景宇采写本报实习生梁宵对本文亦有贡献
专家在线
“经济霸权”仍藏最后底牌
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全球金融新秩序”只是幻想
《中国经营报》：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金融衍生品几十年来的过度膨胀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那么其不断膨胀的过程是怎样的？
王建：上世纪 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不再以从事物质生产为主，资本运行的主体开始脱离产业而在金融市场运行，主要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创新来制造金融产品，像CDO、CDS，也就是贷款的证券化。然后用这种金融资产跟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做交换，我们这些国家和他们不一样，还基本上处于物质生产的阶段，新全球化时代就这样展开了。
新全球时代形成了两个交换的环流：一个是我们出口换回美元；一个是我们用美元换回金融资产，这是两个并行的过程，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货币是交换物质产品的媒介，而现在货币既交换物质产品，又交换金融产品。这就使得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我们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而我们的外汇并没有锁在外管局的保险柜里，而是换成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金融产品。
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可以脱离物质产品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说过，资本是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霉的事情，它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而虚拟经济就是这样一种方式，不用搞物质生产，只要搞一些创新，创造出一些金融产品，利用金融杠杆，把这个泡泡吹大。美国的房贷、工商贷款等各种贷款加起来只有20万亿美元，却在这个上面搭起了一个400万亿美元的金融大厦，然后用这些泡泡来跟我们交换。这是非常轻松的赚钱方式。
《中国经营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甚至提出要成立全球性的金融监管机构，你认为这种建议是否可 行？
王建：是不是要有金融创新？要有新秩序？那么我就要问，美国会不会放弃这种方式，或者说资本会不会放弃这种牟利方式呢？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资本的利益，就是全球每年一万亿元的净储蓄归谁所有？比如说每年美国一般条件下有9000亿美元的逆差，就是通过吹泡泡的方式，用生产金融产品的方式和我们做交换的，全球有九成的虚拟经济利益都归了美国，谁看了不眼馋？比如说欧盟，他们也有很大的贸易逆差，他们就不想占有这么大的虚拟资本的利益吗？所以现在欧盟的想法就是趁着美元衰落的时候，要夺美元的霸权。但是，美元衰落的时候，发达国家没有其他办法，还是继续用吹泡泡的方法维护资本利益。所谓世界资本主义新秩序的建立也就不用谈了，都是空想。
另外我认为，当美国已经黔驴技穷，利率降到一个百分点，降无可降的时候怎么办呢？最后的经济手段没有了，可能就要使用军事手段。美国现在的军事力量是全球最强大的，他的军费差不多是其他国家之和，这时候他就要把军事力量变现。如何做呢？有很多的手段，比如控制全球的石油通道。美国有12个航母舰队，能够非常方便地把各个海峡都封锁起来，同时也可以制造某些威胁。美国发动科索沃等战争，其实打的都是欧元，一打仗其他国家就恐慌，而资本持有人首先需要的是安全，美国通过他的军事实力就可以维护美元霸权的持续。
《中国经营报》：就是说欧洲现在讲建立新的金融秩序，目的是要推动欧元成为最重要的世界货币？
王建：最近法国总统萨科齐到美国建议召开全球性的金融会议，小布什讲的还是维持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但萨科齐就讲我们不能坐在老船上走过去的路，可见他们的诉求完全不同。今年12月份要在华盛顿召开全球金融秩序的讨论会，我认为将是一个美欧的公开分裂会议。
过去我们买美元，是因为美元资产强，其升值前景最好，那我们就会向美国销售产品，交换美元，形成之前说的两个环流。这两个环流主要是朝向美国的，应该占到六成。而如果我们认为欧元资产强，我们就愿意买欧元资产，而不会再把顺差给美国。现在欧洲国家的贸易逆差也在拉大，就像德国，过去是顺差冠军，但最近几年对中国，每年都是百亿元以上的逆差；英国对中国已经有十几年的贸易逆差，法国也有两三年了。他们这些逆差靠什么弥补？就要考虑像美国那样，享受虚拟资本利益，给你提供一个资产池，最安全的，也是增值前景最好的，那别人就会拿钱来买我的资产，我就有钱去买你的物质商品。把美元打压下去，那全球的净储蓄就归了欧洲人。
过去一战、二战，大家都在争产品市场，因为都是过剩型经济，同时还要争夺资源，所以既是商品输出，又是资本输出。现在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不是来自于物质产业，而是来自于虚拟经济利益，主要是夺货币霸权。货币强，以这种货币计价的资本就强，大家都会去购买。所以我认为关于建立全球新秩序之类的话都是发烧说胡话。
“虚拟经济”难测深浅
《中国经营报》：金融市场或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产业链的利润分配的影响是什么？如何产生？
王建：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在实体经济中，产业转移起源于冷战的结束。冷战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对立，也导致了经济上的隔绝，这种隔绝有两层：一层是东西方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没有贸易往来；第二层是南北的隔绝，二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都成了主权国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靠近社会主义的，这也导致了南北之间经济往来较少。发达国家之间就变成了水平分工体系，比如说波音飞机是美国生产的，但零件却在欧洲许多国家生产，汽车、各种机器设备也是一样，就是零部件级的分工，这就是刚刚获得诺奖的克鲁格曼所讲的，他的一个理论贡献就是规模经济、分工制作，把成本降到最低。
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间没有意识形态的阻隔了，生产要素就开始向我们转移，到中国、印度、越南生产，非常便宜。比如耐克鞋，沃尔玛在中国5美元收走，到美国可以卖到120美元，增长了近60倍。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的劳动力、土地价格高。这样一来，在跨国的贸易中，就在两种价格体系之间产生了一块新利润，这块利益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拿去了，所以他们愿意把产业向中国等国家转移。
而产业转移之后西方国家自身就形成了空心化，这就是美国发展虚拟经济的动力源。一方面，美国的上市公司通过生产转移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因此股值被拉升；另一方面，靠衍生工具的杠杆放大作用，比如只有800亿元的资本金，却敢做5 万亿元的生意，生产金融产品再跟我们做交换。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评价虚拟经济的利与弊？
王建：不是说所有的金融创新都不好，倒洗澡水不能把里面的孩子也倒掉，好东西应该留下，但金融监管一定要到位，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因为金融创新脱离了监管。现在为什么各国央行站出来直接给企业融资，央行大量购入短期融资所需的商业票据，因为大家不敢做生意，不知道对手方拿了多少烂资产，整个金融市场是不透明的，很多主体是不透明的。大家知道银行贷款是受监管的，但投行却基本不受监管，很多都是柜台外交易，而其数量又非常庞大，我把钱借给你，如果因为你有更大的窟窿倒了，那我怎么办？这种担心就导致了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枯竭。因此我们要吸取的教训，就是要做一个透明的市场。
现在的金融市场好比一条刚刚下过雨的街道，上面积了一层很混的水，我们不知道下面是平坦的马路还是深坑，只好选择绕道走，或许水很浅连鞋跟都湿不了，但我们不知道。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几十年来，没有人对这种缺乏监管的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提出预警呢？或者说没有人捅破这个泡泡呢？
王建：原因很简单。这里面有利益共同体的因素在作怪。其实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贸易逆差只有几百亿美元，80年代初是几十亿美元，到现在快上万亿美元了，它靠什么做得这么大，美国国内的生产越来越少，进口越来越多，消费每年都在增长，它享受了那么多的利益，不正是因为享受了这个巨大的泡沫吗，这不正是所有美国人的利益所在吗？美国从上到下，从大老板到小老百姓都是获益者。什么是次贷？没有稳定收入的人都可以申请贷款买到一所大房子，反映了整个国家都在享受泡沫带来的利益。当然不会有人去捅破这个泡沫，所以美国人今天要承担这样的结果。
实体经济下滑未见尽头
《中国经营报》：对金融危机接下来的发展你怎么预测，它是否会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各国的救市举措能否奏效？
王建：当然会影响到实体经济。只有那边的泡沫吹大，我们的生产过剩才有出路。之前之所以在中国没有酿成危机，就是因为西方出现了这样一个虚拟资本主义的怪物，它把我们生产的产品吃掉了，然后给了我们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票子。因此避免了我们的危机。
而现在，那边的需求萎缩了。我们生产过剩的危机也就开始露头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了消费品的过剩，现在又开始转向重工业品、生产资料的全面过剩，比如钢铁、有色金属、玻璃、机械等过剩得相当厉害。
我认为政府救市的作用不大。现在利率减到1个百分点股市仍在跌，然后提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还要扩大到9000亿美元，还提出了减税等方案，但美国经济仍然在下滑。人们的信心来自自身的社会经验，如果大家看到不断有投行和对冲基金倒下去，生产在萎缩，那么信心从何而来？
我认为此次美国经济会呈现L形，不是V形、U形或l形，下滑之后什么时候能够复苏，无从知晓。
小资料
“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解体
美元国际地位的确立主要是基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协定》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基本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的汇率制度，并可按照35美元/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这种制度下，世界黄金控制在美国的手中，其发行的纸币 ——美元取代过去黄金的作用，美元与黄金等同，共同构筑国际储备资产。
此后，由于海外军费巨增，国际收支连年逆差，美国的黄金储备源源外流。到1971年时，美国的黄金储备(102.1亿美元)仅是其对外流动负债(678亿美元)的15.05%。此时美国已完全丧失了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能力。于是，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
金融风暴当前
金融风暴当前
老欧洲 新问题
作者：陶短房 2008-10-13 22:30:48
美国国会和政府批准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非但没令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稍息”，反倒激发起更大的惊涛骇浪，华尔街自作自受，无需多说，一洋之隔的欧洲也引发了连锁性、循环性的大恐慌，英、法、德等主要国家股市轮番暴跌，一向富庶平稳的北欧小国冰岛竟爆出举国财政破产的骇人新闻，金融家、政治家牵挂着银行、企业、股市、国家财政的命运，而普通欧洲人则惦记着自己的金融投资、甚至银行存款的安全，“救市”、“统一立场”、“协调行动”等，成为媒体连篇累牍的热门词语。
欧洲内部难以团结
可是说得纵然热闹，欧洲各国的立场似乎总也统一不起来。
法国总统萨科奇和财长拉加德盛赞美国救市计划“从整体上是强有力的”、“有助于国际金融秩序稳定”，主张积极配合，全面效仿；而欧洲银行行长特里谢则坚决反对，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画饼充饥 ”；在许多问题上和萨科奇配合默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大唱反调，认为在响应之前应先“追究始作俑者的责任”，确保这类事件不再重演。当各国普通民众对个人储蓄安全的担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之际，爱尔兰、法国先后宣布“无限额”担保个人储蓄安全，荷兰、西班牙、奥地利、希腊、比利时则担保10万欧元/ 人，而英国不但反对扩大类似担保，还对率先这样做的爱尔兰口诛笔伐。
10月3日，欧盟四个G8成员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为应对危机、协调立场，在巴黎召开了“4+3”小型峰会，然而峰会除了大而化之地强调“团结”、“行动”外一无所获，激烈的争执反倒给外界以不团结、无行动的印象：法、意两国提出筹集欧盟的救市基金，以应对极可能到来的金融风暴，而英、德两国则极力反对，被排斥在峰会之外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则不仅反对峰会上的各种应对方案，而且连这个“无代表性”的峰会本身也反对。
10月7日，欧盟27国财长会议经过激烈争执，终于拿出了一个包括3点内容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共识，即第一，把银行倒闭时对个人储户存款的最低保证额由现在的2万欧元提高到5万欧元；第二，在年底前完成新的欧盟会计准则修改工作；第三，向陷入困境的银行注资。然而在瞬息万变的形势面前，这个3点共识显得迂阔而颟顸：27国中已有7国的存款保证金额突破5万；日日暴跌的股市和层出不穷的金融破产新闻，让人怀疑欧洲能否等得及年底才出炉的新会计准则；至于向银行注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谈何容易，比利时富通并购案一波三折，好容易才有点眉目，英国刚刚推出的、针对8家国内大银行的部分国有化注资案，首期投入500亿英镑，预计追加投入2000亿英镑，以英国与美国国力财力之悬殊对比，如此计划究竟有多少操作性实在令人怀疑，而在全欧盟推广，其难度更不啻九天揽月。
几大国各怀心思
其实，欧洲各国在救市问题上反应迟缓，其根本原因是它们处于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
和美国不同的是，处于国际金融链中端的欧洲，不但要担心金融市场自身的危机，更要担心金融风暴累及实体经济。
由于银行大量破产，证券市场融资困难，欧洲大量实体企业正常资金流转需求得不到满足，业绩下滑，导致股票市盈率倍数上升，而这又引发进一步的股价下跌和金融恐慌，产生恶性循环；由于证券贬值、楼市下滑导致居民财富缩水，银行频频陷入危机导致欧洲人不安全感增加，企业大量裁员导致失业率上升，这一切都造成消费缩水、投资和存款意愿下降的恶果，并同样引发恶性循环和连锁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各国不得不认真应付两个问题：提高本国企业（首先是金融企业）的竞争力和确保本国储户的储蓄安全，唯如此，才能一方面稳住市场和社会信心，另一方面固本培元，从根本上避开金融风暴的冲击。
问题在于由于欧盟的特殊性，这两点是互相矛盾的。
英国等国之所以激烈反对提高储蓄保证额，并对爱尔兰等国的“擅自行动”愤慨不已，正是因为这些行为必将导致本国储户流失和本国银行经营恶化，而爱尔兰等国家国小财薄，类似英国那样的大手笔，只能将本国经济加速拖垮。正如特里谢所言，欧盟并没有统一财务预算，也非联邦实体，整体救市根本不切实际，甚至一刀切的储蓄保证金额都切不平，更深刻的统一救市方案命运如何，不问可知。
欧洲各国经济金融形势各异，经济管理体制也五花八门，有的经济衰退需要金融刺激，有的东欧国家却嫌经济过热正欲紧缩银根，加上几个大国各怀心思，互不相让，类似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提出设立27国共同基金救市的计划，只能在一片争吵中被束诸高阁。
更严重的是，时间不等人，美国的救市计划即将全面展开，在这方面欧洲同样陷入两难：倘计划有效，大批国际热钱势必源源被吸入美国金融圈，这将导致欧洲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失血，造成诸多经济问题；倘计划无效，金融风暴势必愈演愈烈，对欧洲各国也必将构成更严峻的现实压力。
在严峻形势面前，欧洲各国一方面左右摇摆，另一方面也开始摸索前进。虽然“3+4”峰会通过的“共识”被法国《回声报》讥讽为“不干预的共识”（4国共同认为各国应保持救市的自主性），但10月7日27国财长会议终于还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反对政府金融干预、反对提高储蓄担保金率的英国，现在不但认可了欧盟方案，而且率先拿出了向本国银行注资救市的答卷。覆巢无完卵，危机面前，容不得更多的彷徨。
10月初，以日内瓦高等研究院维普罗兹领衔的250位著名经济学家上书欧盟，呼吁欧洲团结一致，出手挽全球金融危机狂澜于既倒。然而将济天下者必先自救，欧盟倘不能尽快摆脱目前这种进退彷徨、取舍维艰的窘境，挽救全球金融、经济，恐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作者为旅加学者
老欧洲 新问题
作者：陶短房 2008-10-13 22:30:48
美国国会和政府批准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非但没令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稍息”，反倒激发起更大的惊涛骇浪，华尔街自作自受，无需多说，一洋之隔的欧洲也引发了连锁性、循环性的大恐慌，英、法、德等主要国家股市轮番暴跌，一向富庶平稳的北欧小国冰岛竟爆出举国财政破产的骇人新闻，金融家、政治家牵挂着银行、企业、股市、国家财政的命运，而普通欧洲人则惦记着自己的金融投资、甚至银行存款的安全，“救市”、“统一立场”、“协调行动”等，成为媒体连篇累牍的热门词语。
欧洲内部难以团结
可是说得纵然热闹，欧洲各国的立场似乎总也统一不起来。
法国总统萨科奇和财长拉加德盛赞美国救市计划“从整体上是强有力的”、“有助于国际金融秩序稳定”，主张积极配合，全面效仿；而欧洲银行行长特里谢则坚决反对，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画饼充饥 ”；在许多问题上和萨科奇配合默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大唱反调，认为在响应之前应先“追究始作俑者的责任”，确保这类事件不再重演。当各国普通民众对个人储蓄安全的担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之际，爱尔兰、法国先后宣布“无限额”担保个人储蓄安全，荷兰、西班牙、奥地利、希腊、比利时则担保10万欧元/ 人，而英国不但反对扩大类似担保，还对率先这样做的爱尔兰口诛笔伐。
10月3日，欧盟四个G8成员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为应对危机、协调立场，在巴黎召开了“4+3”小型峰会，然而峰会除了大而化之地强调“团结”、“行动”外一无所获，激烈的争执反倒给外界以不团结、无行动的印象：法、意两国提出筹集欧盟的救市基金，以应对极可能到来的金融风暴，而英、德两国则极力反对，被排斥在峰会之外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则不仅反对峰会上的各种应对方案，而且连这个“无代表性”的峰会本身也反对。
10月7日，欧盟27国财长会议经过激烈争执，终于拿出了一个包括3点内容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共识，即第一，把银行倒闭时对个人储户存款的最低保证额由现在的2万欧元提高到5万欧元；第二，在年底前完成新的欧盟会计准则修改工作；第三，向陷入困境的银行注资。然而在瞬息万变的形势面前，这个3点共识显得迂阔而颟顸：27国中已有7国的存款保证金额突破5万；日日暴跌的股市和层出不穷的金融破产新闻，让人怀疑欧洲能否等得及年底才出炉的新会计准则；至于向银行注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谈何容易，比利时富通并购案一波三折，好容易才有点眉目，英国刚刚推出的、针对8家国内大银行的部分国有化注资案，首期投入500亿英镑，预计追加投入2000亿英镑，以英国与美国国力财力之悬殊对比，如此计划究竟有多少操作性实在令人怀疑，而在全欧盟推广，其难度更不啻九天揽月。
几大国各怀心思
其实，欧洲各国在救市问题上反应迟缓，其根本原因是它们处于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
和美国不同的是，处于国际金融链中端的欧洲，不但要担心金融市场自身的危机，更要担心金融风暴累及实体经济。
由于银行大量破产，证券市场融资困难，欧洲大量实体企业正常资金流转需求得不到满足，业绩下滑，导致股票市盈率倍数上升，而这又引发进一步的股价下跌和金融恐慌，产生恶性循环；由于证券贬值、楼市下滑导致居民财富缩水，银行频频陷入危机导致欧洲人不安全感增加，企业大量裁员导致失业率上升，这一切都造成消费缩水、投资和存款意愿下降的恶果，并同样引发恶性循环和连锁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各国不得不认真应付两个问题：提高本国企业（首先是金融企业）的竞争力和确保本国储户的储蓄安全，唯如此，才能一方面稳住市场和社会信心，另一方面固本培元，从根本上避开金融风暴的冲击。
问题在于由于欧盟的特殊性，这两点是互相矛盾的。
英国等国之所以激烈反对提高储蓄保证额，并对爱尔兰等国的“擅自行动”愤慨不已，正是因为这些行为必将导致本国储户流失和本国银行经营恶化，而爱尔兰等国家国小财薄，类似英国那样的大手笔，只能将本国经济加速拖垮。正如特里谢所言，欧盟并没有统一财务预算，也非联邦实体，整体救市根本不切实际，甚至一刀切的储蓄保证金额都切不平，更深刻的统一救市方案命运如何，不问可知。
欧洲各国经济金融形势各异，经济管理体制也五花八门，有的经济衰退需要金融刺激，有的东欧国家却嫌经济过热正欲紧缩银根，加上几个大国各怀心思，互不相让，类似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提出设立27国共同基金救市的计划，只能在一片争吵中被束诸高阁。
更严重的是，时间不等人，美国的救市计划即将全面展开，在这方面欧洲同样陷入两难：倘计划有效，大批国际热钱势必源源被吸入美国金融圈，这将导致欧洲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失血，造成诸多经济问题；倘计划无效，金融风暴势必愈演愈烈，对欧洲各国也必将构成更严峻的现实压力。
在严峻形势面前，欧洲各国一方面左右摇摆，另一方面也开始摸索前进。虽然“3+4”峰会通过的“共识”被法国《回声报》讥讽为“不干预的共识”（4国共同认为各国应保持救市的自主性），但10月7日27国财长会议终于还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反对政府金融干预、反对提高储蓄担保金率的英国，现在不但认可了欧盟方案，而且率先拿出了向本国银行注资救市的答卷。覆巢无完卵，危机面前，容不得更多的彷徨。
10月初，以日内瓦高等研究院维普罗兹领衔的250位著名经济学家上书欧盟，呼吁欧洲团结一致，出手挽全球金融危机狂澜于既倒。然而将济天下者必先自救，欧盟倘不能尽快摆脱目前这种进退彷徨、取舍维艰的窘境，挽救全球金融、经济，恐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作者为旅加学者
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如何实现
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如何实现
作者：张晓山 2008-10-20 9:18:33
编者按
十七届三中全会聚焦农村，中国改革30年后也再次从农村上路。而与30年前相似的是，农村改革的主要问题仍纠结于土地之中。土地经营是否直接向资本开放？农地转非收益如何分配？……本期，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加之他在上篇中“谁来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权利？”的追问，其实都在试图回答农民在未来改革中的土地财产权利如何实现的问题。而这正是30年后再次启动农村改革“冻土层”的关键。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本质就是适应时代发展，探索更加公平、有效的农村各类土地不同的市场化形式。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农地转非中的收益分配、农村宅基地的权属问题则是其中亟待突破的几个重要方面。
向龙头企业还是向专业农户集中
中央一直倡导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并提出要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国家的法律亦有明确的规定。 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专门用一节19项条款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在农户自愿、有偿的前提下依法进行，防止片面追求土地集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部门要加强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完善土地流转合同、登记、备案等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培育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市场环境。
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都有明确的阐述，关键是如何具体化，使双方都能信守土地流转合同，切实保护转出方和转入方的利益，特别是使转入方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能在转入的土地上放心投资，从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实现规模经济。
发展现代农业的一种思路就是要在农村中培育农业企业家，促使一部分有能力、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能在农业中创业、致富和发展，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发展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使他们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和主力军。
但在发展现代农业时，长期以来也存在另一种思路和做法，认为现代农业的主体形式应当是企业，要形成一大批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企业。在一些地方，大公司进入农业，取得大片农地的使用权，直接雇工从事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一些利益相关者还在基本农田的利用形式上做文章，违规操作，搞乡村酒店、度假村和房地产等。与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大规模租赁农户承包地相联系的是从事农业的主体由家庭经营转为雇佣工人，有些地方也提出大力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鼓励和支持农民向农业产业工人转变。
针对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出现的问题，2001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规定该《通知》一直要传达到村一级。《通知》指出，中央的政策十分明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同时还明确：“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强迫农户放弃承包权或改变承包合同。” （《人民日报》第二版，2002年1月10日）。而 1个月之后，《人民日报》又报道和赞扬了福建省惠安县“走马埭农业示范区”大公司参与土地经营，“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人民日报》，2002年2月 11日，第二版）。在这个问题上，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实践中的不同做法的争论可能将长期进行下去。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决防止和纠正强迫农民流转、通过流转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等问题，依法制止乡、村组织通过“反租倒包”等形式侵犯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行为。
在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上，有一点应该明确，在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发展规模经营的同时，必须防止一些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名，圈占农民的土地、损害和侵犯农民经济利益的事件发生。
农地转非增值收益如何分配
无论是农用土地的使用，如促进土地规模经营、连片开发，还是非农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企业用地、水利用地、道路用地，也包括公益事业用地等）的开发利用，当前各地在实践中都在进行各种探索和试验。一些探索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与现行法律和政策不协调甚至相违背的地方。同时，在这种试验和探索的过程中，侵犯农民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保护耕地，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土地问题上，各地对中央政府的号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表现得最为突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受到极大挑战。
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运作程序问题主要的争论是集体建设用地能否入市。
2005年6月，广东以省长令的形式颁布《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于该年10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这部地方规章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与国有建设用地一样，按“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通过招、拍、挂等方式进行土地交易。在此之前，珠三角地区通过流转的方式使用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实际已超过集体建设用地的50%，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土地隐形市场。
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其中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的实施实际上是对该法的修正，于是有人撰文指出，“此举一出，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将受到挑战，程序正面临着惨遭破坏的危险” 。
在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时，比运作程序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增值收益的分配。
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一部分农地要转为非农用地；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农村地区社会组织结构和空间分布出现了“三减一增”的趋向，即村庄人口总数、行政村个数和自然村数量逐步减少，村庄平均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在这个大趋势下，再通过乡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的引导，一些自然村出现了合并集中，中心村和小城镇逐渐成为农村人口集聚的中心。 通过撤乡并镇、土地整治和村庄建设，农村必将增加一部分土地。
关于农地转非后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一种观点是“涨价归公”；另一种观点是“涨价归私 ”； 我个人同意第三种观点，“私公兼顾”，即公平分配农地自然增值。在公平补偿失地者的前提下，将土地自然增值的剩余部分主要用于支援全国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并兼及城镇建设 。
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建设用地税费提高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 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再次强调，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
但好的政策关键在于落实。真正属于公共利益的强制性的征地，也必须遵守“征地按市价补偿”的基本原则，按市场形成的集体建设用地价格，给农民以补偿，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第42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第132条规定，“ 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42条第2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这就从法律上保障了集体的成员（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
农村宅基地的权属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民宅基地以及住房的权属问题逐渐突出。《物权法》对此也没有明确规定。2007年12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土地搞房地产开发。国土资源部2007年12月14日也重申了这点。
