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2008年中国面临八大危机
http://view.QQ.com 2008年01月04日13:37 中国日报 郎咸平 评论0条
时间：2007年11月16日下午地点：上海衡山路小红楼
现场：中国日报五强联盟2007总裁年会
以下为郎咸平教授现场演讲内容，由郎咸平财经工作室编辑整理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在中国传媒史上报业史上，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东部城市广告联盟，宣布正式成立。这是在过去中国日报五家联盟基础上成立的。这七个报纸从北向南数：《渖阳日报》、《大连日报》、《青岛日报》、《无锡日报》、《宁波日报》、《厦门日报》、《珠海特区报》。这七家报纸是中国传媒市场非常有影响的大报，在当地也是最主流的报纸。七个报纸联盟以后，过去在广告经营上面得到了上海众多的广告者和广告公司的支援和关注。这次在上海有了一个推广活动，邀请广告公司几个老总，这几位老总想着用什么办法来回报、感谢上海地区的客户和广告代理公司的朋友们，他们想到最后的办法就是邀请国际顶尖级的经济专家—郎教授，来此和大家进行交流。我想起了青岛海尔张瑞敏说过的一句话：培训是最好的福利。我想我们七报领导请我们郎教授来跟大家做交流，也是对大家最好的一种感谢和回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中国东部城市党报联盟的成立，感谢郎教授的到来。下面有请03年就是世界级经济学家的郎教授做一场精彩的演讲。
郎咸平：今天做这个演讲和以往不一样，今天特意准备了一份提纲，打破了传统。原因是，我很怕媒体报道这么重大问题的时候给我写错，所以把正确的提纲发给每个人，给你们一个提纲而提出我的看法。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我按照我们议程的要求谈一谈大家最关切的话题，也就是2007年我们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此我提出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在我谈这个话题之前我认为这个话题对我们传媒业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这么讲，传媒在做报道的时候有没有把握住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对国家政策的推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与其做一个纯粹的报道，不如集思广益尽采各家说法，这就是一个客观媒体所要达到的目标。为了配合我这个讲话，我今天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我想对我们中国经济的现状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结论。今天对于大家所关切的宏观调控做个课题，我对于今天政府所推行的各项政策我有一个总结性的发言。我想利用一个中医的知识来解答，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经济就像得了肺炎一样，按中医的理论，治疗肺炎要用大凉，如果我们真用大凉很可能把这个病人治死掉，因为他体质是虚弱的，最好的方法先温补、固本，体质提上去之后最后才能用大凉来治疗肺炎。我们今天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金融政策本身，为什么解决不了泡沫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我前面讲的他在用大凉治疗肺炎。而我提出的方案是先固本，为了我阐释我的想法，我要根据八大危机一一来讨论。
第一大危机是宏观调控的目标我认为是错误的，我们目前看到的股市楼市泡沫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政府讲的流动性过剩造成的吗？我认为是错的！
今天的中国整体情况非常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流动性过剩，我认为最有冲击力的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来整个国家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因此我们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虚拟资金打入股市打入楼市。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笔资金—虚拟资金。第二笔资金就是在目前大面积腐败之下的腐败款大量进入楼市和股市，第三笔资金就是各位熟知的国际热钱，第四个资金才是我们老百姓的储蓄款。目前所有宏观调控的政策所针对的资金基本上是第三项和第四项。我举个例子，外国人不得买房的规定是针对第三项资金，第二套房贷的问题是针对第四项资金，我不能说针对第三第四项是无效的，但是你的目标是错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有没有针对第一项，那就是因为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挤压出虚拟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和楼市呢？我们有没有针对腐败款进入楼市股市的现象进行调控呢？目前并没有对这两大资金进行调控，所以我们宏观调控的力道是不足，因为你所针对的资金方向是错误的。这就是我所提出的第一个危机。
第二大危机就是我们如何做调控？这个调控给我们目前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金融风险，也就是大幅提高了金融风险。
我想用日本90年代的泡沫现象和中国现在的泡沫现象做个比较。各位都应该知道“广场协定”这回事。英、德、法、美、日曾经签订过“广场协定”，“广场协定”要求日币升值。当时日本政府签下了协定之后那就很清楚的落入了美国圈套。道理很简单，当日本政府签下字，说明日币即将升值。那么全世界国际炒家就会去买日币，因为他赌日币升值。大家千万别把汇率当作经济现象，汇率不是教科书上所定义的货币之间的价格，没那么简单，汇率是各国政府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当日本签下了“广场协定”：由于日币低估造成大幅贸易顺差，那么下一步必然是日元升值。日本政府签字的当日就昭告全世界的国际炒家日币要升值了，所以必然结果是国际热钱大量进入日本。结果日币升值了!各位以为货币像一般的商品一样吗？价格提高之后可以平衡供需吗？错，那是一般的货品的价格，可是汇率不是，当汇率价格一上升，国际炒家一看，哇！真的升值了，再买，更多的钱流入日本，再逼迫日币升值，更多热钱流入日本，再逼迫日币升值，几年下来日币升值了一倍，几乎摧毁日本的经济。但是各位请注意有个现象是我们所忽略的，那就是在日币不断升值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通过各种管道压迫日本降低利率以及放宽信贷，由于降低利率放宽信贷的结果，造成流动性泛滥，日本各大商社很高兴向银行借钱，因为借钱容易，利息低了，可以迅速做大做强，所以造成日本经济的表面繁荣。这个表面繁荣现象反映在股市就是股市泡沫，反映在楼市就是楼市泡沫，反映在购买日常用品就是通货膨胀。所以日币的升值、股市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本身的原因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那么最近看过很多媒体的报道，把这个问题说的比较正确的，因此认为我们中共政府针对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升值、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应该和日本当时的政策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提高利率紧缩信贷。在这里清楚的告诉各位，他们都错了。因为日本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但是今天中国的问题不是。中国是什么问题呢？按照我前面所讲的，造成泡沫的原因基本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造成的，因而挤压出大量的虚拟资金大量进入股市楼市形成泡沫。由于原因不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不同，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的政策是提高利率紧缩信用，造成什么结果呢？它是进一步打击了已经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利率已经提高了6%以上了，最近几天还在提高利率。那么各位设身处地的为我们的企业家想一想，你认为他在这种场合之下还愿意投资吗？中国哪几个制造业能创造出这么高的利润，银行利率的提升逼得我们制造业放弃投资，不做了，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拿出来形成虚拟资金炒股炒楼去了，所以为什么宏观调控下股价越涨楼价越涨的原因就是因为宏观调控的目标是错的。因为和当时日本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流动性过剩导致的泡沫现象，而是因为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当然我也不否认今天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现象，但是中国流动性过剩不是股市楼市泡沫的主要原因，而真正的驱动因素，是因为我国的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所导致的。那么没有认清楚经济问题、经济弊端，贸然提高利率、紧缩货币，各位知道什么结果吗？随着利率的不断上升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迅速积累，一旦到了不可承受的那天，中国就产生了重大危机。那么回顾一下当时的日本是怎么回事，当时日本的各大商社由于低利率大幅借款，而日本企业由于高负债经营迅速积累的大量的金融风险到了一个不可承受的阶段产生了泡沫而崩溃，所以日本经济的危机来自金融风险，也就是负债积累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今天中国的经济危机呢？一部分来自于不当的政策使得利率不断调升货币不断紧缩，产生了金融风险而给我国的经济带来重大的危机。而这也是为什么在07年年底我以一个所谓的中立学者的身份我要做出以下的结论，那就是我完全支援中共中央宏观调控的思想，因为我认为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我反对我们执行层面所推行的金融政策，因为他的目标是错的。
第三大危机就是从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各地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造成一个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现象。
请问各位最近看过媒体的报道，媒体报道说我们今天中国经济是过热的，可是我请各位来宾你们再去问问你们的企业家，他们的日子好过吗？他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不论他是谁，不论他从事什么行业，不论他在哪，他今年的日子肯定比去年难过，明年也肯定比今年难过，这是一定的。既然日子那么难过，那么经济怎么可能过热呢？但是我们的指标指示经济过热，怎么回事呢？那就是我的理论，中国经济是个二元经济现象，中国经济是同时过热同时过冷，那些部门过热呢？那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之下，他投资建设的有关部门是过热的，比如钢铁、水泥、房地产是过热的。什么部门是过冷的呢？大部分的民营企业是过冷的。这种二元经济现象可以说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现象，甚至可能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而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十几年来我们的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大力推动地方建设的结果。那么这十几年来我们老百姓的医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退不起休怎么办呢？在十七大之前是不太被关注的吧。哪一个地方政府不是开膛破肚修桥铺路的，美其名曰搞地方建设，实际上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对干部的考核都是以 GDP为考核的标准，但是更严重的，在这种考核标准之下，地方干部推动建设的结果是使得我们经济产生这种特殊的二元经济现象，就是和建设有关的部门基本上是过热的、和建设无关的民营企业基本上是过冷的。那么这种二元经济现象和我们股票市场的二八经济现象非常类似。股票市场为什么有二八现象啊？什么是大盘股呢？你发现大盘股和我们过热部门是相关的，比如说过去的房地产、钢铁、水泥还有其他的融资银行都是过热的，所以股票市场的二八现象和我们的二元经济基本上是相互对应的。那么在这种特殊的二元经济之下，一定会产生两个必然的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宏观调控进一步失效，第二个结果一定产生通货膨胀。那么我一一来说明。
为什么宏观调控会失效，过热的部门为什么过热，他不是经济性的原因，而是政治性的原因，它是推动GDP为纲的心态导致过热部门过热。那么宏观调控是什么目的？是用经济手段来控制过热，但是过热是政治原因，你用经济手段来调控就有问题。问题在哪里？举个例子，当中央银行提高利率为0.25%个百分点，地方政府会因为提高利率而不搞建设吗？那照搞，不会停的，照样开膛破肚修桥铺路不会停的，为什么？为了提高GDP！提高利率的结果是他照样向银行借钱不会停的，那么过冷部门就遭殃了，过冷部门基本上是民营企业的，而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是地下金融，俗称黑市，黑市金融的利率是非常有效率、非常敏感，按照我个人研究结果显示，他的调幅是官方利率的4倍，也就是央行提高0.25%之后，黑市利率提高4倍，提高4倍的结果是进一步打击了已经萧条的民营企业部门。按照我前面的理论来看，你打击了他们投资兴趣，他们做什么呢？在这种逐渐恶化的投资营商环境之下他就不想投资了，而会挤压出更多的虚拟资金进入过热部门炒股炒楼。过冷部门由于资金流出，结果更冷，过热部门由于接受了他的资金变得更热。所以越宏观调控中国的二元经济现象越突出，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越宏观调控我们的经济资料显示中国经济更热，这就是过热的原因。是一部分部门过热而不是全体过热，你继续按照这个目标进行宏观调控的话，二元经济会更严重。
第二是一定会产生通货膨胀。那么2006年年底农产品丰收，按照经济理论，当然这些理论在中国是不能用的，都是反的！按照经济理论农产品丰收粮油价格应该下跌对吧，可到了一月，粮油价上升，那就是二元经济造成的。怎么造成的呢？各位再回忆一下我刚才讲的资金大量从过冷部门转到过热部门，所有过冷部门缺资金，缺资金怎么办呢？政府印钞票，印钞票的结果造成全面通货膨胀。那么这个时候流动性过剩问题就出来了，使得一月的粮油价格上涨，上涨的幅度高达 20%，到了五月份猪肉价格上涨26%，蛋上涨37%，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十一月份，这个涨幅从我们的20%涨到60%，那么最近还是涨幅很高。也就是说你们吃饭的时候呢，咬一口肉吃一口饭要多付５０％的钱，他不像洗衣机，电视机那样，看旧的就可以了。吃饭每天要吃3次，这个涨幅是不得了的。按照目前的统计，你们买菜钱呢现在应该是上涨50%了吧。那么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是民生必须品是怎么来的，基本上是我讲的二元经济与虚拟资金的原因。以猪肉为例，我们谈一谈猪肉价格为什么上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猪瘟，在07年的今天竟然会产生猪瘟的现象，可见地方政府是如何的失职，这个控制猪瘟不能靠农民的。这一定是政府行为，现在的地方政府都在抓建设，这种疾病的控制他已经不太在乎了，而这也是为什么在07年会产生猪瘟的原因。第二是养猪的饲料价格上涨。猪瘟以及养猪饲料价格上涨使得养猪的民营企业家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按我的理论，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之下养猪的民营企业家会做什么，他就把应该投资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虚拟资金打入股市和楼市，所以我们仔细研究猪肉价格上升的原因就是把大猪宰了之后“后继无猪”了，大家不养小猪了。那么不养小猪，就像各位一样炒楼炒股去啦。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二元经济和虚拟资金充分解释了最近通货膨胀的原因，这个二元经济的本质是来自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所造成的恶果。这是我所谓的第三个经济危机。
第四大危机也是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造成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失衡。
大家想一下，我们各级地方政府建高速路、高架、铁路都是固定投资多。他的固定投资成本是多少，我想拿我们国家和日本经济崩溃之前做个比较，我们固定投资的比重占45%，而当时日本是30%，消费我们是占了35%，而日本占了58%。这么大量的投资，国内消费是不足的。那么国内消费不了，我们每年以 10%的经济增长，造出那么多的经济、货品卖给谁呢？卖给老外嘛！而这造成大量贸易顺差。那么当时日本贸易顺差所占GDP的比重为4.5%，而中国是 9%，而且各地政府对于出口本身的思维是错的，叫出口创汇。出口创汇在我看来是个罪恶的代名词，出口创汇就是拿我们有限的资源图利外国人。举个例子，中国那么一个缺少资源的国家敢把煤炭卖给日本人，而日本人拿去填海了。竟然把我们的树木砍下来做成毫无附加价值的筷子卖给日本，日本为什么不砍自己的树呢？他自己不会做那个傻事的，他不会干破坏资源的事，给谁干呢？给中国人干！你用煤炭、筷子等毫无附加价值的东西流血赚取必定贬值的外汇，美其名是出口创汇，实际上就是罪恶的代名词。地方政府在以GDP为纲的理念基础上出口创汇的理念使得我国经济严重失衡，造成大幅贸易顺差。我们有高达1.4万亿的贸易顺差，如果说你以1.4万亿为傲，这1.4万亿都是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什么结果呢？给了欧美一个极好的机会压迫人民币升值。我今天实在想不出我国政府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民币继续升值。人民币必然升值就是我所谓的第四个经济危机。
第五大危机，我就把前面四项的危机做个整合，一个是利率的上升，一个是错误的宏观调控造成利率的上升，地方政府错误的GDP为纲的政策及出口创汇政策造成汇率的上升。
两大金融参数的上升使得我国企业已经难以维持生计的投资营商环境继续恶化而逐渐流血而死。你看我国哪个出口型的制造业日子好过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所以他更不会投资了，所以他一定会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把应该投资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虚拟资金进入楼市股市，那么你们可能会问我了，到底虚拟资金有多少？告诉各位一个数位，那就是我们企业家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和欧美相比，80%投入股市楼市，造成泡沫。所以汇率一上升泡沫现象更严重，而表面上看起来和日本当时一样，哪里知道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中国企业家不投资了，去炒股炒楼了。我想请各位思考一个问题，你应该投资而不投资，这个投资的空间给谁了呢？这个空下来的空间必然的为外资企业所用。利率汇率的上升造成了营商环境的困难，其必然结果给外资进入中国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诸位看一下我们的民营企业家，这种卖公司、卖工厂的现象比比皆是，是由于营商环境投资困难。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五个危机。
第六大个危机，我想请各位劳费鐾着蓝天，你们发现在07年的中国天空上翱翔着两只秃鹰，秃鹰是干什么的呢？秃鹰是吃尸体的。我前面就说过了，中国的制造业，因为前面所说的所有的理论而逐渐流血而死，头上的秃鹰就飞下来啃食我们的尸体。头上两只秃鹰是什么呢？一个是产业资本，第二个是金融资本。
各位都知道青岛啤酒是我国的著名品牌，你们还认为青岛啤酒还是中国企业吗？告诉你一个数位，青岛国资局控股30%，但是你们知不知道第二大股东是谁？来自美国的安海斯－布什公司控股27%，只要他再多买4%的H股，我们中国的青岛啤酒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外资企业。各位还记得徐工的故事吗？美国的凯利基金要收购徐工，当时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学者专家在媒体上对这件事情大家大法，由于大家的努力，成功制止了资产流失的现象。当时的地方政府以什么理由卖给外国人呢？是以负的净资产卖给外国人。负的净资产就可以卖了吗？你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经济常识啊。一个公司的价值不取决于净资产，而是取决于有没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对于徐工的价值取决于未来持续盈收的能力，还好没卖，假如以100块钱卖掉，按照我所理解的凯利基金或者类似的基金，一定会把徐工分拆上市或者卖掉，赚到一万块钱。所以从100块价格到一万块他可以赚100倍以上。那么各位了不瞭解，收购青岛啤酒的安海斯－布什公司就是产业资本，收购徐工的就是金融资本，这两个资本的危害性我们还没有看出来，还在乐观的招商引资，你知不知道招商引资使得这两只秃鹰来席卷中国奄奄一息的制造业。那么你们可能要问我了，郎教授这样是不是太悲观了，中国制造业我们自己都做不下去了，给外国人能赚钱吗？如果你们有类似的想法呢，你们就太不瞭解资本主义国家了！为什么我说的话那么像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而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讲的话更像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其实错了，我是真正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以我对他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我所以讲的这么社会主义是因为我理解了。各位想一想我们中国的企业经营不下去，负的利润，你以为外国人经营不下去吗？小看人家了。当他透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收购我们这些所谓不赚钱的制造业之后，他会把你融入到国际产业链的分工里面去。这是我最近做的一系列的研究，什么叫做国际产业链的分工，那就是在国际产业链中真正做制造的是一块钱，而做这种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这整条产业链叫做软三元。国际产业链的分工是怎么回事呢？本质就是靠软三元赚取利润，硬一元再亏损了不起亏一块钱，也不可能亏一块钱，软三元可以赚多少钱回来啊！以玩具业为例，一个巴比娃娃我们的出厂价一块美金，在美国的沃尔玛零售价格是9.99元美金，那一块美金，原料占了0.65%，生产价0.35%，你晓不晓得我们能赚多少钱，一美分了不起了吧。我们是剥削我们的劳动者，浪费我们的资源。用这么贱的一块钱的价格卖到美国去，他最后以9.9的价格卖给消费者，他们席卷了所有的利润。我们的商务部长薄熙来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他的看法，他的看法一部分对的，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制造环节是不赚钱的，而我们透过我们的牺牲，让美国人欧洲人享受我们的产品，这是对的。可是各位再想一想你需要呼吁吗？难道美国不知道吗？你把他看的太傻了吧。你都知道他会不知道吗？怎么可能呢？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进货价格是一美金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劳动者几乎拿不到利润吗？难道他不知道是9.9吗？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压迫我们，提高利率提高汇率，让我们仅有的一分钱都不让我们赚呢。这就是我所谓的金融战争。其目的就是让你倒闭，你倒闭之后，我们头上两只秃鹰贱价把你收购，融入国际产业链里面去，你这里亏钱无所谓，软三元可以赚回来。硬一元里面，根据我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原料成本、制造成本可以省下来的钱是25%。我们再压低我们的工资、压低原料成本价格只是把整条产业链的一块钱里面的25%省下一点点而已，真正的大头都被软三元拿去了。那么这种格局是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没认识的。我们还在继续的招商引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把我们的制造业拱手让给外国人。
我请各位注意一下，我讲的现象已经发生了，你们认为我们中国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嘛，这样以为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劳动力的优势最多使你硬一元里面，最多节省25%的钱，仅此而已。可是整个国际产业的分工呢，它从软三元赚取利润。所以最近上海来了两家外资企业，一家是西班牙的ZARA，一家是瑞典的企业H&M。ZARA80%的生产在欧洲，他为什么不来中国生产呢？我们不是有廉价劳动力吗？人家来都不来。那个不重要！重要的国际产业的分工整合最重要，所以ZARA在欧洲进行80%的生产。他的衣服做出来不但款式新颖、时尚、潮流、质地好，还有就是比你国产的还便宜。H&M更便宜，比ZARA便宜30%，他的大衣质地好不讲了，时尚不讲了，还是国际名影视红星麦当娜所设计。多少钱一件，大家知道吗？500-800一件。你说我们哪能造的出来！人家为什么用这么低的价格进入中国呢？那就是国际产业化的分工，人家开始向软三元要利润。他通过软三元节省大量成本而放弃硬一元，因此才能以最高的利润和最低的成本进入中国。这是2007年开始发生的现象，我们要密切地注意。如果我们还对廉价劳动力有任何幻想的话你太可怜了。举个例子，我们有两家著名的企业就开始幻想，一家是TCL的李东生，第二是台湾的明基叫BENQ，这两家要搞国际化。怎么搞呢？他们想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配合上国外的品牌和技术，想走出去，想国际化。按照郎教授的理论你不会成功的。为什么？你除非走入软三元！靠硬一元你是走不出去的，因为廉价劳动力最多只能省下25%的钱。所以各位都知道TCL合作以及收购了阿尔卡特以及法国汤姆逊，明基收购西门子的移动业务，一两年之后彻底轰然跨台。为什么？你走不出去！为什么走不出去？因为你企业的战略都是错的，错在哪里呢，劳动成本已经不重要了！最终要搞国际产业的整合，放弃硬一元，向软三元要利润，这才是国际化。我们有多少企业知道这个呢？我们天天喊的国际化招商引资竟而把我们整个产业链拱手让给外国人，竟而容许他们洗劫我们。我为什么说是洗劫我们？我想请出一位农夫给各位做个说明。你问一问农民：你如何灌溉？农民会告诉你灌溉之前，打开水闸之前先要挖沟渠，把水通过沟渠引到需要水的地方才叫灌溉。如果你傻不拉机的问农民，如果我忘了挖沟渠呢？农民肯定会骂你：你傻呀，你不挖沟渠的话你打开水闸，洪水漫流大地不都把良田都淹没了吗？农民都知道的事，我们好多人都不知道的。各位了不瞭解什么叫国际化？中国目前所推行的国际化就是打开水闸之前忘了挖沟渠，中国是一个没有沟渠的国际化。什么叫沟渠？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叫沟渠。那么各位，我们国际化之前有过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吗？我们哪一个行业有这种法制化的游戏规则？我们哪个行业不是百分百的开门让外资进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外资携其软三元的优势，在一个没有法制化的游戏规则的中国，就像洪水一样漫流大地把中国的良田美地完全侵略了，这就是国际化的结果。这个现象很重要，据美国麦肯锡公司去年的预测，五年之后，外资零售业将占领８０％的中国市场，各位来宾这么一听是不是很高兴呀，不错呀，沃尔马、家乐福很好呀，进入中国呢，灯火通明、物品种类齐全、服务态度良好、价格物品低廉，像家乐福，时不时的贴出广告：半径５公里之内，如果同样的货品你买到更便宜的，愿意用数倍的差价弥补你的损失。你们不知道这个事吗！一听，好好的外资哟，他席卷中国有什么不好呀！中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天堂，因为从来就没有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当他们一旦席卷８０％的零售市场之后，你们相不相信我下面的预测，那就是外资零售业将联合垄断，是上老货价格剥削消费者，下压进货价格剥削生产者，把中间利润迅速扩大，合法的汇出中国，你相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的国际化是一个没有法制化的游戏规则的国际化，所以一定是洪水淹没了我们的良田。而且我们的制造业还在向硬一元要利润的阶段，人家已经放弃硬一元开始向软三元要利润了，所以他凭藉着高利润低成本的优势杀入中国，你将无可抵御，因为你在国际化之前忘了挖沟渠，没办法……！这是我讲的第六个危机.
第七大危机，继制造业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为外资所席卷。
金融的改革包括汇率的改革以及银行的改革。这里我想先和各位谈谈银行的改革，我们像建行等那么多银行上市，大家知道不知道帮他们做顾问都是哪些公司吗？摩根、美林、高盛。这些公司也是美国中央银行的股东，你们知道吗？我们要搞银行改革竟然要请美国中央银行的股东来当我们的顾问，你说你是傻呢还是怎么回事呢！他给你做顾问的目的是图利于你呢还是图利于美国中央银行呢？我给各位一个资料，世界银行在２０００年出了一个研究报告，讲的是银行改革。各位相不相信我国从事银行改革的所有相关人员没有一个人念过这篇报告，我们的银行改革全是想象出来的，他们的这个报告是靠数位说话的。他们收集了过去全世界２５０多次银行危机，他想瞭解各国银行如何进行改革，研究结果是这样显示的：２５０多次银行危机里面有９２次找不到资料，１４１次各国政府包括美国在内都束手无策，３次加强监管，１４次放松监管。也就是说９０％的案例里面各国政府束手无策，因此这篇文章的结论很有意思，它说：全世界的织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各大银行还有学术界的泰斗，没有一人知道如何改革银行。既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改革银行，你中国怎么敢改呢？而且你的顾问都是美国中央银行的股东帮你做的顾问，因此给你的建议呢就是改制、上市。改制、上市很有意思，你们都有从全国各地来的，从东北一直到珠海，你到任何一个乡下去的话你都能看到一个建行，它的网点分布之广是你不可想像的。我也是建行的客户，虽然建设银行的服务很糟糕，态度也不好，为什么我还用建设银行呢？分行特多，这是他唯一的原因。就算我们政府完全开放银行，让花旗银行进来，他没有能力开那么多的分行的，你要知道要开像建设银行一样多的分行，要租下多少楼盘。你要投入多少钱去做硬体与软体的开发，投入多少钱多少时间去做人员的培训，你知道不知道这么一趟下没有几万亿美金做不到的。所以他们会怎么做？所以这些聪明的顾问们就不会这么做，他一定会要求你建设银行上市，只要你建设银行上市，美国的银行买了你２０％的股份，你所有分行赚的钱他就拿走２０％。同时，银行经营在中国是垄断经营，垄断经营都要牌照费的，建行为什么不交牌照费呢？因为他是国有银行不需要交牌照费。你上市之后卖给花旗银行，你为什么不收牌照费呢？他忘了，他根本不知道要收牌照费！所以外资银行包括美国银行等等，可以以最便宜的价格，以不交牌照费的方式大量购买建设银行的股票，你只要买到２０％所有分行的利润你都要分２０％。看一下最新结果。这次因为美国次级债缘故损失了不少金钱，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本周很骄傲的说了一句话：我们在次级债的损失远远的小于我们在建设银行的投资。他们在建行赚了多少钱呢？赚了１３００亿！！那么我们的水平呢？我们的外汇管理在娄继伟的管理之下投资美国的黑石，惨败而归，这就是水平！！人家为什么知道这么做呢，因为金融战已经开始了。我们金融战的水平和一百五十年前大刀对洋枪的水平差不多。你看看美国银行和建行的故事，再看看外汇投资基金和黑石公司的故事，一比较下来你就豁然开朗。为什么美国要逼迫我们银行上市，因上市才是美国最快收购我国银行的捷径。我们竟然听话照办！另外的改革叫做汇率的浮动化。我一直反对这种改革，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中国没有人才！！我们中国可能有很多方面的人才，但是在外汇操作方面，我可以这么讲包括郎教授本人在内我们全国１３亿人口没有一个专家。没有专家你怎么敢开放人民币浮动？各位了不瞭解１９９７年，为何索罗斯阻击亚洲？造成亚洲金融危机。那就是因为亚洲资产泡沫化。亚洲当时除了四小龙之外还有四小虎，对于欧美各国严重威胁，所以索罗斯开始阻击泰铢。因为泰铢刚刚改成浮动汇率，阻击下来，亚洲各国尤其四小虎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了。他们也没放过香港，同时也阻击香港。香港当时也是资产高估，股市很好，１８０００点，楼市价格迅速上升，整个资产升值情况下阻击港币是最好的，他们同时卖空港币同时卖空恒生股市期货，什么叫卖空？以股票市场为例，今天向某证券公司借出一张股票以今天假设５０元卖掉，明天股价跌到３０元，我再买回来了把股票还给证券公司，叫卖空。５０元卖的，３０元买的，就赚２０元差价。所以卖空的目的就是赌你股票会跌。外汇也是一样，什么叫卖空？一样，向某金融机构借出港币卖掉，明天跌了再买回来再还给他，意义是一样的。他们同时卖空港币同是卖空恒生指数期货，当时大量卖空港币，把港币卖给香港的金融管理局，所以市场上缺少港币了。因此银行的拆借利率大幅提高，最高到２８０％的拆借利率。２８０％的拆借利率大家知道对股票市场会有什么打击吗？股价大跌，从１８０００点跌到了９８年的６６６０点，跌了三分之二的市值。可是国际炒家在事先就大量卖空恒生指数期货，所以赚了三分之二的市值，到了最后香港全体老百姓买单，因为股市大跌，楼盘也跟着大跌，索罗斯等人席卷一把之后离开了香港，所以当时产生了索罗斯振荡．在２００６年之前，只要恒生指数到了１８０００点之后呢，就会大幅波动叫做索罗斯振荡，把香港老百姓给吓到了。现在为什么到了三万点了呢？因为国内老百姓搞不清楚，从深圳通过很多方法大量炒港股，就把港股拉上去了。香港老百姓吃过亏，知道的！国内老百姓没有吃过亏不知道，搞不清楚的！香港还是固定汇率的，是联系汇率，他要是浮动汇率那更惨．那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么严厉的亚洲金融风暴之下，中国能幸免于难呢？你以为是我们领导人英明吗？不是，而是当时我们采取了两个最传统最古老的制度，一个是固定汇率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外汇管制，由于固定汇率及外汇管制，保护了中国，不是由于我们能力好，而是这两个原因。按照我这个故事讲起来的话，如果国际炒家要阻击今天中国的泡沫和当初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一样，到处都是泡沫，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通货膨胀，要阻击这种泡沫经济，像席卷香港一样来席卷我们的财富，什么方法是最好的？那就是像泰国一样，阻击浮动汇率，那是最好阻击的，连联系汇率的香港都能阻击，何况是浮动汇率．而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断的逼迫人民币汇率浮动化的原因。只要配合上浮动汇率，外资自由进出，再加上股指期货的推出，将使的中国的金融市场完全暴露于国际炒家的阻击之下，而这一切我们基本上都完全具备了．我们有没有泡沫，有！有没有通货膨胀，有！有没有股指期货，快了！有没有浮动汇率，我们正在努力！经过我们政府以及我们老百姓的逐渐努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给国际炒家一个非常好的阻击中国的机会。大家拭目以待！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七个经济危机。
第八大危机，２００８年一月一号开始的外资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危机。
我们的中国银行，放款客户里面有多少好客户？我给各位一个数位，１０％差不多了吧！其他的呢，不敢说全部，很多都是骗子，包括地方政府在内。他们怎么骗呢？拿到钱直接当利润处理，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存款客户有多少好客户呢？２０％了不起了吧！百分之八十的是什么客户呢？都是我们那种小老百姓的客户，今天存一百，明天提８０，这种客户只是提高了交易成本，银行赚不到他的钱的。银行真正能赚钱的客户，是２０％的大客户，２０大的好的存款客户和１０不到的好的放款客户，你们认为有没有可能在明年一月一号之后大量转移到外资银行呢？我敢讲一句话，外资银行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不会没有理由的给你收紧银根，那事他不会干的。我们的内资银行个个在干！如果大家都转过去了呢？如果这种好的存款和好的放款客户都转过去了，那这叫我国内资银行如何经营？银行失血的现象是不是会发生呢，经营不济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呢？更严重的，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一连串的不理解国际化的前提之下，是不是给予外资银行进一步的进入内资银行参与经营的机会呢？所以明年一月一号开始的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给我国金融体系又给加上一个第八项的不稳定因素。当然我们在批评外资银行的时候首先要检讨自己，外资并没在要求我们马上开放，给了我们三年的缓冲期。我们三年在做什么事了，你们猜一下？我们都在这种外资顾问的指导之下，改制上市去了。你有没有把银行的最基础工作做好？什么工作呢，把银行的信用搞好，把银行的服务品质搞好，有没有把银行真正做成服务客户的平台。没有！你根本没有！搞什么呢，大家从上到下热火朝天按照美国中央银行股东的要求改制上市去了。这三年下来，我们银行的信用如何？服务态度如何？和外资银行相比，优劣立判！如果你是个大的存款客户，你有没有可能转到外资银行里面去呢？你知不知道你转到外资银行当存款客户有什么好处吗？你相不相信他们立刻给你一个全球通用的钻石卡或金卡？你可以存人民币到欧洲到美国随意消费，你相不相信？多好呀！他们还需要开分行吗？因为大客户基本在城市，他只要把握了广东，上海，北京，差不多就席卷我们大部分的最优质的客户了．他不需要开分行了，开分行越开到偏僻的地方，小客户越多，都是今天存一百明天提八十的，都赚不了钱的。所以他们只要寄守在大城市把服务做好，继续鼓动中国的银行去上市，那么他们就是最终的赢家。而我们目前也正在努力的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愿望。
总结那么这八项危机，我相信我已经囊括了２００７年底的诸多经济现象，你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你们诸多的不理解，经过今天我的八大危机的分析之后呢，我相信你们都已经豁然开朗，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危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机会把我的观念透过媒体发表出来，我认为这就是媒体存在的目的，我们不需要歌功颂德，我们需要尽早的理解国际形式！尽早理解什么叫国际化！给我们的政府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我也希望政府按我讲的八大危机，提出一些合理的治理办法，这是我今天跟各位花了一个小时时间谈话的最终目的，谢谢各位，刚好一个小时（掌声）！
Saturday, August 30, 2008
Rise of The Sea Turtles - Newsweek
CHINA
Rise of The Sea Turtles
China's most modern citizens aren't drawing it any closer to the West.
Photos: Tony Law / Redux for Newsweek
The Expat Life: Novelist Zhao Chuan (left) says the Internet makes it easier for Overseas Chinese to avoid Western influences. Film teacher Shu Haolun (right) thinks some nationalism is simple homesickness.
By Melinda Liu and Duncan Hewitt | NEWSWEEK
Published Aug 9, 2008
Aug. 18-25, 2008 issue
Charles Zhang is practically the personification of hip, 21st-century China. The flamboyant, MIT-educated entrepreneur founded and runs one of China's two biggest Internet portals, Sohu.com. Last week he welcomed an international swarm of revelers to an Olympic bash at Beijing's fashionable Lan Club (décor by Philippe Starck), where he announced his new gig during the Games: talk-show host. "I learned a lot from Letterman and Leno while living in the States," he said confidently.
Zhang is speaking to a different audience now. He says the anti-Western backlash that erupted in China this spring—after pro-Tibetan demonstrators disrupted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in London, Paris and San Francisco—was entirely justified. He himself called for a boycott of French goods and media after an unruly scrum broke out over the torch in Paris.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Chinese people as a whole stood up to the world," he says. "It's good for Chinese people ... That incident proves that when Chinese are upset, they can find their voice."
Such sentiments are common on the mainland. But people like Zhang were supposed to be different: he's what Chinese call a hai gui—"sea turtle"—referring to someone who has lived overseas. (The phrase is a pun on haiwai guilai, meaning "returned from overseas.") Their numbers are growing by the tens of thousands every year, and as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elite, they have an outsize influence once they move back to China. In the West there's long been an assumption that this cohort would import Western values along with their iPods. They were envisioned as the bridge to a more open, liberal, Western-friendly China.
That daydream got a cold bath during the torch relay this spring, when furiou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West showed they could be even more jingoistic than Chinese who had never left home—and good luck to anyone who dared buck the trend. One courageous Duke University freshman from the coastal city of Qingdao tried to intercede in a campus confrontation between a dozen or so pro-Tibetan demonstrators and a much larger group of pro-Beijing Chinese students. For her trouble, she was called a "race traitor" and a "whore"; feces were dumped on her parents' doorstep.
Measuring attitudes among sea turtles can be difficult, especially with all of Chinese society changing around them. Still, some empirical data are beginning to emerge. Prof. David Zweig, head of the Center on China'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directing a research project based on responses from thousands of returnees from campuses in Canada, Japan and Europe. The data show they're "no less jingoistic than those who have never gone abroad," Zweig says. "As in,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What's more, he adds: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m believe that using force to promote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is acceptable." Bottom line? "It means the post-1989 policy to imbue youth with nationalism through 'patriotic education' has succeeded," Zweig says.
China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chauvinism, and for some sea turtles, intimate acquaintance with Western attitudes has only intensified their feelings of defensiveness. Author and business consultant Jim MacGregor, who deals frequently with hai gui, says, "The richest people here are the most anti-Western." Even as they sip cappuccino at Starbucks or show off their new Buicks, the last thing most want is to make over their homeland in the West's image. They're after something far more ambitious: a China that lives up to their sense of national greatness. The pacesetters among hai gui don't aspire to be "modern," as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often use the word—as a synonym for Western. Instead, prosperous young returnees tend to see themselves emphatically as modern Chinese.
Previous generations of sea turtles were patriotic in a different way. A century or more ago, Chinese students were sent abroad to lea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and returned with a sense of mission. "They fel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as to help Chinese education; they wanted to teach," says dissident journalist Dai Qing, who has just finished writing a book about that era.
Now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on the mainland are at least as big a draw for returnees. But even someone like Dai, who served a term in prison for opposing the 1989 Tiananmen crackdown, says she feels the tug of the motherland. She's just returned from her fourth stint overseas—a year a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tudying "relations between dictatorships and individuals." When she first left the country in 1991 for a Nieman Fellowship at Harvard, many acquaintances mistakenly assumed she'd never go home. "People say, 'Dai Qing's stupid—after 20 years of going overseas she doesn't even have a green card'," she says with a laugh.
Many sea turtles have their own theories about why Chinese overseas might show a hostile streak. For one thing, they run out of patience with Westerners' ignorance. "To be honest, when we go abroad we do find people asking strange questions, like whether China has modern buildings or cars," says Danny Huang, who lived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before returning to run an educational charity in Shanghai. "Sometimes it's hard not to feel they have some bias." For others, anger against the West can ease the pangs of homesickness, suggests Shanghai University film teacher Shu Haolun. "They need a bond to their motherland," says Shu, who studied cinema and photography at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before returning to China in 2003. "They're being anti-Western to feel attached to their own country."
Some of the nationalism exhibited by Chinese living abroad might also be sustained, rather than diluted, by the Internet. "As soon as they get online they can be totally immersed in a Chinese environment," says Zhao Chuan, a novelist who lived in Australia from 1987 to 2000 before coming home to write about Shanghai. "When we were studying abroad ... occasionally you went to Chinatown to read a Chinese paper. Now if you're in the U.K. you can easily not read English papers or watch English TV."
Others say the returnees' driving force isn't exactly nationalism. Instead, they argue, it reflects the extraordinary assertiveness of young urban Chinese. Decades of strict one-child family-planning policies have produced a generation of only-children—"little emperors," the Chinese call them. "Young Chinese feel they have the right to speak out about anything," says Victor Yuan, who studied for a year at Harvard's Kennedy School and now heads Horizon, a market survey consultancy. Some rebel against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norms—like architect Ma Yansong, who apprenticed under Zaha Hadid in London and is famous for his designs mocking the regime's obsession with huge, imposing buildings. "This generation doesn't want to accept any ideological message, whether it's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or Voice of America," says Yuan.
The power of hai gui is visibly growing. Two of China's cabinet ministers earned their doctorates at universities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approximately 100 officials at the level of vice governor or higher have studied overseas for at least a year, according to Zweig's figures. Patriotism notwithstanding, he says 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s Chinese spend more time outside the country, their thinking becomes more nuanced and internationalist: "They don't want to see China pushed around but are smart enough to know China makes mistakes." At the Lan Club last week, Zhang said it's time for China to prove it can do things right. "After suffering for hundreds of years and then for 30 years scrambling to get things right, now China's getting the respect of the world," he said. "Chinese are gaining more self-respect, too, so they should become more responsible." With luck, that means becoming more responsible to the world, not just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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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of The Sea Turtles
China's most modern citizens aren't drawing it any closer to the West.
Photos: Tony Law / Redux for Newsweek
The Expat Life: Novelist Zhao Chuan (left) says the Internet makes it easier for Overseas Chinese to avoid Western influences. Film teacher Shu Haolun (right) thinks some nationalism is simple homesickness.
By Melinda Liu and Duncan Hewitt | NEWSWEEK
Published Aug 9, 2008
Aug. 18-25, 2008 issue
Charles Zhang is practically the personification of hip, 21st-century China. The flamboyant, MIT-educated entrepreneur founded and runs one of China's two biggest Internet portals, Sohu.com. Last week he welcomed an international swarm of revelers to an Olympic bash at Beijing's fashionable Lan Club (décor by Philippe Starck), where he announced his new gig during the Games: talk-show host. "I learned a lot from Letterman and Leno while living in the States," he said confidently.
Zhang is speaking to a different audience now. He says the anti-Western backlash that erupted in China this spring—after pro-Tibetan demonstrators disrupted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in London, Paris and San Francisco—was entirely justified. He himself called for a boycott of French goods and media after an unruly scrum broke out over the torch in Paris.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Chinese people as a whole stood up to the world," he says. "It's good for Chinese people ... That incident proves that when Chinese are upset, they can find their voice."
Such sentiments are common on the mainland. But people like Zhang were supposed to be different: he's what Chinese call a hai gui—"sea turtle"—referring to someone who has lived overseas. (The phrase is a pun on haiwai guilai, meaning "returned from overseas.") Their numbers are growing by the tens of thousands every year, and as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elite, they have an outsize influence once they move back to China. In the West there's long been an assumption that this cohort would import Western values along with their iPods. They were envisioned as the bridge to a more open, liberal, Western-friendly China.
That daydream got a cold bath during the torch relay this spring, when furiou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West showed they could be even more jingoistic than Chinese who had never left home—and good luck to anyone who dared buck the trend. One courageous Duke University freshman from the coastal city of Qingdao tried to intercede in a campus confrontation between a dozen or so pro-Tibetan demonstrators and a much larger group of pro-Beijing Chinese students. For her trouble, she was called a "race traitor" and a "whore"; feces were dumped on her parents' doorstep.
Measuring attitudes among sea turtles can be difficult, especially with all of Chinese society changing around them. Still, some empirical data are beginning to emerge. Prof. David Zweig, head of the Center on China'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directing a research project based on responses from thousands of returnees from campuses in Canada, Japan and Europe. The data show they're "no less jingoistic than those who have never gone abroad," Zweig says. "As in,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What's more, he adds: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m believe that using force to promote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is acceptable." Bottom line? "It means the post-1989 policy to imbue youth with nationalism through 'patriotic education' has succeeded," Zweig says.
China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chauvinism, and for some sea turtles, intimate acquaintance with Western attitudes has only intensified their feelings of defensiveness. Author and business consultant Jim MacGregor, who deals frequently with hai gui, says, "The richest people here are the most anti-Western." Even as they sip cappuccino at Starbucks or show off their new Buicks, the last thing most want is to make over their homeland in the West's image. They're after something far more ambitious: a China that lives up to their sense of national greatness. The pacesetters among hai gui don't aspire to be "modern," as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often use the word—as a synonym for Western. Instead, prosperous young returnees tend to see themselves emphatically as modern Chinese.
Previous generations of sea turtles were patriotic in a different way. A century or more ago, Chinese students were sent abroad to lea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and returned with a sense of mission. "They fel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as to help Chinese education; they wanted to teach," says dissident journalist Dai Qing, who has just finished writing a book about that era.
Now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on the mainland are at least as big a draw for returnees. But even someone like Dai, who served a term in prison for opposing the 1989 Tiananmen crackdown, says she feels the tug of the motherland. She's just returned from her fourth stint overseas—a year a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tudying "relations between dictatorships and individuals." When she first left the country in 1991 for a Nieman Fellowship at Harvard, many acquaintances mistakenly assumed she'd never go home. "People say, 'Dai Qing's stupid—after 20 years of going overseas she doesn't even have a green card'," she says with a laugh.
Many sea turtles have their own theories about why Chinese overseas might show a hostile streak. For one thing, they run out of patience with Westerners' ignorance. "To be honest, when we go abroad we do find people asking strange questions, like whether China has modern buildings or cars," says Danny Huang, who lived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before returning to run an educational charity in Shanghai. "Sometimes it's hard not to feel they have some bias." For others, anger against the West can ease the pangs of homesickness, suggests Shanghai University film teacher Shu Haolun. "They need a bond to their motherland," says Shu, who studied cinema and photography at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before returning to China in 2003. "They're being anti-Western to feel attached to their own country."
Some of the nationalism exhibited by Chinese living abroad might also be sustained, rather than diluted, by the Internet. "As soon as they get online they can be totally immersed in a Chinese environment," says Zhao Chuan, a novelist who lived in Australia from 1987 to 2000 before coming home to write about Shanghai. "When we were studying abroad ... occasionally you went to Chinatown to read a Chinese paper. Now if you're in the U.K. you can easily not read English papers or watch English TV."
Others say the returnees' driving force isn't exactly nationalism. Instead, they argue, it reflects the extraordinary assertiveness of young urban Chinese. Decades of strict one-child family-planning policies have produced a generation of only-children—"little emperors," the Chinese call them. "Young Chinese feel they have the right to speak out about anything," says Victor Yuan, who studied for a year at Harvard's Kennedy School and now heads Horizon, a market survey consultancy. Some rebel against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norms—like architect Ma Yansong, who apprenticed under Zaha Hadid in London and is famous for his designs mocking the regime's obsession with huge, imposing buildings. "This generation doesn't want to accept any ideological message, whether it's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or Voice of America," says Yuan.