回溯历史，1962年9月27日颁布的《人民公社60条》的第21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第45条也规定，“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此后1963年3月20日，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提出，“ 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如房屋、树木、厂棚、猪圈、厕所等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租赁房屋的权利。房屋出卖以后，宅基地的使用权即随之转移给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
现实情况是许多城市郊区的农村已经成为混居社会；传统农村社会结构解体。农村的房屋也由不同类型的人口居住。如根据北京市第二次农业普查， 村以下居住人口 501万，比上一次普查增加101万人。其中260万人是本市农业户籍人口，83万人是本市非农业人口，130多万人属于外地常住人口，农民有31万人已进城居住。即在501万人中，31% 是外地人口，16.6%是本市非农业人口，本地 农民占52%。不同的居住构成必然要求房屋的产权发生变化，而房与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宅基地的权属问题无法回避。如果今后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保持宅基地的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宅基地使用权能与其附着物一起进入市场，则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将大大增加。
探索农村集体的成员——从事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经济形态之中的几种类型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土地被征用或占用的农民、进城打工的农民）——对农村各类不同土地的财产权利的不同实现形式。这种探索对农民来说既是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可以说，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作者：张晓山 2008-10-20 9:18:33
编者按
十七届三中全会聚焦农村，中国改革30年后也再次从农村上路。而与30年前相似的是，农村改革的主要问题仍纠结于土地之中。土地经营是否直接向资本开放？农地转非收益如何分配？……本期，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加之他在上篇中“谁来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权利？”的追问，其实都在试图回答农民在未来改革中的土地财产权利如何实现的问题。而这正是30年后再次启动农村改革“冻土层”的关键。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本质就是适应时代发展，探索更加公平、有效的农村各类土地不同的市场化形式。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农地转非中的收益分配、农村宅基地的权属问题则是其中亟待突破的几个重要方面。
向龙头企业还是向专业农户集中
中央一直倡导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并提出要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国家的法律亦有明确的规定。 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专门用一节19项条款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在农户自愿、有偿的前提下依法进行，防止片面追求土地集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部门要加强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完善土地流转合同、登记、备案等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培育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市场环境。
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都有明确的阐述，关键是如何具体化，使双方都能信守土地流转合同，切实保护转出方和转入方的利益，特别是使转入方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能在转入的土地上放心投资，从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实现规模经济。
发展现代农业的一种思路就是要在农村中培育农业企业家，促使一部分有能力、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能在农业中创业、致富和发展，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发展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使他们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和主力军。
但在发展现代农业时，长期以来也存在另一种思路和做法，认为现代农业的主体形式应当是企业，要形成一大批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企业。在一些地方，大公司进入农业，取得大片农地的使用权，直接雇工从事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一些利益相关者还在基本农田的利用形式上做文章，违规操作，搞乡村酒店、度假村和房地产等。与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大规模租赁农户承包地相联系的是从事农业的主体由家庭经营转为雇佣工人，有些地方也提出大力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鼓励和支持农民向农业产业工人转变。
针对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出现的问题，2001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规定该《通知》一直要传达到村一级。《通知》指出，中央的政策十分明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同时还明确：“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强迫农户放弃承包权或改变承包合同。” （《人民日报》第二版，2002年1月10日）。而 1个月之后，《人民日报》又报道和赞扬了福建省惠安县“走马埭农业示范区”大公司参与土地经营，“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人民日报》，2002年2月 11日，第二版）。在这个问题上，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实践中的不同做法的争论可能将长期进行下去。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决防止和纠正强迫农民流转、通过流转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等问题，依法制止乡、村组织通过“反租倒包”等形式侵犯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行为。
在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上，有一点应该明确，在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发展规模经营的同时，必须防止一些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名，圈占农民的土地、损害和侵犯农民经济利益的事件发生。
农地转非增值收益如何分配
无论是农用土地的使用，如促进土地规模经营、连片开发，还是非农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企业用地、水利用地、道路用地，也包括公益事业用地等）的开发利用，当前各地在实践中都在进行各种探索和试验。一些探索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与现行法律和政策不协调甚至相违背的地方。同时，在这种试验和探索的过程中，侵犯农民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保护耕地，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土地问题上，各地对中央政府的号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表现得最为突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受到极大挑战。
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运作程序问题主要的争论是集体建设用地能否入市。
2005年6月，广东以省长令的形式颁布《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于该年10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实施。这部地方规章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与国有建设用地一样，按“同地、同价、同权”的原则，通过招、拍、挂等方式进行土地交易。在此之前，珠三角地区通过流转的方式使用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实际已超过集体建设用地的50%，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土地隐形市场。
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其中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的实施实际上是对该法的修正，于是有人撰文指出，“此举一出，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将受到挑战，程序正面临着惨遭破坏的危险” 。
在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时，比运作程序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增值收益的分配。
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一部分农地要转为非农用地；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农村地区社会组织结构和空间分布出现了“三减一增”的趋向，即村庄人口总数、行政村个数和自然村数量逐步减少，村庄平均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在这个大趋势下，再通过乡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的引导，一些自然村出现了合并集中，中心村和小城镇逐渐成为农村人口集聚的中心。 通过撤乡并镇、土地整治和村庄建设，农村必将增加一部分土地。
关于农地转非后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一种观点是“涨价归公”；另一种观点是“涨价归私 ”； 我个人同意第三种观点，“私公兼顾”，即公平分配农地自然增值。在公平补偿失地者的前提下，将土地自然增值的剩余部分主要用于支援全国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物质技术基础）并兼及城镇建设 。
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建设用地税费提高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 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再次强调，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
但好的政策关键在于落实。真正属于公共利益的强制性的征地，也必须遵守“征地按市价补偿”的基本原则，按市场形成的集体建设用地价格，给农民以补偿，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第42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第132条规定，“ 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42条第2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这就从法律上保障了集体的成员（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
农村宅基地的权属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民宅基地以及住房的权属问题逐渐突出。《物权法》对此也没有明确规定。2007年12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土地搞房地产开发。国土资源部2007年12月14日也重申了这点。
回溯历史，1962年9月27日颁布的《人民公社60条》的第21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第45条也规定，“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此后1963年3月20日，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提出，“ 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如房屋、树木、厂棚、猪圈、厕所等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租赁房屋的权利。房屋出卖以后，宅基地的使用权即随之转移给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
现实情况是许多城市郊区的农村已经成为混居社会；传统农村社会结构解体。农村的房屋也由不同类型的人口居住。如根据北京市第二次农业普查， 村以下居住人口 501万，比上一次普查增加101万人。其中260万人是本市农业户籍人口，83万人是本市非农业人口，130多万人属于外地常住人口，农民有31万人已进城居住。即在501万人中，31% 是外地人口，16.6%是本市非农业人口，本地 农民占52%。不同的居住构成必然要求房屋的产权发生变化，而房与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宅基地的权属问题无法回避。如果今后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保持宅基地的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宅基地使用权能与其附着物一起进入市场，则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将大大增加。
探索农村集体的成员——从事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经济形态之中的几种类型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土地被征用或占用的农民、进城打工的农民）——对农村各类不同土地的财产权利的不同实现形式。这种探索对农民来说既是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可以说，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走出代工企业的管理误区
走出代工企业的管理误区
作者：张业军 2008-11-10 23:22:39
管理升级
后倒闭潮时代，珠三角代工企业普遍存在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抠门式的成本控制未必有效，以生产为中心而不以人为本，也是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但如果有好的管理制度却不能执行到位，同样也有可能将企业引入危险的境地”——这是众多OEM企业死亡后才总结出来的教训。
“抠门”式管理得不偿失
代工企业内部管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珠三角许多代工企业的警醒并反思。深圳市龙岗区某电子厂便是其中一家。
“凡代工生产，产品设计和生产的原材料大多由派单企业指定，所以，在主要生产原材料方面，能把握的空间并不大。只有在辅助生产材料方面还有一点成本控制余地。”该电子厂厂长许先生说，他们对成本管理抓得很认真。比如领料，细到哪怕是一颗螺钉的用处，都要落到实处。
但即便如此，在与其他代工企业竞争时，同样的一笔订单，利润水平却不相同；而且同样的生产任务，在不同的时期成本消耗也不同。自去年初成本上涨以来，常常出现一笔订单做下来不赚反赔的情况。
问题出在哪里？许先生在咨询了专家后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过程中过于注重原材料、职工工资、水电等开支的“精打细算”，却忽视了生产流程的精细化管理。比如在生产中的现场监控和问题反馈，会直接决定生产线的执行效率。然而，对流程管理的放松，却在无形中造成经济损耗。
新形势下，代工企业利润越来越微薄，由此往往导致企业极度强化对成本的控制，几乎达到“抠门”的地步。对此，企业管理咨询专家给出的意见是，应该强化对生产流程的优化整合及监控，这才是最有效的。
软投入助力生产效率
中山某五金厂，是一家港资企业，拥有员工500多人，主要生产锁具，产品全部出口，目前给沃尔玛的供应商做代工。今年3月，该公司聘请了职业经理人彭先生来主持企业生产，而彭先生在改进管理制度时也发现了代工企业的不少通病。
“公司整个以生产为中心，很少照顾到职工的内心需求，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彭先生说，如今代工企业几乎全部采用计件工资，许多老板认为要激励工人勤奋生产，业绩考核上“一计就灵”，其实并非如此。
在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彭先生又花了两个月时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多次进行集中交流或个别交谈。作为企业管理者，通过这种方式化解了职工与老板的对立情绪。这种“软投入”效果明显，9月份的单月产量终于突破90万件。
谨防“管理疲劳”症
教训来自于备受关注的合俊玩具。据合俊玩具中层管理人员透露，早在两年前，合俊的内部管理都是相当规范的，但是自去年起开始出现一些问题，管理制度没得到严格执行。而到今年，管理已到了十分混乱的地步，生产效率低下是情理之中的事。
“不能说合俊的管理水平低，确切来说是‘管理疲劳’。”柏明顿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首席顾问胡八一博士认为，珠三角的外资包括港资企业的管理水平是不错的，有系统的管理流程和制度，但是好的制度和流程要靠严格执行，一旦不执行或执行不力就会出问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合俊玩具倒闭前的近半年时间里，员工打了考勤卡后到外面玩，质检员将不合格产品“放水”过关，有些厂房半成品胡乱地堆放在机器周围……这些现象都是“管理疲劳”的表现。
对于代工企业来说，管理的复杂度或许并不算高，但管理的执行却不能松懈。这正是“前车之鉴”留下的教训。
作者：张业军 2008-11-10 23:22:39
管理升级
后倒闭潮时代，珠三角代工企业普遍存在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抠门式的成本控制未必有效，以生产为中心而不以人为本，也是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但如果有好的管理制度却不能执行到位，同样也有可能将企业引入危险的境地”——这是众多OEM企业死亡后才总结出来的教训。
“抠门”式管理得不偿失
代工企业内部管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珠三角许多代工企业的警醒并反思。深圳市龙岗区某电子厂便是其中一家。
“凡代工生产，产品设计和生产的原材料大多由派单企业指定，所以，在主要生产原材料方面，能把握的空间并不大。只有在辅助生产材料方面还有一点成本控制余地。”该电子厂厂长许先生说，他们对成本管理抓得很认真。比如领料，细到哪怕是一颗螺钉的用处，都要落到实处。
但即便如此，在与其他代工企业竞争时，同样的一笔订单，利润水平却不相同；而且同样的生产任务，在不同的时期成本消耗也不同。自去年初成本上涨以来，常常出现一笔订单做下来不赚反赔的情况。
问题出在哪里？许先生在咨询了专家后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过程中过于注重原材料、职工工资、水电等开支的“精打细算”，却忽视了生产流程的精细化管理。比如在生产中的现场监控和问题反馈，会直接决定生产线的执行效率。然而，对流程管理的放松，却在无形中造成经济损耗。
新形势下，代工企业利润越来越微薄，由此往往导致企业极度强化对成本的控制，几乎达到“抠门”的地步。对此，企业管理咨询专家给出的意见是，应该强化对生产流程的优化整合及监控，这才是最有效的。
软投入助力生产效率
中山某五金厂，是一家港资企业，拥有员工500多人，主要生产锁具，产品全部出口，目前给沃尔玛的供应商做代工。今年3月，该公司聘请了职业经理人彭先生来主持企业生产，而彭先生在改进管理制度时也发现了代工企业的不少通病。
“公司整个以生产为中心，很少照顾到职工的内心需求，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彭先生说，如今代工企业几乎全部采用计件工资，许多老板认为要激励工人勤奋生产，业绩考核上“一计就灵”，其实并非如此。
在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彭先生又花了两个月时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多次进行集中交流或个别交谈。作为企业管理者，通过这种方式化解了职工与老板的对立情绪。这种“软投入”效果明显，9月份的单月产量终于突破90万件。
谨防“管理疲劳”症
教训来自于备受关注的合俊玩具。据合俊玩具中层管理人员透露，早在两年前，合俊的内部管理都是相当规范的，但是自去年起开始出现一些问题，管理制度没得到严格执行。而到今年，管理已到了十分混乱的地步，生产效率低下是情理之中的事。
“不能说合俊的管理水平低，确切来说是‘管理疲劳’。”柏明顿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首席顾问胡八一博士认为，珠三角的外资包括港资企业的管理水平是不错的，有系统的管理流程和制度，但是好的制度和流程要靠严格执行，一旦不执行或执行不力就会出问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合俊玩具倒闭前的近半年时间里，员工打了考勤卡后到外面玩，质检员将不合格产品“放水”过关，有些厂房半成品胡乱地堆放在机器周围……这些现象都是“管理疲劳”的表现。
对于代工企业来说，管理的复杂度或许并不算高，但管理的执行却不能松懈。这正是“前车之鉴”留下的教训。
发改委火速放行铁路大项目
发改委火速放行铁路大项目
23条铁路拉动中国内需
作者：李乐 2008-11-10 23:22:39
北京西长安街木樨地，云集了众多中央政府机关。在鳞次栉比的部委大院中，楼高只有三层的铁道部甚至还没有国家粮食局显眼，但很快，这里就将成为中国经济体系中最为活跃的神经中枢。
让这个历来饱受关注和病诟的部门再次跃进公众视野的，是陆续将要获批的23条新建铁路。据悉，在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对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的侵蚀，为了拉动内需，国务院将出面协调铁路建设所需的信贷支持，在高速公路之后，铁路终于成为这一次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
至少23条
“你们只知道京沪高铁，但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也很重要。”11月5日晚，铁道部一位官员在电话中向记者表示，新建铁路项目审批速度的明显加快，“有8900公里的铁路等着我们建设。”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这位官员所言的8900公里铁路，实际上是23条新建铁路线路，这将是铁道部未来三年之内的主要工作。目前，包括天津-秦皇岛、福州-厦门、郑州-西安等7~8条线路都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的立项审批，剩余的线路，将在1~2年内完成批准立项。
除此之外，未来几年，中国将重点建设的铁路线有:北京-石家庄、石家庄-武汉、武汉-广州、广深港客运专线。
此前，国务院批复了铁路建设“十一五”规划，在这份规划当中，铁道部提出了建设四横四纵的铁路运输路网主干的计划，随后，国务院又批复了实现这一路网的总体投资规模，大致在2万亿元人民币上下。
前述铁道部的官员告诉记者，当时提出的只是一项规划，规划中并未包括详细的立项、开工时间——由于当时处在紧缩性宏观调控的经济周期，为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尽管铁道部和铁路所在地政府联合向国家发改委上报了项目规划，但出于控制信贷规模的意图，此类项目的审批，大多数被押后处理。
“但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了，国务院工作会议已经确定铁路和城市基础设施作为投资拉动内需的重点。”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告诉记者。郑长期研究“拉动内需”课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的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恰是由他主要起草。
显然，国际经济局势的不确定让中国最高决策层将发展的筹码再次下注于内需，于是，这些彼时被押后审批的铁路项目，迅即被批准立项上马。记者了解到，这23条铁路线路还只是客运专线，货运线路与混合线路的报批，也已列入铁道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协调当中。
协调信贷
据了解，目前对于铁路项目的审批，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即是先批客运，再批货运。按照这个原则，还应该有更多的铁路线建设项目，等待批准。
一位接近铁道部的人士告诉记者，如此安排的用意，主要出于对投资规模以及收益周期的控制和节奏的统一安排，而接下来开建铁路所需的巨额资金，国务院也正在设法协调。
“之前说的2万亿是一个投资规模的概念，而不是说财政要投资2万亿，这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述铁道部的官员向记者解释。
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表明，11月底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各相关部门将会对铁路建设拉动内需的路径，形成统一的意见，然后协调行动，给予相应的信贷支持，而目前，包括工、农、中、建四大行在内的商业银行，都在制定来年的信贷投放政策。
前述接近铁道部的人士称，目前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在资金的筹措上确实面临一定的压力，目前，铁道部比较倾向的思路是通过财政投资、发行铁路建设国债以及银行信贷投放三管齐下的方式解决，而此前一度为各方所热议的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建设投资，并没有被寄予太大的希望。
巧合的是，在此之前，央行刚刚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增量部分的限制，而另有消息称，2009年的国债规模，也将予以扩张。这对于铁路这类所需耗费资金巨大的建设工程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三者所占的比例，估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前述接近铁道部的人士称，他还告诉记者，从项目层面，目前几个获得批复的工程，都已经和民生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开始接触，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民生银行更是表示，明年的信贷投放计划中，铁路建设将成为重点。
与此同时，记者从国土资源部了解到，对于重点铁路建设项目的用地审批，国土资源部也将在“合规”的前提下，给予优先办理。
内需双雕
在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出口带来严重影响时，包括铁路建设在内的内需拉动便成为改善经济环境的必要手段。郑新立告诉记者，10年前的拉动内需主要是靠投资建设高速公路，而这一次内需的拉动主要将依靠铁路建设完成。
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测算过，在铁路建设上每投入1元人民币，其拉动的GDP额度大概在5.7元上下。而这还没有计算对钢铁、水泥等产业的拉动以及相应产生的就业机会。
这还只是纸面理论计算的数值。“我们曾经去云南的电气化铁路施工现场视察，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整个工程持续了三年半，开工前那里连个普通的小卖部都没有，可是到工程结束的时候，周边地区的酒店、饭店都非常齐全了，当时主要是靠施工方在当地的消费，后来，工程也要雇佣当地的劳动力，在获得报酬之后，当地人的消费能力也强了起来。”一位铁道部的退职官员向记者表示。
“铁路不同于其他纯粹的基础设施投资，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它在本身产生一定收益的同时，无论铁路的建设还是日后的运营，都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和罗斯福当年在经济大萧条时修建帝国大厦的道理是一样的。”郑新立向记者表示。
据了解，我国的铁路客运专线建设周期在4年左右，将对铁路建筑、工程机械、铁路车辆、水泥、电气设备、钢材、通信、化工品、物流等行业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更重要的是高速铁路建成后，将大大缩短旅程时间，充分带动区域间的人员流、资源流、资金流，推动经济发展。例如京沪高速铁路建成之后，北京到上海的时间只需要5个小时。据初步研究预测，哑铃效应可使沿线地区GDP增长率提高19%～21%。
在拉动内需的同时，铁路项目的不断上马，也将给中国的经济发展留下宝贵的“遗产”。记者了解到，截至2007年底中国铁路通车里程到7.8万公里，而按照新近加速的铁路建设批复，铁道部的人士预计在未来两年，铁路通车里程将接近10万公里，而到“十一五”末，可以将现有的铁路通车里程延展50%以上。
链接铁路内需Q&A
关于GDP
铁路建设每投入1元人民币，拉动GDP增长5.7元，23条铁路全部开工后，建设里程将达到8900公里，那么今后铁路建设能够拉动的GDP总量是多少？
解：按照平均理论值计算，平原地区修建铁路的成本为400万元/公里上下，据此平均造价，8900公里的新建铁路仅建设本身，可拉动GDP增量1996.2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7年的9%。
关于就业
至少8900公里的新建铁路里程，其整个建设过程能够带来多少直接就业岗位？多少间接就业岗位？
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等机械化施工程度较高的国家，修建1公里的铁路，可以提供的直接就业岗位25~38个，间接产业链的就业岗位通常在直接就业岗位的结论上乘以3.5~4的系数，而在中国等机械化施工程度较低的国家，这个数值更高，直接就业岗位往往可以达到102~120个，产业链条的就业岗位的系数相同。
据此，按照最低理论估值，8900公里的铁路建设，将提供直接就业岗位近10万个，间接就业岗位超过30万。
关于原材料需求
修建8900公里铁路，对钢材生产能够带来多大的直接需求？
解：按照中国目前主干铁路运输线路采用75kg/米的标准计算，8900公里的铁路，需要钢材6亿7750万公斤，合677.5万吨。
23条铁路拉动中国内需
作者：李乐 2008-11-10 23:22:39
北京西长安街木樨地，云集了众多中央政府机关。在鳞次栉比的部委大院中，楼高只有三层的铁道部甚至还没有国家粮食局显眼，但很快，这里就将成为中国经济体系中最为活跃的神经中枢。
让这个历来饱受关注和病诟的部门再次跃进公众视野的，是陆续将要获批的23条新建铁路。据悉，在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对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的侵蚀，为了拉动内需，国务院将出面协调铁路建设所需的信贷支持，在高速公路之后，铁路终于成为这一次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
至少23条
“你们只知道京沪高铁，但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也很重要。”11月5日晚，铁道部一位官员在电话中向记者表示，新建铁路项目审批速度的明显加快，“有8900公里的铁路等着我们建设。”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这位官员所言的8900公里铁路，实际上是23条新建铁路线路，这将是铁道部未来三年之内的主要工作。目前，包括天津-秦皇岛、福州-厦门、郑州-西安等7~8条线路都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的立项审批，剩余的线路，将在1~2年内完成批准立项。
除此之外，未来几年，中国将重点建设的铁路线有:北京-石家庄、石家庄-武汉、武汉-广州、广深港客运专线。
此前，国务院批复了铁路建设“十一五”规划，在这份规划当中，铁道部提出了建设四横四纵的铁路运输路网主干的计划，随后，国务院又批复了实现这一路网的总体投资规模，大致在2万亿元人民币上下。
前述铁道部的官员告诉记者，当时提出的只是一项规划，规划中并未包括详细的立项、开工时间——由于当时处在紧缩性宏观调控的经济周期，为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尽管铁道部和铁路所在地政府联合向国家发改委上报了项目规划，但出于控制信贷规模的意图，此类项目的审批，大多数被押后处理。
“但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了，国务院工作会议已经确定铁路和城市基础设施作为投资拉动内需的重点。”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告诉记者。郑长期研究“拉动内需”课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的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恰是由他主要起草。
显然，国际经济局势的不确定让中国最高决策层将发展的筹码再次下注于内需，于是，这些彼时被押后审批的铁路项目，迅即被批准立项上马。记者了解到，这23条铁路线路还只是客运专线，货运线路与混合线路的报批，也已列入铁道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协调当中。
协调信贷
据了解，目前对于铁路项目的审批，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即是先批客运，再批货运。按照这个原则，还应该有更多的铁路线建设项目，等待批准。
一位接近铁道部的人士告诉记者，如此安排的用意，主要出于对投资规模以及收益周期的控制和节奏的统一安排，而接下来开建铁路所需的巨额资金，国务院也正在设法协调。
“之前说的2万亿是一个投资规模的概念，而不是说财政要投资2万亿，这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述铁道部的官员向记者解释。
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表明，11月底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各相关部门将会对铁路建设拉动内需的路径，形成统一的意见，然后协调行动，给予相应的信贷支持，而目前，包括工、农、中、建四大行在内的商业银行，都在制定来年的信贷投放政策。
前述接近铁道部的人士称，目前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在资金的筹措上确实面临一定的压力，目前，铁道部比较倾向的思路是通过财政投资、发行铁路建设国债以及银行信贷投放三管齐下的方式解决，而此前一度为各方所热议的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建设投资，并没有被寄予太大的希望。
巧合的是，在此之前，央行刚刚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增量部分的限制，而另有消息称，2009年的国债规模，也将予以扩张。这对于铁路这类所需耗费资金巨大的建设工程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三者所占的比例，估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前述接近铁道部的人士称，他还告诉记者，从项目层面，目前几个获得批复的工程，都已经和民生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开始接触，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民生银行更是表示，明年的信贷投放计划中，铁路建设将成为重点。
与此同时，记者从国土资源部了解到，对于重点铁路建设项目的用地审批，国土资源部也将在“合规”的前提下，给予优先办理。
内需双雕
在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出口带来严重影响时，包括铁路建设在内的内需拉动便成为改善经济环境的必要手段。郑新立告诉记者，10年前的拉动内需主要是靠投资建设高速公路，而这一次内需的拉动主要将依靠铁路建设完成。
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测算过，在铁路建设上每投入1元人民币，其拉动的GDP额度大概在5.7元上下。而这还没有计算对钢铁、水泥等产业的拉动以及相应产生的就业机会。
这还只是纸面理论计算的数值。“我们曾经去云南的电气化铁路施工现场视察，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整个工程持续了三年半，开工前那里连个普通的小卖部都没有，可是到工程结束的时候，周边地区的酒店、饭店都非常齐全了，当时主要是靠施工方在当地的消费，后来，工程也要雇佣当地的劳动力，在获得报酬之后，当地人的消费能力也强了起来。”一位铁道部的退职官员向记者表示。
“铁路不同于其他纯粹的基础设施投资，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它在本身产生一定收益的同时，无论铁路的建设还是日后的运营，都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和罗斯福当年在经济大萧条时修建帝国大厦的道理是一样的。”郑新立向记者表示。
据了解，我国的铁路客运专线建设周期在4年左右，将对铁路建筑、工程机械、铁路车辆、水泥、电气设备、钢材、通信、化工品、物流等行业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更重要的是高速铁路建成后，将大大缩短旅程时间，充分带动区域间的人员流、资源流、资金流，推动经济发展。例如京沪高速铁路建成之后，北京到上海的时间只需要5个小时。据初步研究预测，哑铃效应可使沿线地区GDP增长率提高19%～21%。
在拉动内需的同时，铁路项目的不断上马，也将给中国的经济发展留下宝贵的“遗产”。记者了解到，截至2007年底中国铁路通车里程到7.8万公里，而按照新近加速的铁路建设批复，铁道部的人士预计在未来两年，铁路通车里程将接近10万公里，而到“十一五”末，可以将现有的铁路通车里程延展50%以上。
链接铁路内需Q&A
关于GDP
铁路建设每投入1元人民币，拉动GDP增长5.7元，23条铁路全部开工后，建设里程将达到8900公里，那么今后铁路建设能够拉动的GDP总量是多少？
解：按照平均理论值计算，平原地区修建铁路的成本为400万元/公里上下，据此平均造价，8900公里的新建铁路仅建设本身，可拉动GDP增量1996.2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7年的9%。
关于就业
至少8900公里的新建铁路里程，其整个建设过程能够带来多少直接就业岗位？多少间接就业岗位？
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等机械化施工程度较高的国家，修建1公里的铁路，可以提供的直接就业岗位25~38个，间接产业链的就业岗位通常在直接就业岗位的结论上乘以3.5~4的系数，而在中国等机械化施工程度较低的国家，这个数值更高，直接就业岗位往往可以达到102~120个，产业链条的就业岗位的系数相同。
据此，按照最低理论估值，8900公里的铁路建设，将提供直接就业岗位近10万个，间接就业岗位超过30万。
关于原材料需求
修建8900公里铁路，对钢材生产能够带来多大的直接需求？
解：按照中国目前主干铁路运输线路采用75kg/米的标准计算，8900公里的铁路，需要钢材6亿7750万公斤，合677.5万吨。
大单300亿：中央财政支出住房保障创纪录
连续几天开会至午夜，建设部启动9000亿元安居内需第一步
大单300亿：中央财政支出住房保障创纪录
作者：李乐 2008-11-17 22:48:19
9000亿元的住房保障安居投资仅是预测规模，但中央财政将在2009年直接支出的300亿元住房保障和安居开支，却是真金白银，这相当于2008年投入的5倍，已经创下历史纪录。
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将目光重新转向内需的时刻，保障性住房和安居工程代替了10年前的房地产，成为了拉动投资、刺激内需的杠杆之一。目前，写有此项开支的 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已经送交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审议，3年9000亿元的住房保障投资，中央财政已经开始迈出第一步。
急行军
在2009年300亿元的中央财政投资到位之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经在四季度中央财政追加的1000亿元投资当中，分得了75亿元用于住房保障投资，另有5亿元，作为煤矿采空区、棚户区改造的追加投入。
“已经好几天都是开会开到午夜了。”11月13日凌晨，一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告诉记者。他们“所累”的是追加的75亿元中央财政投资如何分配给地方，这几天，各主要省区市的相关负责人，都奉诏进京，分配投资指标。
记者了解到，这75亿元的追加财政支出，仍将用于转移支付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住房保障投资建设，而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在此科目转移支付了68亿元人民币。
截至记者发稿时止，这部分的追加投资仍未完全完成分配。“一下子工作量很大”上述官员告诉记者，各省区市的建设主管部门基本上是在3天之内，就把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规划报备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以刚刚运行的住房保障司，一时还难以应付如此突然加大的工作量。
“不过，目前原则、标准都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的要求是，拿来申请使用资金的项目，必须具备在四季度，也就是年底之前，立即开工建设的条件，最好是那些之前就已经安排好土地、规划、设计的项目，这些项目优先。”上述官员强调。
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强调，对于那些能够立即开工、产业链条比较长和立即形成采购的项目，要优先安排使用资金。
消息人士称，国家发改委曾专门提出要求，四季度追加的投资要求在2009年两会之前全部落实。而地方财政将仍然按照此前的政策规定，以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10%作为提取比例，充当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来源。
“10%的提取比例不会因中央财政的追加投资而改变。”上述官员强调。
创纪录
实际上，这75亿元的追加投资，远远不是中央财政在“内需之年”开出全部保障性住房和安居工程的投资。11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北京召开，按照惯例，2009年的财政预算将在该会议上送交中国最高决策层讨论，消息人士称，2009年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安排基本确定为155亿元的规模。
记者了解到，这155亿元的投资，还包括增加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107亿元。接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人士告诉记者，中央财政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预算，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在各地方落实项目建设，主要使用方向有两个：一是廉租住房，二是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
不过，这155亿元的投资，仍并非2009年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的全部。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在上述155亿元投资的通常，中央财政还将通过“中央基本建设支出”安排145亿元的财政支出，这样，预算中的两笔中央财政支出累加，规模将高达300亿元，远远超出2008年68亿元的规模。
消息人士表示，这300亿元中央财政投资，将统筹用于城乡棚户区、沉陷区、危房、茅草房、廉租房等的“建设和改造”。
记者了解到，在中央财政增加2009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支出的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已经紧张地进行2009年住房建设规划的上报工作，初步预计，2009年全年，包括廉租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总量，有望实现于2008年的翻倍增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政府计划通过3年时间，增加200万套廉租房、400万套经济适用房，100多万户林业、农垦和矿区的棚户区改造，这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住房保障建设工作。
为内需
如此规模的住房安居投资一方面在于解决民众的安居问题，而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拉动内需的整体增长，对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直言，如是规模的投入，上下游产业加在一起，每年会有6000亿元投入，能造就200万～300万个就业机会。
齐骥表示，目前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必须依靠中央资金的支持，带动地方和社会投入。”
记者了解到，今年10月份，北京市发改委曾专门召集在北京开发规模较大的开发商开会，要求他们尽快复工。一位与会人士告诉记者，会上北京市发改委的官员坦言，此举意在防止北京奥运会后投资规模下滑，继而影响整个产业链条。
“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停工了，然后奥运会、残奥会、国庆节、三中全会、中欧峰会一个接一个，直到10月下旬，我们主要的项目都没有复工，当然，建材、钢筋的采购，也都停了下来，我们最后一次采购建材土石方等，是在2007年底。”一位参与上述会议，开发规模在北京位列前三的地产商老总告诉记者。
显然，建设项目的开工对于整个产业链条十分重要。一位接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人士告诉记者，将保障性住房和城镇棚户区改造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途径，是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亲自动议，并最终拍板。李克强在辽宁任职期间，曾大量进行了城市棚户区的改造工程，一方面，改善了大量民众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也带动了辽宁范围内的相关产业链条的发展。
我国包括棚户区在内有大约1.5亿平方米危房亟待改造，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划，我国将从2009年开始，对国内煤炭采空区、林场、农垦及华侨农场中棚户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其对于钢材、水泥等产业的需求，其意义不言而喻。
大单300亿：中央财政支出住房保障创纪录
作者：李乐 2008-11-17 22:48:19
9000亿元的住房保障安居投资仅是预测规模，但中央财政将在2009年直接支出的300亿元住房保障和安居开支，却是真金白银，这相当于2008年投入的5倍，已经创下历史纪录。
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将目光重新转向内需的时刻，保障性住房和安居工程代替了10年前的房地产，成为了拉动投资、刺激内需的杠杆之一。目前，写有此项开支的 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已经送交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审议，3年9000亿元的住房保障投资，中央财政已经开始迈出第一步。
急行军
在2009年300亿元的中央财政投资到位之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经在四季度中央财政追加的1000亿元投资当中，分得了75亿元用于住房保障投资，另有5亿元，作为煤矿采空区、棚户区改造的追加投入。
“已经好几天都是开会开到午夜了。”11月13日凌晨，一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告诉记者。他们“所累”的是追加的75亿元中央财政投资如何分配给地方，这几天，各主要省区市的相关负责人，都奉诏进京，分配投资指标。
记者了解到，这75亿元的追加财政支出，仍将用于转移支付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住房保障投资建设，而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在此科目转移支付了68亿元人民币。
截至记者发稿时止，这部分的追加投资仍未完全完成分配。“一下子工作量很大”上述官员告诉记者，各省区市的建设主管部门基本上是在3天之内，就把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规划报备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以刚刚运行的住房保障司，一时还难以应付如此突然加大的工作量。
“不过，目前原则、标准都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的要求是，拿来申请使用资金的项目，必须具备在四季度，也就是年底之前，立即开工建设的条件，最好是那些之前就已经安排好土地、规划、设计的项目，这些项目优先。”上述官员强调。
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强调，对于那些能够立即开工、产业链条比较长和立即形成采购的项目，要优先安排使用资金。
消息人士称，国家发改委曾专门提出要求，四季度追加的投资要求在2009年两会之前全部落实。而地方财政将仍然按照此前的政策规定，以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10%作为提取比例，充当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来源。
“10%的提取比例不会因中央财政的追加投资而改变。”上述官员强调。
创纪录
实际上，这75亿元的追加投资，远远不是中央财政在“内需之年”开出全部保障性住房和安居工程的投资。11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北京召开，按照惯例，2009年的财政预算将在该会议上送交中国最高决策层讨论，消息人士称，2009年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安排基本确定为155亿元的规模。
记者了解到，这155亿元的投资，还包括增加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107亿元。接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人士告诉记者，中央财政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预算，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在各地方落实项目建设，主要使用方向有两个：一是廉租住房，二是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
不过，这155亿元的投资，仍并非2009年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的全部。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在上述155亿元投资的通常，中央财政还将通过“中央基本建设支出”安排145亿元的财政支出，这样，预算中的两笔中央财政支出累加，规模将高达300亿元，远远超出2008年68亿元的规模。
消息人士表示，这300亿元中央财政投资，将统筹用于城乡棚户区、沉陷区、危房、茅草房、廉租房等的“建设和改造”。
记者了解到，在中央财政增加2009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支出的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已经紧张地进行2009年住房建设规划的上报工作，初步预计，2009年全年，包括廉租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总量，有望实现于2008年的翻倍增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政府计划通过3年时间，增加200万套廉租房、400万套经济适用房，100多万户林业、农垦和矿区的棚户区改造，这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住房保障建设工作。
为内需
如此规模的住房安居投资一方面在于解决民众的安居问题，而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拉动内需的整体增长，对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直言，如是规模的投入，上下游产业加在一起，每年会有6000亿元投入，能造就200万～300万个就业机会。
齐骥表示，目前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必须依靠中央资金的支持，带动地方和社会投入。”
记者了解到，今年10月份，北京市发改委曾专门召集在北京开发规模较大的开发商开会，要求他们尽快复工。一位与会人士告诉记者，会上北京市发改委的官员坦言，此举意在防止北京奥运会后投资规模下滑，继而影响整个产业链条。
“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停工了，然后奥运会、残奥会、国庆节、三中全会、中欧峰会一个接一个，直到10月下旬，我们主要的项目都没有复工，当然，建材、钢筋的采购，也都停了下来，我们最后一次采购建材土石方等，是在2007年底。”一位参与上述会议，开发规模在北京位列前三的地产商老总告诉记者。
显然，建设项目的开工对于整个产业链条十分重要。一位接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人士告诉记者，将保障性住房和城镇棚户区改造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途径，是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亲自动议，并最终拍板。李克强在辽宁任职期间，曾大量进行了城市棚户区的改造工程，一方面，改善了大量民众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也带动了辽宁范围内的相关产业链条的发展。
我国包括棚户区在内有大约1.5亿平方米危房亟待改造，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划，我国将从2009年开始，对国内煤炭采空区、林场、农垦及华侨农场中棚户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其对于钢材、水泥等产业的需求，其意义不言而喻。
代工企业转型调查
代工企业转型调查
作者：安卓、陈纯丽、张业军 2008-11-10 23:22:39
编者按
如果说，“中国制造”曾经是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代工”则是这张名片的基础“材质”。随着国际产业链的转移，珠三角大量的民营企业也从这一“材质” 的热销中赚到了大笔的利润。然而，世界的变化是如此的迅速，好日子没过几年就赶上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代工”这一曾经哺育无数中国企业的模式开始变得“ 面目狰狞”：订单大为减少、利润率急剧下降、代工企业相继倒闭……
“代工”企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是痛苦转型发展自有品牌？是苦熬“过冬”还是主动“取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在困扰着每一个珠三角的代工企业。经调查，我们发现：安于现状无异于等死，不拘一格地找到“走出产业链最低端的各种办法”才是企业的唯一选择。
一线调查
在经济低迷的今天，代工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同时也面临多个转机
代工企业生存录
伴随着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合俊集团旗下的合俊玩具厂、俊领玩具厂同时宣布倒闭，酝酿已久的代工企业倒闭潮一触即发。
经济低迷期还将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代工企业还要熬多久？难以预测。路在何方？虽然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生存路径，各有优势，也各有困境。但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一轮经济低迷过后，“中国制造”将会由此而不同。
守株待兔型企业：危机永在脚下
“等待”，这是目前大部分代工企业正在采取，也是唯一能够采取的生存模式。
在广州花都西北部的狮岭，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却星罗密布聚集了6000多家皮具生产型企业及11000多家经营商户。走在狮岭的街上，随处可见悬挂着公司招牌的皮具厂及经营原辅料生意的商户。正是这些小厂，创造了超100亿元的年产值。
然而，往年小而安的日子，却在当下金融风暴的冲击下，陷入困境。
“最近订单减少了20%左右。”何先生的手袋厂只有80多名员工，主要承接一些大厂以及外贸公司的订单。从去年年底开始，外贸公司的订单明显少了很多。有些订单也不敢接，因为不划算。再加上，产品的出货价格跟不上人民币升值、人工成本上升、厂房租金翻倍等经营成本的上涨速度，总体的利润空间减少了 10%~20%。
对于类似于何先生的小厂来说，竞争者太多了。在毫无议价能力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以提价方式来消化增加的成本。
据了解，狮岭的整体出口订单比去年同期减少10%左右。花都区狮岭皮革皮具商会常务副会长肖家兴指出，目前狮岭皮革皮具的整条产业链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销售量普遍下降20％，毛利率下调至4％~5％。
在东莞大朗，遍布着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企业，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也是举步维艰。据了解，由于产业聚集效应，该地有近6000家毛织企业，外贸依存度高达50%。现在，大型纺织厂接到的欧美国家订单在不断减少，需求的萎缩迫使大厂缩小生产规模，而专为大厂代工的小型纺织厂，则时刻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锐意进取型企业：胆子再大一些
随着订单的减少，更多的代工企业寄希望于行业内的大型展会。
在第八届中国东莞国际鞋展·鞋机展上，不少参展商发现，外国客商少了许多。“起码减少四成”一参展商说。感叹之余，更多的参展商表示，继续注重外销的同时，亦希望开拓国内市场。据展会主办方统计，这个比例达到了80%。
在大朗纺织交易会上，大朗政府则有意将展会时间由每年的10月推迟到11月初，比广交会三期稍微早一两天，希望能以此来吸引更多的采购商到大朗进行采购。据了解，在今年采购商的组成结构上，内销占了更大的比例：本届的国内采购商占了80%，而往届则是国外、国内采购商各占一半。
其实，代工企业构建自主品牌，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类企业一般是已经具有一定规模、资金实力与研发能力在大型代工企业，他们或是找到了新市场、新的营销手段，或是掌握了某条销售渠道，才敢大胆一试。
双剑破局营销策划机构副总经理、整合营销传播专家孙自伟认为，代工企业在考虑自创品牌时，应首先考虑以下问题：你对国内市场了解多少？知道本行业市场的核心和关键在哪里？自己的劣势有哪些？有没有改善和预防的措施？你的产品和品牌的核心优势是什么？你具备不具备这种竞争的优势？市场上有没有可进入的市场切入点和操作空间？你有多大资源投入？你凭什么可以和同类品牌竞争？你有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入市策略？你有没有一个高效而专业的经营团队？
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代工企业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回答，孙自伟建议他们：最好是放慢自创品牌的步伐；而如果对以上问题已胸有成竹，那么则可以放手一搏，成就企业的品牌梦想。
逆势而为型企业：做企业品牌
在出口环境严峻的背景下，也有代工企业逆势而为的，他们多是行业中的另类分子，其举动值得思考。
在第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深圳市易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展示摊位设在深圳市主推的高新技术企业专区，与神州电脑相邻。据其市场部一工作人员介绍，公司主要代工数码产品，有自己的研发平台，目前正在筹备上市。为此，他们还特别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及品牌的产品。尽管目前经济环境严峻，但易方数码并没有停止上市的步伐，内销市场也同步开拓。
尽管在不少专家眼中，OEM思维下的企业是没有出路的，只能逐步暴露建立在低成本之上的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困境。但是，广州的丹奇日化却打出了“全球专业的化妆品OEM/ODM企业”的牌号，致力于“为企业的品牌量身定做最优质的服务”。其董事长杨广群认为，丹奇日化提供的服务已不仅仅限于OEM/ODM，甚至会为想进入中国市场的海外品牌，推出一系列的品牌计划，包括市场调查、产品的设计、研发、销售渠道的建立，甚至产品的促销等方面。“我们希望通过给海外二三级市场的日化品牌做贴牌，在积累经验和资金后，可以反过来收购海外的品牌，然后再投放到国内。”杨广群的思路听起来有些“绕弯”。
南开大学的品牌战略学教授白长虹认为，做不成自有品牌的代工企业，不应放弃品牌化经营的思路。“把企业的实力做强;把技术水准做上来；把工人素质做上来；把产品质量做上来；把国际口碑做上来；把企业的知名度做上来，企业品牌就做成了。” 显然，丹奇日化正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企业品牌，虽然不同于产品品牌，但同样可以让企业获胜。
访谈
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资源和条件
“过冬”要量力而行
代工企业的“冬天”已经降临。在这样一个无助的季节里，我们请业内专家、理论界学者、以及代工起家的上市公司老总，共同探讨“御寒”之策，为“瑟瑟发抖”的代工企业“升起冬天里的一把火”。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整个社会在引导代工企业升级转型方面，应注意哪些问题？代工企业本身应做何考虑？
杨承杰：企业需要既要专注高端市场，也要专注农村市场。从发展眼光看，两个市场都很大，关键是能否做得最好。另外，无论高端还是低端市场，都可以创立品牌。在发展趋势上，以皮革产业为例，皮革产业是一个时尚产业，要跳出以量取胜的老路，从根本上抛弃数量堆积、低价取胜的竞争策略，从资本型向技术管理型转移，从产品数量型向品牌型转移，创新才能带来飞跃。
陈宏辉：企业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企业的战略选择是根据其自身资源与能力的不同，进行的适当选择。从民族工业发展的角度看，企业应该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这对于壮大民族经济意义重大。但不能忽视的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国际化分工越来越细，因此做贴牌仍然有其生存空间和合理性。
代工企业想做什么，应该看其自身的资源与实力，如果能做研发，那就从代工向研发拓展，如果有条件做营销渠道，那就向品牌拓展。如果两端延伸的条件都不具备，那也可以选择做专业的代工。要做什么，能做什么，这都要看企业自身的资源和条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充分地相信，企业是聪明的，政府提出的转型升级对于企业发展有一定作用，但不宜夸大这种作用。
《中国经营报》：对于大部分想要在目前经济低迷期转型的代工企业而言，发展自主品牌、构建销售渠道、内部管理升级理等，其实都是很困难的事，你对此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黎友焕：想要转型的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开拓自销市场，根据市场实际需要来安排生产，使生产的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实际上，我们调查发现，不少代工企业的生产条件是很不错的，就是市场开拓条件是空白或者明显不足，因此要想转型生产自己的品牌产品，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销售队伍和销售渠道。
胡八一：一般来讲外资（包括港资）的代工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是不错的，他们有系统的管理流程和制度，关键在执行力的坚持，一旦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整改，不要出现“管理疲劳”症，其实合俊确切来说是“管理疲劳”。
《中国经营报》：更多的代工企业，还是在“熬冬天”。对于这类企业，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需要规避哪些陷阱？
刘志雄：成本高与市场萎缩，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现在中小制造企业要过冬，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现状与基础。思考未来怎么样才能走得更远，保持原有的一套得过且过只会走向灭亡；其次需要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过。这时候要集中精力在核心客户和核心产品上，走细分市场，比如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通过产品开发，专注于一些有价值的领域，不要像以前一样大而全；另外，中小制造企业大多属于家族企业，这就要求企业主要主动改变内部管理，积极引进职业经理人；当然，有条件的企业还需要考虑如何才能保留知识产权，因为无论是做自主品牌，还是把握自主技术，只有在某个领域里掌握了标准制定权，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不至于随波逐流地经营。
作者：安卓、陈纯丽、张业军 2008-11-10 23:22:39
编者按
如果说，“中国制造”曾经是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代工”则是这张名片的基础“材质”。随着国际产业链的转移，珠三角大量的民营企业也从这一“材质” 的热销中赚到了大笔的利润。然而，世界的变化是如此的迅速，好日子没过几年就赶上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代工”这一曾经哺育无数中国企业的模式开始变得“ 面目狰狞”：订单大为减少、利润率急剧下降、代工企业相继倒闭……
“代工”企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是痛苦转型发展自有品牌？是苦熬“过冬”还是主动“取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在困扰着每一个珠三角的代工企业。经调查，我们发现：安于现状无异于等死，不拘一格地找到“走出产业链最低端的各种办法”才是企业的唯一选择。
一线调查
在经济低迷的今天，代工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同时也面临多个转机
代工企业生存录
伴随着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合俊集团旗下的合俊玩具厂、俊领玩具厂同时宣布倒闭，酝酿已久的代工企业倒闭潮一触即发。
经济低迷期还将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代工企业还要熬多久？难以预测。路在何方？虽然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生存路径，各有优势，也各有困境。但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一轮经济低迷过后，“中国制造”将会由此而不同。