The power of hai gui is visibly growing. Two of China's cabinet ministers earned their doctorates at universities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approximately 100 officials at the level of vice governor or higher have studied overseas for at least a year, according to Zweig's figures. Patriotism notwithstanding, he says 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s Chinese spend more time outside the country, their thinking becomes more nuanced and internationalist: "They don't want to see China pushed around but are smart enough to know China makes mistakes." At the Lan Club last week, Zhang said it's time for China to prove it can do things right. "After suffering for hundreds of years and then for 30 years scrambling to get things right, now China's getting the respect of the world," he said. "Chinese are gaining more self-respect, too, so they should become more responsible." With luck, that means becoming more responsible to the world, not just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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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ugust 28, 2008
郎咸平建言中国制造：以6+1整合直面困境
郎咸平建言中国制造：以6+1整合直面困境
作者：唐清建、李宾 2008-8-25 23:05:49
编者按
奥运体育四年聚首，奥运经济十年为期。
我们关注后奥运，并不是因为举办奥运会本身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占有主导地位的强大拉动，也不是因为寄望16天的盛会能给中国带来巨变。而是当一场中国为之倾注了空前盛情的盛会完美谢幕，我们必须以国际视角重新聚焦到中国经济；聚焦到这个社会营商环境的点滴进步；聚焦到影响中国的世界经济变量。我们必须以市场化思维重新梳理通胀、资源价格、需求不足之间的关系，反思环保、信贷、财政这些政策遇到的真正掣肘。这其中的变化孕育着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就是你我的未来。
中国经营报去年曾经就2008年的经济状况采访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先生，当时郎教授提出“八大危机”的警告。而今年的中国经济就如同郎教授“八大危机”访谈中所指出的路径一步一步的发生着。奥运谢幕至少使中国经济存在了7年的一个积极预期消失，适逢中国经济遭遇自身和外部的极大不确定性。他提出，要跳出经济圈解决经济问题。
去年股市和楼市的泡沫
已经预示着“二元经济”的严重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看待目前国内制造业出现的一些倒闭现象？
郎咸平：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扭曲的。我们看到的每年百分之十几的经济增长率其实是政府部门投资拉动GDP所致。而政府主导的经济部分一直是过热的，占GDP30%左右，剩下的70%是什么？就是过冷的制造业，也就是民营经济主导的部分。这种过热和过冷同时存在的经济就是我去年所说的“二元经济 ”。
制造业两三年前就已经开始萧条。请大家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前年开始到去年，股市、楼市疯涨？是资金状况更好了吗？不是，这象征着制造业的回光返照，也就是造成楼市和股市泡沫的本质原因，是制造业资金大量流入这两个市场。 今年已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且都是在广东、浙江等最发达的地区。我们担心这个情况会继续恶化，尤其是在奥运会之后。
《中国经营报》：是什么原因驱动了制造业资金流向股市和楼市？
郎咸平：因为在二元经济里面，制造业经营条件恶化以后，钱都打到股市和楼市了。以炒楼为例，他们买的楼盘是以高价楼盘为主。高价楼盘一上升，中低档楼盘同样水涨船高，造成各地的楼市泡沫。可是高价楼盘是有资金撑着的，中低档楼盘是真正的泡沫。跌的时候，是中低档楼盘先跌。高档楼盘目前好像还是坚挺的，因为资金是制造业的资金。当然如果扛不住的话，也会跌。楼价跌不跌不是看经济好不好，政策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的资金怎么流动，而这又特别难以估计。
以炒股为例，2006年~2007年的股市泡沫基本就是制造业资金大量进入股市，2007年5月份到11月份的大盘上涨基本上就是“二元经济”的过热所拉动，这就是去年所谓的二八或三七现象。这说明经济更坏了，而不是更好了。2007年年底开始的股指不断下跌的现象则预警着“二元经济”中国冷的制造业出现了重大危机，目前还看不到这场危机的底限。
劳动力已经没优势了
产业链升级很迫切
《中国经营报》：中国制造业如何摆脱“过冷”的困境？
郎咸平：目前，对制造业企业家而言，我建议要努力把握产业链的问题，不要总是从制造业上下工夫，要做产业链的升级。要从单纯的制造转移到6+1产业链环节上去。所谓6，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以及终端零售。这六大块能创造的价值应该是90%，制造创造的价值应该是10%。拿芭比娃娃为例，制造是1美元，最后终端零售市场是10美元，那么这9美元是怎么创造的呢？就是通过六大环节创造的。
而我们中国企业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做6的居少，做1的居多，做到现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工人的低工资。所以在中长期范围内，政府和企业应该共同努力，让企业从1转移到大附加价值的6。当然这个转移需要时间。我希望政府能够推动，企业自己也要推动。我们中国不是缺6，其实我们都有，比如说物流的干自己的物流，原料采购的做自己的原料采购，零售干零售，批发干批发，由于每块都是相对独立的，交易成本非常高，效益非常低。我们应该以产业、产品为单位，贯穿产业链做高效整合。在高效整合方面的速度而言，我们和西方的差距是5到15倍之间。
以纺织行业为例，在中国，全部走完6+1这个流程是180天，广东地区就是这样子的。西班牙的ZARA是12天，这种高于我们15倍速度的高效整合就能大幅降低成本，这是一个新的成本管理观念。举例而言，以一件衣服为例，12 天和180天的仓储成本比起来，就节省了90%。现代化的企业成本管理观念要做天翻地覆的改变，不要从剥削劳工着手，而要从产业链高效6+1整合着手。
我想提醒各位中国企业家，劳动力已经没有优势了。在整条产业链里面，劳动成本只占不到2.5%，节省成本需要通过产业链的高效整合，中国的企业只要还想利用廉价劳动力，配合技术的升级或者品牌的界定，想走出国门的都很困难。比如说TCL 和明基，TCL收购了阿尔卡特、汤姆森，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移动，想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配合上国外的品牌技术走出去，最后结果轰然垮台。为什么？还是因为我国企业仍然在制造业的成本上面下工夫，而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只占产业链条的2.5%。
那中国有没有做得好的呢？比如说华为，富士康。富士康也没有品牌，但其通过高效整合6+1，产品做的非常快。能够进到中国来的跨国企业，都是控制6，或者控制6+1的高效整合。比如耐克、阿迪达斯、宝洁，这是时代潮流。我们不是缺6而是缺乏一个政策的指导。如果到现在你还认为可以搬到西部去，搬到越南去，因为他们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那么你迟早还是会陷入经营困境的。
我们整个制造业出了重大问题——我们在整条产业链中是“1”，1有什么特色呢？价值非常低，利用率非常低，因此你难以承受外界的冲击。而刚好这两年外界的冲击一齐到来；第一，汇率不断上升，第二，宏观调控导致企业资本成本大幅提升；第三，《劳动合同法》的推出等。这几个冲击同时发生，使得产业链间价值最低的制造业突然间难以承受，而且不是几家的问题，是全面难以承受，这就是原因所在。
郎咸平观点
1为什么从前年到去年，股市、楼市疯涨？这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也是造成楼市和股市泡沫的本质原因，因为制造业资金大量流入这两个市场。
2目前只是秋天，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来。制造业企业家要做产业链的升级，要从单纯的制造转移到6+1产业链环节上去。
3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工商链条的时代，环环相扣，一旦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整个链条就垮了。所以一定要跳出经济圈才能解决经济问题，不单单是制造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工程的问题。
作者：唐清建、李宾 2008-8-25 23:05:49
编者按
奥运体育四年聚首，奥运经济十年为期。
我们关注后奥运，并不是因为举办奥运会本身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占有主导地位的强大拉动，也不是因为寄望16天的盛会能给中国带来巨变。而是当一场中国为之倾注了空前盛情的盛会完美谢幕，我们必须以国际视角重新聚焦到中国经济；聚焦到这个社会营商环境的点滴进步；聚焦到影响中国的世界经济变量。我们必须以市场化思维重新梳理通胀、资源价格、需求不足之间的关系，反思环保、信贷、财政这些政策遇到的真正掣肘。这其中的变化孕育着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就是你我的未来。
中国经营报去年曾经就2008年的经济状况采访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先生，当时郎教授提出“八大危机”的警告。而今年的中国经济就如同郎教授“八大危机”访谈中所指出的路径一步一步的发生着。奥运谢幕至少使中国经济存在了7年的一个积极预期消失，适逢中国经济遭遇自身和外部的极大不确定性。他提出，要跳出经济圈解决经济问题。
去年股市和楼市的泡沫
已经预示着“二元经济”的严重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看待目前国内制造业出现的一些倒闭现象？
郎咸平：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扭曲的。我们看到的每年百分之十几的经济增长率其实是政府部门投资拉动GDP所致。而政府主导的经济部分一直是过热的，占GDP30%左右，剩下的70%是什么？就是过冷的制造业，也就是民营经济主导的部分。这种过热和过冷同时存在的经济就是我去年所说的“二元经济 ”。
制造业两三年前就已经开始萧条。请大家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前年开始到去年，股市、楼市疯涨？是资金状况更好了吗？不是，这象征着制造业的回光返照，也就是造成楼市和股市泡沫的本质原因，是制造业资金大量流入这两个市场。 今年已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且都是在广东、浙江等最发达的地区。我们担心这个情况会继续恶化，尤其是在奥运会之后。
《中国经营报》：是什么原因驱动了制造业资金流向股市和楼市？
郎咸平：因为在二元经济里面，制造业经营条件恶化以后，钱都打到股市和楼市了。以炒楼为例，他们买的楼盘是以高价楼盘为主。高价楼盘一上升，中低档楼盘同样水涨船高，造成各地的楼市泡沫。可是高价楼盘是有资金撑着的，中低档楼盘是真正的泡沫。跌的时候，是中低档楼盘先跌。高档楼盘目前好像还是坚挺的，因为资金是制造业的资金。当然如果扛不住的话，也会跌。楼价跌不跌不是看经济好不好，政策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的资金怎么流动，而这又特别难以估计。
以炒股为例，2006年~2007年的股市泡沫基本就是制造业资金大量进入股市，2007年5月份到11月份的大盘上涨基本上就是“二元经济”的过热所拉动，这就是去年所谓的二八或三七现象。这说明经济更坏了，而不是更好了。2007年年底开始的股指不断下跌的现象则预警着“二元经济”中国冷的制造业出现了重大危机，目前还看不到这场危机的底限。
劳动力已经没优势了
产业链升级很迫切
《中国经营报》：中国制造业如何摆脱“过冷”的困境？
郎咸平：目前，对制造业企业家而言，我建议要努力把握产业链的问题，不要总是从制造业上下工夫，要做产业链的升级。要从单纯的制造转移到6+1产业链环节上去。所谓6，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以及终端零售。这六大块能创造的价值应该是90%，制造创造的价值应该是10%。拿芭比娃娃为例，制造是1美元，最后终端零售市场是10美元，那么这9美元是怎么创造的呢？就是通过六大环节创造的。
而我们中国企业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做6的居少，做1的居多，做到现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工人的低工资。所以在中长期范围内，政府和企业应该共同努力，让企业从1转移到大附加价值的6。当然这个转移需要时间。我希望政府能够推动，企业自己也要推动。我们中国不是缺6，其实我们都有，比如说物流的干自己的物流，原料采购的做自己的原料采购，零售干零售，批发干批发，由于每块都是相对独立的，交易成本非常高，效益非常低。我们应该以产业、产品为单位，贯穿产业链做高效整合。在高效整合方面的速度而言，我们和西方的差距是5到15倍之间。
以纺织行业为例，在中国，全部走完6+1这个流程是180天，广东地区就是这样子的。西班牙的ZARA是12天，这种高于我们15倍速度的高效整合就能大幅降低成本，这是一个新的成本管理观念。举例而言，以一件衣服为例，12 天和180天的仓储成本比起来，就节省了90%。现代化的企业成本管理观念要做天翻地覆的改变，不要从剥削劳工着手，而要从产业链高效6+1整合着手。
我想提醒各位中国企业家，劳动力已经没有优势了。在整条产业链里面，劳动成本只占不到2.5%，节省成本需要通过产业链的高效整合，中国的企业只要还想利用廉价劳动力，配合技术的升级或者品牌的界定，想走出国门的都很困难。比如说TCL 和明基，TCL收购了阿尔卡特、汤姆森，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移动，想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配合上国外的品牌技术走出去，最后结果轰然垮台。为什么？还是因为我国企业仍然在制造业的成本上面下工夫，而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只占产业链条的2.5%。
那中国有没有做得好的呢？比如说华为，富士康。富士康也没有品牌，但其通过高效整合6+1，产品做的非常快。能够进到中国来的跨国企业，都是控制6，或者控制6+1的高效整合。比如耐克、阿迪达斯、宝洁，这是时代潮流。我们不是缺6而是缺乏一个政策的指导。如果到现在你还认为可以搬到西部去，搬到越南去，因为他们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那么你迟早还是会陷入经营困境的。
我们整个制造业出了重大问题——我们在整条产业链中是“1”，1有什么特色呢？价值非常低，利用率非常低，因此你难以承受外界的冲击。而刚好这两年外界的冲击一齐到来；第一，汇率不断上升，第二，宏观调控导致企业资本成本大幅提升；第三，《劳动合同法》的推出等。这几个冲击同时发生，使得产业链间价值最低的制造业突然间难以承受，而且不是几家的问题，是全面难以承受，这就是原因所在。
郎咸平观点
1为什么从前年到去年，股市、楼市疯涨？这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也是造成楼市和股市泡沫的本质原因，因为制造业资金大量流入这两个市场。
2目前只是秋天，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来。制造业企业家要做产业链的升级，要从单纯的制造转移到6+1产业链环节上去。
3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工商链条的时代，环环相扣，一旦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整个链条就垮了。所以一定要跳出经济圈才能解决经济问题，不单单是制造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工程的问题。
Sunday, August 24, 2008
13天跌落20% 谁打掉了国际油价？
涨的离谱，也许跌的会更离谱
13天跌落20% 谁打掉了国际油价？
作者：黄杰 2008-8-4 22:20:43
“肯尼，国家需要你！”
7月24日，美国总统布什拨通了他哈佛商学院的校友、美国高盛最资深银行家肯·威尔逊的电话。布什在电话中告诉威尔逊，现在是他出手协助美国财长保尔森稳定局势的时候了。
国际原油炒家们闻到了布什电话背后的不妙气息。
“没有人怀疑美国政客驾驭国际原油价格的能力。”美国最大期货经纪商之一Refco公司资深交易员汤姆森对本报记者说，自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开始强硬干预汇市、防止美元进一步下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知道，原油价格短期内要开始走下坡路。
7月30日盘中，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原油合约价格一度触及120.95美元。13个交易日前，这一价格最高曾达到147.90美元。
在近几日国际汇市上美元开始强势整理之际，国际原油价格已经开始掉头向下？
资本市场突变
汤姆森说，他从7月初就小心翼翼地帮助客户平掉了所有多头合约。“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十分清楚国际原油价格已经见顶，但是，在强势美元政策没有确立之前，我们不敢反手做空。”
他说，原油多头阵营的队伍越来越散了。
“自7月11日以来，原油多头输掉的资金已经超过500亿美元，”汤姆森的依据来自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数据。截止到7月15日，代表非商业性头寸的石油现货商开出净空单多达16309手，这意味着，过去一直在充当多头帮凶的石油现货商开始与投机基金分道扬镳。
“去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暴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以现货商为代表的套保机构和以基金为代表的投机资金都在疯狂做多，大家似乎在某些问题上早已达成一致。” 汤姆森说，现货商倒戈，直接导致以基金为代表的大部分投机性资金措手不及。据《经济学人》数据，今年鼎盛时期约有2000亿美元的投机资金驰骋在原油期货市场。
对原油多头更为惨烈的打击来自于欧佩克。
据阿尔及利亚新闻社7月26日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轮值主席、阿尔及利亚能源和矿业部长哈利勒当天在阿尔及尔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表示，如果美元汇率上升，伊朗核危机得到解决的话，国际市场油价可能下降至每桶70美元到80美元。而在此前，沙特阿拉伯刚刚提高了原油产量。
“这些消息就像瘟疫，让大宗商品市场充满恐惧。”汤姆森说，人们现在普遍预期对原油的需求量正在减少，而哈利勒的讲话加剧了这种预期，让原油多头更加不安。
一些知名的多头基金也开始转身多翻空。投资银行家雷曼兄弟继续看空原油价格，他们认为飓风等气候因素并没有给石油供应带来严重打击，而全球经济放缓的趋势将对原油消费结构将带来巨大影响。
统计机构Petro Logistics则预计，欧佩克7月日产量较6月增加20万桶，达3290万桶。
“上两周原油市场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基本面上，而基本面是熊市。”能源分析师Tim Evans说。
一直在参与原油外盘交易的国内私募基金经理金涛对记者表示，国际原油价格正在经历一场和中国A股类似的悲喜行情。“过去一年来涨的太离谱了，未来的下跌也许更加离谱。”
美国变脸
61岁的威尔逊刚刚从高盛退休。过去10年间，威尔逊在华尔街街知巷闻，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于其在美国上市银行资本调整以及重组交易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同时，威尔逊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长袖善舞，对于国际原油价格，他有着惊人的判断力。
威尔逊如何协助他以前高盛的老同事保尔森收拾由次级债危机带来的烂摊子？并阻止美国经济持续下滑？
“布什说服威尔逊辅佐保尔森至少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威尔逊善于进行上市银行资本调整以及重组交易，次级债导致美国诸多金融机构陷入了这种危机之中，布什需要他出面帮助保尔森收拾烂摊子，救助银行。第二层含义在于：不管是威尔逊，还是高盛，他们都是世界头号原油多头分子，现在由威尔逊辅佐保尔森，很可能意味着，美国在暗示高盛这样的投行，原油价格不能继续涨下去了。”能源战略专家武建东分析称，要想同时摆脱次级债危机以及高原油价格的负面影响，提振美元走强是美国唯一选择。
事实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已经开始执行修正美元走势的任务。“美国通货膨胀的蹿升迫使美联储必须出手阻止美元进一步下滑。 ”伯南克在此前一次关于美国经济前景的讲话中指出，美联储正在与美国财政部一起“仔细监控外汇市场的发展，利率政策已经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做了良好准备，美联储委员正留意美元汇率下跌的影响。”伯南克说，美联储将暂停减息周期。
与美联储主动修正弱势美元政策相比，受高油价压迫，美国人的消费能力正在显著下降。美国石油协会表示，美国6月对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需求较去年同期下跌1.4%，因燃料油价升至纪录高位，加上经济疲弱，导致上半年每日需求下跌3%，创17年来最大跌幅。
7月22日，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推进由民主党提出的一项抑制石油期货市场投机的法案。民主党人士称，此法案的实施有望推动国际原油价格下跌近50%。
几乎同时，美伊地缘政治的缓和也在为高企的原油价格降温。而中国、印度悄然推进的能源代替战略方案，以及相继采取的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方案都对石油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最核心的因素在于美元，作为全球基准货币，美元与所有商品价格都存在反向关系，美元一旦走强，商品价格必然下跌，石油也不例外。”金涛说。
石油涨势结束？
13个交易日之内下跌20%，这一速度是否预示石油泡沫破裂在即？
据路透社7月份对33名能源分析师的调查显示，多数分析师认为油价仍将保持在每桶100美元上方，但持续6年的涨势可能会在今年中止。
“当今世界经济正在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联动性，美元走强，预示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下滑。换言之，美国经济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也必然会刺激人们进一步加大对能源的需求量，反向拉高原油价格。”汤姆森判断说，原油价格或许仅仅是结束了单边上扬的涨势。
武建东认为，高油价已经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中美国在高油价和次级债危机双重影响下，经济前景堪忧。而在下一任美国新总统上台之前，美国急需通过抑制高油价来提振本国经济。
“市场担心经济疲软殃及能源需求，而欧佩克暗示原油不减产恰恰符合石油现货商大肆做空原油期货价格的利益，据此分析，原油价格已经结束了单边上涨的行情，未来将展开盘整或者下跌。”金涛说。
“涨势结束并不意味泡沫破裂。”武建东认为，近期弱势美元政策的修正以及原油价格大幅下挫与美国大选即将结束、经济需要快速复苏等政治因素密不可分。“美元与大宗商品交易从来都是跷跷板上的两个极端。”武建东认为，国际石油泡沫的真正破灭应该是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之后。
13天跌落20% 谁打掉了国际油价？
作者：黄杰 2008-8-4 22:20:43
“肯尼，国家需要你！”
7月24日，美国总统布什拨通了他哈佛商学院的校友、美国高盛最资深银行家肯·威尔逊的电话。布什在电话中告诉威尔逊，现在是他出手协助美国财长保尔森稳定局势的时候了。
国际原油炒家们闻到了布什电话背后的不妙气息。
“没有人怀疑美国政客驾驭国际原油价格的能力。”美国最大期货经纪商之一Refco公司资深交易员汤姆森对本报记者说，自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开始强硬干预汇市、防止美元进一步下滑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知道，原油价格短期内要开始走下坡路。
7月30日盘中，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原油合约价格一度触及120.95美元。13个交易日前，这一价格最高曾达到147.90美元。
在近几日国际汇市上美元开始强势整理之际，国际原油价格已经开始掉头向下？
资本市场突变
汤姆森说，他从7月初就小心翼翼地帮助客户平掉了所有多头合约。“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十分清楚国际原油价格已经见顶，但是，在强势美元政策没有确立之前，我们不敢反手做空。”
他说，原油多头阵营的队伍越来越散了。
“自7月11日以来，原油多头输掉的资金已经超过500亿美元，”汤姆森的依据来自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数据。截止到7月15日，代表非商业性头寸的石油现货商开出净空单多达16309手，这意味着，过去一直在充当多头帮凶的石油现货商开始与投机基金分道扬镳。
“去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暴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以现货商为代表的套保机构和以基金为代表的投机资金都在疯狂做多，大家似乎在某些问题上早已达成一致。” 汤姆森说，现货商倒戈，直接导致以基金为代表的大部分投机性资金措手不及。据《经济学人》数据，今年鼎盛时期约有2000亿美元的投机资金驰骋在原油期货市场。
对原油多头更为惨烈的打击来自于欧佩克。
据阿尔及利亚新闻社7月26日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轮值主席、阿尔及利亚能源和矿业部长哈利勒当天在阿尔及尔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表示，如果美元汇率上升，伊朗核危机得到解决的话，国际市场油价可能下降至每桶70美元到80美元。而在此前，沙特阿拉伯刚刚提高了原油产量。
“这些消息就像瘟疫，让大宗商品市场充满恐惧。”汤姆森说，人们现在普遍预期对原油的需求量正在减少，而哈利勒的讲话加剧了这种预期，让原油多头更加不安。
一些知名的多头基金也开始转身多翻空。投资银行家雷曼兄弟继续看空原油价格，他们认为飓风等气候因素并没有给石油供应带来严重打击，而全球经济放缓的趋势将对原油消费结构将带来巨大影响。
统计机构Petro Logistics则预计，欧佩克7月日产量较6月增加20万桶，达3290万桶。
“上两周原油市场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基本面上，而基本面是熊市。”能源分析师Tim Evans说。
一直在参与原油外盘交易的国内私募基金经理金涛对记者表示，国际原油价格正在经历一场和中国A股类似的悲喜行情。“过去一年来涨的太离谱了，未来的下跌也许更加离谱。”
美国变脸
61岁的威尔逊刚刚从高盛退休。过去10年间，威尔逊在华尔街街知巷闻，他的名声主要来自于其在美国上市银行资本调整以及重组交易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同时，威尔逊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长袖善舞，对于国际原油价格，他有着惊人的判断力。
威尔逊如何协助他以前高盛的老同事保尔森收拾由次级债危机带来的烂摊子？并阻止美国经济持续下滑？
“布什说服威尔逊辅佐保尔森至少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威尔逊善于进行上市银行资本调整以及重组交易，次级债导致美国诸多金融机构陷入了这种危机之中，布什需要他出面帮助保尔森收拾烂摊子，救助银行。第二层含义在于：不管是威尔逊，还是高盛，他们都是世界头号原油多头分子，现在由威尔逊辅佐保尔森，很可能意味着，美国在暗示高盛这样的投行，原油价格不能继续涨下去了。”能源战略专家武建东分析称，要想同时摆脱次级债危机以及高原油价格的负面影响，提振美元走强是美国唯一选择。
事实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已经开始执行修正美元走势的任务。“美国通货膨胀的蹿升迫使美联储必须出手阻止美元进一步下滑。 ”伯南克在此前一次关于美国经济前景的讲话中指出，美联储正在与美国财政部一起“仔细监控外汇市场的发展，利率政策已经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做了良好准备，美联储委员正留意美元汇率下跌的影响。”伯南克说，美联储将暂停减息周期。
与美联储主动修正弱势美元政策相比，受高油价压迫，美国人的消费能力正在显著下降。美国石油协会表示，美国6月对原油及石油产品的需求较去年同期下跌1.4%，因燃料油价升至纪录高位，加上经济疲弱，导致上半年每日需求下跌3%，创17年来最大跌幅。
7月22日，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推进由民主党提出的一项抑制石油期货市场投机的法案。民主党人士称，此法案的实施有望推动国际原油价格下跌近50%。
几乎同时，美伊地缘政治的缓和也在为高企的原油价格降温。而中国、印度悄然推进的能源代替战略方案，以及相继采取的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方案都对石油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最核心的因素在于美元，作为全球基准货币，美元与所有商品价格都存在反向关系，美元一旦走强，商品价格必然下跌，石油也不例外。”金涛说。
石油涨势结束？
13个交易日之内下跌20%，这一速度是否预示石油泡沫破裂在即？
据路透社7月份对33名能源分析师的调查显示，多数分析师认为油价仍将保持在每桶100美元上方，但持续6年的涨势可能会在今年中止。
“当今世界经济正在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联动性，美元走强，预示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下滑。换言之，美国经济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复苏，也必然会刺激人们进一步加大对能源的需求量，反向拉高原油价格。”汤姆森判断说，原油价格或许仅仅是结束了单边上扬的涨势。
武建东认为，高油价已经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中美国在高油价和次级债危机双重影响下，经济前景堪忧。而在下一任美国新总统上台之前，美国急需通过抑制高油价来提振本国经济。
“市场担心经济疲软殃及能源需求，而欧佩克暗示原油不减产恰恰符合石油现货商大肆做空原油期货价格的利益，据此分析，原油价格已经结束了单边上涨的行情，未来将展开盘整或者下跌。”金涛说。
“涨势结束并不意味泡沫破裂。”武建东认为，近期弱势美元政策的修正以及原油价格大幅下挫与美国大选即将结束、经济需要快速复苏等政治因素密不可分。“美元与大宗商品交易从来都是跷跷板上的两个极端。”武建东认为，国际石油泡沫的真正破灭应该是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之后。
Saturday, August 23, 2008
Chinese, but Singaporean
Chinese, but Singaporean - Price contentary
http://www.straitstimes.com/Prime%2BNews/Story/STIStory_271053.html
Olympics brought out the 'Singaporean' in 'Chinese Singaporean'
By Janadas Devan, Review Editor
Aug 2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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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changed on Aug 8. The Beijing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y was not quite a man-on-the-moon moment, but it came close.
It marked China's re-emergence as a great power, some said. It was a Sputnik moment for the West,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others said. It made Chinese proud to be Chinese, the Chinese said.
The last was a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reaction. But did Chinese here mean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everywhere? How were Chinese Singaporeans to react to Aug 8? The world changed that day, certainly. Did Chinese Singaporeans change along with it?
The Sunday Times ran an interesting series of articles last week on the subject, all written by Chinese Singaporean journalists. Two were from Lianhe Zaobao: Mr Chong Wing Hong, an alumnus of Nanyang Univerity, and Ms Yew Lun Tian, a graduate from a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AP) school. Three were from The Straits Times: Mr Teo Cheng Wee and Ms Hong Xinyi from SAP schools, and Ms Goh Sui Noi from an English school.
The articles ran under the collective headline: So Proudly Chinese. A better title would have been: So Confusingly Chinese Singaporean - And Proud Of It.
As it so happens, it was a Straits Times journalist, Mr Teo, who seems to have felt proudest to be Chinese on Aug 8. 'I don't think I have ever felt more proud to be Chinese than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that night,' he wrote.
The Zaobao journalists were a tad cooler.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cultural pride welled up in me as I took in the show,' Mr Chong admitted. 'But I was also a detached viewer, with questions popping up in my mind during the proceedings.' And he could be detached because he was 'no true-blue Chinese', he remarked. 'Singapore, where I have grown up, is my home.'
The other Zaobao journalist, the younger Ms Yew, was similarly taken with the display of Chinese culture. 'I swooned with pride as China presented its cultural heritage icons in splendid glory,' she reported. But she was, simultaneously, as detached as Mr Chong.
'By the fourth or fifth item, I contemplated surrender,' she wrote, not altogether tongue-in-cheek. 'Okay, okay, you win, you're the best, let's just get on with the show.'
SAP schools' alumni have been accused by the purely English-educated as being culturally monochrome. If the culturally monochrome can encompass so peculiarly a Singaporean turn of irony, I say let us have more SAP schools.
And that was what was most interesting about all the articles: They were all, to one degree or another, ironical - irony being, by definition, the conjoining of two or more irreconcilable ideas or thoughts: I am Chinese; no I am not. I identified with Chinese culture; I am different. I felt moved by the display; enough already. It was an altogether productive confusion.
And revealing too, for 50 years ago there would have been very little of such confusion. Cultural nationalism precede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It could not have been otherwise, for this place was not a nation then. To be a nationalist was to be a cultural nationalist.
Thus, when Mao Zedong said on the steps of Tiananmen: 'China has stood up', Chinese here felt it had stood up for them too. Similarly, Malays and Indians here were inspired by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movement, respectively. The very idea of a Malayan nationalism -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a Singaporean nationalism then - had its origins in the exogenous cultural nationalisms of Singapore's component races.
A grand-uncle of mine is illustrative. He was born here, never visited India in his life. And yet, in 1946, when Jawaharlal Nehru visited Singapore, he skipped work to go greet him. When asked by his boss why he had absented himself without leave, he replied: 'I went to pay homage to the uncrowned king of India.'
His employer, the British Naval Base at Sembawang, sacked him. Today, hi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my cousins, would not bother going to greet Nehru's successor, with or without leave.
Another illustration: The Straits Times newsroom virtually stopped work last week to watch the table tennis semi-finals and finals. Former Chinese nationals, now Singaporeans, beat South Koreans - deliriously happy faces all round. Our Chinese lost to their Chinese - glum (especially Chinese) faces all around.
On Aug 8: 'so proudly Chinese', 'I felt one with them'. Barely a week later: 'I'm most certainly not one of them. Four years from now, we'll beat them - with the help of their Chinese, if necessary.'
For better or worse - and it is mostly for the better - we are culturally Chinese, Malay or Indian.
As China and India become great powers, they will in all probability instigate a degree of cultural pride among overseas Chinese and Indians everywhere, including Singapore. We would have had little to do with their becoming great powers but we would feel a little reflected glory.
That 5,000 years of civilisation, that is mine too, as Mr Teo said, and it continues to do admirable things that one can identify with. And he would not be wrong to feel that way. Zhang Yimou produced the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y. Our cultural impressarios produced the Merlion. You do not have to be Chinese to recognise that there is no contest - culturally.
But politically, there is - or rather, was - a contest, and the 'Singaporean' in 'Chinese Singaporean' has won.
Every one of the journalists who wrote last Sunday proved that point, almost unconsciously. They belonged to different generations, pre- as well as post-65ers. Some were effortlessly bilingual, some so-so. Yet all said, in varying ways, that their identities were not based solely on race and culture. Yes, I am Chinese - or Malay or Indian; no, I am definitely not.