守株待兔型企业：危机永在脚下
“等待”，这是目前大部分代工企业正在采取，也是唯一能够采取的生存模式。
在广州花都西北部的狮岭，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却星罗密布聚集了6000多家皮具生产型企业及11000多家经营商户。走在狮岭的街上，随处可见悬挂着公司招牌的皮具厂及经营原辅料生意的商户。正是这些小厂，创造了超100亿元的年产值。
然而，往年小而安的日子，却在当下金融风暴的冲击下，陷入困境。
“最近订单减少了20%左右。”何先生的手袋厂只有80多名员工，主要承接一些大厂以及外贸公司的订单。从去年年底开始，外贸公司的订单明显少了很多。有些订单也不敢接，因为不划算。再加上，产品的出货价格跟不上人民币升值、人工成本上升、厂房租金翻倍等经营成本的上涨速度，总体的利润空间减少了 10%~20%。
对于类似于何先生的小厂来说，竞争者太多了。在毫无议价能力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以提价方式来消化增加的成本。
据了解，狮岭的整体出口订单比去年同期减少10%左右。花都区狮岭皮革皮具商会常务副会长肖家兴指出，目前狮岭皮革皮具的整条产业链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销售量普遍下降20％，毛利率下调至4％~5％。
在东莞大朗，遍布着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企业，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也是举步维艰。据了解，由于产业聚集效应，该地有近6000家毛织企业，外贸依存度高达50%。现在，大型纺织厂接到的欧美国家订单在不断减少，需求的萎缩迫使大厂缩小生产规模，而专为大厂代工的小型纺织厂，则时刻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锐意进取型企业：胆子再大一些
随着订单的减少，更多的代工企业寄希望于行业内的大型展会。
在第八届中国东莞国际鞋展·鞋机展上，不少参展商发现，外国客商少了许多。“起码减少四成”一参展商说。感叹之余，更多的参展商表示，继续注重外销的同时，亦希望开拓国内市场。据展会主办方统计，这个比例达到了80%。
在大朗纺织交易会上，大朗政府则有意将展会时间由每年的10月推迟到11月初，比广交会三期稍微早一两天，希望能以此来吸引更多的采购商到大朗进行采购。据了解，在今年采购商的组成结构上，内销占了更大的比例：本届的国内采购商占了80%，而往届则是国外、国内采购商各占一半。
其实，代工企业构建自主品牌，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类企业一般是已经具有一定规模、资金实力与研发能力在大型代工企业，他们或是找到了新市场、新的营销手段，或是掌握了某条销售渠道，才敢大胆一试。
双剑破局营销策划机构副总经理、整合营销传播专家孙自伟认为，代工企业在考虑自创品牌时，应首先考虑以下问题：你对国内市场了解多少？知道本行业市场的核心和关键在哪里？自己的劣势有哪些？有没有改善和预防的措施？你的产品和品牌的核心优势是什么？你具备不具备这种竞争的优势？市场上有没有可进入的市场切入点和操作空间？你有多大资源投入？你凭什么可以和同类品牌竞争？你有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入市策略？你有没有一个高效而专业的经营团队？
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代工企业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回答，孙自伟建议他们：最好是放慢自创品牌的步伐；而如果对以上问题已胸有成竹，那么则可以放手一搏，成就企业的品牌梦想。
逆势而为型企业：做企业品牌
在出口环境严峻的背景下，也有代工企业逆势而为的，他们多是行业中的另类分子，其举动值得思考。
在第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深圳市易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展示摊位设在深圳市主推的高新技术企业专区，与神州电脑相邻。据其市场部一工作人员介绍，公司主要代工数码产品，有自己的研发平台，目前正在筹备上市。为此，他们还特别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及品牌的产品。尽管目前经济环境严峻，但易方数码并没有停止上市的步伐，内销市场也同步开拓。
尽管在不少专家眼中，OEM思维下的企业是没有出路的，只能逐步暴露建立在低成本之上的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困境。但是，广州的丹奇日化却打出了“全球专业的化妆品OEM/ODM企业”的牌号，致力于“为企业的品牌量身定做最优质的服务”。其董事长杨广群认为，丹奇日化提供的服务已不仅仅限于OEM/ODM，甚至会为想进入中国市场的海外品牌，推出一系列的品牌计划，包括市场调查、产品的设计、研发、销售渠道的建立，甚至产品的促销等方面。“我们希望通过给海外二三级市场的日化品牌做贴牌，在积累经验和资金后，可以反过来收购海外的品牌，然后再投放到国内。”杨广群的思路听起来有些“绕弯”。
南开大学的品牌战略学教授白长虹认为，做不成自有品牌的代工企业，不应放弃品牌化经营的思路。“把企业的实力做强;把技术水准做上来；把工人素质做上来；把产品质量做上来；把国际口碑做上来；把企业的知名度做上来，企业品牌就做成了。” 显然，丹奇日化正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企业品牌，虽然不同于产品品牌，但同样可以让企业获胜。
访谈
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资源和条件
“过冬”要量力而行
代工企业的“冬天”已经降临。在这样一个无助的季节里，我们请业内专家、理论界学者、以及代工起家的上市公司老总，共同探讨“御寒”之策，为“瑟瑟发抖”的代工企业“升起冬天里的一把火”。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整个社会在引导代工企业升级转型方面，应注意哪些问题？代工企业本身应做何考虑？
杨承杰：企业需要既要专注高端市场，也要专注农村市场。从发展眼光看，两个市场都很大，关键是能否做得最好。另外，无论高端还是低端市场，都可以创立品牌。在发展趋势上，以皮革产业为例，皮革产业是一个时尚产业，要跳出以量取胜的老路，从根本上抛弃数量堆积、低价取胜的竞争策略，从资本型向技术管理型转移，从产品数量型向品牌型转移，创新才能带来飞跃。
陈宏辉：企业成长有其内在规律，企业的战略选择是根据其自身资源与能力的不同，进行的适当选择。从民族工业发展的角度看，企业应该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这对于壮大民族经济意义重大。但不能忽视的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国际化分工越来越细，因此做贴牌仍然有其生存空间和合理性。
代工企业想做什么，应该看其自身的资源与实力，如果能做研发，那就从代工向研发拓展，如果有条件做营销渠道，那就向品牌拓展。如果两端延伸的条件都不具备，那也可以选择做专业的代工。要做什么，能做什么，这都要看企业自身的资源和条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充分地相信，企业是聪明的，政府提出的转型升级对于企业发展有一定作用，但不宜夸大这种作用。
《中国经营报》：对于大部分想要在目前经济低迷期转型的代工企业而言，发展自主品牌、构建销售渠道、内部管理升级理等，其实都是很困难的事，你对此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黎友焕：想要转型的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开拓自销市场，根据市场实际需要来安排生产，使生产的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实际上，我们调查发现，不少代工企业的生产条件是很不错的，就是市场开拓条件是空白或者明显不足，因此要想转型生产自己的品牌产品，就必须建立自己的销售队伍和销售渠道。
胡八一：一般来讲外资（包括港资）的代工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是不错的，他们有系统的管理流程和制度，关键在执行力的坚持，一旦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整改，不要出现“管理疲劳”症，其实合俊确切来说是“管理疲劳”。
《中国经营报》：更多的代工企业，还是在“熬冬天”。对于这类企业，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需要规避哪些陷阱？
刘志雄：成本高与市场萎缩，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现在中小制造企业要过冬，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现状与基础。思考未来怎么样才能走得更远，保持原有的一套得过且过只会走向灭亡；其次需要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过。这时候要集中精力在核心客户和核心产品上，走细分市场，比如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通过产品开发，专注于一些有价值的领域，不要像以前一样大而全；另外，中小制造企业大多属于家族企业，这就要求企业主要主动改变内部管理，积极引进职业经理人；当然，有条件的企业还需要考虑如何才能保留知识产权，因为无论是做自主品牌，还是把握自主技术，只有在某个领域里掌握了标准制定权，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不至于随波逐流地经营。
段永基VS王志东：中关村的背影
段永基VS王志东：中关村的背影
作者：于东辉 2008-11-17 22:48:19
出场人物：段永基 王志东
关键字：阳光创富
商业影响力：互联网 资本力量
除署名外，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于东辉采写
1978年，段永基和这个国家一起走进命运的转折期。
这一年，32岁的段永基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在此前8年的时间里，他是北京176中学的一名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段永基自称只上过10个月的课，其余的时间都“搞文革”了。考上“北航”的研究生对于他的意义不止于“补课”，那更意味着拿到了一个更稳固的“铁饭碗”：学成后他被分配在航天部 621所，并在不长的时间里做到了研究室副主任的位置。
就在段永基风风火火地赶去“北航”报到的时候，在南方珠江口的一座小城镇里，12岁的王志东一样也很兴奋：他从小学4年级直接被初中录取。在那个思想刚刚解放而经济又未上正轨的年代里，王志东每天渴望的是爸爸不时带回来的新书，而他最着迷的是和爸爸一起动手做些电子小玩具。
相隔千里，相差20岁，那个“北航”研究生部的新生和东莞初一的天才少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命运会在以后的岁月紧紧捆绑在一起，并以这段恩仇共同见证和左右了一个行业的兴衰枯荣。
编者按
在互联网的创富模式出现之前，中国企业家的个人财富增长往往呈现两个极端：要么是灰色部分居多，要么是增长缓慢。而自王志东们开始，中国企业家阳光创富的大旗被正式竖起。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作为中国较早接触国外风险资本、天使投资等的段永基们，资本市场带给了他们财富和名望迅速暴涨的先机，也同时带来了投资人和华尔街的压力。游走在企业和资本市场两端，体味资本力量的强大和压力的无情，中国企业家们必须要经历这个阶段。
被财富放逐
从性格上看，王志东和段永基相差很大，一个是承受型，内敛、坚忍；一个是攻击型，张扬、老辣。或者正是这种差异，让这两个承受了相同命运的企业家却得到不同的评价：都是出局，王被看做悲剧英雄，段则被认为作茧自缚。
如果不是整整一批创业者在那个时代离开了自己缔造的王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王志东只是一个公司权利争斗的牺牲品。
因为有了王峻涛、张树新，所以我们认为是急不可耐的资本一脚踢开了那些财富历史的开拓者。至少这个逻辑最站得住脚。
那是一个被财富照耀的时代，也是一个被财富焚烧的时代。那个时代让王志东们认识到了资本是财富最慷慨的释放者，同时也是财富最贪婪的追求者。这个释放和追求的过程也给整个中国上了一课：财富铸就传奇，财富也导演悲剧。
王志东没有丁磊、张朝阳的幸运，后者比他多熬过了一年，整个行业便峰回路转。但他比任何同业都幸运和骄傲的是，只有他戴上了“中国网络之王”的桂冠，尽管他曾解嘲说，这称号的含义不过是“中国网络界那个姓王的”。
王冠只会出现一次，以后在这个行业里任凭再有多大的成就，也再不会有称“王”的机会，如陈天桥如李彦宏。这是王志东之幸，幸在他是曙色中，被大家第一眼看见的人。幸在他第一个让多数中国人认识了什么是草根创业、阳光创业、知识创业。
相比于王志东，段永基的“财富”经历则更富历史性：他摸索、认知、追求财富的过程几乎就是这个国家摸索、认知和追求财富的过程。
尽管段永基在王志东事件中是以资本方的面目出现的，但相信没有人把“资本家”看做是他在这个行业、这段历史中的真实定位。他不过也是被资本推向阵前的一名搏杀者。
就如王志东的离职原委一直扑朔迷离，段永基的最后出局也很难让人给出准确的判定，你可以说他是利用新的财富机会全身而退，你也可以说，他是在新的财富权贵面前无力招架。
但至少我们看到了一个结局：一个新的行业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时代里，段永基们的特征和痕迹已经被抹得干干净净。
惊人的巧合是，在段永基出局的这一年，2008年，财富再一次给中国人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如果说7年前财富泡沫破裂时中国人多数还只是旁观者，那么这一次，他们已经是在泡沫中挣扎的主体。
是的，这一次，我们都是被财富放逐的人。
1 一拍即合：资本做媒
段永基当然没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祖国的航天事业。
1984年，中科院的万润南、沈国钧等人向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2万块钱，创办了四通新技术开发公司。段永基参与了这次创业，却没舍得立刻丢下航天部的“铁饭碗”。这一年万润南在中科院的同事柳传志也在一间小房子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就是今天的联想。
一年后，段永基扔掉了621所副主任的乌纱帽，正式投身万润南的四通。此后，他机缘巧合地坐上四通总裁的位置，并凭借铁腕安然渡过随后四通内部的“倒段风波”，人们评论说，这得益于他“搞文革”的斗争经验。
1993年的段永基春风得意，此时在他治下的四通公司仍然坐在国内电子百强的首席上。这一年8月，四通成立四通电子(0409.HK)在香港上市，一共发行了1.5亿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1.26元港币。
这一年“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语正在风行国内，但联想的上市还要在一年后，方正则更晚。这也是让段永基大为得意的地方。
就在手握融资的段永基全力寻找投资项目时，他碰见了27岁的王志东，后者刚刚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失业。
如果没有遇到段永基，很难说王志东的命运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有他的新浪事业。
从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王志东获得北大方正领导人王选的赏识，并进入北大方正任程序员。在方正的日子里，王并没有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遂于1991年底辞职。
告别方正后，王志东本来准备技术移民到新加坡，在办出国手续的空暇，他又做出一个全新的中文平台——中文之星1. 0版。这个软件被一位北大同学看到，立刻建议共创公司。1992年4月，王志东与这位同学创建了新天地电子信息研究所，王志东任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由于和同学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1993年8月13日，王志东从新天地辞职，并被迫把中文之星的源代码交出去。这一事件对王志东影响颇深，在以后的创业过程中，王始终竭力把持核心技术以及核心权力。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王志东遇到了中国第一代程序员、时任四通公司总工的严援朝，严援朝曾成功开发出中文平台CCDOS，之后一直怀才不遇。深谙体制之苦的严援朝极力说服王志东与自己共同创建一个中文软件公司，而此时，王志东又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四通副总裁刘菊芬。
在刘的安排下，王志东与段永基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会面中，王志东成功说服了段永基为他未来的软件公司提供500万港币的“天使投资 ”，而无分文投入的王志东则占有新公司20%的股权。此外，段永基还答应了王志东3个额外的条件：新公司有自主的人事权，四通不派1人进入；新公司只做软件；员工尝试配股权。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体制环境下宽松得不可思议。
随后，四通董事会用了一天的时间讨论这起投资案，在几乎没有争议的情况下，董事会通过了投资王志东新公司的决议。
1993年12月18日，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此前，四通集团先让其香港上市公司四通电子出资350万元在香港成立利方投资，约定王志东、严援朝及其他技术人员持股30％，再由利方投资在国内与四通集团合资成立四通利方，四通集团追加投资150万元，持股30％。
由于一直没能物色到合适的总经理人选，两个月后，王志东在严援朝的支持下，亲自出任四通利方总经理。成立之初，公司在中关村西南部的万泉小学租用了一栋 10年期的小楼，由于地处偏僻，王志东不得不在附近各个路口挂上公司的指示牌，后来这里成为北京最著名的高档住宅区之一。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开发中文软件平台Richwin，第一个版本的Richwin于1994年3月20日被开发出来，此时，微软的Windows中文版也已经面世，人们显然已经没有购买Richwin的理由。
2 风云际会：网络为王
1995年5月，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口竖起一块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这是中国第一则互联网路牌广告。广告牌向北1500米，便是由张树新创建的中国第一家网络公司北京瀛海威。这一年，中国共有4万网民通过瀛海威登上了互联网。
王志东也是在这一年上网的，那是他第三次去美国的时候，据说王在网上泡了3天，并萌发了公司转型互联网的念头。
这一年王志东一共去了3次美国。在去美国之前，他结识了美国投资银行家罗伯森的中国助手冯波。当时冯波的一句话让王志东大开眼界：四通利方其实不是一家中国的软件公司，而是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软件公司。
在第二次赴美的时候，王志东拜会了摩根斯坦利银行，在与该银行的一位高级职员的交谈中，王志东有了调整公司业务方向、管理架构、融资，进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初步想法。王志东甚至当时就提出了让摩根斯坦利帮助四通利方上市的建议，摩根斯坦利的官员很坦白地答复王志东：“你的公司请不起我们。”
到1997年年初，四通公司为四通利方提供的500万元港币投资已经消耗怠尽，公司面临资金危机。
此时，王志东开始在美国、新加坡等地进行“拜山门”似的路演，然而与风险投资商们的谈判异常艰难，投资商拒绝王志东对四通利方850万美元的评估。可就在王志东筋疲力尽认为谈判已毫无希望时，投资商却接受了他的条件。
1997年10月，后来被称为华登系的华登投资公司、RSC、艾芬豪国际集团为四通利方提供了总值为6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此次融资后，华登系占了四通利方大部分股份，而王志东的股份则稀释成13%。
华登系的投资点是中文互联网，在资本方的要求下，到1997年，四通利方已基本完成了互联网转型。然而，另一点被资本方越来越不能容忍的是，四通利方相对落后的管理体制。
此前，四通利方已被媒体批评为“家公司”：王志东自任总经理；夫人刘冰主抓财务、人事； 弟弟王志刚管源代码。华登系要求四通利方改变这样的管理局面，这与王志东发生了正面冲突。
在资本方的压力下，还在融资谈判时期，王志东即决定交出财权。1997年1月1日，美国人马克被聘请为四通利方的财务总监。作为第一个进入中关村的美国人，马克的引进在业界引起轰动。马克要求公司的各个部门都要按照财务数据来工作，他制定了各种数据然后分配到各个部门，并为各个部门制定出它们的薪酬。马克的引入标志着四通利方的管理体制正在转向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
在以后的时间里，王志东又在资本方的建议下，在他30多人的公司里设置了分管技术、销售和行政的3位副总，来分散原先掌握在总经理手中的权力。
得到资金后的四通利方开始大步向互联网转型，此时公司内部由留法学生汪延负责的利方在线已经运营了一年，利方在线经过1998年世界杯之后声名鹊起，并逐步转变为四通利方的主要部门。
1998年9月26日是个星期六，这一天王志东打了一辆夏利来到北京皇冠假日饭店。在这里王志东第一次遇到了时任华渊中文网站CEO的姜丰年。
9月26日的会面成为催生新浪网的直接要素。会面中，姜丰年与王志东一见如故，在他得知四通利方也有访问量很大的利方在线，而且王志东也立志于做成全球最大中文网站时，立即提议两家合并。王对姜的提议反应得模棱两可，他怕弱势的四通利方被吃掉。
在此后的谈判中，王志东将一年前估值1500万美元的四通利方重新估值为3000万美元，但这一“天价”仍被急不可待的姜丰年接受了。经过9天谈判，10月27日，双方签约，华渊以1股换利方0.38股形式，同意被四通利方购并。合并之后的新公司姜丰年出任董事局主席兼执行官(CEO)，王志东出任总裁。
在协议签完之后，姜丰年问王志东：“合并后的网站叫什么名字？”此时，姜丰年策划人已经根据华渊的英文名称“SINA”的译音取名“赛诺王”，并且印刷品即将付印。王志东当时没有回答。
第二天，一夜未眠的王志东告诉姜丰年，新网站的名字叫“新浪”。
3 反目成仇：资本逼宫
就在新浪成立的这一年，四通电子第一次报亏，此后，凭借所持新浪股权的估值，四通勉强扭亏，但主营业务在继续走弱。
据后来段永基自己回忆：1996年到1998年四通连续受到金融诈骗和商业诈骗，造成财务危机，被骗去了10多亿元人民币。
多元化投资失利、公司产权纷争使四通的发展逐渐走弱。
1999年8月,段永基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关村股份董事、总经理，这是北京市直接任命的。但此后，中关村股份运营的也不理想。
段永基事业上屡受挫折之际，正是王志东和他的新浪在互联网行业如日中天之时。
纽约时间2000年4月13日上午，新浪网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开始挂牌交易。招股说明书显示，当时股权结构为：第一大股东华登投资公司，持股 13.3％，第二大股东四通，持股10％，第三大股东戴尔，持股6.31％，第四大股东王志东，持股6％。王志东由此获得“中国网络之王”的称号。
新浪股票上市当天，股价由开市17美元增长至20.8美元报收，涨幅达20％。彼时，纳斯达克正遭受历史上最惨重的打击，几个星期的时间，股票总市值丧失数万亿美元，微软、英特尔、甲骨文、思科这四大骨干公司的市值自2000年3月27日以来损失4710亿美元。但新浪却一路上扬，甚至上到过50多美元。然而新浪股票并未能在逆势中支持多久，到2001年，新浪股票和稍后上市的搜狐、网易一样，已跌至1美元左右。
王志东怎么也不会想到，暂时跌落的股价会成为他被驱逐出中国互联网的直接理由。
2001年6月1日，美国加州帕罗阿图市威斯汀酒店，新浪董事局例行董事会。
王志东这一天是最后一个走进会场的，此前一夜，他刚刚准备好向董事会汇报的演示文稿。
当天与会的除了王志东之外，还有董事长姜丰年和段永基等5名董事。会议一开始，就有董事严厉批评新浪的财政状况，并指出王志东应该为这一状况负责。董事会很快做出决定，撤销王志东新浪执行长职务，同时免去他新浪董事的资格。
6月4日，新浪向外公布王志东辞职，业界震惊。王志东随后在通知媒体的情况下回到办公室继续上班，并表示自己没有辞职。这一抗拒行动使得新浪董事会与王志东公开决裂，董事会随后宣布裁员，被裁者一小时之内离开公司。王志东列在裁员名单之首。
6月7日清晨，王志东在北京北郊一所高级会所秘密约见了几名记者，在这次会面中王对自己被“暗算”的原因表示不解：董事会对公司业绩一直持肯定态度，在整个行业都在等待转机的时候，为什么单单要求我能盈利？
就在业界纷纷猜测王志东离职的真实原因之时，6月29日，段永基突然在一个公开论坛上猛烈抨击王志东：“对于新浪网，四通投了八九年了，投了上千万元人民币，至今一分钱回报也没拿到。我一年拿20万元人民币，给国家做那么多贡献。王志东一年拿30万美元，一分钱也没挣到，这公平吗？”他甚至怒斥台下的记者：“你们说我们赶走王志东是血淋淋的，他王志东拼命烧钱就不血淋淋了吗！”
到此真相大白，8年前给了王志东第三份工作的人，也是让王志东第三次失业的人。
此时，愤怒的资本已显得狂躁，两个月后8848创始者王峻涛被资本方解职，而在此一年前，瀛海威创始者张树新也被资本方驱逐出自己的公司。而张朝阳在接受了资本方派来的首席行政官后，艰难地与董事会玩着“推手”。
4 翻云覆雨：NASDAQ魔方
赶走了王志东的新浪并没有盈利，而赶走王志东的这一年，段永基也是流年不利。
在掌握了中关村股份后，段永基决定投身电信业务。
2001年左右，段永基为投资长城电信133网而成立了中关村通信公司。这个基于CDMA的133网仅在四个城市开通，性质上属于军民共建，军民共用。
然而，段永基投资CDMA的做法很快就被政府叫停了，后者决定CDMA项目统一由联通承建运营。2001年11月下旬，国务院要求中关村股份在11月 20日零点前将全部CDMA业务移交给联通。在移交过程中，段永基认为前期工程投入了33亿元，而中国联通方面只接受折价16亿元。但令业界不解的是，CDMA项目叫停后段永基仍坚持向中关村通信提供融资，这一决策让中关村股份陷入数年的财政危机。
在中关村股份连受挫折的这段时间，段永基却加强了对新浪的控制。
2001年9月25日，新浪通过支付800万美元、460万股新发行股票方式取得阳光文化29%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同时阳光文化董事局主席杨澜获得新浪10%的股份，成为新浪第一大股东。其夫吴征与姜丰年担任新浪网董事会的联席主席。此次合并使四通在新浪的股份被摊薄到8%，但段永基同时获得阳光文化董事的职位。
新浪、阳光合并的前一天，王志东向新浪移交了他所持新浪互联的最后股份，从而彻底断绝了和新浪的所有关系。
新浪与阳光的合作仅维持了半年多，由于看不到互联网翻身的前景，次年4月，吴征宣布辞去新浪联席董事长的职位，又一个月后，吴征杨澜夫妇将手中全部新浪股份转给了段永基。段当时资金也不宽裕，但还是咬牙集资接受了转让，而这次段永基无疑做了一笔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买卖。
从2002年11月开始，互联网回暖，中国概念股在纳斯达克涨势冲天，而新浪股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每股1.5美元蹿升至40多美元。2003年2月到2004年2月，四通电子减持新浪股票共计467万股，约1.5亿美元。2003年9月，段永基出任新浪联席董事会主席。
2003年12月 3日，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四通电子发布公告，称斥资11.7亿港元收购史玉柱全资拥有的公司CentralNew全部发行的股本。CentralNew持有黄金搭档生物科技75%股本权益。其中6亿港元以现金支付，其余约5.7亿港元通过发行可换股债券支付。四通电子更名为四通控股，史玉柱则出任四通控股有限公司CEO。四通从此转向保健品领域。
业界分析，段永基收购CentralNew的资金正来自于减持杨澜夫妇股票的收入。
2005年12月7日，段永基又受让了中关村股份第一大股东北京住总集团的全部股份，由中关村股份的经营者，正式转为持有者。
就在离职的那一年，王志东得了一对双胞胎儿女，作家金庸为之取名青鹤、青凤，取意“青凤鸣，太平时”。
2001年12月，王志东创办软件公司“点击科技”，打算冲击自己的下一个事业高峰。他对媒体说不相信新浪是自己事业的最高点。此后他甚少出现在公众面前。2008年4月，点击科技推出了自己的第三块业务，王志东说，他在回归互联网。
5 进退之间：金蝉脱“壳”
2005年2月18日，大洋彼岸的一份报告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了一场地震——新浪被玩游戏的盛大收购了！
这份报告是盛大网络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称，截至2005年2月10日，盛大网络和其控股的地平线媒体有限公司，通过在公开市场购买的形式已获得了新浪大约19.5%的股份。这意味着盛大已经成为新浪的第一大股东。
网游新贵陈天桥买下中国第一门户新浪。
陈天桥时年32岁，4年前经营网络游戏《传奇》，此前刚凭90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资产晋身中国内地首富。
面对陈天桥意向不明的强行收购，新浪董事会立刻出台“毒丸计划”，即每位股东均将按其所持的每股普通股而获得一份等量的购股权。不过，只有在某个人或团体获得10%或以上的新浪普通股，或是达成对新浪的收购协议时，该购股权才可以行使，从而购买等量的额外普通股。这意味着盛大斥资2.3亿美元购入的股票，将在“毒丸”抛出之际迅速贬值。
由于当时四通正在减持股票，而段永基又曾经力主与陈天桥的盛大网络合并，因此业界一度怀疑陈天桥购买的股票来自段永基之手，甚至有报道说段永基曾向盛大报价以每股50美元出售手中股票，但经谈判盛大最终以每股32美元的协议价格收购四通控股手中的 2502274股新浪股票，总收购价格约为8000万美元。但此猜测遭到段永基强力否认。
这一年9月，新浪股东大会在香港召开，第一大股东陈天桥并未出现在会上，甚至当时提名的3名新董事也无盛大人员。盛大收购新浪一事就此无疾而终。
2006年3月，新浪董事局联席主席姜丰年辞职，就此，段永基成为新浪唯一的董事长。
段永基在新浪上进了一步，却在中关村“退”了一步。
由于在CDMA项目上造成的巨额亏欠迟迟无法解决，中关村股份决定引进资本新贵黄光裕。2006年4月至2006年7月20日间，黄光裕实际控制的鹏泰投资共计出资1.55亿元购入中关村股份29.58%股权，黄光裕成为中关村股份第一大股东。
然而到2007年下半年，面对中关村股份CDMA担保、银行债务重组、存量资产处置等诸多难解之题，据说黄光裕也表露过悔意。
就在黄光裕后悔接盘之际，11月6日，中关村发布公告，段永基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副董事长和董事职务，董事会已接受段永基的辞呈，辞职自公告日起生效。
至此，一向拥有中关村“村长”称号的段永基让中关村正式告别了“段永基时代”。
5个月后，新浪发布公告称，董事长段永基辞去新浪董事会及薪酬委员会的所有职务，已经从公司 “完全退出”。
此时，从新浪所在的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19层向南望，可以看见四通公司的办公楼。向东望，能看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北四环边上的大厦。没人知道段永基在离开新浪办公室时是否做过最后的眺望，眺望23年前自己扔掉“铁饭碗”的决绝和勇气，眺望30年前自己奔向新希望的憧憬和激动。
作者：于东辉 2008-11-17 22:48:19
出场人物：段永基 王志东
关键字：阳光创富
商业影响力：互联网 资本力量
除署名外，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于东辉采写
1978年，段永基和这个国家一起走进命运的转折期。
这一年，32岁的段永基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在此前8年的时间里，他是北京176中学的一名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段永基自称只上过10个月的课，其余的时间都“搞文革”了。考上“北航”的研究生对于他的意义不止于“补课”，那更意味着拿到了一个更稳固的“铁饭碗”：学成后他被分配在航天部 621所，并在不长的时间里做到了研究室副主任的位置。
就在段永基风风火火地赶去“北航”报到的时候，在南方珠江口的一座小城镇里，12岁的王志东一样也很兴奋：他从小学4年级直接被初中录取。在那个思想刚刚解放而经济又未上正轨的年代里，王志东每天渴望的是爸爸不时带回来的新书，而他最着迷的是和爸爸一起动手做些电子小玩具。
相隔千里，相差20岁，那个“北航”研究生部的新生和东莞初一的天才少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命运会在以后的岁月紧紧捆绑在一起，并以这段恩仇共同见证和左右了一个行业的兴衰枯荣。
编者按
在互联网的创富模式出现之前，中国企业家的个人财富增长往往呈现两个极端：要么是灰色部分居多，要么是增长缓慢。而自王志东们开始，中国企业家阳光创富的大旗被正式竖起。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作为中国较早接触国外风险资本、天使投资等的段永基们，资本市场带给了他们财富和名望迅速暴涨的先机，也同时带来了投资人和华尔街的压力。游走在企业和资本市场两端，体味资本力量的强大和压力的无情，中国企业家们必须要经历这个阶段。
被财富放逐
从性格上看，王志东和段永基相差很大，一个是承受型，内敛、坚忍；一个是攻击型，张扬、老辣。或者正是这种差异，让这两个承受了相同命运的企业家却得到不同的评价：都是出局，王被看做悲剧英雄，段则被认为作茧自缚。
如果不是整整一批创业者在那个时代离开了自己缔造的王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王志东只是一个公司权利争斗的牺牲品。
因为有了王峻涛、张树新，所以我们认为是急不可耐的资本一脚踢开了那些财富历史的开拓者。至少这个逻辑最站得住脚。
那是一个被财富照耀的时代，也是一个被财富焚烧的时代。那个时代让王志东们认识到了资本是财富最慷慨的释放者，同时也是财富最贪婪的追求者。这个释放和追求的过程也给整个中国上了一课：财富铸就传奇，财富也导演悲剧。
王志东没有丁磊、张朝阳的幸运，后者比他多熬过了一年，整个行业便峰回路转。但他比任何同业都幸运和骄傲的是，只有他戴上了“中国网络之王”的桂冠，尽管他曾解嘲说，这称号的含义不过是“中国网络界那个姓王的”。
王冠只会出现一次，以后在这个行业里任凭再有多大的成就，也再不会有称“王”的机会，如陈天桥如李彦宏。这是王志东之幸，幸在他是曙色中，被大家第一眼看见的人。幸在他第一个让多数中国人认识了什么是草根创业、阳光创业、知识创业。
相比于王志东，段永基的“财富”经历则更富历史性：他摸索、认知、追求财富的过程几乎就是这个国家摸索、认知和追求财富的过程。
尽管段永基在王志东事件中是以资本方的面目出现的，但相信没有人把“资本家”看做是他在这个行业、这段历史中的真实定位。他不过也是被资本推向阵前的一名搏杀者。
就如王志东的离职原委一直扑朔迷离，段永基的最后出局也很难让人给出准确的判定，你可以说他是利用新的财富机会全身而退，你也可以说，他是在新的财富权贵面前无力招架。
但至少我们看到了一个结局：一个新的行业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时代里，段永基们的特征和痕迹已经被抹得干干净净。
惊人的巧合是，在段永基出局的这一年，2008年，财富再一次给中国人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如果说7年前财富泡沫破裂时中国人多数还只是旁观者，那么这一次，他们已经是在泡沫中挣扎的主体。
是的，这一次，我们都是被财富放逐的人。
1 一拍即合：资本做媒
段永基当然没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祖国的航天事业。
1984年，中科院的万润南、沈国钧等人向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2万块钱，创办了四通新技术开发公司。段永基参与了这次创业，却没舍得立刻丢下航天部的“铁饭碗”。这一年万润南在中科院的同事柳传志也在一间小房子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就是今天的联想。
一年后，段永基扔掉了621所副主任的乌纱帽，正式投身万润南的四通。此后，他机缘巧合地坐上四通总裁的位置，并凭借铁腕安然渡过随后四通内部的“倒段风波”，人们评论说，这得益于他“搞文革”的斗争经验。
1993年的段永基春风得意，此时在他治下的四通公司仍然坐在国内电子百强的首席上。这一年8月，四通成立四通电子(0409.HK)在香港上市，一共发行了1.5亿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1.26元港币。
这一年“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语正在风行国内，但联想的上市还要在一年后，方正则更晚。这也是让段永基大为得意的地方。
就在手握融资的段永基全力寻找投资项目时，他碰见了27岁的王志东，后者刚刚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失业。
如果没有遇到段永基，很难说王志东的命运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有他的新浪事业。
从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王志东获得北大方正领导人王选的赏识，并进入北大方正任程序员。在方正的日子里，王并没有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遂于1991年底辞职。
告别方正后，王志东本来准备技术移民到新加坡，在办出国手续的空暇，他又做出一个全新的中文平台——中文之星1. 0版。这个软件被一位北大同学看到，立刻建议共创公司。1992年4月，王志东与这位同学创建了新天地电子信息研究所，王志东任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由于和同学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1993年8月13日，王志东从新天地辞职，并被迫把中文之星的源代码交出去。这一事件对王志东影响颇深，在以后的创业过程中，王始终竭力把持核心技术以及核心权力。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王志东遇到了中国第一代程序员、时任四通公司总工的严援朝，严援朝曾成功开发出中文平台CCDOS，之后一直怀才不遇。深谙体制之苦的严援朝极力说服王志东与自己共同创建一个中文软件公司，而此时，王志东又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四通副总裁刘菊芬。
在刘的安排下，王志东与段永基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会面中，王志东成功说服了段永基为他未来的软件公司提供500万港币的“天使投资 ”，而无分文投入的王志东则占有新公司20%的股权。此外，段永基还答应了王志东3个额外的条件：新公司有自主的人事权，四通不派1人进入；新公司只做软件；员工尝试配股权。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体制环境下宽松得不可思议。
随后，四通董事会用了一天的时间讨论这起投资案，在几乎没有争议的情况下，董事会通过了投资王志东新公司的决议。
1993年12月18日，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此前，四通集团先让其香港上市公司四通电子出资350万元在香港成立利方投资，约定王志东、严援朝及其他技术人员持股30％，再由利方投资在国内与四通集团合资成立四通利方，四通集团追加投资150万元，持股30％。
由于一直没能物色到合适的总经理人选，两个月后，王志东在严援朝的支持下，亲自出任四通利方总经理。成立之初，公司在中关村西南部的万泉小学租用了一栋 10年期的小楼，由于地处偏僻，王志东不得不在附近各个路口挂上公司的指示牌，后来这里成为北京最著名的高档住宅区之一。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开发中文软件平台Richwin，第一个版本的Richwin于1994年3月20日被开发出来，此时，微软的Windows中文版也已经面世，人们显然已经没有购买Richwin的理由。
2 风云际会：网络为王
1995年5月，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口竖起一块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这是中国第一则互联网路牌广告。广告牌向北1500米，便是由张树新创建的中国第一家网络公司北京瀛海威。这一年，中国共有4万网民通过瀛海威登上了互联网。
王志东也是在这一年上网的，那是他第三次去美国的时候，据说王在网上泡了3天，并萌发了公司转型互联网的念头。
这一年王志东一共去了3次美国。在去美国之前，他结识了美国投资银行家罗伯森的中国助手冯波。当时冯波的一句话让王志东大开眼界：四通利方其实不是一家中国的软件公司，而是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软件公司。
在第二次赴美的时候，王志东拜会了摩根斯坦利银行，在与该银行的一位高级职员的交谈中，王志东有了调整公司业务方向、管理架构、融资，进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初步想法。王志东甚至当时就提出了让摩根斯坦利帮助四通利方上市的建议，摩根斯坦利的官员很坦白地答复王志东：“你的公司请不起我们。”
到1997年年初，四通公司为四通利方提供的500万元港币投资已经消耗怠尽，公司面临资金危机。
此时，王志东开始在美国、新加坡等地进行“拜山门”似的路演，然而与风险投资商们的谈判异常艰难，投资商拒绝王志东对四通利方850万美元的评估。可就在王志东筋疲力尽认为谈判已毫无希望时，投资商却接受了他的条件。
1997年10月，后来被称为华登系的华登投资公司、RSC、艾芬豪国际集团为四通利方提供了总值为6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此次融资后，华登系占了四通利方大部分股份，而王志东的股份则稀释成13%。
华登系的投资点是中文互联网，在资本方的要求下，到1997年，四通利方已基本完成了互联网转型。然而，另一点被资本方越来越不能容忍的是，四通利方相对落后的管理体制。
此前，四通利方已被媒体批评为“家公司”：王志东自任总经理；夫人刘冰主抓财务、人事； 弟弟王志刚管源代码。华登系要求四通利方改变这样的管理局面，这与王志东发生了正面冲突。
在资本方的压力下，还在融资谈判时期，王志东即决定交出财权。1997年1月1日，美国人马克被聘请为四通利方的财务总监。作为第一个进入中关村的美国人，马克的引进在业界引起轰动。马克要求公司的各个部门都要按照财务数据来工作，他制定了各种数据然后分配到各个部门，并为各个部门制定出它们的薪酬。马克的引入标志着四通利方的管理体制正在转向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
在以后的时间里，王志东又在资本方的建议下，在他30多人的公司里设置了分管技术、销售和行政的3位副总，来分散原先掌握在总经理手中的权力。
得到资金后的四通利方开始大步向互联网转型，此时公司内部由留法学生汪延负责的利方在线已经运营了一年，利方在线经过1998年世界杯之后声名鹊起，并逐步转变为四通利方的主要部门。
1998年9月26日是个星期六，这一天王志东打了一辆夏利来到北京皇冠假日饭店。在这里王志东第一次遇到了时任华渊中文网站CEO的姜丰年。
9月26日的会面成为催生新浪网的直接要素。会面中，姜丰年与王志东一见如故，在他得知四通利方也有访问量很大的利方在线，而且王志东也立志于做成全球最大中文网站时，立即提议两家合并。王对姜的提议反应得模棱两可，他怕弱势的四通利方被吃掉。
在此后的谈判中，王志东将一年前估值1500万美元的四通利方重新估值为3000万美元，但这一“天价”仍被急不可待的姜丰年接受了。经过9天谈判，10月27日，双方签约，华渊以1股换利方0.38股形式，同意被四通利方购并。合并之后的新公司姜丰年出任董事局主席兼执行官(CEO)，王志东出任总裁。
在协议签完之后，姜丰年问王志东：“合并后的网站叫什么名字？”此时，姜丰年策划人已经根据华渊的英文名称“SINA”的译音取名“赛诺王”，并且印刷品即将付印。王志东当时没有回答。
第二天，一夜未眠的王志东告诉姜丰年，新网站的名字叫“新浪”。
3 反目成仇：资本逼宫
就在新浪成立的这一年，四通电子第一次报亏，此后，凭借所持新浪股权的估值，四通勉强扭亏，但主营业务在继续走弱。
据后来段永基自己回忆：1996年到1998年四通连续受到金融诈骗和商业诈骗，造成财务危机，被骗去了10多亿元人民币。
多元化投资失利、公司产权纷争使四通的发展逐渐走弱。
1999年8月,段永基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关村股份董事、总经理，这是北京市直接任命的。但此后，中关村股份运营的也不理想。
段永基事业上屡受挫折之际，正是王志东和他的新浪在互联网行业如日中天之时。
纽约时间2000年4月13日上午，新浪网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开始挂牌交易。招股说明书显示，当时股权结构为：第一大股东华登投资公司，持股 13.3％，第二大股东四通，持股10％，第三大股东戴尔，持股6.31％，第四大股东王志东，持股6％。王志东由此获得“中国网络之王”的称号。
新浪股票上市当天，股价由开市17美元增长至20.8美元报收，涨幅达20％。彼时，纳斯达克正遭受历史上最惨重的打击，几个星期的时间，股票总市值丧失数万亿美元，微软、英特尔、甲骨文、思科这四大骨干公司的市值自2000年3月27日以来损失4710亿美元。但新浪却一路上扬，甚至上到过50多美元。然而新浪股票并未能在逆势中支持多久，到2001年，新浪股票和稍后上市的搜狐、网易一样，已跌至1美元左右。
王志东怎么也不会想到，暂时跌落的股价会成为他被驱逐出中国互联网的直接理由。
2001年6月1日，美国加州帕罗阿图市威斯汀酒店，新浪董事局例行董事会。
王志东这一天是最后一个走进会场的，此前一夜，他刚刚准备好向董事会汇报的演示文稿。
当天与会的除了王志东之外，还有董事长姜丰年和段永基等5名董事。会议一开始，就有董事严厉批评新浪的财政状况，并指出王志东应该为这一状况负责。董事会很快做出决定，撤销王志东新浪执行长职务，同时免去他新浪董事的资格。
6月4日，新浪向外公布王志东辞职，业界震惊。王志东随后在通知媒体的情况下回到办公室继续上班，并表示自己没有辞职。这一抗拒行动使得新浪董事会与王志东公开决裂，董事会随后宣布裁员，被裁者一小时之内离开公司。王志东列在裁员名单之首。
6月7日清晨，王志东在北京北郊一所高级会所秘密约见了几名记者，在这次会面中王对自己被“暗算”的原因表示不解：董事会对公司业绩一直持肯定态度，在整个行业都在等待转机的时候，为什么单单要求我能盈利？
就在业界纷纷猜测王志东离职的真实原因之时，6月29日，段永基突然在一个公开论坛上猛烈抨击王志东：“对于新浪网，四通投了八九年了，投了上千万元人民币，至今一分钱回报也没拿到。我一年拿20万元人民币，给国家做那么多贡献。王志东一年拿30万美元，一分钱也没挣到，这公平吗？”他甚至怒斥台下的记者：“你们说我们赶走王志东是血淋淋的，他王志东拼命烧钱就不血淋淋了吗！”
到此真相大白，8年前给了王志东第三份工作的人，也是让王志东第三次失业的人。
此时，愤怒的资本已显得狂躁，两个月后8848创始者王峻涛被资本方解职，而在此一年前，瀛海威创始者张树新也被资本方驱逐出自己的公司。而张朝阳在接受了资本方派来的首席行政官后，艰难地与董事会玩着“推手”。
4 翻云覆雨：NASDAQ魔方
赶走了王志东的新浪并没有盈利，而赶走王志东的这一年，段永基也是流年不利。
在掌握了中关村股份后，段永基决定投身电信业务。
2001年左右，段永基为投资长城电信133网而成立了中关村通信公司。这个基于CDMA的133网仅在四个城市开通，性质上属于军民共建，军民共用。
然而，段永基投资CDMA的做法很快就被政府叫停了，后者决定CDMA项目统一由联通承建运营。2001年11月下旬，国务院要求中关村股份在11月 20日零点前将全部CDMA业务移交给联通。在移交过程中，段永基认为前期工程投入了33亿元，而中国联通方面只接受折价16亿元。但令业界不解的是，CDMA项目叫停后段永基仍坚持向中关村通信提供融资，这一决策让中关村股份陷入数年的财政危机。
在中关村股份连受挫折的这段时间，段永基却加强了对新浪的控制。
2001年9月25日，新浪通过支付800万美元、460万股新发行股票方式取得阳光文化29%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同时阳光文化董事局主席杨澜获得新浪10%的股份，成为新浪第一大股东。其夫吴征与姜丰年担任新浪网董事会的联席主席。此次合并使四通在新浪的股份被摊薄到8%，但段永基同时获得阳光文化董事的职位。
新浪、阳光合并的前一天，王志东向新浪移交了他所持新浪互联的最后股份，从而彻底断绝了和新浪的所有关系。
新浪与阳光的合作仅维持了半年多，由于看不到互联网翻身的前景，次年4月，吴征宣布辞去新浪联席董事长的职位，又一个月后，吴征杨澜夫妇将手中全部新浪股份转给了段永基。段当时资金也不宽裕，但还是咬牙集资接受了转让，而这次段永基无疑做了一笔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买卖。
从2002年11月开始，互联网回暖，中国概念股在纳斯达克涨势冲天，而新浪股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每股1.5美元蹿升至40多美元。2003年2月到2004年2月，四通电子减持新浪股票共计467万股，约1.5亿美元。2003年9月，段永基出任新浪联席董事会主席。
2003年12月 3日，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四通电子发布公告，称斥资11.7亿港元收购史玉柱全资拥有的公司CentralNew全部发行的股本。CentralNew持有黄金搭档生物科技75%股本权益。其中6亿港元以现金支付，其余约5.7亿港元通过发行可换股债券支付。四通电子更名为四通控股，史玉柱则出任四通控股有限公司CEO。四通从此转向保健品领域。
业界分析，段永基收购CentralNew的资金正来自于减持杨澜夫妇股票的收入。
2005年12月7日，段永基又受让了中关村股份第一大股东北京住总集团的全部股份，由中关村股份的经营者，正式转为持有者。
就在离职的那一年，王志东得了一对双胞胎儿女，作家金庸为之取名青鹤、青凤，取意“青凤鸣，太平时”。
2001年12月，王志东创办软件公司“点击科技”，打算冲击自己的下一个事业高峰。他对媒体说不相信新浪是自己事业的最高点。此后他甚少出现在公众面前。2008年4月，点击科技推出了自己的第三块业务，王志东说，他在回归互联网。
5 进退之间：金蝉脱“壳”
2005年2月18日，大洋彼岸的一份报告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了一场地震——新浪被玩游戏的盛大收购了！
这份报告是盛大网络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称，截至2005年2月10日，盛大网络和其控股的地平线媒体有限公司，通过在公开市场购买的形式已获得了新浪大约19.5%的股份。这意味着盛大已经成为新浪的第一大股东。
网游新贵陈天桥买下中国第一门户新浪。
陈天桥时年32岁，4年前经营网络游戏《传奇》，此前刚凭90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资产晋身中国内地首富。
面对陈天桥意向不明的强行收购，新浪董事会立刻出台“毒丸计划”，即每位股东均将按其所持的每股普通股而获得一份等量的购股权。不过，只有在某个人或团体获得10%或以上的新浪普通股，或是达成对新浪的收购协议时，该购股权才可以行使，从而购买等量的额外普通股。这意味着盛大斥资2.3亿美元购入的股票，将在“毒丸”抛出之际迅速贬值。
由于当时四通正在减持股票，而段永基又曾经力主与陈天桥的盛大网络合并，因此业界一度怀疑陈天桥购买的股票来自段永基之手，甚至有报道说段永基曾向盛大报价以每股50美元出售手中股票，但经谈判盛大最终以每股32美元的协议价格收购四通控股手中的 2502274股新浪股票，总收购价格约为8000万美元。但此猜测遭到段永基强力否认。
这一年9月，新浪股东大会在香港召开，第一大股东陈天桥并未出现在会上，甚至当时提名的3名新董事也无盛大人员。盛大收购新浪一事就此无疾而终。
2006年3月，新浪董事局联席主席姜丰年辞职，就此，段永基成为新浪唯一的董事长。
段永基在新浪上进了一步，却在中关村“退”了一步。
由于在CDMA项目上造成的巨额亏欠迟迟无法解决，中关村股份决定引进资本新贵黄光裕。2006年4月至2006年7月20日间，黄光裕实际控制的鹏泰投资共计出资1.55亿元购入中关村股份29.58%股权，黄光裕成为中关村股份第一大股东。
然而到2007年下半年，面对中关村股份CDMA担保、银行债务重组、存量资产处置等诸多难解之题，据说黄光裕也表露过悔意。
就在黄光裕后悔接盘之际，11月6日，中关村发布公告，段永基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副董事长和董事职务，董事会已接受段永基的辞呈，辞职自公告日起生效。
至此，一向拥有中关村“村长”称号的段永基让中关村正式告别了“段永基时代”。
5个月后，新浪发布公告称，董事长段永基辞去新浪董事会及薪酬委员会的所有职务，已经从公司 “完全退出”。
此时，从新浪所在的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19层向南望，可以看见四通公司的办公楼。向东望，能看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北四环边上的大厦。没人知道段永基在离开新浪办公室时是否做过最后的眺望，眺望23年前自己扔掉“铁饭碗”的决绝和勇气，眺望30年前自己奔向新希望的憧憬和激动。
日立的“貌离实合”
中国人认为日立是家电厂商，日本人认为它是“技术的日立”。在长野 史看来，这种描述既对又不对。这家从未跌落出世界500强前40位、“超级多元化”的企业，现在在节能环保领域显示了特别的热情。与之相对应，谋求日立集团的事业运营一体化成为面临的挑战。
日立的“貌离实合”
作者：张一君 2008-11-17 22:48:19
未来的生意是环保解决方案
主持人：11月7日，日本Panasonic株式会社（松下电器）与三洋电机达成收购协议，松下将控股三洋电机，双方在资本和业务层面达成合作。新的松下电器公司的年销售额将达11.22万亿日元，超过日立成为日本国内最大的电器公司，日立将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强大对手？
长野 史：松下成为第一大家电厂商，在某些方面会对日立形成挑战，但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们的合并对日立是件好事。因为日立会向松下购买液晶面板和等离子面板。这样的合作会降低成本，这是我们刚刚确立的方针。此前面板是日立自己生产的。
主持人：伴有“日立牌是HITACHI”歌声的电视广告曾极大地响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当时广告推广的是家电产品，以至于今天还有不少中国人觉得日立就是一个家电厂商。但如今日立的家电事业部似乎正在遭遇亏损，也有消息说日立正在准备剥离家电业务？
长野 史：首先，日立不会剥离家电业务，而且还要大力推进家电事业。日立现在家电方面最主要的还是电视产品。今后的电视肯定是向轻薄化发展，日立的技术依然是十分领先的，一直到目前，在50英寸以上等离子电视领域，日立的技术都是最强的。
主持人：但在日立各种对外沟通的渠道上都很难看到家电的影子，日立几乎所有的广告都在展示有关节能环保的概念，这是否意味着日立正在把自己的业务集中到“节能环保技术设备供应商”这样一个方向上？
长野 史：创业以来，日立都是以技术著称，有“技术的日立”之称，通过最尖端的技术和高性能的产品来贡献社会，这一直是日立的一个企业理念。但是现在，不仅日立中国，包括全球的日立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在以技术贡献社会这个基础上如何有进一步的提高？今天的日立不光是用技术贡献社会，更多的是意识到全球所面临的节能环保课题，全球都在把节能环保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对待。于是日立提出了一个“环境构想2025”，制订了一个目标：到2025年，日立通过自身生产制造过程中的节能环保努力，加上日立遍布全球的用户通过使用日立的产品（技术、设备），全球一年即可以减排一亿吨的二氧化碳。
主持人：众所周知，欧洲的一些企业也在中国寻找环保发展的机会，从日立的战略规划上看，日立似乎也想做一个环保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但这个领域内的竞争对手似乎多了些，日立的差异化立足点是什么？
长野 史：欧美大型企业，比如说西门子、GE，他们也有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和特色。像其他的同行企业，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日立的一个特色是，它的产品线非常丰富。比如说各种类型的变频器，高技术水平的燃气轮机，再加上与发电相关的设备和产品，等等，日立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内开展节能环保的产品和技术服务。如果要说节能环保方面的产品清单，不管是跟谁相比，日立的清单绝对是不薄的。
另外，日立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产品多样的同时，还有软件方面的优势，比如各种产品怎么组合配合，从而达到更好的节能或者是环保效果。在日立的工厂里都有节能环保相关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多年来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技术。所以，日立最大的优势，就是广泛的产品线与非常强的技术和软件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事业能够开展得更好。
综合事业，这是一个风险分散的体系
主持人：我们现在很难说清楚日立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因为日立目前有九大事业领域，而且各事业领域之间的产业关联度并不高，这就是说，日立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企业。这在规模较大的企业群体里实在不多见。对于这样一个“超级多元化”企业，怎样才能保证它的技术水平长期不落后于那些分散于各领域的无数竞争对手？
长野 史：这得益于日立强大的研发能力。日立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拥有世界尖端的技术，而这样的研发能力，又与日立长期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大量储备的高级人才和行之有效的研发体制密切相关。对研发体制的高度重视，在日立的中国事业中体现得尤其突出。
2000年，日立（中国）有限公司便成立了日立集团的第三个海外研究基地“日立研发中心”。该中心主要负责信息通信系统、开放源代码软件、数字家电等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在信息通信领域，该中心在成立一年后便与清华大学合作创办了联合实验室，从事世界尖端技术的研究，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2005年4月，该研发中心独立出来，成立了日立（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一个研发机构注册为一个独立法人，这不仅在日立全球的研发机构中是唯一一例，在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里也是十分鲜见的现象。
主持人：在国际主流理论中，多元化的企业往往是很难保证效率的，日立会不会也存在这个问题？
长野 史：我觉得日立不存在因为事业部多而效率低下的问题，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但在我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日立在各个领域都在开展自己的事业，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个风险分散的体系。有人说日立不像其他的企业那样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做得那么专业，但是反过来说，涉足多个领域，一旦某一个事业领域的环境发生变化，受到了损失，另外一个事业领域的收益就可以弥补过来，这样可以支撑日立整体的事业往前走。所以，日立的事业是一种综合事业。形容日立的产业特征，不应该说“多元化”，应该说是一种依托于综合经营的“综合力”。“多元化”某种意义上是“分散”性的；而“综合性”，就是各领域能相互支持，而且能把各方面的力量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对于综合力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集中，各种技术要不断的发展，最后形成一个合力；各领域都具有自己的强势和优势，日立总在考虑把各领域的强势和优势集中在一点，形成一个新的优势。这也是日立一直秉承的思路。
各事业领域的产品、工艺、技术特征、目标客户虽然都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都要促进节能环保，所以，我们大力强调用“节能环保”统一九大事业，就像早年间“技术的日立”强调日立的每个事业领域都追求最尖端技术一样。
主持人：除了你刚刚提到的研发中心，日立的财务中心也被独立了出来，这种把尽可能多的职能部门独立出来的做法是不是日立管理多元业务的有效手段？
长野 史：可以这么说。日立把研究机构注册成独立企业法人，就是希望构建一种体制上的优势。如果研发机构只是日立中国公司内部的部门，那么这个部门可能会和市场存在一定隔膜，对来自市场的各种信号不会那么敏感。现在日立中国研发公司作为一个企业，一方面承接日立（中国）公司旗下众多集团公司以及日立日本本部委托的研发任务，另一方面也会朝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即希望在未来接受来自社会的研发任务，日后对这个研发公司的业绩考核也会逐步地加入利润等指标，这样就能刺激这个研发机构始终对市场保持高度敏感。尽管由于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显著区别，研发机构的高度企业化、市场化需要一个过程，要“慢慢来 ”，但是这一体制创新的优势还是能逐渐体现出来。
像财务公司或者是研发公司，在事业上独立之后，效率和精度提高了，这样的话，独立是有好处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不能说任何部门独立都有助于提高效率，比如说公共关系或者是法律部门就不宜独立出来。独立与否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的。
日立中国一把手2/3换成中国人担任
主持人：根据新的战略，日立2010年度在中国市场的总销售额将达到2006年度目标的1.7倍，加上从中国境内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业务，到2010 年，日立在中国地区的事业规模将达到130亿美元，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环境下，你会不会修改这个目标？如果不修改，你有什么措施保证这个目标的顺利达成？
长野 史：日立在中国的事业，说实话，我感觉不会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影响。在2006年的时候日立就发布了一个新中国事业战略，当时制定了一个到 2010年在中国的事业规模要达到130亿美元的目标，这个目标肯定是不会改变的。金融危机对美国和欧洲可能会造成影响，但日立在中国的事业真正依托的是中国本土的经济状况，销售额的绝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实现的，通过往海外出口而获得的部分是很少的。所以，在中国发展前景下，日立在中国的发展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日立2007年度全球的销售额超过了11万亿日元，销售额只是一方面，更关键是看各个事业领域的业务是不是实力强劲、存不存在问题。目前来看是没有问题的。2008年度上半年的情况也很好。
日立在中国增长最显著的领域有好几个，如建筑机械、电梯、ATM、服务器、显示器等等，都在各自的领域增长很快；还有交通系统，因为中国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城市交通系统的建设增长很快。还有跟火力发电相关的设备，日立在中国成长也很快。
日立事业的一些增长可能是不容易在表面看到的。近期北京的地铁建设进展非常快，地铁里面所用的电器产品，很多都是日立的。另外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ATM机差不多有一半是日立的。
主持人：2007年日立中国公司提出将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八大事业部“一把手”的2/3换成中国人，此事目前推进得如何？日立内部对这一举措的效果如何评价？是否对日立某些产品的销售起到了积极作用？
长野 史：日立已经认识到让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日本人掌握着中国市场业务的决策权，对日立而言，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从2006年年底，日立就宣布要在5年内，即2011年3月31日之前，将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八大事业部的“一把手”2/3换成中国人担任——当时，八大事业部的这些总经理中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目前这个计划的进展比较顺利，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内部的三大事业部门，再加上一个外设事业机构的一把手，一共是4个人，都已经是中国人来担当了。关于这个计划，日立的总部也非常的支持，都盼望这项计划能够成功。如果不是中国人在销售的第一线，日方人员很多工作是不好开展的。所以，都希望这个计划可以成功。
主持人：此次金融危机会不会影响日立在华投资的计划？闭幕不久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加大了对农村市场的政策倾斜，日立有没有到农村去的计划？
长野 史：从2001年到2006年，日立在中国的投资累计已经达10亿美元。此后日立在中国会进入一个回收期。但是在回收期也不排除个别的部门会有投资计划。
我们也在考虑优化日立在中国的事业布局。到现在为止，日立的事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占的比例很大。而在今后具有极大潜力的中部地区，日立开发得相对比较少。具体地说，2007年度，中国GDP的32%来自于中西部，但日立在中西部开展的事业所获销售收入的比例大概只占到了15%。和中西部地区相比，长江三角洲对中国GDP的贡献在2007年占了21%，但是日立在这个地区开展的事业所获销售收入的比例却占到了52%，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日立较偏重长江三角洲地区了。今后希望也能够在中部地区获得更大的发展。
八卦老板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西乡隆盛（明治维新的“三杰”之一——编者注）。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冰川清话》。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句话？
“敬天爱人”（这是被称为日本企业界“经营四圣”之一的稻盛和夫创立的经营哲学。“敬天”，指按事物的本性做事，“爱人”指“利他”——编者注）。
目前思考最多的问题？
如何让日立成为“在中国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最近在看什么书？
《街道行》（司马辽太郎著）
今年最高兴的一件事？
3年来的节能环保业务渐出成果。
平时有什么休闲爱好？
旅行、听音乐、读书。
主持人的话
看不清的日立
很难描述长野 史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他不太乐意回答任何和他个人有关的问题，这也是日本企业领导人的特性之一。
同样，日立也是一家很难描述的企业。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有人问：日立是做什么的？我好像无法马上回答出来，说家电厂商？显然不合适。长野 史明确表示不能把日立等同于家电厂商。说环保方案供应商？朋友肯定摇头：环保的范围太大了，它是哪一细分领域的解决方案供应商？
我只能做这样的表述：日立规模很大，世界500强排名中基本上没有跌出过前40名。它无处不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ATM机、城市交通系统、电力及工业设备系统、信息通信系统、建设及资源开发系统，还有汽车系统及汽车系统新材料等都有日立的身影。但你无法说出日立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或者说对手太多说不清楚。
当我把这样的困惑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教授朴胜虎求解时，朴胜虎沉思了良久：这其实是一个包括日立在内的很多日本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日本企业除了丰田、本田等汽车制造厂商外，很难再有企业能够让公众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已经转型不做直接和消费者打交道的企业了，但至少也应该让消费者明白哪个领域是你的最强项。
朴胜虎认为日本企业在中国存在四个严重问题：没有持续性的全局战略；遭遇文化融合困境；本土化进程缓慢；忽视品牌管理。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都可能重现2005年日本手机引发的大逃离一样的大规模撤离中国市场。
日立其实在努力、积极地参与中西部战略，把自己的产品线尽量布局完整；尽可能多地起用中国人，尤其在市场销售环节；加大用节能环保理念来和消费者沟通，努力把日立品牌打造成一个节能环保的伙伴。
这样的定位日立有足够的理由，如长野 史所说，中国在能源浪费和污染方面的遭遇和日本极像，日本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但问题是日立的切入口在哪里？在中国市场上，致力于环保事业的跨国企业如GE、ABB、施耐德等都基本布局完毕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GE和施耐德主攻能源节约，定位在能效管理专家；ABB主攻电气和自动化，定位在帮客户尽可能地提高生产效率，认为节约下来的能源才是最绿的能源。
当然，中国市场的节能环保业务是一个“巨大到让人心悸”的盘子，日立的人才储备可以跟得上吗？从2006年开始的本土化进程尽管收效显著，但逐渐显现的一个问题是：如此大张旗鼓地在各大事业部副总经理中擢升中国人为总经理，对现任的日本籍事业部总经理和同样拥有升职可能的日本籍副总经理可能造成压力。
如长野 史所说：日立在中国还有很长很曲折的路要走。
长野 史简历：
1969年3月毕业于鹿儿岛大学法学部，并于同年加入株式会社日立制作。
1991年就任营业本部重工部长，历任日立电机系统统括营业本部基础设施营业本部长、电力及电机集团产业基础设施事业部长、环境系统推进本部长、电力及电机集团CMO兼营业统括本部长、电机集团营业统括本部长等职务。
2005年就任日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4月就任日立集团中国总代表、日立（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日立的“貌离实合”
作者：张一君 2008-11-17 22:48:19
未来的生意是环保解决方案
主持人：11月7日，日本Panasonic株式会社（松下电器）与三洋电机达成收购协议，松下将控股三洋电机，双方在资本和业务层面达成合作。新的松下电器公司的年销售额将达11.22万亿日元，超过日立成为日本国内最大的电器公司，日立将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强大对手？
长野 史：松下成为第一大家电厂商，在某些方面会对日立形成挑战，但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们的合并对日立是件好事。因为日立会向松下购买液晶面板和等离子面板。这样的合作会降低成本，这是我们刚刚确立的方针。此前面板是日立自己生产的。