That actually was as good a show as the one Zhang Yimou put on - better, perhaps, for there was no lip-synching and everyone spoke in his or her own voice.
http://www.straitstimes.com/Prime%2BNews/Story/STIStory_271053.html
Olympics brought out the 'Singaporean' in 'Chinese Singaporean'
By Janadas Devan, Review Editor
Aug 2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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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changed on Aug 8. The Beijing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y was not quite a man-on-the-moon moment, but it came close.
It marked China's re-emergence as a great power, some said. It was a Sputnik moment for the West,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others said. It made Chinese proud to be Chinese, the Chinese said.
The last was a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reaction. But did Chinese here mean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everywhere? How were Chinese Singaporeans to react to Aug 8? The world changed that day, certainly. Did Chinese Singaporeans change along with it?
The Sunday Times ran an interesting series of articles last week on the subject, all written by Chinese Singaporean journalists. Two were from Lianhe Zaobao: Mr Chong Wing Hong, an alumnus of Nanyang Univerity, and Ms Yew Lun Tian, a graduate from a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AP) school. Three were from The Straits Times: Mr Teo Cheng Wee and Ms Hong Xinyi from SAP schools, and Ms Goh Sui Noi from an English school.
The articles ran under the collective headline: So Proudly Chinese. A better title would have been: So Confusingly Chinese Singaporean - And Proud Of It.
As it so happens, it was a Straits Times journalist, Mr Teo, who seems to have felt proudest to be Chinese on Aug 8. 'I don't think I have ever felt more proud to be Chinese than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that night,' he wrote.
The Zaobao journalists were a tad cooler.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cultural pride welled up in me as I took in the show,' Mr Chong admitted. 'But I was also a detached viewer, with questions popping up in my mind during the proceedings.' And he could be detached because he was 'no true-blue Chinese', he remarked. 'Singapore, where I have grown up, is my home.'
The other Zaobao journalist, the younger Ms Yew, was similarly taken with the display of Chinese culture. 'I swooned with pride as China presented its cultural heritage icons in splendid glory,' she reported. But she was, simultaneously, as detached as Mr Chong.
'By the fourth or fifth item, I contemplated surrender,' she wrote, not altogether tongue-in-cheek. 'Okay, okay, you win, you're the best, let's just get on with the show.'
SAP schools' alumni have been accused by the purely English-educated as being culturally monochrome. If the culturally monochrome can encompass so peculiarly a Singaporean turn of irony, I say let us have more SAP schools.
And that was what was most interesting about all the articles: They were all, to one degree or another, ironical - irony being, by definition, the conjoining of two or more irreconcilable ideas or thoughts: I am Chinese; no I am not. I identified with Chinese culture; I am different. I felt moved by the display; enough already. It was an altogether productive confusion.
And revealing too, for 50 years ago there would have been very little of such confusion. Cultural nationalism precede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It could not have been otherwise, for this place was not a nation then. To be a nationalist was to be a cultural nationalist.
Thus, when Mao Zedong said on the steps of Tiananmen: 'China has stood up', Chinese here felt it had stood up for them too. Similarly, Malays and Indians here were inspired by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movement, respectively. The very idea of a Malayan nationalism -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a Singaporean nationalism then - had its origins in the exogenous cultural nationalisms of Singapore's component races.
A grand-uncle of mine is illustrative. He was born here, never visited India in his life. And yet, in 1946, when Jawaharlal Nehru visited Singapore, he skipped work to go greet him. When asked by his boss why he had absented himself without leave, he replied: 'I went to pay homage to the uncrowned king of India.'
His employer, the British Naval Base at Sembawang, sacked him. Today, hi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my cousins, would not bother going to greet Nehru's successor, with or without leave.
Another illustration: The Straits Times newsroom virtually stopped work last week to watch the table tennis semi-finals and finals. Former Chinese nationals, now Singaporeans, beat South Koreans - deliriously happy faces all round. Our Chinese lost to their Chinese - glum (especially Chinese) faces all around.
On Aug 8: 'so proudly Chinese', 'I felt one with them'. Barely a week later: 'I'm most certainly not one of them. Four years from now, we'll beat them - with the help of their Chinese, if necessary.'
For better or worse - and it is mostly for the better - we are culturally Chinese, Malay or Indian.
As China and India become great powers, they will in all probability instigate a degree of cultural pride among overseas Chinese and Indians everywhere, including Singapore. We would have had little to do with their becoming great powers but we would feel a little reflected glory.
That 5,000 years of civilisation, that is mine too, as Mr Teo said, and it continues to do admirable things that one can identify with. And he would not be wrong to feel that way. Zhang Yimou produced the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y. Our cultural impressarios produced the Merlion. You do not have to be Chinese to recognise that there is no contest - culturally.
But politically, there is - or rather, was - a contest, and the 'Singaporean' in 'Chinese Singaporean' has won.
Every one of the journalists who wrote last Sunday proved that point, almost unconsciously. They belonged to different generations, pre- as well as post-65ers. Some were effortlessly bilingual, some so-so. Yet all said, in varying ways, that their identities were not based solely on race and culture. Yes, I am Chinese - or Malay or Indian; no, I am definitely not.
That actually was as good a show as the one Zhang Yimou put on - better, perhaps, for there was no lip-synching and everyone spoke in his or her own voice.
Tuesday, August 19, 2008
Olympics: China's Medal Table Campaign Built on Sun Tzu's Theory and Sports School
Olympics: China's Medal Table Campaign Built on Sun Tzu's Theory and Sports School
The hosts hope to outdo the Americans by training youngsters to succeed where the US are traditionally weak, says Jonathan Watts
Around 500BC, in the world's seminal study on military strategy, Sun Tzu hit on a theory that continues to influence generals, businessmen and politicians to this day: direct confrontation is for losers.
"Those skilled in war subdue the enemy's army without battle ... They conquer by strategy," wrote the philosopher-general. "The key to victory," he said, was "to be so well prepared that direct warfare becomes unnecessary."
The Art of War may date back 2,500 years and be written by a semi-mythical figure, but Sun's precepts look set to get a fresh test over the next two weeks, when China's Olympic strategists put into practice a similar mix of asymmetrical tactics and long-term planning to overcome a more powerful opponent.
Once the Games start this weekend, the hosts are hoping to out manouevre the United States in a bid to top the gold medal table for the first time in Olympic history. But for all the talk of a sporting contest between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and its fastest rising rival, analysts say there will be very few direct confrontations.
"It's war by other means, and the Chinese have been very bright," said Francesco Liello, a reporter with La Gazzetta Dello Sport, who has covered three previous Olympics. "I have no doubt that China will get more gold medals than US, but they won't do it by going head-to-head with the US.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can't compete directly."
China has invested billions of dollars to build up its Soviet-inspired system of 3,000 sport-training schools and bringing in foreign coaches. But resources have been carefully targeted. While the US gets the vast majority of its gold medals from two sports - athletics and swimming - China has built up its strength in lower-profile and often less-competitive events. Its likely goldmines are shooting, weightlifting, diving, table-tennis, rowing and badminton, where the hosts will expect to top the podium in at least half the events.
Contests with the US will be few and far between - and mostly one-sided. The opening basketball game will match China with the US, but even with the recovery from injury of 2.26-meter tall superstar Yao Ming, the home team will have to pull off a miracle if they are to overcome the firepower of the NBA's finest.
The closest competit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may come in diving, rowing and gymnastics. However, even in these sports the home team will put its strongest competitors in events where the US is weakest.
China's most likely medals on the track are in the women's long-distance events and the race-walks. The exception is the country's most famous athlete - 110m hurdler Liu Xiang, who will be defending an Olympic title that it was once thought no Asian could ever win. When Liu won in Athens, it prompted commentators to talk about a new era for China on the track, but outside the highly technical event of hurdling, there is little sign that the host will provide a serious rival to traditional US domination.
Huge resources have been focussed on diving, which is now so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China that it has a slim chance of winning all eight golds. As in table-tennis and badminton, there will be almost no competition from the US.China, of course, is not the only nation to target "soft medals". Britain is often criticised because its tally is boosted by rowing, sailing and cycling.
But the host team is the product of long-term state planning. Almost the entire team comes from sports school, where some will have started training at the age of six. The most prestigious is Shichahai in central Beijing. Despite an unremarkable appearance, this small campus is an Olympic medal factory. Although it does not quite churn out champions like sausages, this single school produced as many gold medal winners in Athens as Spain, Canada and Turkey.
This year, a record eight of their alumni are expected to compete in sports ranging from gymnastics and table-tennis to taekwondo and volleyball. "China's way of training athletes has its advantages. Ninety-five per cent of national champions emerge through this system," said the vice principal, Shi Fenghua.
Students study for three hours every morning and train for three hours each afternoon. They are pushed hard and many drop out, but those that continue have a good chance of reaching the Olympics. Shi estimates that 30 out of the 3,000 students who have enrolled over the years have become champions in their fields. In Athens in 2004, four alumni - Luo Wei, Zhang Yining, Feng Kun and Teng Haibin - won golds.
There are several gyms, each adorned with a huge national flag to remind the young sportsmen what they are here for and who is paying. Wander the corridors and you can hear the squeak of training shoes on gym floors, the yells of taekwondo kickers and the clicking of hundreds of ping-pong balls rolling around long rows of tables.
The routine is tough, particularly for gymnastics where the training begins from the age of six. One young girl appeared close to tears as she was forced to do dozens of flips as punishment for failing to do a beam exercise to the satisfaction of her teacher.
The school's greatest strength is table-tennis - the sport that China dominates more than any other. In Athens it won three of the four golds up for grabs, including Zhang Yining - a Shichahai old girl - in the singles and doubles. The coaches and their students - some of whom are so young that the table comes up to their armpits - expect at least the same this time.
"No athlete would say 'I get too many gold medals, I'm tired of winning medals'," said Zeng Jiuxiang, one of the country's top coaches. "If you are an athlete, you must always want to win the gold medal to prove your strength."
Not everyone is as optimistic about the prospects for Olympic success. Mao Zhixiong, professor of sports psychology at Beijing Sports University, believes there are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of success for the host team. "This is a hype created by the media," he said. "At Athens, it was a big surprise that China got more medals than Russia. We cannot surpass America in gold medals this time because we do not have the same economic power."
There is also a debate on whether the Soviet-style system should be continued. Critics say it is expensive and out-of-step with the times. But a big medal haul in Beijing would strengthen those in favor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There are academics who argue for reform. The reason it hasn't happened yet is the Olympics. If China does well, reform is likely to be delayed."
The hosts hope to outdo the Americans by training youngsters to succeed where the US are traditionally weak, says Jonathan Watts
Around 500BC, in the world's seminal study on military strategy, Sun Tzu hit on a theory that continues to influence generals, businessmen and politicians to this day: direct confrontation is for losers.
"Those skilled in war subdue the enemy's army without battle ... They conquer by strategy," wrote the philosopher-general. "The key to victory," he said, was "to be so well prepared that direct warfare becomes unnecessary."
The Art of War may date back 2,500 years and be written by a semi-mythical figure, but Sun's precepts look set to get a fresh test over the next two weeks, when China's Olympic strategists put into practice a similar mix of asymmetrical tactics and long-term planning to overcome a more powerful opponent.
Once the Games start this weekend, the hosts are hoping to out manouevre the United States in a bid to top the gold medal table for the first time in Olympic history. But for all the talk of a sporting contest between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and its fastest rising rival, analysts say there will be very few direct confrontations.
"It's war by other means, and the Chinese have been very bright," said Francesco Liello, a reporter with La Gazzetta Dello Sport, who has covered three previous Olympics. "I have no doubt that China will get more gold medals than US, but they won't do it by going head-to-head with the US.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can't compete directly."
China has invested billions of dollars to build up its Soviet-inspired system of 3,000 sport-training schools and bringing in foreign coaches. But resources have been carefully targeted. While the US gets the vast majority of its gold medals from two sports - athletics and swimming - China has built up its strength in lower-profile and often less-competitive events. Its likely goldmines are shooting, weightlifting, diving, table-tennis, rowing and badminton, where the hosts will expect to top the podium in at least half the events.
Contests with the US will be few and far between - and mostly one-sided. The opening basketball game will match China with the US, but even with the recovery from injury of 2.26-meter tall superstar Yao Ming, the home team will have to pull off a miracle if they are to overcome the firepower of the NBA's finest.
The closest competit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may come in diving, rowing and gymnastics. However, even in these sports the home team will put its strongest competitors in events where the US is weakest.
China's most likely medals on the track are in the women's long-distance events and the race-walks. The exception is the country's most famous athlete - 110m hurdler Liu Xiang, who will be defending an Olympic title that it was once thought no Asian could ever win. When Liu won in Athens, it prompted commentators to talk about a new era for China on the track, but outside the highly technical event of hurdling, there is little sign that the host will provide a serious rival to traditional US domination.
Huge resources have been focussed on diving, which is now so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China that it has a slim chance of winning all eight golds. As in table-tennis and badminton, there will be almost no competition from the US.China, of course, is not the only nation to target "soft medals". Britain is often criticised because its tally is boosted by rowing, sailing and cycling.
But the host team is the product of long-term state planning. Almost the entire team comes from sports school, where some will have started training at the age of six. The most prestigious is Shichahai in central Beijing. Despite an unremarkable appearance, this small campus is an Olympic medal factory. Although it does not quite churn out champions like sausages, this single school produced as many gold medal winners in Athens as Spain, Canada and Turkey.
This year, a record eight of their alumni are expected to compete in sports ranging from gymnastics and table-tennis to taekwondo and volleyball. "China's way of training athletes has its advantages. Ninety-five per cent of national champions emerge through this system," said the vice principal, Shi Fenghua.
Students study for three hours every morning and train for three hours each afternoon. They are pushed hard and many drop out, but those that continue have a good chance of reaching the Olympics. Shi estimates that 30 out of the 3,000 students who have enrolled over the years have become champions in their fields. In Athens in 2004, four alumni - Luo Wei, Zhang Yining, Feng Kun and Teng Haibin - won golds.
There are several gyms, each adorned with a huge national flag to remind the young sportsmen what they are here for and who is paying. Wander the corridors and you can hear the squeak of training shoes on gym floors, the yells of taekwondo kickers and the clicking of hundreds of ping-pong balls rolling around long rows of tables.
The routine is tough, particularly for gymnastics where the training begins from the age of six. One young girl appeared close to tears as she was forced to do dozens of flips as punishment for failing to do a beam exercise to the satisfaction of her teacher.
The school's greatest strength is table-tennis - the sport that China dominates more than any other. In Athens it won three of the four golds up for grabs, including Zhang Yining - a Shichahai old girl - in the singles and doubles. The coaches and their students - some of whom are so young that the table comes up to their armpits - expect at least the same this time.
"No athlete would say 'I get too many gold medals, I'm tired of winning medals'," said Zeng Jiuxiang, one of the country's top coaches. "If you are an athlete, you must always want to win the gold medal to prove your strength."
Not everyone is as optimistic about the prospects for Olympic success. Mao Zhixiong, professor of sports psychology at Beijing Sports University, believes there are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of success for the host team. "This is a hype created by the media," he said. "At Athens, it was a big surprise that China got more medals than Russia. We cannot surpass America in gold medals this time because we do not have the same economic power."
There is also a debate on whether the Soviet-style system should be continued. Critics say it is expensive and out-of-step with the times. But a big medal haul in Beijing would strengthen those in favor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There are academics who argue for reform. The reason it hasn't happened yet is the Olympics. If China does well, reform is likely to be delayed."
十世班禅： 七万言书
七万言书
http://www.xizang-zhiye.org/gb/arch/books/qiwan/index.html
引子 ＊＊
一 、关於平叛
二、关於民主改革
三 、关於生产与人民生活
四 、关於统一战线
五、关於民主集中
六、关於专政
七、关於宗教
八、关於民族
九、六一年以後的情况 ＊＊
十、自治区以外的西藏地区 ＊＊
第一 、关於民族
第二、关於宗教
第三、关於群众生活
注：文中标有＊＊的标题均为本网页编辑为方便读者而加上。
引子＊＊
敬爱圣洁的周恩来总理 :敬呈者 :总理您为了国内外人民的幸福事业和许多重大国务 ,虽然很忙 ,但对卑职视土如金 ,谬邀眷注 ,赐恩接见 ,我表示衷心感谢。
在今天这个难得的良好机会 ,我摒除私意 ,从对党的声誉事业和对人民切身利益的赤忱出发 ,报告一下我们西藏的重大情况 ,和我通过在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参观访问 ,以直接间接的各种方式了解到那些辖区内藏族地区的一些甘苦情况中 ,应向中央报告的部分 ,以及依据这些情况 ,在今後工作的方针上应该请求关注的意见 ,请在宏大的胸怀中稍予关注 ,作今後工作方针的参考。对不妥不当之处 ,仍恳以父母诫子之心 ,严赐批评教导。