主持人：伴有“日立牌是HITACHI”歌声的电视广告曾极大地响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当时广告推广的是家电产品，以至于今天还有不少中国人觉得日立就是一个家电厂商。但如今日立的家电事业部似乎正在遭遇亏损，也有消息说日立正在准备剥离家电业务？
长野 史：首先，日立不会剥离家电业务，而且还要大力推进家电事业。日立现在家电方面最主要的还是电视产品。今后的电视肯定是向轻薄化发展，日立的技术依然是十分领先的，一直到目前，在50英寸以上等离子电视领域，日立的技术都是最强的。
主持人：但在日立各种对外沟通的渠道上都很难看到家电的影子，日立几乎所有的广告都在展示有关节能环保的概念，这是否意味着日立正在把自己的业务集中到“节能环保技术设备供应商”这样一个方向上？
长野 史：创业以来，日立都是以技术著称，有“技术的日立”之称，通过最尖端的技术和高性能的产品来贡献社会，这一直是日立的一个企业理念。但是现在，不仅日立中国，包括全球的日立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在以技术贡献社会这个基础上如何有进一步的提高？今天的日立不光是用技术贡献社会，更多的是意识到全球所面临的节能环保课题，全球都在把节能环保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对待。于是日立提出了一个“环境构想2025”，制订了一个目标：到2025年，日立通过自身生产制造过程中的节能环保努力，加上日立遍布全球的用户通过使用日立的产品（技术、设备），全球一年即可以减排一亿吨的二氧化碳。
主持人：众所周知，欧洲的一些企业也在中国寻找环保发展的机会，从日立的战略规划上看，日立似乎也想做一个环保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但这个领域内的竞争对手似乎多了些，日立的差异化立足点是什么？
长野 史：欧美大型企业，比如说西门子、GE，他们也有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和特色。像其他的同行企业，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日立的一个特色是，它的产品线非常丰富。比如说各种类型的变频器，高技术水平的燃气轮机，再加上与发电相关的设备和产品，等等，日立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内开展节能环保的产品和技术服务。如果要说节能环保方面的产品清单，不管是跟谁相比，日立的清单绝对是不薄的。
另外，日立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产品多样的同时，还有软件方面的优势，比如各种产品怎么组合配合，从而达到更好的节能或者是环保效果。在日立的工厂里都有节能环保相关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多年来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技术。所以，日立最大的优势，就是广泛的产品线与非常强的技术和软件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事业能够开展得更好。
综合事业，这是一个风险分散的体系
主持人：我们现在很难说清楚日立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因为日立目前有九大事业领域，而且各事业领域之间的产业关联度并不高，这就是说，日立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企业。这在规模较大的企业群体里实在不多见。对于这样一个“超级多元化”企业，怎样才能保证它的技术水平长期不落后于那些分散于各领域的无数竞争对手？
长野 史：这得益于日立强大的研发能力。日立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拥有世界尖端的技术，而这样的研发能力，又与日立长期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大量储备的高级人才和行之有效的研发体制密切相关。对研发体制的高度重视，在日立的中国事业中体现得尤其突出。
2000年，日立（中国）有限公司便成立了日立集团的第三个海外研究基地“日立研发中心”。该中心主要负责信息通信系统、开放源代码软件、数字家电等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在信息通信领域，该中心在成立一年后便与清华大学合作创办了联合实验室，从事世界尖端技术的研究，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2005年4月，该研发中心独立出来，成立了日立（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一个研发机构注册为一个独立法人，这不仅在日立全球的研发机构中是唯一一例，在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里也是十分鲜见的现象。
主持人：在国际主流理论中，多元化的企业往往是很难保证效率的，日立会不会也存在这个问题？
长野 史：我觉得日立不存在因为事业部多而效率低下的问题，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但在我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日立在各个领域都在开展自己的事业，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个风险分散的体系。有人说日立不像其他的企业那样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做得那么专业，但是反过来说，涉足多个领域，一旦某一个事业领域的环境发生变化，受到了损失，另外一个事业领域的收益就可以弥补过来，这样可以支撑日立整体的事业往前走。所以，日立的事业是一种综合事业。形容日立的产业特征，不应该说“多元化”，应该说是一种依托于综合经营的“综合力”。“多元化”某种意义上是“分散”性的；而“综合性”，就是各领域能相互支持，而且能把各方面的力量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对于综合力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集中，各种技术要不断的发展，最后形成一个合力；各领域都具有自己的强势和优势，日立总在考虑把各领域的强势和优势集中在一点，形成一个新的优势。这也是日立一直秉承的思路。
各事业领域的产品、工艺、技术特征、目标客户虽然都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都要促进节能环保，所以，我们大力强调用“节能环保”统一九大事业，就像早年间“技术的日立”强调日立的每个事业领域都追求最尖端技术一样。
主持人：除了你刚刚提到的研发中心，日立的财务中心也被独立了出来，这种把尽可能多的职能部门独立出来的做法是不是日立管理多元业务的有效手段？
长野 史：可以这么说。日立把研究机构注册成独立企业法人，就是希望构建一种体制上的优势。如果研发机构只是日立中国公司内部的部门，那么这个部门可能会和市场存在一定隔膜，对来自市场的各种信号不会那么敏感。现在日立中国研发公司作为一个企业，一方面承接日立（中国）公司旗下众多集团公司以及日立日本本部委托的研发任务，另一方面也会朝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即希望在未来接受来自社会的研发任务，日后对这个研发公司的业绩考核也会逐步地加入利润等指标，这样就能刺激这个研发机构始终对市场保持高度敏感。尽管由于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显著区别，研发机构的高度企业化、市场化需要一个过程，要“慢慢来 ”，但是这一体制创新的优势还是能逐渐体现出来。
像财务公司或者是研发公司，在事业上独立之后，效率和精度提高了，这样的话，独立是有好处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不能说任何部门独立都有助于提高效率，比如说公共关系或者是法律部门就不宜独立出来。独立与否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的。
日立中国一把手2/3换成中国人担任
主持人：根据新的战略，日立2010年度在中国市场的总销售额将达到2006年度目标的1.7倍，加上从中国境内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业务，到2010 年，日立在中国地区的事业规模将达到130亿美元，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环境下，你会不会修改这个目标？如果不修改，你有什么措施保证这个目标的顺利达成？
长野 史：日立在中国的事业，说实话，我感觉不会受到金融风暴的直接影响。在2006年的时候日立就发布了一个新中国事业战略，当时制定了一个到 2010年在中国的事业规模要达到130亿美元的目标，这个目标肯定是不会改变的。金融危机对美国和欧洲可能会造成影响，但日立在中国的事业真正依托的是中国本土的经济状况，销售额的绝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实现的，通过往海外出口而获得的部分是很少的。所以，在中国发展前景下，日立在中国的发展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日立2007年度全球的销售额超过了11万亿日元，销售额只是一方面，更关键是看各个事业领域的业务是不是实力强劲、存不存在问题。目前来看是没有问题的。2008年度上半年的情况也很好。
日立在中国增长最显著的领域有好几个，如建筑机械、电梯、ATM、服务器、显示器等等，都在各自的领域增长很快；还有交通系统，因为中国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城市交通系统的建设增长很快。还有跟火力发电相关的设备，日立在中国成长也很快。
日立事业的一些增长可能是不容易在表面看到的。近期北京的地铁建设进展非常快，地铁里面所用的电器产品，很多都是日立的。另外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ATM机差不多有一半是日立的。
主持人：2007年日立中国公司提出将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八大事业部“一把手”的2/3换成中国人，此事目前推进得如何？日立内部对这一举措的效果如何评价？是否对日立某些产品的销售起到了积极作用？
长野 史：日立已经认识到让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日本人掌握着中国市场业务的决策权，对日立而言，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从2006年年底，日立就宣布要在5年内，即2011年3月31日之前，将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八大事业部的“一把手”2/3换成中国人担任——当时，八大事业部的这些总经理中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目前这个计划的进展比较顺利，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内部的三大事业部门，再加上一个外设事业机构的一把手，一共是4个人，都已经是中国人来担当了。关于这个计划，日立的总部也非常的支持，都盼望这项计划能够成功。如果不是中国人在销售的第一线，日方人员很多工作是不好开展的。所以，都希望这个计划可以成功。
主持人：此次金融危机会不会影响日立在华投资的计划？闭幕不久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加大了对农村市场的政策倾斜，日立有没有到农村去的计划？
长野 史：从2001年到2006年，日立在中国的投资累计已经达10亿美元。此后日立在中国会进入一个回收期。但是在回收期也不排除个别的部门会有投资计划。
我们也在考虑优化日立在中国的事业布局。到现在为止，日立的事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占的比例很大。而在今后具有极大潜力的中部地区，日立开发得相对比较少。具体地说，2007年度，中国GDP的32%来自于中西部，但日立在中西部开展的事业所获销售收入的比例大概只占到了15%。和中西部地区相比，长江三角洲对中国GDP的贡献在2007年占了21%，但是日立在这个地区开展的事业所获销售收入的比例却占到了52%，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日立较偏重长江三角洲地区了。今后希望也能够在中部地区获得更大的发展。
八卦老板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西乡隆盛（明治维新的“三杰”之一——编者注）。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冰川清话》。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句话？
“敬天爱人”（这是被称为日本企业界“经营四圣”之一的稻盛和夫创立的经营哲学。“敬天”，指按事物的本性做事，“爱人”指“利他”——编者注）。
目前思考最多的问题？
如何让日立成为“在中国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最近在看什么书？
《街道行》（司马辽太郎著）
今年最高兴的一件事？
3年来的节能环保业务渐出成果。
平时有什么休闲爱好？
旅行、听音乐、读书。
主持人的话
看不清的日立
很难描述长野 史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他不太乐意回答任何和他个人有关的问题，这也是日本企业领导人的特性之一。
同样，日立也是一家很难描述的企业。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有人问：日立是做什么的？我好像无法马上回答出来，说家电厂商？显然不合适。长野 史明确表示不能把日立等同于家电厂商。说环保方案供应商？朋友肯定摇头：环保的范围太大了，它是哪一细分领域的解决方案供应商？
我只能做这样的表述：日立规模很大，世界500强排名中基本上没有跌出过前40名。它无处不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ATM机、城市交通系统、电力及工业设备系统、信息通信系统、建设及资源开发系统，还有汽车系统及汽车系统新材料等都有日立的身影。但你无法说出日立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或者说对手太多说不清楚。
当我把这样的困惑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教授朴胜虎求解时，朴胜虎沉思了良久：这其实是一个包括日立在内的很多日本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日本企业除了丰田、本田等汽车制造厂商外，很难再有企业能够让公众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已经转型不做直接和消费者打交道的企业了，但至少也应该让消费者明白哪个领域是你的最强项。
朴胜虎认为日本企业在中国存在四个严重问题：没有持续性的全局战略；遭遇文化融合困境；本土化进程缓慢；忽视品牌管理。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都可能重现2005年日本手机引发的大逃离一样的大规模撤离中国市场。
日立其实在努力、积极地参与中西部战略，把自己的产品线尽量布局完整；尽可能多地起用中国人，尤其在市场销售环节；加大用节能环保理念来和消费者沟通，努力把日立品牌打造成一个节能环保的伙伴。
这样的定位日立有足够的理由，如长野 史所说，中国在能源浪费和污染方面的遭遇和日本极像，日本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但问题是日立的切入口在哪里？在中国市场上，致力于环保事业的跨国企业如GE、ABB、施耐德等都基本布局完毕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GE和施耐德主攻能源节约，定位在能效管理专家；ABB主攻电气和自动化，定位在帮客户尽可能地提高生产效率，认为节约下来的能源才是最绿的能源。
当然，中国市场的节能环保业务是一个“巨大到让人心悸”的盘子，日立的人才储备可以跟得上吗？从2006年开始的本土化进程尽管收效显著，但逐渐显现的一个问题是：如此大张旗鼓地在各大事业部副总经理中擢升中国人为总经理，对现任的日本籍事业部总经理和同样拥有升职可能的日本籍副总经理可能造成压力。
如长野 史所说：日立在中国还有很长很曲折的路要走。
长野 史简历：
1969年3月毕业于鹿儿岛大学法学部，并于同年加入株式会社日立制作。
1991年就任营业本部重工部长，历任日立电机系统统括营业本部基础设施营业本部长、电力及电机集团产业基础设施事业部长、环境系统推进本部长、电力及电机集团CMO兼营业统括本部长、电机集团营业统括本部长等职务。
2005年就任日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4月就任日立集团中国总代表、日立（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Sunday, November 9, 2008
数亿资金扶持基础软件 国内厂商展开疯狂争夺
数亿资金扶持基础软件 国内厂商展开疯狂争夺
作者：董军 2008-11-10 23:22:39
“对于基础软件的扶持基金很快就要出台了，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政府一直对软件产业进行扶持，但这么大力度的投资还是第一次，而这笔巨额资金让很多企业跃跃欲试。
黑屏带来契机
11月4日，由中电标协文档库技术标准工作委员会制定的电子文档读写接口标准UOML被OASIS组织批准为国际标准，成为中国软件行业第一个国际标准。这个标准的确定，使得中国软件企业在国际标准上终于有了一席之地。这个消息带来的作用更多的是自豪，要想在市场上推进应用，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比起这个消息更“实惠”的，是微软“黑屏”事件和“核高基”的巨额扶持基金。
在微软10月20日的黑屏事件之后，金山、永中等办公软件的下载量剧增。一位软件下载网站的站长告诉记者，国产OFFICE软件下载量明显增加，但操作系统的下载量并不明显。金山的一位员工告诉记者，日装机量增长超过50%，近期WPS 搜索量持续递增，在百度的软件排行榜中近期上升了近20位。永中某高管则对外宣称一周下载量突破200万。“这么高的下载量并不是说用户就决定使用国产软件，只是微软‘黑屏’让他们想来试试国产软件是否可用。但这样的试用就给我们很多机会，因为WPS与OFFICE完全兼容。”金山的员工告诉记者。
虽然金山否认“乘虚而入”的说法，但金山、永中科技等企业显然最近比较高调，在一些论坛、采访中频频“出镜”。同时，业界的一些舆论导向也在向国产软件一边倒。他们显然是想利用黑屏的机会，与微软争抢用户。
微软黑屏事件，给国内厂商带来一个引导舆论导向的机会，而这个舆论导向将有助于他们获得来自政府的资金帮助。“‘核高基’已经谈了一段时间，听说最近终于要出台了。”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而最近相关企业非常活跃，也是为了在最后阶段拿到扶持基金的项目。他口中的“核高基”是指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重大专项，包括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三部分，这个项目涉及总金额上百亿元。而这几类产品的竞争对手则是英特尔、微软、IBM等国际巨头，这些企业每年投入的研发都在百亿元人民币以上。
“微软黑屏事件并不是导致这个基金出台的原因，但黑屏事件无疑坚定了政府做这件事的决心。”计世资讯副总经理曹开彬说道。
争夺最“实惠”的扶持
上述知情人士拖着长音告诉记者那个让他兴奋不已的数字，“一个项目都在千万元以上，好的可能会有两三千万元。”
这个数字也许在很多行业都不算什么，但对这些挣扎了多年的国内基础软件企业来说却是可以救命的钱，“国内做基础软件的企业收入高的也不过亿，多数规模都很小。这笔扶持基金可以相当于他们半年的营业收入，你说他们能不拼了命地抢吗？”
据记者了解，针对基础软件的软件类课题会两年征集一次，连续征集3~4次。现在征集的是2009~2010年度的软件类课题，所有课题预计发放的资金规模有可能突破10亿元，其中仅与中间件有关的课题投入估计有2亿元。这些软件类课题主要包括四类：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和办公软件，国内在这些领域比较知名，且有望获得这数亿元资金的企业有中科红旗、中标软、金蝶中间件、东方通、武汉达梦、人大金仓、金山软件、永中等。这些企业在国内软件业的名气都不小，但他们的竞争对手全部都是国际巨头，在这些国际巨头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已经很不易，更不要说长大 。
以前很多人对政府扶持国产企业的方式有很多怀疑，扶持多年效果并不明显。据记者了解，这次在扶持方式上可能会有变化，一是选择技术真正领先的企业，二是以项目带动应用，以市场拉动。所以，企业在最近的争夺中，一方面使劲突出自己的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在想办法树立一些样板用户，以期顺利拿到“巨资”。
而这一次巨额基金的发放，对中国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边缘向核心市场发起进攻。记者拿到了这份由工信部下发的征集软件项目的通知，里面提出一些明确要求，比如到2010年，要求桌面操作系统、办公软件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从“补充替代型”到“同台竞争型”的转变，中间件、服务器操作系统从“边缘示范型”到“核心业务型”。
不过对于这样的扶持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一些被采访者表示不好说，如果执行得好可以打造出中国的微软，如果执行不好，可能又是巨大的浪费。对此，作为行业专家的曹开彬建议投资眼光应该再放得远一些，比如近些年国际上软件业发起收购整合浪潮，一个企业从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到应用软件全都有，而中国的企业还停留在只做一个产品的阶段。政府扶持时应该多考虑国际趋势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
各方观点
中科院院士倪光南
“核高基”重大专项就是支持信息产业共性技术的研究，目标是要掌握核心技术，同时实现这些技术的产业化。其实，现在对于国内企业来讲，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产业化的过程。目前国内的很多政策都是在帮助国内厂商打开市场方面做工作，比如《政府采购法》、《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反垄断法》等等。
湖南新宇科技副总经理李旺
现在国产基础软件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招标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的认可。除了软件本身的竞争力在提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采购明显地在扶持国产软件，在金融、电信客户那边还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政府的态度还是很有倾向性的。
中文2000总经理胡才勇
这笔钱对于我们企业改善经营状况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当然，不仅是资金上的帮助，如果能在一些项目中很好地应用，也会拉动国产软件的市场 。
作者：董军 2008-11-10 23:22:39
“对于基础软件的扶持基金很快就要出台了，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政府一直对软件产业进行扶持，但这么大力度的投资还是第一次，而这笔巨额资金让很多企业跃跃欲试。
黑屏带来契机
11月4日，由中电标协文档库技术标准工作委员会制定的电子文档读写接口标准UOML被OASIS组织批准为国际标准，成为中国软件行业第一个国际标准。这个标准的确定，使得中国软件企业在国际标准上终于有了一席之地。这个消息带来的作用更多的是自豪，要想在市场上推进应用，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比起这个消息更“实惠”的，是微软“黑屏”事件和“核高基”的巨额扶持基金。
在微软10月20日的黑屏事件之后，金山、永中等办公软件的下载量剧增。一位软件下载网站的站长告诉记者，国产OFFICE软件下载量明显增加，但操作系统的下载量并不明显。金山的一位员工告诉记者，日装机量增长超过50%，近期WPS 搜索量持续递增，在百度的软件排行榜中近期上升了近20位。永中某高管则对外宣称一周下载量突破200万。“这么高的下载量并不是说用户就决定使用国产软件，只是微软‘黑屏’让他们想来试试国产软件是否可用。但这样的试用就给我们很多机会，因为WPS与OFFICE完全兼容。”金山的员工告诉记者。
虽然金山否认“乘虚而入”的说法，但金山、永中科技等企业显然最近比较高调，在一些论坛、采访中频频“出镜”。同时，业界的一些舆论导向也在向国产软件一边倒。他们显然是想利用黑屏的机会，与微软争抢用户。
微软黑屏事件，给国内厂商带来一个引导舆论导向的机会，而这个舆论导向将有助于他们获得来自政府的资金帮助。“‘核高基’已经谈了一段时间，听说最近终于要出台了。”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而最近相关企业非常活跃，也是为了在最后阶段拿到扶持基金的项目。他口中的“核高基”是指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重大专项，包括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三部分，这个项目涉及总金额上百亿元。而这几类产品的竞争对手则是英特尔、微软、IBM等国际巨头，这些企业每年投入的研发都在百亿元人民币以上。
“微软黑屏事件并不是导致这个基金出台的原因，但黑屏事件无疑坚定了政府做这件事的决心。”计世资讯副总经理曹开彬说道。
争夺最“实惠”的扶持
上述知情人士拖着长音告诉记者那个让他兴奋不已的数字，“一个项目都在千万元以上，好的可能会有两三千万元。”
这个数字也许在很多行业都不算什么，但对这些挣扎了多年的国内基础软件企业来说却是可以救命的钱，“国内做基础软件的企业收入高的也不过亿，多数规模都很小。这笔扶持基金可以相当于他们半年的营业收入，你说他们能不拼了命地抢吗？”
据记者了解，针对基础软件的软件类课题会两年征集一次，连续征集3~4次。现在征集的是2009~2010年度的软件类课题，所有课题预计发放的资金规模有可能突破10亿元，其中仅与中间件有关的课题投入估计有2亿元。这些软件类课题主要包括四类：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和办公软件，国内在这些领域比较知名，且有望获得这数亿元资金的企业有中科红旗、中标软、金蝶中间件、东方通、武汉达梦、人大金仓、金山软件、永中等。这些企业在国内软件业的名气都不小，但他们的竞争对手全部都是国际巨头，在这些国际巨头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已经很不易，更不要说长大 。
以前很多人对政府扶持国产企业的方式有很多怀疑，扶持多年效果并不明显。据记者了解，这次在扶持方式上可能会有变化，一是选择技术真正领先的企业，二是以项目带动应用，以市场拉动。所以，企业在最近的争夺中，一方面使劲突出自己的技术优势，另一方面在想办法树立一些样板用户，以期顺利拿到“巨资”。
而这一次巨额基金的发放，对中国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边缘向核心市场发起进攻。记者拿到了这份由工信部下发的征集软件项目的通知，里面提出一些明确要求，比如到2010年，要求桌面操作系统、办公软件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从“补充替代型”到“同台竞争型”的转变，中间件、服务器操作系统从“边缘示范型”到“核心业务型”。
不过对于这样的扶持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一些被采访者表示不好说，如果执行得好可以打造出中国的微软，如果执行不好，可能又是巨大的浪费。对此，作为行业专家的曹开彬建议投资眼光应该再放得远一些，比如近些年国际上软件业发起收购整合浪潮，一个企业从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到应用软件全都有，而中国的企业还停留在只做一个产品的阶段。政府扶持时应该多考虑国际趋势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
各方观点
中科院院士倪光南
“核高基”重大专项就是支持信息产业共性技术的研究，目标是要掌握核心技术，同时实现这些技术的产业化。其实，现在对于国内企业来讲，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产业化的过程。目前国内的很多政策都是在帮助国内厂商打开市场方面做工作，比如《政府采购法》、《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反垄断法》等等。
湖南新宇科技副总经理李旺
现在国产基础软件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招标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的认可。除了软件本身的竞争力在提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采购明显地在扶持国产软件，在金融、电信客户那边还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政府的态度还是很有倾向性的。
中文2000总经理胡才勇
这笔钱对于我们企业改善经营状况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当然，不仅是资金上的帮助，如果能在一些项目中很好地应用，也会拉动国产软件的市场 。
打开视窗，只有比尔·盖茨 （盖茨经历的三次生死关头）
打开视窗，只有比尔·盖茨
作者：吴晓燕 2008-6-30 23:17:17
6月27日，是53岁的比尔·盖茨在微软的最后一天。此后，他将关注重点放在慈善事业上，身为董事长的他每周将只为微软工作一天。
按照惯例，这时是该为商人盖茨归纳丰功伟绩的时候了。有人说他对于软件的贡献就像爱迪生之于灯泡。有人说，他是罕见的先知型的教父式人物，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有人说，天下如果无他，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好象无论怎样盛赞这位明星CEO、商业偶像都不为过，只是这样的盛赞中缺少了盖茨作为一个凡人的生动。而盖茨，恰恰是一个生动的人——一个创造了微软帝国的人、一个危机意识浓厚的人、一个在内部制造残酷竞争环境的人、一个有时也难控制情绪，甚至突然冒出一句风凉话的人……
正确挑选很聪明、很能干的人
“管理没有丝毫神秘之处，关键是人才和重点发展方向。就这么简单。”说这番话的是有“美国产业界英雄”称号的李·艾柯卡。他是福特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前总裁。
盖茨这位商业偶像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我敢说，我最好的经营决策便是正确地挑人。”他挑选绝佳员工有三大守则：寻找比你聪明的人；面试时，问一些出奇不意的问题，让他们多思考；面试结束，详细写下想录用或不录用每位应聘者的原因。
当记者问他“当初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帮助微软取得了成功？”，盖茨总结了三点，其中一点就是雇用很聪明、很能干的人。他说：“我们曾有过一点误区，那就是以前总是以为'聪明'这种东西是'万能的'，因为我们最初的雇员中有少数人的确就是万能的。后来的结果让我们吃了一惊：很多很能干的人，从他们的能力来看很专业，但当我们想让他们进入到新领域时，他们就应付不了。"
当然，盖茨从未夸奖过自己的商业直觉。尽管他在这方面非常出色。他有一个特定的仪式来思考未来的问题——闭关。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盖茨就定期找机会静修一周，起初是为了安安静静不受打扰地陪伴祖母一周，同时读读书，构想一下微软的发展战略。后来，这一周阅读内容从厚厚几摞报告逐渐演变成一个庞大的电脑文库，每一份都留出盖茨加评语的地方，以及和其他相关文件链接的地址。每一份文件都有打印稿。
这个每年两次的仪式意义非凡，不但会影响微软的前景，也能勾画整个科技业的未来。
1995年那周，盖茨写出了享誉全球的论文——《互联网浪潮》，带领微软开发出了最终击败网景（Netscape）的互联网浏览器。微软Tablet PC、种种更安全的软件、开创网络游戏业务等等构想都是在盖茨“闭关”这一周勾勒成形的。
在超强危机意识下做最坏的打算
在盖茨的带领下，微软成为一家不时处在交战中的公司，不只是与局外人交战，而且也和自己作战。盖茨创造了一种危机文化，甚至很多威胁都只存在于虚构之中。他脑子里一直考虑的是：有朝一日，谁将会取代我们？他曾经表示，“每一名微软员工都应当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前微软中国总裁唐骏在总结盖茨的成功经验时说：“他和微软能够保持成功的一个关键，是他拥有超强的危机意识，不会轻视任何一个竞争对手，哪怕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小公司。盖茨每年都会给公司设立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正是因为恐惧感的存在，才让微软做出了一次次必要的转型。几年之前，整个微软都在担心Linux操作系统和开放源代码软件可能会将自己挤出市场。后来，微软在设计产品时，都会考虑到客户在使用微软产品的同时，还会使用开放源代码产品。Windows Server最终从Linux手中抢到了市场份额。
这种危机意识在经营管理上不可避免的表现出严格的科学性和残酷的竞争性。盖茨采取的是“高压式”的管理模式，他很少赞美员工，通常只是批评。他给员工极大的压力，员工一旦出错，他决不手软。
为了保证开发小组永远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微软实行残酷的定期淘汰制度：每6 个月对全体开发人员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大约 5％在工作状况和成绩方面处于最后的人将被解职，另谋出路。
盖茨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分析系统。据说，盖茨在自己的电脑上可以随时查看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当期的销售情况，以及与过去销售情况的对比。这个系统让微软经理人印象深刻。每年一次的“MiddleReview”（中层反馈），微软CEO鲍尔默就会率领一个几十人组成的数据分析专家，轮番拷问各个国家、地区的中高层经理人，确定微软的当地战略。有一年，微软中国的业绩不太理想，鲍尔默问为什么？经理人把原因归结于发大水这一自然灾害，鲍尔默现场调出几个受水灾影响的省市，进行加权计算后，发现这个并非真正的原因，中国的经理人哑口无言。
当然，盖茨也绝非一味地压制员工，如果公司员工有优良的表现，仍可获得实质性的奖励。不过，对于表现突出的员工，盖茨也不会马上加以赞赏。
创建工程师文化
与同处一个时代的许多公司不同，微软的员工都是知识型员工，对他们的有效管理是盖茨面临的问题，在其间，盖茨创造了新的管理方式。
在微软，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可以比副总裁高。这种机制在其他公司是罕见的。有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在微软做了12年，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机会可以晋升为管理者，但他拒绝了。他说一来自己对管理没兴趣，所以就不会管理得很好。二来，只想一心一意投入到技术上，做个出色的工程师。
这样的选择与微软重视工程师的传统十分相关。在早些年，程序员完全是由盖茨和鲍默尔亲自挑选，他们在公司中享有许多特权。这一点，公司里所有的雇员都心中有数。
现在，在微软的9万名员工中，约有3万人是程序员。在各业务集团的运营中，每项重大决策都有工程师参与。不仅如此，工程师的薪酬通常也高于业务人员。
早些年，盖茨常常深夜在大厅里讨论问题，这也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举动。在程序员们同他们的最高领导者之间，没有什么中间领导层。所有人都对他直呼其名。 “嗨，比尔！”有时还谈两句俏皮话。有时候，人们还会在大厅里一把拉住他，向他借点钱。对于年轻的程序员们来说，这样亲密无间的气氛非常重要，他们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有一种为知己者效力的冲动。
一位程序员感慨地说：“你身处这样的环境，身边所有人都如此刻苦，就连掌管这个公司的人也是如此，因此你也不得不这样做。”在微软公司，人们艰苦工作蔚然成风，甚至大有走火入魔的趋势，以至有时盖茨反而得招呼大家悠着点儿。
不过，程序员们的努力是有回报的。他们都被纳入了公司股票的分配体系之中，公司股票上市后，他们都轻而易举地成为百万富翁。除此而外，盖茨还是小伙子们心目中的偶像——学习他的说话腔调、工作作风、生活习惯。
在微软，主要看一个人的贡献，而不是职位。这种新的理念让所有的工作得到尊重，使得每个员工，能够按照自己的特长尽情发挥自己的潜力。盖茨的用人之道以及他同员工们的关系，就是如此既简单无比，又深不可测。
盖茨这一页真的翻过去了吗？
过去十年间，有好几位知名创始人在他们的公司遭遇困境时都义无反顾地回来主持大局，其中包括重塑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戴尔公司的迈克尔·戴尔、雅虎公司的杨致远和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
咨询公司Oliver Wyman Group的高级合伙人大卫·纳德勒说，“他们都有一种救世主情结，认为‘我是唯一一个能让公司重现辉煌的人’。”
如果微软遭遇危机，盖茨能否抵挡住重返公司的诱惑还不得而知。尽管盖茨表示，他乐意在某些长期项目上帮忙，但不会重返微软。他说，“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盖茨经历的三次生死关头
PC 1.0 时代——当初，比尔说服了IBM采用他的操作系统作为 PC 平台的标准，自此，他开创了 PC 1.0 时代。
PC 2.0 时代——苹果率先迈进了PC 2.0时代，并威胁到微软的统治。比尔改组了微软并进行了还击。其结果是Windows和Office的诞生。
Web 1.0 时代——Netscape一度成为浏览器的主流，并对微软的桌面系统构成了挑战。今天，人们只要打开计算机，就会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浏览器。在当年的那场肉搏战中，微软紧咬Netscape不放，并通过将IE与Windows操作系统绑定的手段，最终将Netscape踢出了局。
现在，进入了 Web 2.0 时代。这个时代微软出现了强敌——Google。这对微软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这也是盖茨留下的难题。
作者：吴晓燕 2008-6-30 23:17:17
6月27日，是53岁的比尔·盖茨在微软的最后一天。此后，他将关注重点放在慈善事业上，身为董事长的他每周将只为微软工作一天。
按照惯例，这时是该为商人盖茨归纳丰功伟绩的时候了。有人说他对于软件的贡献就像爱迪生之于灯泡。有人说，他是罕见的先知型的教父式人物，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有人说，天下如果无他，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好象无论怎样盛赞这位明星CEO、商业偶像都不为过，只是这样的盛赞中缺少了盖茨作为一个凡人的生动。而盖茨，恰恰是一个生动的人——一个创造了微软帝国的人、一个危机意识浓厚的人、一个在内部制造残酷竞争环境的人、一个有时也难控制情绪，甚至突然冒出一句风凉话的人……
正确挑选很聪明、很能干的人
“管理没有丝毫神秘之处，关键是人才和重点发展方向。就这么简单。”说这番话的是有“美国产业界英雄”称号的李·艾柯卡。他是福特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前总裁。
盖茨这位商业偶像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我敢说，我最好的经营决策便是正确地挑人。”他挑选绝佳员工有三大守则：寻找比你聪明的人；面试时，问一些出奇不意的问题，让他们多思考；面试结束，详细写下想录用或不录用每位应聘者的原因。
当记者问他“当初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帮助微软取得了成功？”，盖茨总结了三点，其中一点就是雇用很聪明、很能干的人。他说：“我们曾有过一点误区，那就是以前总是以为'聪明'这种东西是'万能的'，因为我们最初的雇员中有少数人的确就是万能的。后来的结果让我们吃了一惊：很多很能干的人，从他们的能力来看很专业，但当我们想让他们进入到新领域时，他们就应付不了。"
当然，盖茨从未夸奖过自己的商业直觉。尽管他在这方面非常出色。他有一个特定的仪式来思考未来的问题——闭关。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盖茨就定期找机会静修一周，起初是为了安安静静不受打扰地陪伴祖母一周，同时读读书，构想一下微软的发展战略。后来，这一周阅读内容从厚厚几摞报告逐渐演变成一个庞大的电脑文库，每一份都留出盖茨加评语的地方，以及和其他相关文件链接的地址。每一份文件都有打印稿。
这个每年两次的仪式意义非凡，不但会影响微软的前景，也能勾画整个科技业的未来。
1995年那周，盖茨写出了享誉全球的论文——《互联网浪潮》，带领微软开发出了最终击败网景（Netscape）的互联网浏览器。微软Tablet PC、种种更安全的软件、开创网络游戏业务等等构想都是在盖茨“闭关”这一周勾勒成形的。
在超强危机意识下做最坏的打算
在盖茨的带领下，微软成为一家不时处在交战中的公司，不只是与局外人交战，而且也和自己作战。盖茨创造了一种危机文化，甚至很多威胁都只存在于虚构之中。他脑子里一直考虑的是：有朝一日，谁将会取代我们？他曾经表示，“每一名微软员工都应当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前微软中国总裁唐骏在总结盖茨的成功经验时说：“他和微软能够保持成功的一个关键，是他拥有超强的危机意识，不会轻视任何一个竞争对手，哪怕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小公司。盖茨每年都会给公司设立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正是因为恐惧感的存在，才让微软做出了一次次必要的转型。几年之前，整个微软都在担心Linux操作系统和开放源代码软件可能会将自己挤出市场。后来，微软在设计产品时，都会考虑到客户在使用微软产品的同时，还会使用开放源代码产品。Windows Server最终从Linux手中抢到了市场份额。
这种危机意识在经营管理上不可避免的表现出严格的科学性和残酷的竞争性。盖茨采取的是“高压式”的管理模式，他很少赞美员工，通常只是批评。他给员工极大的压力，员工一旦出错，他决不手软。
为了保证开发小组永远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微软实行残酷的定期淘汰制度：每6 个月对全体开发人员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大约 5％在工作状况和成绩方面处于最后的人将被解职，另谋出路。
盖茨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分析系统。据说，盖茨在自己的电脑上可以随时查看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当期的销售情况，以及与过去销售情况的对比。这个系统让微软经理人印象深刻。每年一次的“MiddleReview”（中层反馈），微软CEO鲍尔默就会率领一个几十人组成的数据分析专家，轮番拷问各个国家、地区的中高层经理人，确定微软的当地战略。有一年，微软中国的业绩不太理想，鲍尔默问为什么？经理人把原因归结于发大水这一自然灾害，鲍尔默现场调出几个受水灾影响的省市，进行加权计算后，发现这个并非真正的原因，中国的经理人哑口无言。
当然，盖茨也绝非一味地压制员工，如果公司员工有优良的表现，仍可获得实质性的奖励。不过，对于表现突出的员工，盖茨也不会马上加以赞赏。
创建工程师文化
与同处一个时代的许多公司不同，微软的员工都是知识型员工，对他们的有效管理是盖茨面临的问题，在其间，盖茨创造了新的管理方式。
在微软，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可以比副总裁高。这种机制在其他公司是罕见的。有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在微软做了12年，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机会可以晋升为管理者，但他拒绝了。他说一来自己对管理没兴趣，所以就不会管理得很好。二来，只想一心一意投入到技术上，做个出色的工程师。
这样的选择与微软重视工程师的传统十分相关。在早些年，程序员完全是由盖茨和鲍默尔亲自挑选，他们在公司中享有许多特权。这一点，公司里所有的雇员都心中有数。
现在，在微软的9万名员工中，约有3万人是程序员。在各业务集团的运营中，每项重大决策都有工程师参与。不仅如此，工程师的薪酬通常也高于业务人员。
早些年，盖茨常常深夜在大厅里讨论问题，这也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举动。在程序员们同他们的最高领导者之间，没有什么中间领导层。所有人都对他直呼其名。 “嗨，比尔！”有时还谈两句俏皮话。有时候，人们还会在大厅里一把拉住他，向他借点钱。对于年轻的程序员们来说，这样亲密无间的气氛非常重要，他们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有一种为知己者效力的冲动。
一位程序员感慨地说：“你身处这样的环境，身边所有人都如此刻苦，就连掌管这个公司的人也是如此，因此你也不得不这样做。”在微软公司，人们艰苦工作蔚然成风，甚至大有走火入魔的趋势，以至有时盖茨反而得招呼大家悠着点儿。
不过，程序员们的努力是有回报的。他们都被纳入了公司股票的分配体系之中，公司股票上市后，他们都轻而易举地成为百万富翁。除此而外，盖茨还是小伙子们心目中的偶像——学习他的说话腔调、工作作风、生活习惯。
在微软，主要看一个人的贡献，而不是职位。这种新的理念让所有的工作得到尊重，使得每个员工，能够按照自己的特长尽情发挥自己的潜力。盖茨的用人之道以及他同员工们的关系，就是如此既简单无比，又深不可测。
盖茨这一页真的翻过去了吗？
过去十年间，有好几位知名创始人在他们的公司遭遇困境时都义无反顾地回来主持大局，其中包括重塑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戴尔公司的迈克尔·戴尔、雅虎公司的杨致远和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
咨询公司Oliver Wyman Group的高级合伙人大卫·纳德勒说，“他们都有一种救世主情结，认为‘我是唯一一个能让公司重现辉煌的人’。”
如果微软遭遇危机，盖茨能否抵挡住重返公司的诱惑还不得而知。尽管盖茨表示，他乐意在某些长期项目上帮忙，但不会重返微软。他说，“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盖茨经历的三次生死关头
PC 1.0 时代——当初，比尔说服了IBM采用他的操作系统作为 PC 平台的标准，自此，他开创了 PC 1.0 时代。
PC 2.0 时代——苹果率先迈进了PC 2.0时代，并威胁到微软的统治。比尔改组了微软并进行了还击。其结果是Windows和Office的诞生。
Web 1.0 时代——Netscape一度成为浏览器的主流，并对微软的桌面系统构成了挑战。今天，人们只要打开计算机，就会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浏览器。在当年的那场肉搏战中，微软紧咬Netscape不放，并通过将IE与Windows操作系统绑定的手段，最终将Netscape踢出了局。
现在，进入了 Web 2.0 时代。这个时代微软出现了强敌——Google。这对微软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这也是盖茨留下的难题。
微软步步紧逼 用友、金蝶死守最后防线 （2006）
微软步步紧逼 用友、金蝶死守最后防线
作者：窦毅 2006-6-19 12:04:03
本报记者 窦毅北京报道 据可靠消息，近日微软向用友董事会提交了新的三套收购方案，以供后者选择。加上去年底，微软提出的10亿美元收购方案，用友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桌案上已摆放了来自大洋彼岸软件巨头的四套收购“邀请”。
资本旋涡
目前方案处于绝密状态，记者尚无获知其具体细节。但从王文京的一位多年商业伙伴处获知，去年底给出的第一套“10亿美元收购”方案不但确有其事，而且其目标很明确：微软意图完全兼并用友。该人士告诉记者：“与微软参股浪潮、中软不同，微软对用友的态度是除了要占有绝对控股地位外，用友品牌也将被微软 Dynamics品牌替代。”
据知情人士猜测，在被王文京拒绝后，微软二次提出收购方案，除了提高价码外，为了避免用友高管因无法摆脱失去控制权后的“面子问题”，极有可能给出“非控股”方案。
另据接近金蝶董事局主席兼执行总裁徐少春的人士确认，微软也向金蝶抛出过了“橄榄枝”——与给用友的出价相近，以求获得金蝶的控股权。
中国管理软件两强用友和金蝶不但要在市场上进行激烈的搏杀，面临外资攻势如潮，也正在进行一场“矛盾”的竞技。计世资讯高级软件调研员曹开彬认为：“如果有一家倒戈，那势必造成另外一家业务遭遇滑铁卢。用友和金蝶各自都有完备的渠道体系和用户群积累，而微软不缺技术，更不缺产品，一旦一家渠道向其放开，立刻就会有难以想象的突破。”
记者采访中，用友的内部人士表示：“‘老王’绝不会卖的。”而金蝶内部人士表示：“老徐的性格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目前看来，依王文京和徐少春的性格，他们是断然不会放手的。但商场如战场，事事难料。就算两家企业达成市场默契，都有做中国人自己软件的决心和毅力，也同样要面临来自国内有外资背景的软件企业的竞争。
在计世资讯统计排名中，位居国内第三到第六位的是神州数码DCMS、新中大、浪潮通软、金算盘四家ERP企业。由中国台湾鼎新集团控股的神州数码 DCMS不久前刚刚与韩国工程服务公司INOPS合资组建了一家软件产品公司；新中大去年获得4000万元神秘海外投资；浪潮通软母公司浪潮集团更在去年接受了微软2500万美元注资发展软件产业；最后一名的金算盘也在去年获得了英国联合利丰的投资，外界有传言金算盘因业绩问题未能全额拿到760万美元投资，但第一期至少100万美元已收入囊中。
当这些企业不断获得注血和产业支持后，对用友、金蝶会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记者了解到，上半年以来，微软间接持股的浪潮通软对用友、金蝶竞争最大。其开始大面积展开中小企业管理软件圈地运动，利用价格战和渠道利益最大等营销方法，在地方市场已大肆挖掘了用友和金蝶的渠道伙伴及用户。
四角恋爱
绝不愿被收购，但也不愿公开与微软翻脸。用友、金蝶也在寻找一种商业平衡。
长期以来，管理软件行业两大技术标准无外乎以IBM为代表把持的J2EE和微软研发的.net。这使得国产ERP一直以来就和微软产生着挥之不去的关联。
2002年左右，金蝶和用友均将其当时的主力市场产品K/3与U8建立在.net平台上。两产品是当时最热销的国产ERP产品，用友和金蝶将其“贡献“给微软，对于还处于发展初期的.net平台支持可谓巨大。
但很快，金蝶撤消了大多数.net产品研发计划，只在人力资源等一些已经成熟而相对独立的模块继续保留.net支持。据知情者告诉记者：当时徐少春的感觉是微软每一次产品升级都会带来基于其技术架构的应用产品全面改造，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令金蝶难以稳步发展产品而最终放弃。但也有人士认为：“这是老徐看出来微软的吞并野心，才会放弃.net。”在放弃.net不久，金蝶便成为了IBM在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近两年时间以来，金蝶开始与IBM交好已被业内公认。
而有迹象表明，王文京在屡次接到微软收购要求后，也开始效仿金蝶做法。今年6月1日，用友和IBM举办了联合发布会，宣布NC产品全面支持IBM中间件平台。尽管会议没有表明用友会放弃对微软技术的支持，但此时 此刻与IBM交好，其背后含义耐人寻味。
可是对于用友和金蝶而言，贴近IBM并不代表可以告别微软，与之抗衡。
“IBM的怀抱不够温暖，不像微软表现得那么贴心与亲近。”一位技术人员表示，IBM作为开放式产品的支持者，向来以中立自居，但对各家合作伙伴的支持态度也有不够亲热之嫌。2002年Oracle恶意收购仁科，作为IBM最重要的ERP商业合作伙伴，IBM未在恶意收购过程中，给予仁科任何援手。对如今同样深陷在资本旋涡中的用友、金蝶是一个前车之鉴。
相反微软是一个能很快见到“效益”的支持者。中软、浪潮获得微软注资后，屡次派员去美国接受技术培训，而且微软还不断派员进入公司内部给予指导，接受投资的国内软件企业似乎已看到很快的成长迹象。根据赛迪2005年中国ERP市场调研报告，浪潮通软成为增长最快的国内ERP企业。微软通过这种方式似乎也给国产ERP企业上了一课。踏上微软之船可以更快地见效。
6月8日，金蝶举办的K/3 V10.3新品发布会上，金蝶高级副总裁金卓君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章勇均向记者透露：金蝶已经恢复了.net产品线。“目前正处于研发阶段，不久就会推出。”金卓君同时表示：“昨天我们还在和微软就技术合作问题展开讨论。”
在微软收购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金蝶也给了微软一些“补偿”——在技术产品方面重修旧好。还是金蝶通过浪潮通软去年的业绩看到搭帮微软的成功机遇呢？我们不得而知。
不愿被收购，但又必须有合作。IBM、微软，对于用友、金蝶来讲，不是取舍之间的选择，而是远近之间的把握。这是一场微妙的四角恋爱。
作者：窦毅 2006-6-19 12:04:03
本报记者 窦毅北京报道 据可靠消息，近日微软向用友董事会提交了新的三套收购方案，以供后者选择。加上去年底，微软提出的10亿美元收购方案，用友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桌案上已摆放了来自大洋彼岸软件巨头的四套收购“邀请”。
资本旋涡
目前方案处于绝密状态，记者尚无获知其具体细节。但从王文京的一位多年商业伙伴处获知，去年底给出的第一套“10亿美元收购”方案不但确有其事，而且其目标很明确：微软意图完全兼并用友。该人士告诉记者：“与微软参股浪潮、中软不同，微软对用友的态度是除了要占有绝对控股地位外，用友品牌也将被微软 Dynamics品牌替代。”
据知情人士猜测，在被王文京拒绝后，微软二次提出收购方案，除了提高价码外，为了避免用友高管因无法摆脱失去控制权后的“面子问题”，极有可能给出“非控股”方案。
另据接近金蝶董事局主席兼执行总裁徐少春的人士确认，微软也向金蝶抛出过了“橄榄枝”——与给用友的出价相近，以求获得金蝶的控股权。
中国管理软件两强用友和金蝶不但要在市场上进行激烈的搏杀，面临外资攻势如潮，也正在进行一场“矛盾”的竞技。计世资讯高级软件调研员曹开彬认为：“如果有一家倒戈，那势必造成另外一家业务遭遇滑铁卢。用友和金蝶各自都有完备的渠道体系和用户群积累，而微软不缺技术，更不缺产品，一旦一家渠道向其放开，立刻就会有难以想象的突破。”
记者采访中，用友的内部人士表示：“‘老王’绝不会卖的。”而金蝶内部人士表示：“老徐的性格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目前看来，依王文京和徐少春的性格，他们是断然不会放手的。但商场如战场，事事难料。就算两家企业达成市场默契，都有做中国人自己软件的决心和毅力，也同样要面临来自国内有外资背景的软件企业的竞争。
在计世资讯统计排名中，位居国内第三到第六位的是神州数码DCMS、新中大、浪潮通软、金算盘四家ERP企业。由中国台湾鼎新集团控股的神州数码 DCMS不久前刚刚与韩国工程服务公司INOPS合资组建了一家软件产品公司；新中大去年获得4000万元神秘海外投资；浪潮通软母公司浪潮集团更在去年接受了微软2500万美元注资发展软件产业；最后一名的金算盘也在去年获得了英国联合利丰的投资，外界有传言金算盘因业绩问题未能全额拿到760万美元投资，但第一期至少100万美元已收入囊中。
当这些企业不断获得注血和产业支持后，对用友、金蝶会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记者了解到，上半年以来，微软间接持股的浪潮通软对用友、金蝶竞争最大。其开始大面积展开中小企业管理软件圈地运动，利用价格战和渠道利益最大等营销方法，在地方市场已大肆挖掘了用友和金蝶的渠道伙伴及用户。
四角恋爱
绝不愿被收购，但也不愿公开与微软翻脸。用友、金蝶也在寻找一种商业平衡。
长期以来，管理软件行业两大技术标准无外乎以IBM为代表把持的J2EE和微软研发的.net。这使得国产ERP一直以来就和微软产生着挥之不去的关联。
2002年左右，金蝶和用友均将其当时的主力市场产品K/3与U8建立在.net平台上。两产品是当时最热销的国产ERP产品，用友和金蝶将其“贡献“给微软，对于还处于发展初期的.net平台支持可谓巨大。
但很快，金蝶撤消了大多数.net产品研发计划，只在人力资源等一些已经成熟而相对独立的模块继续保留.net支持。据知情者告诉记者：当时徐少春的感觉是微软每一次产品升级都会带来基于其技术架构的应用产品全面改造，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令金蝶难以稳步发展产品而最终放弃。但也有人士认为：“这是老徐看出来微软的吞并野心，才会放弃.net。”在放弃.net不久，金蝶便成为了IBM在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近两年时间以来，金蝶开始与IBM交好已被业内公认。
而有迹象表明，王文京在屡次接到微软收购要求后，也开始效仿金蝶做法。今年6月1日，用友和IBM举办了联合发布会，宣布NC产品全面支持IBM中间件平台。尽管会议没有表明用友会放弃对微软技术的支持，但此时 此刻与IBM交好，其背后含义耐人寻味。
可是对于用友和金蝶而言，贴近IBM并不代表可以告别微软，与之抗衡。
“IBM的怀抱不够温暖，不像微软表现得那么贴心与亲近。”一位技术人员表示，IBM作为开放式产品的支持者，向来以中立自居，但对各家合作伙伴的支持态度也有不够亲热之嫌。2002年Oracle恶意收购仁科，作为IBM最重要的ERP商业合作伙伴，IBM未在恶意收购过程中，给予仁科任何援手。对如今同样深陷在资本旋涡中的用友、金蝶是一个前车之鉴。
相反微软是一个能很快见到“效益”的支持者。中软、浪潮获得微软注资后，屡次派员去美国接受技术培训，而且微软还不断派员进入公司内部给予指导，接受投资的国内软件企业似乎已看到很快的成长迹象。根据赛迪2005年中国ERP市场调研报告，浪潮通软成为增长最快的国内ERP企业。微软通过这种方式似乎也给国产ERP企业上了一课。踏上微软之船可以更快地见效。
6月8日，金蝶举办的K/3 V10.3新品发布会上，金蝶高级副总裁金卓君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章勇均向记者透露：金蝶已经恢复了.net产品线。“目前正处于研发阶段，不久就会推出。”金卓君同时表示：“昨天我们还在和微软就技术合作问题展开讨论。”
在微软收购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金蝶也给了微软一些“补偿”——在技术产品方面重修旧好。还是金蝶通过浪潮通软去年的业绩看到搭帮微软的成功机遇呢？我们不得而知。
不愿被收购，但又必须有合作。IBM、微软，对于用友、金蝶来讲，不是取舍之间的选择，而是远近之间的把握。这是一场微妙的四角恋爱。
国土部分类入市农用地
国土部分类入市农用地
已建小产权房“赎身”路径细化
作者：李乐 2008-11-3 22:38:55
如何搭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政策框架，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正在进入国土资源部的实际工作日程。
在此之前，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尽管细化的政策框架仍在探讨中，但在国土资源部内部，一套以“分类管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并给予不同流转待遇”为核心的政策思路已经被提出。
按照这套思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将被划分为划拨、出让和出租三类，后两者将可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而无需征地，而对于划拨用地，在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补缴土地出让金后，亦可与城镇建设用地实现“同地、同价、同权”的统一，更为微妙的是，如果依照此种政策思路，那些建设在宅基地上的所谓小产权房，将在补缴土地出让金后，有望获得合法身份。
先行分类
“一边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一边研究怎么搭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政策框架。”10月29日夜，国土资源部的一位官员向记者如是描述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以来，他的工作状态。
在此之前，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条件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流转”等一系列原则性要求，突破了只有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交易流转的既有政策框架，实际上，自那时开始，国土资源部就已经着手细化政策框架的工作。
记者了解到，此项工作主要由国土资源部规划司会同土地利用司商讨，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已经开始提出初步的政策思路，但距离最终成文还尚需时日。“不过，现在已经形成了一部分的共识，就是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着重对使用权进行管理。”他说。
他告诉记者，所谓“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实际上是比照城镇建设用地管理的方式进行的。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胡存智提出，应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按照其用途进行分类，继而进行方式不同的流转、入市管理。
按照胡存智提出的思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将被分为三类，一是划拨类集体建设用地；二是出让类集体建设用地；三是出租类集体建设用地。所谓划拨类即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偿分配给成员的土地，例如宅基地；至于“出让类”，主要是指经营性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例如乡镇企业用地等。
“简单地说，就是参照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分类，把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重新分类。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一样，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使用权可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这就有望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价，同地同权。”在天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胡存智做了如是阐述，而天津是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
再行流转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主任叶剑平告诉记者，在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农村土地的使用权要进行流转，就必须通过政府征地变为城镇建设用地，而在这个土地属性的转变过程中，往往形成了较大的“价格差”，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了政府卖地的“收益”。
“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三中全会提出来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条件入市，农民可以从中享有收益的原则，现在，国土资源部就是要细化怎么做，也就是如何流转，农民如何从中分配收益。”他说。
目前，基于胡存智提出的“分类管理思路”，目前国土资源部内部比较一致的思路是，针对划拨、出让、出租三种不同的土地类型，搭建不同的流转框架和路径。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针对出让和出租类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由于其使用权是通过有偿获得，因此可以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进行交易，而通过划拨途径无偿获得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则不能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进行交易。
“现在考虑的是，对划拨类的土地，在补缴土地出让金后，就可以入市流转了。”一位国土资源部的官员向记者解释，而土地出让金则无须缴纳给政府，而是交予集体，这与城镇建设用地完全不同。
微妙小产权
“一些不符合规划的小产权房，由于土地是以划拨方式无偿取得，购房者通过向该集体土地的所有者补缴土地出让金，可达到经济利益的平衡。只要它符合规划，经济利益也达到平衡，问题就自然解决，不用其他的办法。”一位国土资源部的官员据此表示，小产权房不一定非要“拆掉”、“炸掉”。
不过，他向记者强调这只是目前政策思路的一种探讨。2008年夏天，国土资源部已经就小产权房的问题，提交了专项的调研报告，目前正在等待国务院的最后批复，而国务院农村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则强调，中央目前已经明确，严禁再行兴建小产权房，对于那些已经建成并入住的小产权房，将会依照情况的不同而区别处理。
记者了解到，即便在城镇住房的范围内，也曾出现过大量使用划拨土地兴建住宅的情况，但这些住宅此后都通过补缴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完成了土地属性和产权属性的转换，继而解决了问题，因此，比照城镇建设用地管理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思路，亦可采取类似的手段，但前述官员强调，其前提是必须符合规划。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小产权房之所以在新旧政策的环节中，处于如此微妙的地位，实际上与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条件入市的规模进行控制有关。
陈锡文告诉记者，很多开发商看到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条件入市、经营性用地不再由政府征用”的精神后，就认为房地产用地属于经营性的，因此按照上述条款就可到农村买地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城镇规划区范围外的经营性项目用地，也必须遵守用途管制，纳入当地的用地规划。”
“如果不算用来建设镇的用地，新政策所开的口子涉及土地大概占到整个建设用地的2%~3%。如果把建设镇全部放进去，比例也不大。我个人是主张起步阶段口子小一点儿，因为现在用地饥渴症太严重了，宁可起步稳一点儿，将来条件成熟了再放开。”这位几乎参与了近十年所有中央涉农政策制定的官员向记者强调。
小产权房政策
政策红线
2007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严格规范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建设，严禁非法占用（租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土地搞房地产开发。
新老划断
2008年8月，国土资源部提交国务院报告中建议：对于在建、新建小产权房，一律严格查处、整顿；而对于已经形成规模性入住的小产权房，则要妥善予以处理。
已建小产权房“赎身”路径细化
作者：李乐 2008-11-3 22:38:55
如何搭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政策框架，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正在进入国土资源部的实际工作日程。
在此之前，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尽管细化的政策框架仍在探讨中，但在国土资源部内部，一套以“分类管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并给予不同流转待遇”为核心的政策思路已经被提出。
按照这套思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将被划分为划拨、出让和出租三类，后两者将可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而无需征地，而对于划拨用地，在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补缴土地出让金后，亦可与城镇建设用地实现“同地、同价、同权”的统一，更为微妙的是，如果依照此种政策思路，那些建设在宅基地上的所谓小产权房，将在补缴土地出让金后，有望获得合法身份。
先行分类
“一边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一边研究怎么搭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政策框架。”10月29日夜，国土资源部的一位官员向记者如是描述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以来，他的工作状态。
在此之前，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条件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流转”等一系列原则性要求，突破了只有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交易流转的既有政策框架，实际上，自那时开始，国土资源部就已经着手细化政策框架的工作。
记者了解到，此项工作主要由国土资源部规划司会同土地利用司商讨，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已经开始提出初步的政策思路，但距离最终成文还尚需时日。“不过，现在已经形成了一部分的共识，就是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着重对使用权进行管理。”他说。
他告诉记者，所谓“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实际上是比照城镇建设用地管理的方式进行的。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胡存智提出，应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按照其用途进行分类，继而进行方式不同的流转、入市管理。
按照胡存智提出的思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将被分为三类，一是划拨类集体建设用地；二是出让类集体建设用地；三是出租类集体建设用地。所谓划拨类即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偿分配给成员的土地，例如宅基地；至于“出让类”，主要是指经营性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例如乡镇企业用地等。