在我们河山壮丽、地下宝藏丰富、地上万物咸备圣洁可爱的伟大中华的辽阔土地上 ,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大领袖伟大正确英明的毛主席 ,领导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人民 ,使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巨浪滔天 ,对国内外反动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阶级战争 ,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斗争 ,终于在 1949年从中国土地上消灭了帝国主义势力及其走狗 ----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坏蛋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势力 ,解放了全国大部分领土 ,并于 10月 1日光荣地成立了各族人民幸福平等而美满的伟大的大家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根本上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祖国反动统治的最後一幕 ,掌握了由无产阶级执政的劳动人民自己的国家机器 ,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光辉灿烂的新历史。在伟大的党和革命导师毛主席的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站立起来 ,在革命的基础上 ,出现了前所未闻的意志一致 ,钢铁般紧密纯洁的团结 ,胜利地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取得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由此逐步改变我国的一切落後面貌 ,能够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 ,有无敌的力量和不竭之财富、充满幸福光辉、己乐人羡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是肯定了的。
拿我们西藏地区来说 ,在党和毛主席伟大思想的光辉照样下 ,1951年正式得到了和平解放 ,使西藏摆脱了曾经一度脱离祖国而被帝国主义变为半殖民地的目的 ,回到了祖国大家庭中来。从此西藏人民肯定了要同祖国各族人民一道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各民族干部进藏以後 ,都在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在以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掌握下 ,全心全意地为西藏人民 ,忘我地办了无数好事 ,这是我等西藏人民男女老幼都看得见的 :主要的是对我们藏人爱若生命的宗教信仰和自己的民族以及民族语文、服饰、好的风俗习惯等予于尊重 ;同时为了人民身体健康 ,建立了许多大小医院 ,进行免费医疗 ;为了发展农牧业等生产 ,发放了无息种粮和贷款 ;救济灾民 ;建立学校 ,使人民的许多子弟得到求学的机会 ,还派许多学生到内地学习 ,以培养民族干部 ;修筑了在世界享有盛名的三条公路和区内的公路网 ,另外还适当地进行了一些工厂等建设。
关于党的统一战线和对上层人士的巨大关怀照顾方面 ,安排全知佛主 (指达赖 ,在西藏称达赖为“全知佛主＂ ----译注 )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我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对以下的上层活佛官员 ,也在中央和自治区筹委或专区一级等做了同各个人情况相适应的安排 ,并给了很高的薪资等 ,对政治地位和生活均给了大的照顾。
在十七条协议中属于中央要执行者 ,执行无遗 ,而属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应该执行的如改编藏军等 ,日复一日地拖延。而且在 1954年我等来北京之际 ,中央方面的代表人员和西藏方面的噶厦的代表、堪厅的代表们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以後 ,经大家同意 ,国务院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讨论批准要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于 1956年在陈毅副总理和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领导和指导下 ,在拉萨正式成立 ;对于这个会议上按照西藏人民的长远的和目前的利益及愿望所通过的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和实验等有意义的决议 ,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中的反动分子们也阳奉阴违地进行各种阻挠。因此中央再一次对西藏的那些上层宽容等待 ,为了给以歧途知悔的时间 ,发出了在西藏六年不进行改革 ,以後改革条件成熟时 ,要同西藏的负责人士们充分协商後逐步进行改革的指示。中央对西藏工作一贯慎重稳进 ,对上层关怀照顾、宽容忍让达到仁至义尽 ,并给予耐心教育帮助 ,这是我们西藏上层大家心目中所清楚的。
西藏上层反动派对中央给予他们大的忍让、宽容、等待、耐心和优待等加以曲解认为中央软弱可欺 ,同时由于他们了解到自己的阶级不论迟早终归要从历史舞台上被消灭 ;劳动人民得到翻身解放後 ,少数剥削分子无法继续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 ,进行压迫剥削而过腐朽生活。因此那些人为要剥削阶级永远存在下去而不喜欢革命 ,从而产生反叛之念 ,同时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们 ,预料到我们祖国的整个解放事业 ,尤其是消灭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剥削阶级 ,解放广大劳动人民 ,把最落後黑暗的西藏变为光明进步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地区 ,其好的影响将是喜马拉雅山也无法阻挡 ,而必然会吸引受著痛苦的印度人民 ,使他们觉醒起来 ,在印度的广大土地上掀起革命浪潮 ,这将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印度的反动统治者 ,因此他们积极勾结西藏的反动派 ,要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 ,以独立之名 ,行半殖民地之实 ,依旧是最残酷、黑暗和落後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压迫和剥削西藏的广大劳动人民等 ,内外反动派为了实现其各种妄想 ,就打算发动背叛祖国、背叛革命、背叛人民、背叛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武装叛乱。
但若讲出叛乱的真实目的 ,广大群众和剥削阶级中有不少反帝爱国的中上层人士 ,他们都会强烈地反对反动派的阴谋 ,使其无法实现妄想。而由于我们藏族是一个对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具有深厚的信仰、热爱、自尊心的、勇敢而勤劳的民族 ,所以他们就利用这种实际存在的思想势力 ,说共产党既然要消灭我们的宗教和民族 ,那麽我们雪域上吃糌粑、念 "玛尼 "的全体人们 ,就要团结一致 ,拿起武器 ,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 ,争取独立等散布了许多诱骗人的甜言蜜语 ,而很多群众和中上层人士由于对实情不睹、不闻和不了解而上了当 ,这才使得叛乱在我们大部藏族地区成了普遍性的。其始于
康区、次及安多、後来在西藏本区 ,都逐渐烧起叛乱之火 ,终于在 59年 3月 10日 ,不仅在拉萨纠集人民于诺布林卡 ,由叛乱头子讲 :“今天西藏独立了 ,要从西藏赶走汉人＂等 ,从而公开宣布了反动叛乱 ,并对拉萨人民进行 18至 60岁的当兵动员 ,纠集外地叛伍 ,把达赖喇嘛请往印度 ,而且最後在 19日晚上在拉萨向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军区等中央各机关和部队发起了疯狂地武装进攻 ,因此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保障地方的安全、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利益 ,中央命令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镇压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 ,且鉴于原西藏地方政府背叛祖国 ,故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 ,将其职权授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并向西藏全体僧俗人民揭示叛乱的罪恶 ,且号召他们参加平叛运动。
同时由于叛乱分子在其实际行动中直接间接地暴露了叛乱并不是为了宗教和民族利益 ,而是为了实现内外反动派的阴谋诡计 ,所以西藏广大的僧俗人民群众和中上层中思想正直而希望集体幸福的人士 ,也逐渐认清了这一点 ,对叛乱头子罪魁及其支持者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 ,烧起了愤怒的烈火 ,并且坚决地在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中 ,贡献了各自所有的力量 ,从而在党的领导下 ,由于军民团结一致 ,协力平叛 ,因而孤立了叛乱分子 ,所以在短期内不仅彻底平息了拉萨地区的叛乱 ,并且先後平定了山南等地区的叛乱 ,使内外敌人的阴谋落空 ,并促使他们向自取灭亡的道路跃进了一步。在西藏高原上彻底消灭封建农奴主阶级等伟大的重要事件 ,载入了史册。此後 ,西藏广大劳动人民提出了在西藏迅速进行民主改革 ,在党的领导下 ,自己斩断捆缚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封建制度的枷锁 ,以求得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
西藏反帝爱国的进步中上层朋友们 ,在西藏和平解放八年来 ,由于中央在各方面的关怀照顾和思想的帮助教育 ,所以对自己的出身 ----剥削阶级的罪恶 ,有了不同程度的一定的认识 ,并有了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 ,盼望让他们获得翻身解放 ,得到新生等一点革命思想的基础。因而在西藏发生叛乱後 ,中央撤销了一九五六年所颁布的在西藏至一九六二年六年内推迟不进行改革的命令 ,而打算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之际 ,由于我们爱国进步的中上层人士也都坚决拥护西藏进行民主改革 ,我和阿沛副主任委员等一九五九年四月来京时 ,代表西藏人民 ,向中央首长们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讲了在西藏要迅速进行民主改革的要求 ,和爱国进步中上层人士也拥护改革 ,并愿在民主改革中 ,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的态度。 当 时中央统战部通过集体和个别谈话方式 ,对民主改革方面给了指示 ,并向我们征求这方面的意见。之後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您又在特地接见我们时讲了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 ,勾结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 ,并在他们的策划下 ,发动背叛祖国、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叛乱 ;现在叛乱既已基本平息 ,西藏广大劳动人民渴望进行民主改革 ,以摧毁西藏封建农奴制度 ,解放劳动人民。并指出了这种运动中所要采取的方针、政策、任务、方法、界限和步骤 ;而且在西藏各寺庙也要进行民主改革 ,以完全废除封建制度和剥削压迫 ,消灭叛乱活动 ,喇嘛要适当减少 ,凡不愿当喇嘛而愿还俗的 ,要予还俗成家 ,从事人和物质的生产 ;但是对爱国守法的寺庙和宗教徒 ,应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 ,予以保护 ,并留一定数量的喇嘛在寺庙从事宗教活动 ;广大僧俗群众的宗教活动可以自由进行等等 ;在中上层人士方面 ,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及其代理人的生产资料 ,予以赎买 ,并给予政治出路等 ,一定进行照顾 ;在过民主改革关方面 ,除对那些最反动的领主及其代理人、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 ,其它只要赞成拥护民主改革 ,党可以保护 ;对中间分子和右派分子要争取等指示。并要我们对西藏改革方法提出意见。因而使我们有机会把所想的坦率地谈了 :彻底平定西藏叛乱 ,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 ,这是正确而必要的 ,因而真心赞成拥护遵守。已如上述 ;另外也真实地谈了自己对宗教寺庙等方面所想到的。
返藏後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 ,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上根据中央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教导 ,.先後通过了几项关于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于是在西藏上下南北各地区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 ,农业区进行了民主改革的第一步“三反＂。“双减 '和第二步分配土地 ;牧业区进行“三反两利＂ ;寺庙内展开了“三反三算＂运动。由于发动了群众 ,使千百年来在三大领主的统治下忍受著各种压迫、剥削所造成的悲惨痛苦的广大农奴和奴隶觉醒起来 ,有了革命热情和阶级觉悟 ,他们挖苦根、吐苦水、揭发领主阶级的罪恶等 ,这场你死我活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浪潮震撼著大地 ,民主改革的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翻了身的广大劳动人民 ,用自己的双手 ,彻底推翻和消灭了世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剥削他们用血汗凝成的劳动果实、并使他们失去人身自由等而进行奴役的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和三大领主统治的大山 ;并打碎了套在自己身上的所有封建枷锁 ,翻了身 ,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并且成了新社会和土地的主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建立了劳动人民自己的各级政权 ,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 ,使过去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西藏 ,变成了具有光辉前途的人民民主的新西藏。这是一件极其伟大光荣的事业 ,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件大喜事。
就以西藏本身来说 ,它是从旧到新 ,从黑暗到光明 ,从痛苦到幸福 ,从压迫到平等 ,从贫困到繁荣的转折点 ,在历史上开始了一个光辉的新时代。西藏走上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和祖国其它民族一样 ,在各方面 ,繁荣幸福的阳光普照四方 ,人们都吉祥欢欣、平等幸福、宛如盛茂莲园、甘美无穷、具有妙吉祥的人间天堂 ----四部具全、无限光辉、人羡己乐的新西藏已肯定要实现了。这样天翻地覆、好坏分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 ,使各个战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但使所有生产力获得了解放 ,而且广大人民群众以土地和社会主人翁的态度 ,干劲之树茂盛 ,在短期内改变西藏贫穷落後的面貌 ,建设美好幸福生活的强烈要求之花怒放 ,因而在党的领导下 ,成立互助组 ,采取了克服生产中的困难 ,推广先进经验 ,改革和革新操作技术等等一系列适当的措施 ,使西藏连续三年的大丰收的果实硕满。同时西藏的经济、文化、卫生、工业、交通和邮电等事业 ,也都取得了显著的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西藏工农联盟的基础得到了巩固 ,汉藏民族之间、干群之间、工农之间、领导与人民之间在革命的基础上都建立了新的关系 ,大家在同一领导下 ,由同一目标、同一前途的同志式的思想而结成刚铁般团结一致的、任何敌人都无法摧毁的、具有大山一般力量强大的团结 ;等等。
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 ,西藏发生的变化 ,取得的胜利和成就 ,是极其伟大、极其光辉、极其有意义的 ,是无与伦比或无法抹煞的。在短短的三年中 ,取得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胜过一切不利因素的巨大胜利和成就使人惊奇 ,这主要是在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伟大正确、天才智慧的源泉、引导各族人民走向幸福道路的向导、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国务院的领导下 ,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党为西藏所制定的各项正确政策的光辉照耀下 ,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坚决地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教导 ,直接领导掌握西藏的各项工作而取得的巨大成果 ;同时以汉族为首的全国各兄弟民族、各兄弟省、自治区和市不仅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的广泛帮助 ,而且在精神上给予很大的支持 ;也是进藏的各族领导和一般干部、解放军官兵都为党为人民积极努力进行了许多工作而取得的。因此 ,西藏各界层僧俗人民 ,对把自己从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痛苦中拯救了出来并置于人民民主幸福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情 ,永志不忘 ,并表示著崇高的敬爱拥护 ;对以汉族为首的全国各民族、进藏人民解放军、进藏各族干部表示热爱敬佩。
由于建成了一座具有革命的、阶级的、政治情感的、新兴的、坚固的无量宫 ,目前西藏上下南北地区 ,不论农牧区的城市或村镇或农村 ,男女老少人民 ,都把我们伟大光荣的党和向全国人民指引了幸福道路的伟大的毛主席把他们从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并置于幸福中的恩情 ,刻骨铭心 ,赞不绝口。人民自己创作了许多无限感激的颂歌 ,自己演唱 ,来表达自己思想上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喜悦心情。同时 ,他们不仅歌颂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民族团结 ,以高兴之心情衷心称赞感谢以汉族为首的各兄弟民族人民对西藏解放和革命事业所给予的真诚支援和帮助 ,以及进藏解放军和干部 ,为党为人民所作的努力 ,而且表示今後坚决听党的话 ,跟著党走 ,和祖国各族人民携手团结 ,迅速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的思想等等。整个西藏犹如春临大地 ,到处呈现出一派圆满吉祥、光辉灿烂的新景象。因此 ,成绩是主要的。
结合平叛所展开的民主改革运动 ,是一场规模大、进度快、翻天覆地、轰轰烈烈、你死我活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因而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错误是可能的。但是 ,在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不应有的和不利的缺点错误 ,其中卑职所了解到的一些材料中的原则性情况和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严重问题汇报如下 :
http://www.xizang-zhiye.org/gb/arch/books/qiwan/index.html
引子 ＊＊
一 、关於平叛
二、关於民主改革
三 、关於生产与人民生活
四 、关於统一战线
五、关於民主集中
六、关於专政
七、关於宗教
八、关於民族
九、六一年以後的情况 ＊＊
十、自治区以外的西藏地区 ＊＊
第一 、关於民族
第二、关於宗教
第三、关於群众生活
注：文中标有＊＊的标题均为本网页编辑为方便读者而加上。
引子＊＊
敬爱圣洁的周恩来总理 :敬呈者 :总理您为了国内外人民的幸福事业和许多重大国务 ,虽然很忙 ,但对卑职视土如金 ,谬邀眷注 ,赐恩接见 ,我表示衷心感谢。
在今天这个难得的良好机会 ,我摒除私意 ,从对党的声誉事业和对人民切身利益的赤忱出发 ,报告一下我们西藏的重大情况 ,和我通过在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参观访问 ,以直接间接的各种方式了解到那些辖区内藏族地区的一些甘苦情况中 ,应向中央报告的部分 ,以及依据这些情况 ,在今後工作的方针上应该请求关注的意见 ,请在宏大的胸怀中稍予关注 ,作今後工作方针的参考。对不妥不当之处 ,仍恳以父母诫子之心 ,严赐批评教导。
在我们河山壮丽、地下宝藏丰富、地上万物咸备圣洁可爱的伟大中华的辽阔土地上 ,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大领袖伟大正确英明的毛主席 ,领导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人民 ,使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巨浪滔天 ,对国内外反动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阶级战争 ,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斗争 ,终于在 1949年从中国土地上消灭了帝国主义势力及其走狗 ----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坏蛋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势力 ,解放了全国大部分领土 ,并于 10月 1日光荣地成立了各族人民幸福平等而美满的伟大的大家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根本上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祖国反动统治的最後一幕 ,掌握了由无产阶级执政的劳动人民自己的国家机器 ,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光辉灿烂的新历史。在伟大的党和革命导师毛主席的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站立起来 ,在革命的基础上 ,出现了前所未闻的意志一致 ,钢铁般紧密纯洁的团结 ,胜利地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取得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由此逐步改变我国的一切落後面貌 ,能够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 ,有无敌的力量和不竭之财富、充满幸福光辉、己乐人羡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是肯定了的。
拿我们西藏地区来说 ,在党和毛主席伟大思想的光辉照样下 ,1951年正式得到了和平解放 ,使西藏摆脱了曾经一度脱离祖国而被帝国主义变为半殖民地的目的 ,回到了祖国大家庭中来。从此西藏人民肯定了要同祖国各族人民一道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各民族干部进藏以後 ,都在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在以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掌握下 ,全心全意地为西藏人民 ,忘我地办了无数好事 ,这是我等西藏人民男女老幼都看得见的 :主要的是对我们藏人爱若生命的宗教信仰和自己的民族以及民族语文、服饰、好的风俗习惯等予于尊重 ;同时为了人民身体健康 ,建立了许多大小医院 ,进行免费医疗 ;为了发展农牧业等生产 ,发放了无息种粮和贷款 ;救济灾民 ;建立学校 ,使人民的许多子弟得到求学的机会 ,还派许多学生到内地学习 ,以培养民族干部 ;修筑了在世界享有盛名的三条公路和区内的公路网 ,另外还适当地进行了一些工厂等建设。
关于党的统一战线和对上层人士的巨大关怀照顾方面 ,安排全知佛主 (指达赖 ,在西藏称达赖为“全知佛主＂ ----译注 )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我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对以下的上层活佛官员 ,也在中央和自治区筹委或专区一级等做了同各个人情况相适应的安排 ,并给了很高的薪资等 ,对政治地位和生活均给了大的照顾。
在十七条协议中属于中央要执行者 ,执行无遗 ,而属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应该执行的如改编藏军等 ,日复一日地拖延。而且在 1954年我等来北京之际 ,中央方面的代表人员和西藏方面的噶厦的代表、堪厅的代表们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以後 ,经大家同意 ,国务院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讨论批准要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于 1956年在陈毅副总理和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的领导和指导下 ,在拉萨正式成立 ;对于这个会议上按照西藏人民的长远的和目前的利益及愿望所通过的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和实验等有意义的决议 ,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中的反动分子们也阳奉阴违地进行各种阻挠。因此中央再一次对西藏的那些上层宽容等待 ,为了给以歧途知悔的时间 ,发出了在西藏六年不进行改革 ,以後改革条件成熟时 ,要同西藏的负责人士们充分协商後逐步进行改革的指示。中央对西藏工作一贯慎重稳进 ,对上层关怀照顾、宽容忍让达到仁至义尽 ,并给予耐心教育帮助 ,这是我们西藏上层大家心目中所清楚的。
西藏上层反动派对中央给予他们大的忍让、宽容、等待、耐心和优待等加以曲解认为中央软弱可欺 ,同时由于他们了解到自己的阶级不论迟早终归要从历史舞台上被消灭 ;劳动人民得到翻身解放後 ,少数剥削分子无法继续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 ,进行压迫剥削而过腐朽生活。因此那些人为要剥削阶级永远存在下去而不喜欢革命 ,从而产生反叛之念 ,同时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们 ,预料到我们祖国的整个解放事业 ,尤其是消灭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剥削阶级 ,解放广大劳动人民 ,把最落後黑暗的西藏变为光明进步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地区 ,其好的影响将是喜马拉雅山也无法阻挡 ,而必然会吸引受著痛苦的印度人民 ,使他们觉醒起来 ,在印度的广大土地上掀起革命浪潮 ,这将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印度的反动统治者 ,因此他们积极勾结西藏的反动派 ,要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 ,以独立之名 ,行半殖民地之实 ,依旧是最残酷、黑暗和落後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压迫和剥削西藏的广大劳动人民等 ,内外反动派为了实现其各种妄想 ,就打算发动背叛祖国、背叛革命、背叛人民、背叛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武装叛乱。
但若讲出叛乱的真实目的 ,广大群众和剥削阶级中有不少反帝爱国的中上层人士 ,他们都会强烈地反对反动派的阴谋 ,使其无法实现妄想。而由于我们藏族是一个对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具有深厚的信仰、热爱、自尊心的、勇敢而勤劳的民族 ,所以他们就利用这种实际存在的思想势力 ,说共产党既然要消灭我们的宗教和民族 ,那麽我们雪域上吃糌粑、念 "玛尼 "的全体人们 ,就要团结一致 ,拿起武器 ,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 ,争取独立等散布了许多诱骗人的甜言蜜语 ,而很多群众和中上层人士由于对实情不睹、不闻和不了解而上了当 ,这才使得叛乱在我们大部藏族地区成了普遍性的。其始于
康区、次及安多、後来在西藏本区 ,都逐渐烧起叛乱之火 ,终于在 59年 3月 10日 ,不仅在拉萨纠集人民于诺布林卡 ,由叛乱头子讲 :“今天西藏独立了 ,要从西藏赶走汉人＂等 ,从而公开宣布了反动叛乱 ,并对拉萨人民进行 18至 60岁的当兵动员 ,纠集外地叛伍 ,把达赖喇嘛请往印度 ,而且最後在 19日晚上在拉萨向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军区等中央各机关和部队发起了疯狂地武装进攻 ,因此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保障地方的安全、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利益 ,中央命令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镇压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 ,且鉴于原西藏地方政府背叛祖国 ,故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 ,将其职权授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并向西藏全体僧俗人民揭示叛乱的罪恶 ,且号召他们参加平叛运动。
同时由于叛乱分子在其实际行动中直接间接地暴露了叛乱并不是为了宗教和民族利益 ,而是为了实现内外反动派的阴谋诡计 ,所以西藏广大的僧俗人民群众和中上层中思想正直而希望集体幸福的人士 ,也逐渐认清了这一点 ,对叛乱头子罪魁及其支持者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 ,烧起了愤怒的烈火 ,并且坚决地在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中 ,贡献了各自所有的力量 ,从而在党的领导下 ,由于军民团结一致 ,协力平叛 ,因而孤立了叛乱分子 ,所以在短期内不仅彻底平息了拉萨地区的叛乱 ,并且先後平定了山南等地区的叛乱 ,使内外敌人的阴谋落空 ,并促使他们向自取灭亡的道路跃进了一步。在西藏高原上彻底消灭封建农奴主阶级等伟大的重要事件 ,载入了史册。此後 ,西藏广大劳动人民提出了在西藏迅速进行民主改革 ,在党的领导下 ,自己斩断捆缚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封建制度的枷锁 ,以求得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
西藏反帝爱国的进步中上层朋友们 ,在西藏和平解放八年来 ,由于中央在各方面的关怀照顾和思想的帮助教育 ,所以对自己的出身 ----剥削阶级的罪恶 ,有了不同程度的一定的认识 ,并有了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 ,盼望让他们获得翻身解放 ,得到新生等一点革命思想的基础。因而在西藏发生叛乱後 ,中央撤销了一九五六年所颁布的在西藏至一九六二年六年内推迟不进行改革的命令 ,而打算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之际 ,由于我们爱国进步的中上层人士也都坚决拥护西藏进行民主改革 ,我和阿沛副主任委员等一九五九年四月来京时 ,代表西藏人民 ,向中央首长们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讲了在西藏要迅速进行民主改革的要求 ,和爱国进步中上层人士也拥护改革 ,并愿在民主改革中 ,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的态度。 当 时中央统战部通过集体和个别谈话方式 ,对民主改革方面给了指示 ,并向我们征求这方面的意见。之後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您又在特地接见我们时讲了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 ,勾结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 ,并在他们的策划下 ,发动背叛祖国、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叛乱 ;现在叛乱既已基本平息 ,西藏广大劳动人民渴望进行民主改革 ,以摧毁西藏封建农奴制度 ,解放劳动人民。并指出了这种运动中所要采取的方针、政策、任务、方法、界限和步骤 ;而且在西藏各寺庙也要进行民主改革 ,以完全废除封建制度和剥削压迫 ,消灭叛乱活动 ,喇嘛要适当减少 ,凡不愿当喇嘛而愿还俗的 ,要予还俗成家 ,从事人和物质的生产 ;但是对爱国守法的寺庙和宗教徒 ,应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 ,予以保护 ,并留一定数量的喇嘛在寺庙从事宗教活动 ;广大僧俗群众的宗教活动可以自由进行等等 ;在中上层人士方面 ,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及其代理人的生产资料 ,予以赎买 ,并给予政治出路等 ,一定进行照顾 ;在过民主改革关方面 ,除对那些最反动的领主及其代理人、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 ,其它只要赞成拥护民主改革 ,党可以保护 ;对中间分子和右派分子要争取等指示。并要我们对西藏改革方法提出意见。因而使我们有机会把所想的坦率地谈了 :彻底平定西藏叛乱 ,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 ,这是正确而必要的 ,因而真心赞成拥护遵守。已如上述 ;另外也真实地谈了自己对宗教寺庙等方面所想到的。
返藏後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 ,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上根据中央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教导 ,.先後通过了几项关于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于是在西藏上下南北各地区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 ,农业区进行了民主改革的第一步“三反＂。“双减 '和第二步分配土地 ;牧业区进行“三反两利＂ ;寺庙内展开了“三反三算＂运动。由于发动了群众 ,使千百年来在三大领主的统治下忍受著各种压迫、剥削所造成的悲惨痛苦的广大农奴和奴隶觉醒起来 ,有了革命热情和阶级觉悟 ,他们挖苦根、吐苦水、揭发领主阶级的罪恶等 ,这场你死我活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浪潮震撼著大地 ,民主改革的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翻了身的广大劳动人民 ,用自己的双手 ,彻底推翻和消灭了世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剥削他们用血汗凝成的劳动果实、并使他们失去人身自由等而进行奴役的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和三大领主统治的大山 ;并打碎了套在自己身上的所有封建枷锁 ,翻了身 ,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并且成了新社会和土地的主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建立了劳动人民自己的各级政权 ,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 ,使过去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西藏 ,变成了具有光辉前途的人民民主的新西藏。这是一件极其伟大光荣的事业 ,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件大喜事。
就以西藏本身来说 ,它是从旧到新 ,从黑暗到光明 ,从痛苦到幸福 ,从压迫到平等 ,从贫困到繁荣的转折点 ,在历史上开始了一个光辉的新时代。西藏走上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和祖国其它民族一样 ,在各方面 ,繁荣幸福的阳光普照四方 ,人们都吉祥欢欣、平等幸福、宛如盛茂莲园、甘美无穷、具有妙吉祥的人间天堂 ----四部具全、无限光辉、人羡己乐的新西藏已肯定要实现了。这样天翻地覆、好坏分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 ,使各个战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但使所有生产力获得了解放 ,而且广大人民群众以土地和社会主人翁的态度 ,干劲之树茂盛 ,在短期内改变西藏贫穷落後的面貌 ,建设美好幸福生活的强烈要求之花怒放 ,因而在党的领导下 ,成立互助组 ,采取了克服生产中的困难 ,推广先进经验 ,改革和革新操作技术等等一系列适当的措施 ,使西藏连续三年的大丰收的果实硕满。同时西藏的经济、文化、卫生、工业、交通和邮电等事业 ,也都取得了显著的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西藏工农联盟的基础得到了巩固 ,汉藏民族之间、干群之间、工农之间、领导与人民之间在革命的基础上都建立了新的关系 ,大家在同一领导下 ,由同一目标、同一前途的同志式的思想而结成刚铁般团结一致的、任何敌人都无法摧毁的、具有大山一般力量强大的团结 ;等等。
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 ,西藏发生的变化 ,取得的胜利和成就 ,是极其伟大、极其光辉、极其有意义的 ,是无与伦比或无法抹煞的。在短短的三年中 ,取得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胜过一切不利因素的巨大胜利和成就使人惊奇 ,这主要是在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伟大正确、天才智慧的源泉、引导各族人民走向幸福道路的向导、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国务院的领导下 ,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党为西藏所制定的各项正确政策的光辉照耀下 ,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坚决地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教导 ,直接领导掌握西藏的各项工作而取得的巨大成果 ;同时以汉族为首的全国各兄弟民族、各兄弟省、自治区和市不仅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的广泛帮助 ,而且在精神上给予很大的支持 ;也是进藏的各族领导和一般干部、解放军官兵都为党为人民积极努力进行了许多工作而取得的。因此 ,西藏各界层僧俗人民 ,对把自己从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痛苦中拯救了出来并置于人民民主幸福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情 ,永志不忘 ,并表示著崇高的敬爱拥护 ;对以汉族为首的全国各民族、进藏人民解放军、进藏各族干部表示热爱敬佩。
由于建成了一座具有革命的、阶级的、政治情感的、新兴的、坚固的无量宫 ,目前西藏上下南北地区 ,不论农牧区的城市或村镇或农村 ,男女老少人民 ,都把我们伟大光荣的党和向全国人民指引了幸福道路的伟大的毛主席把他们从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并置于幸福中的恩情 ,刻骨铭心 ,赞不绝口。人民自己创作了许多无限感激的颂歌 ,自己演唱 ,来表达自己思想上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喜悦心情。同时 ,他们不仅歌颂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民族团结 ,以高兴之心情衷心称赞感谢以汉族为首的各兄弟民族人民对西藏解放和革命事业所给予的真诚支援和帮助 ,以及进藏解放军和干部 ,为党为人民所作的努力 ,而且表示今後坚决听党的话 ,跟著党走 ,和祖国各族人民携手团结 ,迅速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的思想等等。整个西藏犹如春临大地 ,到处呈现出一派圆满吉祥、光辉灿烂的新景象。因此 ,成绩是主要的。
结合平叛所展开的民主改革运动 ,是一场规模大、进度快、翻天覆地、轰轰烈烈、你死我活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因而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错误是可能的。但是 ,在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不应有的和不利的缺点错误 ,其中卑职所了解到的一些材料中的原则性情况和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严重问题汇报如下 :
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645
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
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四川阿坝、青海藏区和甘肃藏区同步发生了骚乱，西方舆论随即将焦点对准拉萨和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集团。与此同时，奥运火炬在全球的传递刚刚展开，就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等西方城市遭到流亡的藏人集团和西方藏独运动的严重阻挠，西方政治家和主流媒体以一边倒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批评。在这一形势的激发之下，海外中国学生和海外华人展开了保护奥运火炬、反对西方媒体的歧视性言论和抵制藏独运动的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在中国国内，除了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外，则是年轻一代利用网络对西方舆论进行的网络抵抗运动。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局面，一个孕育着各种变化的可能性的事件。如何理解西方社会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如何解释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西藏危机？如何看待外内海外新一代人对于这一问题的介入？这些都是摆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面前的重大问题。我自己并非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但鉴于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也愿意不揣浅陋，将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以引起批评和讨论。
东方主义的幻影