“简单地说，就是参照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分类，把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重新分类。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一样，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使用权可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这就有望实现城乡土地同地同价，同地同权。”在天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胡存智做了如是阐述，而天津是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
再行流转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主任叶剑平告诉记者，在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农村土地的使用权要进行流转，就必须通过政府征地变为城镇建设用地，而在这个土地属性的转变过程中，往往形成了较大的“价格差”，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了政府卖地的“收益”。
“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三中全会提出来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条件入市，农民可以从中享有收益的原则，现在，国土资源部就是要细化怎么做，也就是如何流转，农民如何从中分配收益。”他说。
目前，基于胡存智提出的“分类管理思路”，目前国土资源部内部比较一致的思路是，针对划拨、出让、出租三种不同的土地类型，搭建不同的流转框架和路径。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针对出让和出租类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由于其使用权是通过有偿获得，因此可以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进行交易，而通过划拨途径无偿获得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则不能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进行交易。
“现在考虑的是，对划拨类的土地，在补缴土地出让金后，就可以入市流转了。”一位国土资源部的官员向记者解释，而土地出让金则无须缴纳给政府，而是交予集体，这与城镇建设用地完全不同。
微妙小产权
“一些不符合规划的小产权房，由于土地是以划拨方式无偿取得，购房者通过向该集体土地的所有者补缴土地出让金，可达到经济利益的平衡。只要它符合规划，经济利益也达到平衡，问题就自然解决，不用其他的办法。”一位国土资源部的官员据此表示，小产权房不一定非要“拆掉”、“炸掉”。
不过，他向记者强调这只是目前政策思路的一种探讨。2008年夏天，国土资源部已经就小产权房的问题，提交了专项的调研报告，目前正在等待国务院的最后批复，而国务院农村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则强调，中央目前已经明确，严禁再行兴建小产权房，对于那些已经建成并入住的小产权房，将会依照情况的不同而区别处理。
记者了解到，即便在城镇住房的范围内，也曾出现过大量使用划拨土地兴建住宅的情况，但这些住宅此后都通过补缴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完成了土地属性和产权属性的转换，继而解决了问题，因此，比照城镇建设用地管理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思路，亦可采取类似的手段，但前述官员强调，其前提是必须符合规划。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小产权房之所以在新旧政策的环节中，处于如此微妙的地位，实际上与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条件入市的规模进行控制有关。
陈锡文告诉记者，很多开发商看到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条件入市、经营性用地不再由政府征用”的精神后，就认为房地产用地属于经营性的，因此按照上述条款就可到农村买地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城镇规划区范围外的经营性项目用地，也必须遵守用途管制，纳入当地的用地规划。”
“如果不算用来建设镇的用地，新政策所开的口子涉及土地大概占到整个建设用地的2%~3%。如果把建设镇全部放进去，比例也不大。我个人是主张起步阶段口子小一点儿，因为现在用地饥渴症太严重了，宁可起步稳一点儿，将来条件成熟了再放开。”这位几乎参与了近十年所有中央涉农政策制定的官员向记者强调。
小产权房政策
政策红线
2007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严格规范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建设，严禁非法占用（租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土地搞房地产开发。
新老划断
2008年8月，国土资源部提交国务院报告中建议：对于在建、新建小产权房，一律严格查处、整顿；而对于已经形成规模性入住的小产权房，则要妥善予以处理。
Friday, November 7, 2008
千亿国债或将破题积极财政
千亿国债或将破题积极财政
作者：周丽敏，李乐 2008-10-27 21:48:53
一份拟议中的2000亿元规模的减税方案似乎还是不够，当财政部官员称“不清楚此事”时，记者却从国家发改委系统得到消息，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正在酝酿扩大明年国债的发行规模，其总量有望突破千亿量级，更有消息称，2009年的国债规模将高达2000亿元。
千亿规模国债
自中央政府展开紧缩性的宏观调控以来，中国国债的发行规模，便一直受到严格控制。当世界经济局势逼迫中国经济重新转向内需之时，“积极财政政策”正在重回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视野，始自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正在把中国的财政政策拖入新一轮的政策周期。
10月21日，本报记者从接近发改委系统内的权威人士处了解到，目前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确定2009年全年的国债发行规模，目前正在考虑的量级高达 2000亿元人民币。这位人士还称，此事已基本定案，将在2008年底，届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将下发文件，并确定发行国债的用途及项目。
“扩张是必然的。”10月22日晚，接近财政部的一位消息人士向记者表示，他告诉记者，目前财政部正在制定2009年的国债发行规模，但还没有到最终定案的时候，但“扩大大家都在提，财政部也在提，扩大是必然的”，他表示，这种思路目前在财政部内部比较主流也相对统一。
记者了解到，目前，财政部国库司国债管理处正在进行具体的方案制定工作，同时，国家发改委也将同步参与，初步划定使用国债投资项目的行业、范围以及方向。不过，对于具体的项目、偿还年限、类型比例，前述人士表示，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此前，摩根大通曾发布报告预测称，中国2009年国债规模扣除当年偿本付息金额后，将增至600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将是今年净发行量的4倍，而其以长期国债为主。
实际上，自2006年中央政府实施紧缩性的宏观调整政策以来，为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一直稳健甚至渐趋保守，国债作为最直接的财政政策体现，其规模也一直受到控制，呈现逐年减少的态势，2008年全年，中央财政共安排的国债只有600亿元。
因此，一旦2009年的国债规模突破千亿元，甚至达到2000亿元的量级，将对整体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中，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投资拉动的国内需求，使中国经济免于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崩盘命运，而在当年，国债的大规模发行，直接对投资起到了拉动作用。
国债的如是效果，至今仍深深地印在国家发改委官员们的心中。前述发改委系统的权威人士表示，根据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和测算，通常情况下，1元钱的国债，可以激活15元的社会资本，如果发行2000亿元的国债，那么，直接刺激的社会资本额将高达3万亿元人民币之巨。
“这是国家刺激经济增长重要举措之一，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他向记者强调。
埋单支出扩张？
在两部委积极筹划明年大规模扩张国债规模时，中国的财政收入正在经历微妙的时刻。根据财政部的统计数据，今年全国财政收入上半年累计增长33.3%,第三季度增长10.5%，其中，7、8、9月分别增长16.5%、10.1%、3.1%。扣除通胀因素后，实际上已处于负增长状态，而这与酝酿中的国债规模扩大联系甚密。
海通证券高级分析师陈勇告诉记者，政府增发国债，尤其是长期国债，正是其充分利用这种工具来调控当前的宏观经济。目前中国经济出口增速下滑，内需并无起色，政府选择扩大财政支出，推出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增强市场投资意愿。但扩张的财政政策也将为明年财政收入带来压力，因此需要通过国债这种方式来弥补财政支出。
这便是国债增发与积极财政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所在。摩根大通的分析报告中甚至直接预测，中国2008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2%。在连年财政收入盈余的过去几年中，如此赤字，尚属首次。
记者了解到，对于明年的财政收入形势，财政部内部态度相当“谨慎”，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去年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增长带动今年上半年汇算清缴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较多、去年税率上调带动今年上半年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有“翘尾”增收的因素。
而到第三季度，上述特殊增收因素消失，再加上经济增速回落，企业效益明显下降，而在明年，这种趋势继续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对于2009年财政收入的情况，财政部在内部相当谨慎。
重回积极财政
当发轫于美国华尔街的海啸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生存环境之时，面对外需不振的经济格局，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又重新回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视野。
“宏观调控应该考虑转向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了。”说这话的是中国税收协会副会长安体富，在他看来，外有全球金融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很可能面临的衰退，内有自身经济发展调整的需要，整个宏观经济下行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应该及时转向保增长、保发展的轨道上来。
记者了解到，目前包括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在内，都已经着手开始准备一个多月后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其中，财政政策的调整，被视作重点内容之一。届时，财政政策是否由“稳健”重归“积极”将有最终定案，而在此之前，国债发行规模也将最终敲定。
接近财政部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尽管是否明确财政政策转为“积极”还未最后确定，但明年中央财政的主要支出方向已经基本确定，总共分为九大方面，其中包括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提高企业养老金发放水平、提高城乡低保水平、适当增加就业补助资金、义务教育、城市廉租房和棚户区改造等。
安体富认为，在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领域增加财政的支出，就是在刺激、鼓励普通居民的消费，是一种真正的“刺激内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拉动中国消费需求，让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真正实现转型。”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担心，对于大规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来加大投资力度、拉动内需的思路，可能会带来旧有体制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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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丽敏，李乐 2008-10-27 21:48:53
一份拟议中的2000亿元规模的减税方案似乎还是不够，当财政部官员称“不清楚此事”时，记者却从国家发改委系统得到消息，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正在酝酿扩大明年国债的发行规模，其总量有望突破千亿量级，更有消息称，2009年的国债规模将高达2000亿元。
千亿规模国债
自中央政府展开紧缩性的宏观调控以来，中国国债的发行规模，便一直受到严格控制。当世界经济局势逼迫中国经济重新转向内需之时，“积极财政政策”正在重回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视野，始自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正在把中国的财政政策拖入新一轮的政策周期。
10月21日，本报记者从接近发改委系统内的权威人士处了解到，目前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确定2009年全年的国债发行规模，目前正在考虑的量级高达 2000亿元人民币。这位人士还称，此事已基本定案，将在2008年底，届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将下发文件，并确定发行国债的用途及项目。
“扩张是必然的。”10月22日晚，接近财政部的一位消息人士向记者表示，他告诉记者，目前财政部正在制定2009年的国债发行规模，但还没有到最终定案的时候，但“扩大大家都在提，财政部也在提，扩大是必然的”，他表示，这种思路目前在财政部内部比较主流也相对统一。
记者了解到，目前，财政部国库司国债管理处正在进行具体的方案制定工作，同时，国家发改委也将同步参与，初步划定使用国债投资项目的行业、范围以及方向。不过，对于具体的项目、偿还年限、类型比例，前述人士表示，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此前，摩根大通曾发布报告预测称，中国2009年国债规模扣除当年偿本付息金额后，将增至600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将是今年净发行量的4倍，而其以长期国债为主。
实际上，自2006年中央政府实施紧缩性的宏观调整政策以来，为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一直稳健甚至渐趋保守，国债作为最直接的财政政策体现，其规模也一直受到控制，呈现逐年减少的态势，2008年全年，中央财政共安排的国债只有600亿元。
因此，一旦2009年的国债规模突破千亿元，甚至达到2000亿元的量级，将对整体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中，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投资拉动的国内需求，使中国经济免于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崩盘命运，而在当年，国债的大规模发行，直接对投资起到了拉动作用。
国债的如是效果，至今仍深深地印在国家发改委官员们的心中。前述发改委系统的权威人士表示，根据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和测算，通常情况下，1元钱的国债，可以激活15元的社会资本，如果发行2000亿元的国债，那么，直接刺激的社会资本额将高达3万亿元人民币之巨。
“这是国家刺激经济增长重要举措之一，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他向记者强调。
埋单支出扩张？
在两部委积极筹划明年大规模扩张国债规模时，中国的财政收入正在经历微妙的时刻。根据财政部的统计数据，今年全国财政收入上半年累计增长33.3%,第三季度增长10.5%，其中，7、8、9月分别增长16.5%、10.1%、3.1%。扣除通胀因素后，实际上已处于负增长状态，而这与酝酿中的国债规模扩大联系甚密。
海通证券高级分析师陈勇告诉记者，政府增发国债，尤其是长期国债，正是其充分利用这种工具来调控当前的宏观经济。目前中国经济出口增速下滑，内需并无起色，政府选择扩大财政支出，推出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增强市场投资意愿。但扩张的财政政策也将为明年财政收入带来压力，因此需要通过国债这种方式来弥补财政支出。
这便是国债增发与积极财政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所在。摩根大通的分析报告中甚至直接预测，中国2008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2%。在连年财政收入盈余的过去几年中，如此赤字，尚属首次。
记者了解到，对于明年的财政收入形势，财政部内部态度相当“谨慎”，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去年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增长带动今年上半年汇算清缴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较多、去年税率上调带动今年上半年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有“翘尾”增收的因素。
而到第三季度，上述特殊增收因素消失，再加上经济增速回落，企业效益明显下降，而在明年，这种趋势继续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对于2009年财政收入的情况，财政部在内部相当谨慎。
重回积极财政
当发轫于美国华尔街的海啸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生存环境之时，面对外需不振的经济格局，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又重新回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的视野。
“宏观调控应该考虑转向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了。”说这话的是中国税收协会副会长安体富，在他看来，外有全球金融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很可能面临的衰退，内有自身经济发展调整的需要，整个宏观经济下行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应该及时转向保增长、保发展的轨道上来。
记者了解到，目前包括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在内，都已经着手开始准备一个多月后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其中，财政政策的调整，被视作重点内容之一。届时，财政政策是否由“稳健”重归“积极”将有最终定案，而在此之前，国债发行规模也将最终敲定。
接近财政部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尽管是否明确财政政策转为“积极”还未最后确定，但明年中央财政的主要支出方向已经基本确定，总共分为九大方面，其中包括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提高企业养老金发放水平、提高城乡低保水平、适当增加就业补助资金、义务教育、城市廉租房和棚户区改造等。
安体富认为，在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领域增加财政的支出，就是在刺激、鼓励普通居民的消费，是一种真正的“刺激内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拉动中国消费需求，让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真正实现转型。”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担心，对于大规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来加大投资力度、拉动内需的思路，可能会带来旧有体制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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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November 2, 2008
西门子、庞巴迪、阿尔斯通等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公司在华发展近况
西门子、庞巴迪、阿尔斯通等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公司在华发展近况
供稿人：崔晓文 供稿时间：2005-3-11
在轨道车辆制造市场上，目前占有全球市场50%份额的共有三大跨国公司：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占23％，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占18％，德国西门子公司占14％。
由于相当多的欧美等发达国家轨道交通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市场空间日益狭小，跨国公司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而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预计2020年中国将有超过550千米的地铁线，2050年，若包括轻轨线路将达2000千米。因此，中国将成为今后全球轨道交通的主要增长地区。
加拿大庞巴迪运输（集团）公司
庞巴迪运输（集团）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路与轨道设备生产商，总部位于加拿大，产品包括铁路客运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以及完整的运输系统，制造技术世界领先。在收购Adtranz公司之后，庞巴迪成为轻型轨道车辆（地铁、城市轻轨、有轨电车）市场领袖。该公司每年生产各类轨道机车、客车，以及地铁和轻轨车辆达5000台左右，年销售额约为70亿欧元，对外采购额约为38亿欧元。截至2004年1月31日的财政年度，公司总收入达213亿加元，其股票分别在多伦多、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
庞巴迪一直积极参与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向中国转让世界一流水平的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庞巴迪已在青岛、长春、江苏分别建有三个合资企业，雇用员工达1400名，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均设有办事处。庞巴迪在中国投资生产的三种铁路和城市轨道客运产品：地铁、干线车辆，以及牵引和控制设备，均已在中国市场上运营，并在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4年6月，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庞巴迪公司在英国德比正式签署了为期五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庞巴迪公司决定将时代新材确定为金属橡胶复合产品在中国的惟一供应商。同时，庞巴迪将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庞巴迪的内部采购部门、客户、供应商和转包商，推广时代新材开发和生产的金属橡胶复合件产品。2004年10月底，庞巴迪公司又与广州地铁总公司签署“广州地铁一、二号线车辆增购合同”，将为广州地铁提供48 辆模块化车辆。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
法国阿尔斯通是国际轨道交通领域最著名的跨国公司之一，拥有丰富的专业开发制造和销售经验，其高速列车、摆式列车、电动车组等优势产品占据了全球第一的位置。阿尔斯通在全球轨道交通牵引电机市场占有率高达50%，年销售收入超过200多亿欧元，业务遍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约10万名员工。2003年，输配电业务从阿尔斯通公司业务中剥离出去，阿尔斯通更加专注于其核心领域，即发电和轨道交通的发展。该公司提供的产品有：每小时时速达515千米的TGV超高速列车、摆式高速列车、有轨电车、地铁（如上海轨道交通明珠线）、机车、货车、信号系统、列车控制系统、列车终身管理服务、铁道维护服务、特许经营运输系统方案等。
阿尔斯通致力于中国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已在中国成立了11家合资企业（在香港设有2家分公司）并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比如，在上海的阿尔斯通交通设备有限公司（SATCO)生产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阿尔斯通交通电气有限公司（SATEE）生产推进设备，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CASCO）生产信号设备；在青岛的铁路设备公司生产DISPEN减振器。
阿尔斯通在中国产业转移的基本战略是通过转让先进技术和提供周到的服务，进行产品的本地化生产，与中国展开“双赢” 的合作。这一战略体现在公司制定了人才培训、选拔本地管理人员的政策上，还体现在阿尔斯通将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成立新的合资企业，以此与中国合作伙伴进行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交流。
德国西门子交通技术集团
西门子交通技术集团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铁路工业供货商之一，在铁路自动化技术方面全球领先。其业务范围包括自动化与供电，机车车辆，交钥匙工程和综合服务四大领域，产品范围涵盖了从信号与控制系统、牵引供电系统，到城轨运输和干线运输车辆的各个领域。
西门子公司在中国有两家合资企业，分别在西安和湖南株州。它已成功参与了中国各地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的铁路工业提供了配套的产品、系统和解决方案，包括北京城铁，上海地铁，广州地铁，深圳地铁，南京地铁，哈－大铁路电气化，大连轻轨，以及先进的交流传动电力机车。
2004年12月，西门子公司从中国铁道部接过了一项提供180辆双节交流传动电力机车的订单，这些机车的研发和设计将在德国爱尔兰根和慕尼黑的交通技术集团总部完成，并由西门子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厂在湖南株洲进行生产。2007年底完成交货任务后，这些184吨重、时速达到120公里的双节交流传动电力机车被用于重载货运。西门子交通技术集团也将因此进一步增强其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转载本文需经本平台书面授权，并注明出处：上海情报服务平台www.istis.sh.cn
供稿人：崔晓文 供稿时间：2005-3-11
在轨道车辆制造市场上，目前占有全球市场50%份额的共有三大跨国公司：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占23％，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占18％，德国西门子公司占14％。
由于相当多的欧美等发达国家轨道交通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市场空间日益狭小，跨国公司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而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预计2020年中国将有超过550千米的地铁线，2050年，若包括轻轨线路将达2000千米。因此，中国将成为今后全球轨道交通的主要增长地区。
加拿大庞巴迪运输（集团）公司
庞巴迪运输（集团）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铁路与轨道设备生产商，总部位于加拿大，产品包括铁路客运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以及完整的运输系统，制造技术世界领先。在收购Adtranz公司之后，庞巴迪成为轻型轨道车辆（地铁、城市轻轨、有轨电车）市场领袖。该公司每年生产各类轨道机车、客车，以及地铁和轻轨车辆达5000台左右，年销售额约为70亿欧元，对外采购额约为38亿欧元。截至2004年1月31日的财政年度，公司总收入达213亿加元，其股票分别在多伦多、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
庞巴迪一直积极参与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向中国转让世界一流水平的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庞巴迪已在青岛、长春、江苏分别建有三个合资企业，雇用员工达1400名，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均设有办事处。庞巴迪在中国投资生产的三种铁路和城市轨道客运产品：地铁、干线车辆，以及牵引和控制设备，均已在中国市场上运营，并在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4年6月，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庞巴迪公司在英国德比正式签署了为期五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庞巴迪公司决定将时代新材确定为金属橡胶复合产品在中国的惟一供应商。同时，庞巴迪将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庞巴迪的内部采购部门、客户、供应商和转包商，推广时代新材开发和生产的金属橡胶复合件产品。2004年10月底，庞巴迪公司又与广州地铁总公司签署“广州地铁一、二号线车辆增购合同”，将为广州地铁提供48 辆模块化车辆。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
法国阿尔斯通是国际轨道交通领域最著名的跨国公司之一，拥有丰富的专业开发制造和销售经验，其高速列车、摆式列车、电动车组等优势产品占据了全球第一的位置。阿尔斯通在全球轨道交通牵引电机市场占有率高达50%，年销售收入超过200多亿欧元，业务遍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约10万名员工。2003年，输配电业务从阿尔斯通公司业务中剥离出去，阿尔斯通更加专注于其核心领域，即发电和轨道交通的发展。该公司提供的产品有：每小时时速达515千米的TGV超高速列车、摆式高速列车、有轨电车、地铁（如上海轨道交通明珠线）、机车、货车、信号系统、列车控制系统、列车终身管理服务、铁道维护服务、特许经营运输系统方案等。
阿尔斯通致力于中国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已在中国成立了11家合资企业（在香港设有2家分公司）并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比如，在上海的阿尔斯通交通设备有限公司（SATCO)生产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阿尔斯通交通电气有限公司（SATEE）生产推进设备，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CASCO）生产信号设备；在青岛的铁路设备公司生产DISPEN减振器。
阿尔斯通在中国产业转移的基本战略是通过转让先进技术和提供周到的服务，进行产品的本地化生产，与中国展开“双赢” 的合作。这一战略体现在公司制定了人才培训、选拔本地管理人员的政策上，还体现在阿尔斯通将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成立新的合资企业，以此与中国合作伙伴进行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交流。
德国西门子交通技术集团
西门子交通技术集团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铁路工业供货商之一，在铁路自动化技术方面全球领先。其业务范围包括自动化与供电，机车车辆，交钥匙工程和综合服务四大领域，产品范围涵盖了从信号与控制系统、牵引供电系统，到城轨运输和干线运输车辆的各个领域。
西门子公司在中国有两家合资企业，分别在西安和湖南株州。它已成功参与了中国各地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的铁路工业提供了配套的产品、系统和解决方案，包括北京城铁，上海地铁，广州地铁，深圳地铁，南京地铁，哈－大铁路电气化，大连轻轨，以及先进的交流传动电力机车。
2004年12月，西门子公司从中国铁道部接过了一项提供180辆双节交流传动电力机车的订单，这些机车的研发和设计将在德国爱尔兰根和慕尼黑的交通技术集团总部完成，并由西门子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厂在湖南株洲进行生产。2007年底完成交货任务后，这些184吨重、时速达到120公里的双节交流传动电力机车被用于重载货运。西门子交通技术集团也将因此进一步增强其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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