西藏骚乱爆发后，最为引人注目的，除了有组织暴力的发生、中国政府和媒体的隐忍之外，是整个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态度。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支持“藏独”的人各有不同，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这一点对于欧洲人影响最大。其次是特定政治力量对于舆论的操纵和政治行动的组织。这一点美国关系最深。第三是对于西藏的同情混杂着对中国、尤其是经济上迅速崛起而政治制度极为不同的中国的顾虑、恐惧、排斥和反感。这一点除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之外，全世界都受到感染。这三个方面不仅与民族主义相关，而且更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冷战的历史和全球化的不平等状态相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并不是相互隔离的，但需要分开来加以分析。关于美国在1950年代末期对西藏问题的直接介入，已经有不少专家—如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戈伦夫（A. Tom Grunfeld）等藏学家--做了专门讨论，我在这里暂不讨论。这里先谈第一个方面，即东方主义问题及其对冷战文化政治的影响。
2001年，我在瑞士访问时曾经参观过一个叫做“作为梦幻世界的西藏——西方与中国的幻影”(Dreamworld Tibet-Western and Chinese Phantoms)的博物馆。博物馆的策展人是人类学家马丁·布拉文（Martin Brauen）博士，他从年轻时代起就迷恋西藏文化和喇嘛教，崇拜达赖喇嘛，但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他开始问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迷恋喇嘛教和西藏文化？正是这个自省使他决定用展览的方式描述在西方世界里西藏、喇嘛教和达赖喇嘛的形象。在看了那个展览后，我也开始留心这些问题。这里不妨综合我在那个博物馆收集的材料和此后的一些阅读做一点分析。
萨义德曾以伊斯兰研究为中心分析过欧洲的东方学，他把这种学问视为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东方成为了欧洲物质文明和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欧洲自我得以建立的它者。对于欧洲而言，东方既不是欧洲的纯粹虚构或奇想，也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漫长历史积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藏学在东方学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但至今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在西方，藏学研究从来不在中国研究的范畴之内，从东方学形成的时代至今都是如此。从这种知识体制本身，也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一些模式。这些模式，从根本上说，正像萨义德描述的那样，与其说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毋宁说是一种人为创造的体系。瑞士学者米歇尔·泰勒(Michael Taylor)的《发现西藏》(Mythos Tibet. Entdeckungsreisen von Marco Polo bis Alexandra David-Neel) 描述从1245年圣方济各本人的弟子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Jean-du PlanCarpin)到20世纪初期欧洲人对西藏的探险和侵略，为我们提供了早期藏学的丰富素材。[1]早期传教士去西藏的目的是寻找失落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西藏人就是12世纪传说中的、曾经战胜了异教徒、波斯人和米迪亚人的约翰王的后裔。据说，约翰王曾经住在中亚的什么地方。总之，在他们的心目中，藏人就是那些在早期中世纪横跨小亚细亚、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福音的基督徒的弟子或门徒。当然，也不是所有传教士对西藏人的看法都是如此，嘉布遣会修士的看法就和耶稣会士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佛教是撒旦的作品，因为只有撒旦的狡猾才能创造这种与天主教明显相似的宗教。18和19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如卢梭、康德、赫尔德、黑格尔都对藏传佛教给予尖锐批评，也许可以追溯到这些传教士的看法。
欧洲藏学的创始者之一依波利多·德斯德里(Ippolito Desideri, 1684-1733, Rome, Italy)是继葡萄牙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德莱德(Fr. Antonio de Andrade)于1623年探访西藏之后的又一位罗马传教士。他于1712年9月２７日离开罗马前往里斯本，从那里上船远航，于1713年９月23日到达果阿(Goa)，在印度旅行之后他和同伴从德里抵达克什米尔的斯里那加(Srinagar)。最终于1716年３月17日辗转到达拉萨。他在西藏生活了五年，经历了准葛尔蒙古的入侵和战争，详尽地研究西藏的文化，为传教而用藏语编写了五本著作。他在西藏问题上与嘉布遣会的修士发生过冲突，也曾批评西方传教士有关西藏的偏见和许多误导的看法。比如他报告了西藏的战争和藏人的斗争性格等等，但最终他还是得出了一个固定的也是对西方的西藏形象影响最大的观点，即西藏是和平的国度。[2]
这个看法渐渐地与一种神秘主义的观点发生关联。在19-20世纪，有关西藏的知识与神智论(Theosophy)——一种认为由直觉或默示可以与神鬼交通的学术——发生了联系。赫列娜·皮特罗维娜·布拉瓦斯基(Helena Petrovna Blavasky，1831-1891)出生于俄国（乌克兰），死于英格兰，以神智论的创始者著称。她从孩提时代就有歇斯底里症和癫痫病，经常陷于怪异和恐怖的想象。从17岁第一次婚姻起，她先后有过几次婚恋，但始终自称是处女。她还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她在1848-1858年间漫游世界，先后访问了埃及、法国、英格兰、加拿大、南美、德国、墨西哥、希腊，最重要的是曾在西藏度过两年，后在斯里兰卡正式成为佛教徒。1873年，布拉瓦斯基移民美国，在那里向人们展示其超凡的、半宗教的招魂术和灵媒能力，比如浮游（levitation）、透视（clairvoyance）、气功（out-of-body projection）、心灵感应（telepathy）和超听能力（clairaudience）等。1875年，她与亨利.斯锑尔.奥尔考特 (Henry Steel Olcott)等创立了神智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3]布拉瓦斯基声称自己与藏族老师通过心灵感应交流，发表神秘的西藏通信。事实上，她根本没有到过西藏，这些所谓西藏来信也并非来自西藏的喇嘛，而是来自雅利安的超人(Aryan mahatmas)。这些西藏通信不但对藏学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神智论的形成也是决定性的。布拉瓦斯基和神智论的后继者散布了种族主义的观点，他们说人类的大多数属于第四个根源性的种族，其中就包括藏人。据说在大西岛和利莫里亚沉没之前的时代，有一些幸存者居住在靠近戈壁的叫做香巴拉的地方，这是第五个根源性种族的原型。布拉瓦斯基认为香巴拉是最高贵的人类血统的母国，是由印度雅利安和白种人构成的。根据斯皮尔福格尔（Jackson Spielvogel）和里德尔（David Redles）的说法，布拉瓦斯基有关根源种族的教义，再加上她的德国追随者的演绎，对于希特勒的心灵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4]
神智论创造了一种理想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这个西藏形象与农奴制时代的西藏现实相差很遥远，但却从不同的方向塑造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西藏的理解。这个理解的核心就是超现实的精神性。在受到布拉瓦斯基及其神智论影响的名人中，除了希特勒之外，不乏大名鼎鼎、影响深远的人物。我这里先列上几位著名人物的名字：爱德温.阿诺德（Sir Edwin Arnold, 1832-1904), 英国诗人和记者，《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的作者；斯瓦米.斯万南达.萨拉斯瓦提（Swami Sivananda Saraswati，1887-1963)，印度瑜伽和吠檀多的著名精神导师; 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圭多.卡尔.安东.李斯特（ Guido Karl Anton List， 即Guido von List ，1848-1919), 奥地利/德国诗人、登山家、日耳曼复兴运动、日耳曼神秘主义、古代北欧文字复兴运动的最重要成员；亚里山大.尼柯拉耶维奇.萨克里亚宾（ Alexander Nikolayevich Scriabin，1872-1915) ，俄国作曲家、钢琴家，俄国象征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詹姆士.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爱尔兰流亡作家，《尤利西斯》的作者；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 ，俄国现代主义绘画的奠基人和艺术理论家；阿尔弗莱德.查尔斯.金赛（Alfred Charles Kinsey，1894-1956), 美国生物学家、昆虫学家、动物学家、著名的性学家；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 -1939) ，爱尔兰诗人和剧作家，等等。20世纪的这些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与神智论的联系无一例外地产生于对现代的焦虑，他们以各种形式急切地寻找“另一个”世界。我在这里提到这些人名不是说他们对于西藏有什么特别看法，而是为了说明现代西方的文化想象、社会心理和政治运动中始终有着神秘主义在的极深根源，而西藏在当代西方精神世界中的位置正植根于同一神秘主义的脉络之中。
在20世纪，这种与神智论有关的西藏形象也披上了现代科学的外衣，人种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现代学科都曾为之作出努力。纳粹认为西藏是雅利安祖先和神秘智慧的故土。1962年，法国学者路易士·鲍维尔(Louis Pauwels)和雅克·博基尔(Jacques Bergier) 出版了一本十分畅销的书，叫做《魔术师的早晨》(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对炼金术、政治、历史、超自然现象、纳粹神秘主义、魔术和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给予阐释，其中也详细地整理了这个故事。[5]大洪水后一些幸存的智者定居于喜马拉雅山麓，他们分为两支：纳粹的先辈们(Nordic people)由右路到了阿嘉西；共济会会员和闪米特人从左路到了香巴拉。这个故事据说曾给纳粹很大的影响。很显然，这与西藏无关，完全是欧洲人的创造。在西藏存在着雅利安种族的后裔的想法，实际上也得到了著名的瑞典考古学家、纳粹的同情者斯文·赫定的支持。希特勒对赫定评价很高，曾经请他到柏林奥运会发表讲话。1935年纳粹德国建立了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the Ahnenerbe Forschungs und Lehrgemeinschaft)，目的是为种族主义教义提供科学的、人类学的和考古学的证据，确定雅利安人种族的起源。在党卫军负责人希姆莱 (Heinrich Himmle)的支持下，恩斯特·夏佛(Ernst Schafer, 1910-1992)于1938年带领一支远征队前往西藏。夏佛曾在1931、 1934-35、1938-39三次远征西藏，并于1934年在杭州见到过流亡中的班禅喇嘛。伊斯仑·英格尔哈特(Isrun Engelhardt)的《1938-1939年的西藏：来自恩斯特·夏佛远征西藏的照片》(Tibet in 1938-1939: Photographs from the Ernst Schafer Expedtion to Tibet)说的就是这个事。[6]夏佛本人后来发表了《白哈达的节日：一个穿越西藏抵达拉萨的研究之旅，这是上帝的圣城》(Festival of the White Gauze Scarves: A Research Expedition through Tibet to Lhassa, the holy city of the god realm)。[7]克劳斯(Robin Cross)对纳粹的这次远征做了讨论，他说：纳粹的信仰是古代条顿神话、东方神秘主义和19世纪晚期人类学的混合物。[8]希姆莱本人是修黎社(The Thule Society)的成员，Thule是西方的古人相信存在于世界北端的国家。修黎社始创于1910年，是一个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而党卫军是纳粹的种族主义原则的主要实施者。新纳粹主义者说这支探险队的目的是寻找阿嘉西和香巴拉的穴居族群，为纳粹服务。纳粹意识形态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是自相矛盾的，有些人将喇嘛教视为北方种族精神的颓废阶段，认为喇嘛教与天主教、犹太教一样都构成了对欧洲人的威胁，而另一些人则将西藏视为供奉纳粹德国的神龛。
战后西方藏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像现在人们常常引用的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戈伦夫（A. Tom Grunfeld）等人的著作就十分重要。但是，与詹姆士·希尔顿(James Hilton)的《消失的地平线》和其他的大众性作品相比而言，学术研究的影响很小，而即便在学术领域内，东方主义的阴影也从未消失。希尔顿创造的香格里拉如今已经变成了中甸的名字了。香格里拉的故事其实就是从布拉瓦斯基的神话衍生出来的：一群生活在香格里拉这个佛教社会的白种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西藏是背景，而作者和演员都是梦想着香巴拉和香格里拉的西方人。好莱坞的电影和各种大众文化不停地在复制这个有关香巴拉或香格里拉的故事，他们表述的不过是他们在西方世界中的梦想而已。在战争、工业化和各种灾难之后，西藏——更准确地说——是香巴拉、香格里拉——成为许多西方人的梦幻世界：神秘的、精神性的、充满启示的、非技术的、热爱和平的、道德的、能够通灵的世界。
随着时代的变化，雅利安喇嘛和白种人在这个神话中的角色逐渐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西藏喇嘛的角色——与其说他们是宗喀巴的后人，不如说他们是西方人的创造物。我这里说的还不是五十年代末期以降美国对于西藏流亡政治的直接操纵，而是说有些喇嘛已经成为西方大众文化中的角色。各种各样与此相关的电影、商品、艺术作品和饰物遍布了各大商店、影院和画廊。“作为梦幻世界的西藏”展出了许多这样的东西，策展者问道：为什么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在体恤衫上印上这些神圣的标记是一种亵渎？藏传佛教鼓励无私的奉献，而这些商品只能服务于个人的自私的占有欲。那些对基督失去信仰的人，现在转向了精神性的西藏——但这个西藏其实更像是时尚，而不是精神的故乡。许多好莱坞的明星和名人——他们很可能对西藏一无所知——成为喇嘛教的信徒和敌视中国的人物，这件事情发生在西方时尚世界的中心，倒也并不奇怪。我们至少应该了解这个氛围。
这里不妨略举两例。1997年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根据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1953）拍摄了同名电影，由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和大卫·休利斯（David Thewlis）主演。这部电影在西方影响很大，但很少人了解哈勒曾经在夏佛的研究所工作，他本人就是纳粹分子，他在西藏时与达赖和其他西藏领导人有交往，达赖流亡之后，他们的交往仍然很密切。他在印度时因为纳粹身份曾被英国人逮捕，后从英国的战俘营中逃走。好莱坞电影不但掩盖了作者的纳粹身份，而且添加了许多书中没有的情节，以适应西方观众的口味。阿沛·阿旺晋美(1911- ）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与哈勒有过交往。1998年3月23日，他接受《南华早报》的访谈，以当事人的身份驳斥电影中捏造的情节。[9]另一部由理查·基尔(Richard Gere)主演的《红色角落》(The Red Corner)将东方主义的西藏形象与冷战的反华、反共的价值揉合在一起，是一部艺术上粗制滥造但意识形态上却十分明确的电影。基尔本人现在是“自由西藏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次在西方国家抢夺奥运火炬当然是有组织的行动，但那些西方志愿者中至少有很多正是这些受了东方主义想象、冷战意识形态和好莱坞电影影响的人。中国奥组委邀请斯皮尔伯格担任顾问，既说明发起者和组织者缺乏自信，过于趋时，又证明他们对于好莱坞政治缺乏应有的敏感和判断。斯皮尔伯格将纳粹分子辛德勒的故事转化为一个拯救犹太人的圣者的故事，与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将哈勒塑造成为一个崇仰西藏文明的登山者，其实异曲同工。关于《西藏七年》这部电影的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奥维尔.谢尔 (Orvile Schell)在他的《影像中的西藏》(Virtual Tibet)中有过详细的论述。[10]
就像一位海外的藏族知识分子所说，西藏必须从西方人的想象和香格里拉的神话中解放出来，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进步。西藏文明是伟大的文明，藏传佛教有悠久的传统，但它们的意义并不存在于东方主义的幻觉中。东方主义赋予西藏文化的那种普遍表象不过是西方自我的投射。萨义德在讨论东方学时曾经引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这一概念，他说：“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东方学的策略积久成习地依赖于这一富于弹性的位置的优越，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 ”[11]西方社会至今并没有摆脱这样的东方主义知识，那些对自己的社会和现代世界感到绝望的人们，很快就在西藏的想象中找到了灵魂的安慰，他们从未想过，他们的“神智论”或通灵术不但扭曲了西藏的历史和现实，也伤害了那些正在张开双臂迎接他们的中国人。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群渗透着几个世纪的东方学知识的西方人，而西藏正是一个内在于他们的或者说作为他们自身的他者而存在的人为创造物。当他们意识到现实的西藏与他们的创造物之间的巨大差异时，怨恨油然而生——东方/西藏是他们构筑自我的必要前提，这个“它者”一旦脱离西方的自我而去，西方的自我又要到哪里去安置呢？的确，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早已经没有香巴拉，如果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失去了信仰，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也找不到它。
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仅仅属于西方，如今它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云南藏区的中甸现在已经被当地政府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这个生活着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地方被冠以西方人想象的名号，目的不过是招徕游客。2004年，我在中甸一带访问时，曾经到过一个藏族文化的“样板村”，这个小小村落竟然网罗了几乎所有藏族文化的建筑和摆设，但在真实的世界里，何曾有过这样一个西藏的文化村？关于西藏的神秘主义想象现在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标志，那些从全世界和全中国奔赴藏区的旅游大军，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创造的各种“本土的”、“民族的”的文化展品，究竟在创造怎样的新东方主义“神智论”和通灵术？又在怎样将活生生的民族文化变成游客眼中的“他者”？在我们批评西方的东方想象时，我们难道不需要想一想吗？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自我批评。
民族主义的幽灵
“西藏独立”问题完全是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和考证。英国于1888和1904两次发动侵略西藏的战争，多次设法分化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希望获得自身在西藏的特权；20世纪初沙皇通过他的内线（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多吉也夫，亦名德尔智）试图劝说达赖投靠俄国，印度和美国先后侵略或介入西藏事务，试图将西藏分裂出中国；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中印边界问题至今仍是两国间的不稳定因素，而1950年代美国直接介入分裂西藏的活动，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在今天，“西藏问题”背后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势力的影响，冷战好像没有真正终结。
“西藏独立”问题是和西方将自己的帝国主义的承认政治—即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主权单位的承认体系—扩张到亚洲地区时同时发生的。当西方的文明观、民族观和主权观改变了这一区域的历史关系，成为主导整个世界的规则之时，那些在许多世纪中在这个区域行之有效的政治联系的模式不再有效了。“西藏问题”的一个特点是：包括美国、英国在内所有西方国家均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自治区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甚至在晚清和民初的诸种不平等的国际条约中，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英国耍过许多花招）。在国际法的意义上，西藏地位是清晰的。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有必要提出一点说明，以免被这一“承认的政治”模糊了视线：第一，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地区曾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联系模式，比如西藏与明朝、西藏与清朝的臣属或朝贡模式，但这一臣属或朝贡模式与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并不一致，一旦将这些传统的关联模式纳入欧洲主权体系内，麻烦就会随之而来。因此，西方国家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不妨碍它们从别的方面支持西藏的分离主义。第二，主权承认的政治从来不是稳定不变的政治，以南斯拉夫解体为例，西方国家起先也按照国际法承认南斯拉夫的主权，但伴随形势的发展，他们很快打破国际法的规则，例如德国就对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独立采取单边承认，它不但违背了国际法，甚至也违背了战后的国内宪法。最近科索沃独立是又一次既违背国际法也违背西方国家承诺的例证，这一点当年叶利钦大概已经预见到了，但他无力回天。
在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必须追问如下问题：在西方国家普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之时，为什么有那么多西方人同情或者支持“藏独”呢？这个问题包含很多复杂的因素，我稍后再试着做点分析，这里先说西方的民族主义知识、尤其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形成的中国观和西藏观对此所起的作用。
19世纪以降，整个世界逐渐地被组织在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之中。尽管许多国家的民族状况极为复杂，但民族主义却主要地呈现为一个极为简单的政治原则，用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话说，这个政治原则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12]民族主义情绪据说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就海外的“藏独”运动而言，辨识出一种族裔民族主义（以独特的族群、语言、宗教和文化等等相标榜）的形态并不困难；这样的族裔民族主义在欧洲民族主义的土壤中容易产生共鸣也不奇怪。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归纳这个问题，即尽管各民族国家的内部关系从来不可能简单按照族裔民族主义的原则来进行描述，但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的一致这一原则仍然是最易于被普遍接受的原则。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其解体的形式是和这一民族主义原则一致的，更早的印巴分治也遵循着同一原则——其间发生的悲剧和暴力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
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仍然保持着前20世纪帝国或王朝的幅员和人口构成的社会，但它早已不是清王朝，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对于许多西方人而言，如何叙述中国始终是一个问题。我在这里举个例子。英国企鹅丛书中有一本中国历史教材，它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历史的困惑其实很有典型性。该书第一页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在英语中称之为China的国家、人民和文化正处于深刻的总体危机之中……”这个“总体危机”是什么呢？在书的末尾，作者交代说，“这是一个由传承而来的文化和政治秩序的危机，是这一文化和政治秩序得以解码的稿本的危机，是一个伪装成现代统一国家的帝国的危机，它的漫长延续似乎正在受到转向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的威胁，……”[13]“伪装成现代统一国家的帝国”是这段话也是这本书的关键所在——中国没有遵守族裔的与政治的疆界的同一原则，它的语言与其说是一种民族语，不如说是一种帝国语言，它的历史叙述与其说是民族史，不如说是帝国的宗教。总之，中国既不像他想象的民族，也不像他想象的国家，它不但混杂着诸多的族群，而且也包含了好几个文明。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缺乏内在统一性的帝国，只是靠着集权的力量才将不同区域和族群拢在一起。
“多元一体”的多元性、流动性与未完成性
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我曾对欧洲思想和中国研究中流行的“帝国—国家二元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这个分析在思考西藏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时仍然是相关的。在我看来，按照民族主义知识建立起来的这种中国观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独特实践——这种制度不同于族裔民族主义的政治原则，也不同于多元民族国家的模型——例如，以实行民族自决而形成的加盟共和国类型。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汲取了传统中国的历史资源，但也是全新的创造，如何在实践中以发展、平等和多样性为方向寻找创新，是真正的挑战。从孙文到中国共产党，他们都曾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追随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但后来以不同的方式寻找适合中国的制度安排，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政治模式。
1957年，周恩来在《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中谈了新中国采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大理由："我国和苏联的情况很不同。在我国，汉族人口多，占的地方少，少数民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悬殊很大；在苏联，俄罗斯人口多，但占的地方也大。中国如果采取联邦制，就会在各民族间增加界墙，增加民族纠纷。因为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同汉族长期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区，有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云南，汉族都占很大比重，若实行严格的单一民族的联邦制，很多人就要搬家，这对各民族向团结和发展都很不利。所以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而要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14]中国各民族居住的界限并不分明，处于一种“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如何处理这种多民族混杂相处的民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计者认为，多民族“宜合不宜分”，一方面自治不是把少数民族孤立起来，而是扩大自治区域，让不同民族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自治又考虑到了特殊地区的民族统一问题。例如，1950年代，西藏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三个不同的较大的管制区，即达赖喇嘛和噶厦所辖地区、班禅堪布会议厅管辖地区和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管辖地区；[15]班禅喇嘛曾经建议先按照这一结构形成区域自治，而中央政府考虑到西藏地区民族相对单纯的事实和历史传统，即西藏的人口单纯、宗教统一这一特殊性问题，建议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16]中国革命对于包含着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深刻同情，没有这个基础，新生的共和国就会像原先的王朝一样，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而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的设立过程正好与传统王朝的治边策略形成对比。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他们都提出过汉族人民应多做牺牲和贡献，避免大汉族主义。但他们同时也指出：无论对大汉族主义的批评，还是对地方性民族主义的批评，都必须具体地讲，而不是抽象地讲，否则也会扭曲事实，造成民族对立和分裂。事实上，经过中国革命的洗礼和社会主义时期有关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影响，各族人民总体上并不处于歧视性的关系之中，即便是所谓“民族矛盾 ”，也主要产生于区域差别和贫富分化，而不是族群对立。
结合了区域自治和民族自治的构想包含了两个主要原则：第一，不同族群可以共存、交往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第二，将民族地区以特定区域为单位形成自治，可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以免让少数民族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变成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存在。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的西藏自治区与达赖喇嘛的“大藏区” 概念的区别。这个“大藏区”不但包括西藏自治区，而且也包括青海全省、半个四川、半个甘肃、四分之一云南、新疆南部，其中包括许多非藏族聚居区，总面积约占中国全部国土四分之一。达赖喇嘛在历史上从未统治过这样规模的西藏，即使在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地区，他和噶厦政府的管辖范围也未及全藏，班禅拉丈管辖的后藏和藏北部分地区（以及萨迦法王统治的一小块地区）就从来不在他的管辖之下。更为重要的是：前若按照族裔民族主义的原则而不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建立民族自治，其他各族人民处于什么地位？
区域的概念包含着自然、人文和传统的内涵。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华民族聚居地区归纳为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的格局，六大板块即北部草原区、东北部高山森林区、西南部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和中原区，三大走廊是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其中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珞瑜地区，这一走廊是汉藏、藏彝接触的边界，也包含着许多其他族群。[17]较之单纯的族裔民族主义的观点，这种以区域为中心形成的独特的中国观包含对中国各族人民多元并存的格局的理解，对于经济发展也更为有利。关于地方自治，晚清时代就已经有许多讨论，康有为的《公民自治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与费孝通先生的宏观考察不同，他在广泛讨论中西各国的自治经验基础上，以乡为单位构想了一整套自治制度。从较低、较小的基层实行自治，能够充分发挥公民的积极性，又避免了由于自治体过大而产生的集权趋势，实际上也更能够保障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康有为在文章中并没有讨论民族问题，但他对于地方自治的思考与他对当时革命派的反满民族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也是与他对北魏以降中国族群混杂的历史看法是一致的。考虑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许多村、镇民族混居的情况，以乡为单位的自治可以照顾到基层社会多族群聚居的形态。
周恩来提出的扩大自治区域，目的是使得区域包含不同族群，进而获得共同发展，而康有为以乡为单位，设想的是一种更接近于自然聚落的自治政治单位。这两种设想从不同的方面超越了欧洲民族主义、尤其是族裔民族主义的框架，我认为不但适合中国的实际，也对现代人类社会的群体生活探索着一条独特道路。顾颉刚先生在致洪煨莲先生书中说：“中国无所谓汉族，汉族只是用了一种文化统一的许多小民族”， [19]这个看法实际上上承康有为和晚清今文经学的历史理解。在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时，费孝通先生说：“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20]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说”不仅是指多族群共存的状态，而且也指在任何一个被界定为民族的社会也存在多元性。因此，多元一体同时适用于中华民族、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1957年，周恩来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可以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民族的自治区，在另一个地方还可以有这个民族的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例如内蒙古自治区虽然地区很大，那里的蒙古族只占它本民族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一百四十万人中的一百多万人，另外占三分之一弱的几十万蒙古族人就分在各地，比如在东北、青海、新疆还有蒙古族的自治州或自治县。即将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那里的回族人口只有五十七万，占自治区一百七十二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只是全国回族三百五十多万的零头，就全国来说也是少数。还有三百万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办呢?当然还是在各地方设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藏族也是这样。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管辖的地区，藏族只有一百多万，可是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还有一百多万藏族人口，这些地方和所在省的经济关系更密切，便于合作。在成立壮族自治区的问题上，我们也正是用同样的理由说服了汉族的。到底是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有利，还是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利?单一的壮族自治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即使把广西壮族聚居的地方，再加上云南、贵州的壮族地区，划在一起，作为一个壮族自治区，它内部还有一百多万汉族人，而且其中的两个瑶族自治县也有四十多万人，汉族、瑶族合起来有一两百万，所以也不可能是纯粹单一的民族自治区。如果这样划分，壮族自治区就很孤立了，不利于发展经济。在交通上，铁路要和广西汉族地区分割；经济上，把东边的农业和西边的工矿业分开。这是很不利于共同发展的，而合起来就很便利了。所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是一个民族合作的自治区。”[21]
在讨论费孝通的“大杂居、小聚居”的观点时，北大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刘雪婷以自己在四川阿坝地区所做田野调查为据，有一段非常好的阐释：“所谓中国少数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不仅意味着多民族的杂居，而且在每个民族内部，其次群体也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若以过于僵化的民族概念实行自治，难免造成地区内部、民族内部的不同群体分离或对立的格局。‘大藏区’的一大部分，都是汉藏之间、汉藏杂居的地带。这个处在两个文明间的地带中存在着层层杂居，四川省阿坝州就是个例子：这里既有汉藏杂居，又有同时受汉藏文明影响着的小的民族群体如羌人和嘉绒人的杂居，而羌人和嘉绒人之间，又居住着同时受藏、羌、汉、嘉绒影响的更小群体黑水人。除这种层层杂居外，一个镇子内，汉人和回族生活在集镇上，羌人藏人生活在山上；高山放牧，低谷耕作，这又是另一种杂居的常态。”我在川西北藏族和羌族的村寨访问时，也发现它们比邻而居，相互交往密切，但各自保持着文化特性；在云南和贵州调查时，我到苗寨参加民间节日，其他民族村寨的年轻人也来参与活动。许多村庄本身就是杂居式的，有些村民一家人就包含了好几个族群。“乡”自身就是多元性的，也是流动性的，比如在金沙江河谷地带，同一个村的村民中有好些族群，其中的藏族人多半是从别处移民来的或者出嫁到这个地方的。中国西南地区多族群和谐共存的状态是当代世界中文化多样性的典范，其中必定包含了许多文化的、制度的和习俗的条件和智慧，很值得我们总结。若硬性地为每个民族划定居住边界，以单纯的“民族”为单位对之进行分割，那不是悲剧性的吗？
在民族冲突频繁的世界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族群共存状态最值得我们珍视。探讨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现象，回顾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政策，就是要探讨多样性与一体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一体性”在怎样的条件下提供多样性以弹性的空间？我认为中国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包含着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智慧。如果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完全按照主流社会的想法由上至下、由外到内地抬高或贬低某一族群的位置，很可能粗暴地改变当地的族群关系，造成矛盾和冲突。例如在一些杂居地区，如何命名就是一个问题。周恩来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说：“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去强调民族分立。现在若要强调民族可以分立，帝国主义就正好来利用。即使它不会成功，也会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至于‘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没有侵略的意思，跟‘绥远’二字的意思不同。西藏、内蒙的名称是双关的，又是地名，又是族名。名称问题好像是次要的，但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却是很重要的，这里有一个民族合作的意思在里面。要讲清楚这个问题。”[22]中国的自治区的名称是合理的，但在基层自治州、县，如何命名并非没有再加斟酌之处。例如，在少数州、县，列名自治州名称之前的族群有时只占整个人口一部分，甚至低于30%，如何使其他族群得到与此相应的承认，就还值得研究。 2004年春天，我去中甸参加“藏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讨论会，人类学者萧亮中曾经在会上提到少数民族间的分离趋势。萧是当地人，白族，他的家庭中就有四个民族的血统。他指出：这种分离趋势是由于外来投资—主要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的项目—都集中在藏区，而西方世界对于西藏文化的想象又鼓励了藏人的民族自豪感。投资的流向是和这些组织在西方社会的募款状况有关的—西方社会除了对西藏、纳西等少数族群有兴趣外，对这个地区的其他族群既无了解，也无兴趣。我们都尊重和热爱藏族文化，但亮中问道：难道其他族群的文化就不保护生物多样性吗？外来力量的介入使得原先和谐共存的多民族地区的不同民族之间产生芥蒂、矛盾和相互分离的趋势。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平等政治都必须假设所有的文化具有平等的价值，如果只是一味地抬高一种文化，而忽略甚至贬低其他文化，就会造成伤害和分裂—我们不妨问一句，在西方社会中，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这些混居地区的族群关系和文化状态？
就“多元一体”这一论题而言，多元性是比较易于论证的方面，而一体性的论证较为困难。一些文化研究者对于“一体性”的概念感到恐惧，认为“一体”是人为的、国家性的，而多元性或族性是原生性的（至少相对于国家认同而言是如此）、自然的、更真实的，进而推论族群认同如何被国家认同所压抑。这种看法看似反民族主义，但其实还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认同政治之上。1950年代展开的民族识别过程显示：许多民族的自我认同恰恰是国家建构的产物。以生活在“藏彝走廊 ”东北部（主要集中在甘肃陇南的文县、四川省的平武县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县）的白马藏族为例，《史记.西南夷列传》以“白马氐”相称，此后史书分别称之为“氐”、“夷”、“白马夷”、“白马氐”、“龙州蛮”、“氐羌”等。1950年在成立“平武县民族自治委员会”时，人们发现“白马番”与“白草番”、“木瓜番”之间的差别，而“白马番”又弄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民族。后经协商，将史书所载的上述“龙安三番”暂定为藏族，并于1951年7月成立了“平武县藏族自治委员会”，后改名为“平武县藏族自治区”。但实际上，在民族识别之前，“白马氐”并不自认藏人，1954年达赖路过当地时，西南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前去朝见，而白马人因无朝拜活佛并向其献哈达的习俗拒绝前往，险些酿成冲突。1978年，费孝通先生在《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提出“白马藏族” 不是藏族的可能性问题，[23]民族研究内部也产生了有关白马藏族是否是藏族的许多研究成果，后来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仍然维持白马人为藏族的说法。[24]这个例子不但说明了族性的自我界定并不比更大的社会共同体更为真实，而且也说明有关族性的识别理论本身先天地带有许多问题。这是从近代民族主义实践和知识中产生的问题。我提出超越民族主义知识的问题，是因为只有超越这种知识的限制，才能发掘古典的和现代的智慧，为一种以多样性为前提的平等政治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的可能性。
费孝通所说的“一体”是指“中华民族”，它不但是指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且也是指在近百年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转变为一个自觉的民族的政治实体。就前一个意义而言，“一体”是指各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密切联系、共同经验和历史传统（包括各种习俗和政治传统）；就后一个意义而言，“一体”指的是基于上述联系而产生的政治共同体。正如一切政治实体一样，“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而是不断形成和建构的过程，持久地依赖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和实践。一些西方的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将精力花在以“多元”解构“一体”上，却很少研究这个“一体”的建构所具有的历史内含和政治内含。关于如何理解这个“一体”，我稍后再做分析。
“后革命”、发展与去政治化
自治问题除了涉及上述的杂居问题外，还涉及社会变迁的问题。西藏地处雪域高原，是相对单一的藏族聚居区，但并不是孤立隔绝的世界，它的命运与整个中国的变迁息息相关。西藏第一代革命者平措汪杰在给胡锦涛的信中提到西藏95%的财力依靠中央和其他省市的支援，[25]这个支援既包含了直接财政资助，也包括帮助西藏发展自身的经济。我不久前读到的资料说，即便在文革时期，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也在9.09%。改革时期，西藏对医疗﹑教育﹑科技、兽医服务等实行免费供给，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也给予高额补贴，2000年以降，西藏地区的GDP平均增长12%。西藏人民在住房、收入等方面的提高是得到公认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在西藏暴动之后发表的评论中也承认西藏城乡人民的收入成倍增长。[26]事实上，在面对西方媒体的指控时，中国政府和媒体也是以西藏的经济发展为由进行辩护。但问题是：为什么从1980年代末至2008年，西藏的危机却日益地深刻了？
西藏问题的特殊性之一是外来势力和流亡力量的长期存在，藏区暴动没有严密的组织、策划和内外呼应是不可能的。沙百里(Barry Sautman)在《西藏与文化种族屠杀的误释》(“Tibet and The (Mis)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Genocide”)中对此早有许多描述。2001年，当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之后，达赖喇嘛在俄国的特使阿望格日 (Ngawang Gelek)对记者说：“中国一直在对西藏进行种族的和文化的屠杀”，奥委会不应授予北京以举办权。他还补充说：“俄罗斯联邦内的车臣享有比中国的西藏多百倍的自由。”早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初期，藏青会的负责人就说“在西藏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清白的，战争将针对着每一个那里的平民。 ”2003年藏青会的领导人也提到要训练游击战士，并说：“我要问达赖喇嘛：‘如果每天杀一百个中国人能够换取西藏独立，你做不做？’如果他说不做，那他不能担任西藏人民的领袖。”在1995-200年间，藏青会在拉萨策划了九次爆炸。[27]最近一家德国媒体也披露了西藏流亡团体与一些西方国家政界人士策划反对中国奥运会的消息。
关于西藏暴动的组织策划，我没有足够的信息详细讨论。我在这里要做的分析基于如下判断，即如果认为西藏暴动只是政治阴谋而没有内部基础，也会导致错误的判断。从198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脱贫人口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中是罕见的，但社会危机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消失，恰恰相反，在发展主义的主导下，贫富分化、区域分化、城乡分化以及生态危机已经达到了极其深刻的规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也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条件。在过去这些年中，各种“群体性事件”频仍，有些规模并不小，区别在于这类事件大多为自发的、自我保护性的社会运动，而西藏骚乱却是组织化和暴力化的。因此，除了有组织暴力和存在着外部分裂势力之外，西藏问题不能以完全的特殊论或例外论给予说明，而必须置于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之中加以分析。以我肤浅的观察，下述三大相互联系、相互纠缠的变迁对于理解当前西藏问题十分关键：一、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政治彻底消退，社会关系根本性重组；二、宗教复兴，寺庙和僧侣规模激剧扩张；三、市场关系全面渗透，人口构成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均发生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严重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我把它们概括为“去政治化”、“宗教扩张” 与“市场扩张”的同步过程。
“3.14”西藏骚乱发生后，弗瑞德.哈里代(Fred Halliday)在《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上发表文章，将西藏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属于“后殖民扣押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post-colonial sequestration)。作者认为：将所有的主权争论集中在历史定位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独立问题并不是由历史决定的，而是由国际性的承认关系决定的。他举例说，科威特完全是一个“人造的”国家，但由于得到国际承认，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时得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声援；而巴勒斯坦和西藏则由于在一些关键时期在国际上没有获得重视和承认，从而错失了独立的机会。因此，“即使西藏在若干世纪中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也并不能否定它宣布独立的当代权利—这是一篇语言和文化截然不同、在1950年之前拥有数十年现代主权的领土。毕竟，长期受英格兰统治的爱尔兰、受瑞典统治的挪威、受俄国统治的芬兰、乌克兰和波罗地海国家，并没有因此就没有在20世纪宣告独立。”[28]哈里代将西藏与他所列举的国家及其他殖民地状况相提并论，将清朝与西藏的关系等同于欧洲国家间的占领或殖民关系，在历史研究上是不可容忍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我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及《亚洲想象的政治》、《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等文中做过详细讨论，这里不再重复。但哈里代认为主权国家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历史，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国际承认的状况，这一点并不完全错误。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策动，20世纪前期的西藏不可能出现独立运动；没有西方舆论的支持，当代西藏也不会产生以谋求独立为取向的运动。
与哈里代从所谓“后殖民羁押症侯”讨论西藏问题不同，我认为西藏危机产生于“后革命”语境中的“去政治化”过程。在有关西藏问题的争议中，大部分讨论集中于西藏的历史定位问题，例如13世纪元朝首次将西藏纳入政治版图，17世纪清朝对于西藏的合法统治，19-20世纪西藏在国际承认关系中从属于中国主权的历史地位，1951年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以及究竟是谁撕毁了《十七条协议》，等等。但是，西藏的地位问题既不仅仅依存于国际承认关系，也不仅仅取决于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及噶厦政府间的协议。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自身尚未获得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的承认，但中国因此就没有主权地位了吗？1959年西藏平叛引起西方舆论一片喧嚣，但有哪个西方国家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了？这一事实证明：新中国的政治主体性建立在它自身的历史地基之上，这就是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崛起，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谈不上。在我看来，忽略这一政治过程来讨论西藏问题本身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话语形式。[29]
现在人们常常在本土的或外来的范畴内讨论一个地区的社会变迁，但19世纪以降，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全球性的局势，革命和变革既不是绝对本土的，也不是绝对外来的，而是在内外互动中形成的。正是在这种互动中，新的政治主体被创造出来。没有对抗西方列强和创造新的政治的过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实体就不可能诞生；没有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建设新中国的实践，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觉的政治实体。
从1952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平叛及藏区土地改革的逐步展开，这一历史进程并不只是中央政府与西藏上层统治者之间的谈判过程，而是一个社会解放的过程。如果没有近代殖民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发生，这一进程不可能发生；如果没有西藏人民抵抗外来入侵和内部压迫的斗争，这一进程同样不可能发生。从 1772年东印度公司利用不丹、库赤、白哈土邦的纷争遣使入藏，到1886-1888年隆土山战役及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订，从1894年围绕勘界问题发生的冲突到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西藏僧俗人民与帝国主义势力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川西北地区的藏族、羌族人民也发生过反抗清朝的起义斗争，这些起义与其他地区的各种社会斗争相互呼应。青海、云、贵、川是长征经过的区域。[30]中国革命不仅是播种机，革命政治自身也受到与少数民族接触的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显然已经不同于长征前的单纯的民族自决主张。在长征之前，中国革命队伍中很少少数民族成员，但长征后少数民族成员有所增加，延安时期中央党校设立了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他们后来成为派往民族地区的、具有双重身份（当地人与革命者）的骨干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像乌兰夫、赛福鼎等少数民族领导人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团结和发展贡献很大。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藏族地区，曾活跃过“藏族共产主义运动”各组织、“藏族统一解放同盟”、“东藏人民自治同盟”和“中共康藏边地工委会”等革命组织，其中的活跃分子后来成为西藏各级领导干部。
1956年，中央政府承诺暂时（“六年不改”）不在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保存旧的制度，但1959年西藏事变的背景与1950年代在东部藏区的土地改革及其对西藏地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即一方面西藏上层统治阶级感到恐慌，另一方面西藏下层民众的解放要求也正在涌动。1959年“平叛”是一个重大政治危机，但正是这一危机为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农奴制度被彻底根除，以土地关系的改变和阶级政治为中心，西藏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正像其他地区土地改革一样，藏区土地改革中的暴力和过激现象留下了许多后患，但普通藏民通过土地改革而获得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却是难以否认的重大事件。藏族民众至今保留着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解放军的爱戴不是单纯的宗教现象，而是1950-1960年代中国社会重新创造自身的社会主体性的产物。正是这一新的社会主体性的产生将西藏统治者竭力渲染的汉藏关系问题转变为社会解放问题。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西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矛盾甚至破坏（如 “民主改革”时期的过激政策和“文革”时期对宗教和文物的破坏），但这些危机、矛盾和破坏与今天意义上的“西藏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西藏“民改”确立了两个原则，即平等政治的原则和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不但使得与宗教社会密切相关的农奴制度彻底解体，而且也为西藏的政治和经济提供了新的主体—即通过阶级解放而产生的人民主体。当代“西藏问题”是在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和日渐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上述两个原则发生变异和转化也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从平等政治的角度看，“民主改革” 以铲除以农奴制为主要内容的等级制和改造阶级关系为中心，而市场化改革则重构了经济关系，并以产权关系为中心将社会分化合理化。在九十年代的中国，1950-1960年代产生的政治基础逐渐转型，这一点在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从政教分离的角度看，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是一个激进的世俗化过程，另一方面又为宗教扩张提供了基础；由于市场化过程扩大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距离，为宗教对各社会领域的渗透提供了可能性，西藏社会较之前三十年显然更接近于一个宗教社会—一个建立在市场和全球化条件下的宗教社会。
宗教社会、市场扩张与社会流动
针对“文革”时期对宗教、寺庙的破坏，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西藏解除了全部宗教禁令。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是完全合理的。其实，即便在土改时期，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也明确地将土地改革与宗教问题区分开来，即土地关系必须改革，而宗教信仰必须得到尊重。据一位研究者的叙述，到1997年底，中国政府已经拨款修复了1787作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达到46380人，各种佛学机构、刊物和其他出版物大规模涌现。在西藏之外的藏区，藏传佛教的力量也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展。我访问过的寺院中，中型的寺院有800学徒和喇嘛，大型的有1500百学徒和喇嘛。在黄色的灯光下，大批的小孩在颂读经文，而寺院后院的灶房和炊具的规模，以及堆积如山的木垛，让我叹为观止。
宗教的新发展与市场社会的扩张同步进行，一方面是市场改革、旅游和消费活动渗透到了藏区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是财富大量地流向寺院。许多访问藏区的人都对寺庙的宏伟和贫困藏民的生存状态的对比留下深刻印象。在相对富裕地区，藏民住宅建筑用料之攀比虽然未必是市场化的产物，但也和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相映成趣。一些官员用发展的成就来说明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但不了解发展也会成为问题的根源。几年前，我在《读书》的编辑手记中曾经介绍过与几位从事乡村改革的藏族青年的座谈，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保护生态、保护藏族文化、保护集体所有制。前两条很好理解，后一条对于热衷于产权改革的人大概就很奇怪了。市场社会的产权关系、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不但对宗教社会而且也对地方社群产生着冲击。这些藏族社群的建设者提出保护集体所有制并不是要回到公社制，而是要保护藏族社群的生活方式。这是我把宗教的发展与市场化过程的同步性看作理解少数民族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方面的原因。
“自由西藏运动”将当代西藏的变迁形容为“文化种族屠杀”是根本性的误导。全球化和市场化正在重组整个社会，没有危机或危机感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危机并非西藏本身的独特危机。我并不是说不存在严重的危机，而是说将这种危机转化为民族冲突的模式更是危险的。正由于此，我们需要深入和具体地分析这些危机。 2004年在德钦藏区访问时，我有幸与青海的一位活佛和甘孜的著名藏学家、《藏族通史》的作者则仁邓珠先生同行，并旁听他们与当地青年的座谈。以座谈涉及的问题印证我的观察和阅读，我觉得藏族社会的危机感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危机是宗教在世俗化过程中的危机，这个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是现代化与宗教社会的矛盾。19世纪晚期西藏社会内部有过现代化的尝试，但很快被英国殖民者的入侵打断了，而宗教力量对于现代化抱有敌意。这一点戈尔斯坦等西方藏学家也有深入的论述。真正的困境是：西藏的宗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问题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问题，也不同于西方社会理论家们所讨论的作为一个合理化领域的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西藏宗教问题的核心是现代化与宗教社会的矛盾和对立，即宗教社会如何面对世俗化的问题。世俗化的第一步是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政教分离，而在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 1990年代之后，这一进程由于市场的剧烈扩张而更加尖锐化了。西藏虽然被称为宗教社会，但它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已不再由寺院和僧侣决定。越是遭遇强烈的文化危机感，雪域高原和藏传佛教作为认同的基础就会不断得到强化，但越是强化这种认同，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就成为了更大的困惑。由于政教分离、经济与宗教分离，对宗教认同的强化也就自然地在政治与宗教、经济社会与宗教之间产生深刻紧张。则仁邓珠提醒那些对自己的文化怀抱忧患意识的青年们说，现代化是挑战，但绕不过去。这也让我想起2000年韩国金大中总统会见十余位外国学者时所说的话，全球化是挑战，但韩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闯进去才会有一条生路。我记得当时在座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怀疑地说：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是矛盾的。
其次是宗教组织在世俗化进程中的危机。寺院在宗教社会处于中心地位，但在政教分离、经济与宗教分离的状态下，经济社会已经构成了宗教社会之外的挑战和诱惑。我听一位老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说，他这一辈人聚到一起时，最痛心疾首的就是宗教和寺院的腐败。除了聚敛财富之外，一些僧侣也过着双重生活，不守清规戒律，白天到寺院“上班”，晚上回家过另一种生活。宗教腐败很容易激发满怀忧患的藏族青年的道德意识和热诚的宗教信仰，当这种信仰和道德感被引向民族关系时，更为激烈的社会行动不是难以预见的。西藏骚乱中受伤害最深的是从事商业活动的汉人和回民，而攻击者多为喇嘛和教徒，这或多或少地与西藏宗教社会自身的危机有关。
现在谈到西藏时，人们经常重复1980年代胡耀邦的说法，即全民信喇嘛教，这固然是基本的情况。但是，藏族社会不同区域、不同阶层（如普通农牧民与精英阶层）对于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宗教社会内部有不同的教派，宗教社会外部还存在不信教的或者说世俗的藏族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尊重宗教信仰，但更信奉信仰自由。藏族社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取向、群体和声音，也包括对喇嘛教的批评的声音，但恰恰是由于一种深刻的危机感，许多藏族精英将藏族认同完全维系于喇嘛教之上，藏族社会声音的多样性反而被湮没了。在历史和宗教研究方面，一些藏族学者重新研究吐蕃时代的西藏传统，探讨19世纪后期夭折的现代化努力，回溯苯教的形成和衰落，显然也是在探寻西藏的另类传统。因此，理解西藏及其宗教问题也需要打破那种将西藏总体化的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正是西方人观察中国时常常采用的方式。
我还要补充说：我们不但应该请听藏族社会内部的不同声音，我们还应该倾听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员的声音。回族、维吾尔族、羌族、彝族、汉族、蒙古族、独龙族、纳西族、白族、苗族、傣族、普米族、傈僳族等等等等，没有这些不同民族的声音，理解中国的大西南或大西北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能将族群作为声音的唯一根据，我们还应该倾听不同阶层的人的声音：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文化和教育程度的差别、山地与平原差别、河谷与旱地的差别，也应该在多重声音中得到展现。
第二个危机感源自语言问题。西藏地区地市所在地的小学实行汉语为主，兼设藏语课的教育；地市以下单位、农牧区实行藏语为主，兼设汉语课的教育。然而，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藏民对于藏语的学习兴趣大为减弱。这个情况与汉语受到英文的冲击相似，但由于中国汉语人口基数巨大，不会像藏语人口那样产生强烈的语言危机感。在德钦的座谈会上，有青年提到青年一代中说藏语的人的比例下降严重，他们还质疑：连参加藏族文化研讨会的一些藏族学者也不会说藏语，他们怎么能够深入讨论藏族文化呢？
事实上，在座谈中，所有参与者都会说普通话。我后来结识的一位研究苯教的藏族学者对我说，他不喜欢汉语或国语的提法，因为他们从小学习藏语，也学习普通话，普通话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不应该用汉藏的区分加以规定。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汉族本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混合体，语言中包含各民族的要素，汉藏语本有同源性，用近代的民族观对语言加以规定无益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这样的看法在杂居地区易于接受，在民族相对单一的西藏地区，语言的变化势必会引起比杂居地区更为强烈的反应。这个问题并不因为政府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扶持而消失。
第三个危机感源自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尽管过去三十年中，寺院和宗教的发展非常迅速，但交通、媒体、大众文化以及其他生活方式的变迁也正以更为惊人的方式改变着西藏社会。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传统文化与西化的冲突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但从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改革的和启蒙的潮流，它与国家机器自身的变迁相互呼应，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藏族社会一方面置身于甚至比晚清和20世纪汉地社会更为剧烈的变迁之中，另一方面又经历着后革命时代的宗教发展和扩张。这是两种不同的现代传统，即启蒙的传统和宗教的传统，站在这两种不同的传统中，对于同一事件的感知很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穿西服或牛仔裤已经很日常，不会有辜鸿鸣当年的那种痛心疾首的感觉；许多藏人也一样穿西服、牛仔裤、登山服，但另一些藏人认为这是藏族文化的危机。我认识的藏族朋友平时很少穿藏族传统服装，但在参加有关的文化座谈会时却特意改穿传统服装，表明他们在涉及“文化”问题时，内心里有一种矛盾和紧张感。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藏族村寨的传统建筑样式发生了变化，许多年轻人更愿意住楼房，而楼房的室内格局与藏族住宅的布局完全不同。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年纪较大的人抱怨说，现在的建筑将厕所建在室内，完全违背了藏族的传统。很多人听这个问题会觉得好笑，但对满怀文化忧患的藏人而言，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这样的日常生活细节最能显示文化变迁的深度，我们对此觉得好笑本身也说明了我们自身的社会在过去百年中经历了多么深刻的转变。
第四个方面是社会流动，这很可能是一种催化剂。传统中国也存在着社会流动，比如18世纪开始的大规模的内地居民走西北、闯关东的现象，规模很大。但以乡土为中心的社会迁徙与市场社会的新的劳动分工的形成有所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松动和交通工具的改善为大规模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移民的主要态势是从内地往沿海、从乡村往城市集中，规模之浩大，即便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也形成了很大压力。尽管国家对藏区的投入加大，区域差别却在扩大。 “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为了缓解区域差别、促进西部经济发展而确立的，它也不可避免地带动了雪域高原—主要是城市地区--的人口流动（以劳工、技术人员、服务行业从业者、旅游者为主）。如果与东部或其他地区相比，西藏的流动人口数量不大，主要集中在拉萨等中心城市，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季节性的佣工或短期的生意人，根本未像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改变基本的人口构成。但正如马戎和旦增伦珠的研究指出的：“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来自东部、中部汉族地区的流动人口将会使当地族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大幅增加。西部开发不仅将扩大族际交流与合作的空间，也将会突显民族之间的文化宗教差异，就业和资源的激烈竞争，从而使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31]招商引资、社会流动、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社会形成的基本要素，而旅游更是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基本手段。从发展的角度说，这些现象无可厚非，但在上述宗教社会的危机之中，这些要素却可能产生反弹。经济增长能否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依托于各种条件，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发展，怎样的发展，以及如何解释发展？
“承认的政治”与多民族社会的平等问题
西藏问题的复杂性折射出了一个宗教社会自19世纪以降所经历的危机的全部深度，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地区和社会真正解决了这一现代性危机。指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不实指责是一回事，如何应对这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是另一回事。十年前，我在为《文化与公共性》一书撰写的导言中提出过两个核心问题：一、现代社会能否在某些情况下将保障集体性权利置于个人权利之上？二、现代社会以形式主义的法律体系为中心，我们是否还要考虑某些社会的实质性观点？在编译那本文选和撰写导言时，我考虑的就是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承认的政治”问题，但这一问题意识很快就被淹没在“自由主义”的指控之中了。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核心命题无非是法制的市场经济、个人权利、私有产权等。尽管论述比较肤浅，这些命题共同地指向一种程序性的、去政治化的权利自由主义是清晰的。其实，这一自由主义话语也就是现代化理论的翻版。我对私有产权论的批评并不是要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是反对将这一概念作为无所不包的普遍真理。在一个文化多元和族群关系复杂的社会里，平等保护个人权利与平等保护集体权利之间常常会发生矛盾。按照权利自由主义的观点，宪法和法律不能保护任何集体性目标，那样就构成了歧视；而按照社群主义的观点，这种抽象的平等个人及其权利的观念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将它运用于其他社会也构成了歧视。因此，平等尊重不但应该针对个人，而且也应该考虑集体性的目标，比如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的特殊要求。
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事实上就包含了这种对于集体目标的承认。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初期，就曾有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自治表示怀疑，他们有的问：“民族压迫已经取消，民族平等已经实行，只剩下各民族内部的民主问题了，还要实行区域自治吗？少数民族干部已在政权机关担负主要责任，还不是区域自治吗？某些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其社会经济与汉族相同，或缺乏语言文字，也要实行区域自治吗？强调民族形式，不会助长狭隘民族主义吗？”也有人问：区域自治“非有民主不成吗？”“非搞好自治区外部的民族关系不成吗？”[32]区域自治是将自主性与交互性、独特性与普遍性联系起来的方式，它对集体特性加以承认，但并不认为这种集体权利或集体性与普遍性是对立的。那么，对于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是否对其他居民构成歧视性呢？比如在生育政策上，少数民族不受限制和受较小的限制，而主体民族只能生一胎；又比如，少数民族可以享受一些紧缺的生活必需品，而汉人却无权享受或受到严格限制。这些政策曾经在援藏、援疆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中引起很大不满，认为没有被平等对待，但由于考虑到少数民族的人口、习俗的特殊性，这些政策和法律又体现了平等尊重的原则。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区域制度及其相关安排与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有密切关系，例如清代对边疆的治理讲究“从俗从宜”，发展出土司、部落、盟旗和政教等不同的治理模式，而每一种所谓模式又都根据宜俗的原则进行调整和变化。换句话说，这些制度是承认差异的，但在形式主义的平等视野看来，承认差异也就是承认等级性，从而应予否定。
在多元性的社会中，如何将尊重平等和尊重差异这两个原则统一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西方社会是一个权利主导型的社会，少数民族争取权利的斗争往往采取认同政治的形态，也因此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离型民族主义政治，而社群主义者认为应该将这种认同政治转化为“承认的政治”，即通过承认差异来贯彻平等的价值，以弥合社会的分裂。在这里，承认不同文化具有平等价值是一个假设或逻辑起点，而不是实质性的判断，其前提是承认的政治必须在公共交往的前提下进行。所谓公共交往的前提包含两个意思：一、如果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个公共交往中不能各放异彩，承认不同文化具有实质性价值就等于是在屈尊俯就，而屈尊俯就显然是和平等的政治或者说尊严的政治相对立的。因此，多元一体必须以多元性为基础，没有这种多元文化的繁荣，“一体”就是由上至下的。二、公共交往不仅是指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往，而且也指每一个民族内部的充分的交往，没有这个前提，承认的政治就很容易转化为少数人操控族群政治的过程。因此，要想让“多元性”不是成为分离型民族主义的基础，而是成为共存的前提，就必须在每一个“元”中激活交往与自主的政治，而不是将“元”视为一种孤立的、绝对的存在。我们今天最为匮乏的正是不同民族的和同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公共交往和平等对话。例如，当西藏发生骚乱时，藏族的知识分子之间是如何讨论的？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解释吗？
总之，没有民众性的政治基础，民族问题就只能成为少数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而且极易陷入西方舆论所竭力营造的汉藏二元论的框架之中。要打破这一“汉藏矛盾”的框架，就必须重新形成新的平等政治，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间，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让普通人民的声音在这个空间中获得充分表达。
抗议运动是一种尊严政治
西藏问题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现象，它折射出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过程所面临的危机。但是，当西方舆论将这一深刻的、与西方世界自身几个世纪的运动密切相关的问题扭曲为一场反中国、甚至反华人的合唱之时，中国年轻一代、尤其是那些身处西方、对于西方社会的歧视性意识形态抱有深切感受的年轻人而言，心灵受到的创伤和撞击是深刻的。西方舆论不但不能对自己的殖民历史在其他地区造成的遗害做出反省，反而将一场捍卫尊严、追求平等的政治运动污名为“极端民族主义”运动，这除了显示这些媒体的无知和偏见之外，究竟还存在着怎样的政治操控，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这是“无知的冲突”外加新型的冷战政治。
任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包含着多重的内涵，我不能为参与这场运动的每一个人作出解释。但我认为将这场运动说成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纯属是非不分。首先，这一运动针对的是像CNN这样的霸权性媒体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污辱性的、种族主义的言论，海外留学生反对霸权，讨回公道，作为动力的是一种尊严政治，其中蕴含着要求被平等承认的民主潜力—难道寻求尊严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其次，这是保卫奥运火炬，不是保卫中国火炬，这一行动包含着的寻求世界和平、捍卫各国人民在奥林匹克旗帜下的公共交往的意义，又怎么能够被说成是“狭隘民族主义”？在抗议运动中，也有学生试图将这一运动与反战运动联系起来，表明他们正在将对中国的关住与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和国际主义联系起来。第三，学生运动蕴含了对藏独势力和在西藏发生的有组织暴力的抗议，这种有组织暴力是和国际性的霸权相互关联的。在这里必须严格地将对霸权和有组织暴力的批判与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对当代社会变迁中民族问题的复杂思考区分开来。海外学生运动以最为明确的态度表明了对这些霸权势力和分裂势力的拒绝，从而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声音；没有这样的声音，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总是停留在外交的范围内，而缺乏民间的干预。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为少数人把握而又常常打着民间招牌的今天，学生力量的展示为究竟什么是民间的声音提供了有力注解—这才是真正的民间！这是一个契机，一个让新一代人重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矛盾和困境、理解中国在当代世界的霸权性体系中的真实位置的契机。
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爱国运动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里，它也将成为新的政治得以诞生的契机。在这场运动中，新的事态激发了新一代人的政治热情，让他们参与到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公共生活中来。这不但是对政治冷漠症的克服，而且也焕发了一种道德热情。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 1936年的“12.9”运动，从1950年代新的人民政治主体的诞生到1980年代的学生运动，爱国主义情感始终是一条内在的脉络，它鼓舞了公民责任感，激发了民主和开放的潜力，并为现代平等政治提供了基础。就像鲁迅那一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传统所显示的，这样一种爱国主义情操是和关心弱者、被压迫者的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对中国社会的自我批判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与自我批判及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爱国情操与欧洲民族主义、尤其是以种族观念为内核的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毫不相干。在汶川地震中，中国年轻一代显示出的献身精神是和这种对于社会共同体的热爱密切相关的。这次地震的中心地区就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那里聚居着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各个民族的人，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从未用种族的或者族群的眼光看待受难者—这种意识甚至从未进入过人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他们在为拯救自己的同胞而奋斗。“多元一体”的纽带就是在这种深刻的感情和互助的行动中展现出来的。
说明：本文产生于2008年4月19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翔对作者的一次访谈，后经反复修订和整理，形成现在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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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本书的中译本标题为《发现西藏》，似与原题Mythos Tibet有点出入。该书由耿升先生翻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2] 依波利多·德斯德里的主要著作包括Opere Tibetane di Ippolito Desideri S J. (4 vol.), ed. By Giseppe Toscano. S. X. (Rome, ISMEO, 1981-1989); Letters, the “Relation”(or “Detailed Accout of Tibet, My Joumeys, and the Mission Founded There”) and other Italian works of Desideri, in Luciano Petech, 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Rome, Libreria dello Stato, 1954-57).
[3] Helena Blavatsky.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Nicholas Goodrick-Clarke. Western Esoteric Masters Series. North Atlantic Books, Berkeley 2006.
[4] Jackson Spielvogel & David Redles (1986). "Hitler's Racial Ideology: Content and Occult Sources.". Simon Wiesenthal Center Annual 3, chapter 9. ）
[5] Louis Pauwels &Jacques Bergier, 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 May Flower Books, 1972.
[6] Isrun Engelhardt, Tibet in 1938-1939: Photographs from the Ernst Schafer Expedtion to Tibet, Chicago: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07.
[7] Ernst Schafer: Festival of the White Gauze Scarves: A Research Expedition through Tibet to Lhassa, the holy city of the god realm, 1950.
[8] Robin Cross, The Nazi Expedition, http://www.channel4.com/history/microsites/H/history/n-s/nazimyths.html
[9] “Interview with Ngapoi Ngawang Jig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4, 1998.
[10] Orvile Schell, 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pp. 283-294.
[11]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10页。
[12]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１、２页。
[13] W. J. F. Jenner: The Tyra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92，p.1, 2, 249.
[14]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第334-346页。
[15] 昌都地区在1917年藏军第一次东犯前也不属达赖和噶厦管辖地区，1918年藏军占领后，设立了藏政府昌都总管；1950年昌都战役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解放地区。
[16] 《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页。1954年8月2日，在《关于接待达赖、班禅的招待、宣传方针》中，中央政府又明确地说：“中央的方针是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把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爱国力量和其他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见同上书，第50-51页。
[17]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等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关于藏彝走廊的论述，参见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一文，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1月）第27卷第1期，第1-6页。
[18] 康有为：《公民自治篇》，《康南海官制议》卷八，上海广智书局，1905年版。
[19] 顾颉刚：《编中国历史之中心问题》，见《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顾洪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页。
[20]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等著，北京：北京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第1页 。
[21]引自周恩来在1957年8月4日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2]同上。
[23] 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24] 曾维益：《白马藏族及其研究综述》，载石硕主编《藏彝走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208-232。
[25] 平措汪杰：《写给胡锦涛的信》，见http://www.washeng.net/
[26] Ben Hillman, “Money Can’t Buy Tibetans’ Lov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8.
[27] See Cultural Genocide and Asian State Peripheries, ed. Barry Sautman, Gordonsville, VA, USA,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1651-88.
[28] Fred Halliday, “Tibet, Palestine and the politics of failure”, in Open Democracy, see http://www.opendemocracy.net.
[29] 关于“去政治化的政治”，请参见拙著《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纪的终结与九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
[30] 罗开云等：《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78-79页。
[31] 马戎、旦增伦珠：《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报告》, 《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总51期），第168页。
[32] 何龙群：《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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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晖
简介：
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
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四川阿坝、青海藏区和甘肃藏区同步发生了骚乱，西方舆论随即将焦点对准拉萨和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集团。与此同时，奥运火炬在全球的传递刚刚展开，就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等西方城市遭到流亡的藏人集团和西方藏独运动的严重阻挠，西方政治家和主流媒体以一边倒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批评。在这一形势的激发之下，海外中国学生和海外华人展开了保护奥运火炬、反对西方媒体的歧视性言论和抵制藏独运动的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在中国国内，除了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外，则是年轻一代利用网络对西方舆论进行的网络抵抗运动。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局面，一个孕育着各种变化的可能性的事件。如何理解西方社会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如何解释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西藏危机？如何看待外内海外新一代人对于这一问题的介入？这些都是摆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面前的重大问题。我自己并非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但鉴于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也愿意不揣浅陋，将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以引起批评和讨论。
东方主义的幻影
西藏骚乱爆发后，最为引人注目的，除了有组织暴力的发生、中国政府和媒体的隐忍之外，是整个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态度。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支持“藏独”的人各有不同，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这一点对于欧洲人影响最大。其次是特定政治力量对于舆论的操纵和政治行动的组织。这一点美国关系最深。第三是对于西藏的同情混杂着对中国、尤其是经济上迅速崛起而政治制度极为不同的中国的顾虑、恐惧、排斥和反感。这一点除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之外，全世界都受到感染。这三个方面不仅与民族主义相关，而且更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冷战的历史和全球化的不平等状态相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并不是相互隔离的，但需要分开来加以分析。关于美国在1950年代末期对西藏问题的直接介入，已经有不少专家—如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戈伦夫（A. Tom Grunfeld）等藏学家--做了专门讨论，我在这里暂不讨论。这里先谈第一个方面，即东方主义问题及其对冷战文化政治的影响。
2001年，我在瑞士访问时曾经参观过一个叫做“作为梦幻世界的西藏——西方与中国的幻影”(Dreamworld Tibet-Western and Chinese Phantoms)的博物馆。博物馆的策展人是人类学家马丁·布拉文（Martin Brauen）博士，他从年轻时代起就迷恋西藏文化和喇嘛教，崇拜达赖喇嘛，但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他开始问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迷恋喇嘛教和西藏文化？正是这个自省使他决定用展览的方式描述在西方世界里西藏、喇嘛教和达赖喇嘛的形象。在看了那个展览后，我也开始留心这些问题。这里不妨综合我在那个博物馆收集的材料和此后的一些阅读做一点分析。
萨义德曾以伊斯兰研究为中心分析过欧洲的东方学，他把这种学问视为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东方成为了欧洲物质文明和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欧洲自我得以建立的它者。对于欧洲而言，东方既不是欧洲的纯粹虚构或奇想，也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漫长历史积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藏学在东方学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但至今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在西方，藏学研究从来不在中国研究的范畴之内，从东方学形成的时代至今都是如此。从这种知识体制本身，也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一些模式。这些模式，从根本上说，正像萨义德描述的那样，与其说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毋宁说是一种人为创造的体系。瑞士学者米歇尔·泰勒(Michael Taylor)的《发现西藏》(Mythos Tibet. Entdeckungsreisen von Marco Polo bis Alexandra David-Neel) 描述从1245年圣方济各本人的弟子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Jean-du PlanCarpin)到20世纪初期欧洲人对西藏的探险和侵略，为我们提供了早期藏学的丰富素材。[1]早期传教士去西藏的目的是寻找失落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西藏人就是12世纪传说中的、曾经战胜了异教徒、波斯人和米迪亚人的约翰王的后裔。据说，约翰王曾经住在中亚的什么地方。总之，在他们的心目中，藏人就是那些在早期中世纪横跨小亚细亚、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福音的基督徒的弟子或门徒。当然，也不是所有传教士对西藏人的看法都是如此，嘉布遣会修士的看法就和耶稣会士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佛教是撒旦的作品，因为只有撒旦的狡猾才能创造这种与天主教明显相似的宗教。18和19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如卢梭、康德、赫尔德、黑格尔都对藏传佛教给予尖锐批评，也许可以追溯到这些传教士的看法。
欧洲藏学的创始者之一依波利多·德斯德里(Ippolito Desideri, 1684-1733, Rome, Italy)是继葡萄牙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德莱德(Fr. Antonio de Andrade)于1623年探访西藏之后的又一位罗马传教士。他于1712年9月２７日离开罗马前往里斯本，从那里上船远航，于1713年９月23日到达果阿(Goa)，在印度旅行之后他和同伴从德里抵达克什米尔的斯里那加(Srinagar)。最终于1716年３月17日辗转到达拉萨。他在西藏生活了五年，经历了准葛尔蒙古的入侵和战争，详尽地研究西藏的文化，为传教而用藏语编写了五本著作。他在西藏问题上与嘉布遣会的修士发生过冲突，也曾批评西方传教士有关西藏的偏见和许多误导的看法。比如他报告了西藏的战争和藏人的斗争性格等等，但最终他还是得出了一个固定的也是对西方的西藏形象影响最大的观点，即西藏是和平的国度。[2]
这个看法渐渐地与一种神秘主义的观点发生关联。在19-20世纪，有关西藏的知识与神智论(Theosophy)——一种认为由直觉或默示可以与神鬼交通的学术——发生了联系。赫列娜·皮特罗维娜·布拉瓦斯基(Helena Petrovna Blavasky，1831-1891)出生于俄国（乌克兰），死于英格兰，以神智论的创始者著称。她从孩提时代就有歇斯底里症和癫痫病，经常陷于怪异和恐怖的想象。从17岁第一次婚姻起，她先后有过几次婚恋，但始终自称是处女。她还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她在1848-1858年间漫游世界，先后访问了埃及、法国、英格兰、加拿大、南美、德国、墨西哥、希腊，最重要的是曾在西藏度过两年，后在斯里兰卡正式成为佛教徒。1873年，布拉瓦斯基移民美国，在那里向人们展示其超凡的、半宗教的招魂术和灵媒能力，比如浮游（levitation）、透视（clairvoyance）、气功（out-of-body projection）、心灵感应（telepathy）和超听能力（clairaudience）等。1875年，她与亨利.斯锑尔.奥尔考特 (Henry Steel Olcott)等创立了神智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3]布拉瓦斯基声称自己与藏族老师通过心灵感应交流，发表神秘的西藏通信。事实上，她根本没有到过西藏，这些所谓西藏来信也并非来自西藏的喇嘛，而是来自雅利安的超人(Aryan mahatmas)。这些西藏通信不但对藏学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神智论的形成也是决定性的。布拉瓦斯基和神智论的后继者散布了种族主义的观点，他们说人类的大多数属于第四个根源性的种族，其中就包括藏人。据说在大西岛和利莫里亚沉没之前的时代，有一些幸存者居住在靠近戈壁的叫做香巴拉的地方，这是第五个根源性种族的原型。布拉瓦斯基认为香巴拉是最高贵的人类血统的母国，是由印度雅利安和白种人构成的。根据斯皮尔福格尔（Jackson Spielvogel）和里德尔（David Redles）的说法，布拉瓦斯基有关根源种族的教义，再加上她的德国追随者的演绎，对于希特勒的心灵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4]
神智论创造了一种理想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这个西藏形象与农奴制时代的西藏现实相差很遥远，但却从不同的方向塑造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西藏的理解。这个理解的核心就是超现实的精神性。在受到布拉瓦斯基及其神智论影响的名人中，除了希特勒之外，不乏大名鼎鼎、影响深远的人物。我这里先列上几位著名人物的名字：爱德温.阿诺德（Sir Edwin Arnold, 1832-1904), 英国诗人和记者，《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的作者；斯瓦米.斯万南达.萨拉斯瓦提（Swami Sivananda Saraswati，1887-1963)，印度瑜伽和吠檀多的著名精神导师; 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圭多.卡尔.安东.李斯特（ Guido Karl Anton List， 即Guido von List ，1848-1919), 奥地利/德国诗人、登山家、日耳曼复兴运动、日耳曼神秘主义、古代北欧文字复兴运动的最重要成员；亚里山大.尼柯拉耶维奇.萨克里亚宾（ Alexander Nikolayevich Scriabin，1872-1915) ，俄国作曲家、钢琴家，俄国象征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詹姆士.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爱尔兰流亡作家，《尤利西斯》的作者；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 ，俄国现代主义绘画的奠基人和艺术理论家；阿尔弗莱德.查尔斯.金赛（Alfred Charles Kinsey，1894-1956), 美国生物学家、昆虫学家、动物学家、著名的性学家；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 -1939) ，爱尔兰诗人和剧作家，等等。20世纪的这些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与神智论的联系无一例外地产生于对现代的焦虑，他们以各种形式急切地寻找“另一个”世界。我在这里提到这些人名不是说他们对于西藏有什么特别看法，而是为了说明现代西方的文化想象、社会心理和政治运动中始终有着神秘主义在的极深根源，而西藏在当代西方精神世界中的位置正植根于同一神秘主义的脉络之中。
在20世纪，这种与神智论有关的西藏形象也披上了现代科学的外衣，人种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现代学科都曾为之作出努力。纳粹认为西藏是雅利安祖先和神秘智慧的故土。1962年，法国学者路易士·鲍维尔(Louis Pauwels)和雅克·博基尔(Jacques Bergier) 出版了一本十分畅销的书，叫做《魔术师的早晨》(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对炼金术、政治、历史、超自然现象、纳粹神秘主义、魔术和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给予阐释，其中也详细地整理了这个故事。[5]大洪水后一些幸存的智者定居于喜马拉雅山麓，他们分为两支：纳粹的先辈们(Nordic people)由右路到了阿嘉西；共济会会员和闪米特人从左路到了香巴拉。这个故事据说曾给纳粹很大的影响。很显然，这与西藏无关，完全是欧洲人的创造。在西藏存在着雅利安种族的后裔的想法，实际上也得到了著名的瑞典考古学家、纳粹的同情者斯文·赫定的支持。希特勒对赫定评价很高，曾经请他到柏林奥运会发表讲话。1935年纳粹德国建立了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the Ahnenerbe Forschungs und Lehrgemeinschaft)，目的是为种族主义教义提供科学的、人类学的和考古学的证据，确定雅利安人种族的起源。在党卫军负责人希姆莱 (Heinrich Himmle)的支持下，恩斯特·夏佛(Ernst Schafer, 1910-1992)于1938年带领一支远征队前往西藏。夏佛曾在1931、 1934-35、1938-39三次远征西藏，并于1934年在杭州见到过流亡中的班禅喇嘛。伊斯仑·英格尔哈特(Isrun Engelhardt)的《1938-1939年的西藏：来自恩斯特·夏佛远征西藏的照片》(Tibet in 1938-1939: Photographs from the Ernst Schafer Expedtion to Tibet)说的就是这个事。[6]夏佛本人后来发表了《白哈达的节日：一个穿越西藏抵达拉萨的研究之旅，这是上帝的圣城》(Festival of the White Gauze Scarves: A Research Expedition through Tibet to Lhassa, the holy city of the god realm)。[7]克劳斯(Robin Cross)对纳粹的这次远征做了讨论，他说：纳粹的信仰是古代条顿神话、东方神秘主义和19世纪晚期人类学的混合物。[8]希姆莱本人是修黎社(The Thule Society)的成员，Thule是西方的古人相信存在于世界北端的国家。修黎社始创于1910年，是一个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而党卫军是纳粹的种族主义原则的主要实施者。新纳粹主义者说这支探险队的目的是寻找阿嘉西和香巴拉的穴居族群，为纳粹服务。纳粹意识形态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是自相矛盾的，有些人将喇嘛教视为北方种族精神的颓废阶段，认为喇嘛教与天主教、犹太教一样都构成了对欧洲人的威胁，而另一些人则将西藏视为供奉纳粹德国的神龛。
战后西方藏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像现在人们常常引用的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戈伦夫（A. Tom Grunfeld）等人的著作就十分重要。但是，与詹姆士·希尔顿(James Hilton)的《消失的地平线》和其他的大众性作品相比而言，学术研究的影响很小，而即便在学术领域内，东方主义的阴影也从未消失。希尔顿创造的香格里拉如今已经变成了中甸的名字了。香格里拉的故事其实就是从布拉瓦斯基的神话衍生出来的：一群生活在香格里拉这个佛教社会的白种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西藏是背景，而作者和演员都是梦想着香巴拉和香格里拉的西方人。好莱坞的电影和各种大众文化不停地在复制这个有关香巴拉或香格里拉的故事，他们表述的不过是他们在西方世界中的梦想而已。在战争、工业化和各种灾难之后，西藏——更准确地说——是香巴拉、香格里拉——成为许多西方人的梦幻世界：神秘的、精神性的、充满启示的、非技术的、热爱和平的、道德的、能够通灵的世界。
随着时代的变化，雅利安喇嘛和白种人在这个神话中的角色逐渐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西藏喇嘛的角色——与其说他们是宗喀巴的后人，不如说他们是西方人的创造物。我这里说的还不是五十年代末期以降美国对于西藏流亡政治的直接操纵，而是说有些喇嘛已经成为西方大众文化中的角色。各种各样与此相关的电影、商品、艺术作品和饰物遍布了各大商店、影院和画廊。“作为梦幻世界的西藏”展出了许多这样的东西，策展者问道：为什么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在体恤衫上印上这些神圣的标记是一种亵渎？藏传佛教鼓励无私的奉献，而这些商品只能服务于个人的自私的占有欲。那些对基督失去信仰的人，现在转向了精神性的西藏——但这个西藏其实更像是时尚，而不是精神的故乡。许多好莱坞的明星和名人——他们很可能对西藏一无所知——成为喇嘛教的信徒和敌视中国的人物，这件事情发生在西方时尚世界的中心，倒也并不奇怪。我们至少应该了解这个氛围。
这里不妨略举两例。1997年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根据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1953）拍摄了同名电影，由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和大卫·休利斯（David Thewlis）主演。这部电影在西方影响很大，但很少人了解哈勒曾经在夏佛的研究所工作，他本人就是纳粹分子，他在西藏时与达赖和其他西藏领导人有交往，达赖流亡之后，他们的交往仍然很密切。他在印度时因为纳粹身份曾被英国人逮捕，后从英国的战俘营中逃走。好莱坞电影不但掩盖了作者的纳粹身份，而且添加了许多书中没有的情节，以适应西方观众的口味。阿沛·阿旺晋美(1911- ）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与哈勒有过交往。1998年3月23日，他接受《南华早报》的访谈，以当事人的身份驳斥电影中捏造的情节。[9]另一部由理查·基尔(Richard Gere)主演的《红色角落》(The Red Corner)将东方主义的西藏形象与冷战的反华、反共的价值揉合在一起，是一部艺术上粗制滥造但意识形态上却十分明确的电影。基尔本人现在是“自由西藏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次在西方国家抢夺奥运火炬当然是有组织的行动，但那些西方志愿者中至少有很多正是这些受了东方主义想象、冷战意识形态和好莱坞电影影响的人。中国奥组委邀请斯皮尔伯格担任顾问，既说明发起者和组织者缺乏自信，过于趋时，又证明他们对于好莱坞政治缺乏应有的敏感和判断。斯皮尔伯格将纳粹分子辛德勒的故事转化为一个拯救犹太人的圣者的故事，与让-雅克·阿诺（Jean-Jacques Annaud）将哈勒塑造成为一个崇仰西藏文明的登山者，其实异曲同工。关于《西藏七年》这部电影的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奥维尔.谢尔 (Orvile Schell)在他的《影像中的西藏》(Virtual Tibet)中有过详细的论述。[10]
就像一位海外的藏族知识分子所说，西藏必须从西方人的想象和香格里拉的神话中解放出来，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进步。西藏文明是伟大的文明，藏传佛教有悠久的传统，但它们的意义并不存在于东方主义的幻觉中。东方主义赋予西藏文化的那种普遍表象不过是西方自我的投射。萨义德在讨论东方学时曾经引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这一概念，他说：“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东方学的策略积久成习地依赖于这一富于弹性的位置的优越，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 ”[11]西方社会至今并没有摆脱这样的东方主义知识，那些对自己的社会和现代世界感到绝望的人们，很快就在西藏的想象中找到了灵魂的安慰，他们从未想过，他们的“神智论”或通灵术不但扭曲了西藏的历史和现实，也伤害了那些正在张开双臂迎接他们的中国人。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群渗透着几个世纪的东方学知识的西方人，而西藏正是一个内在于他们的或者说作为他们自身的他者而存在的人为创造物。当他们意识到现实的西藏与他们的创造物之间的巨大差异时，怨恨油然而生——东方/西藏是他们构筑自我的必要前提，这个“它者”一旦脱离西方的自我而去，西方的自我又要到哪里去安置呢？的确，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早已经没有香巴拉，如果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失去了信仰，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也找不到它。
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仅仅属于西方，如今它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云南藏区的中甸现在已经被当地政府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这个生活着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地方被冠以西方人想象的名号，目的不过是招徕游客。2004年，我在中甸一带访问时，曾经到过一个藏族文化的“样板村”，这个小小村落竟然网罗了几乎所有藏族文化的建筑和摆设，但在真实的世界里，何曾有过这样一个西藏的文化村？关于西藏的神秘主义想象现在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标志，那些从全世界和全中国奔赴藏区的旅游大军，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创造的各种“本土的”、“民族的”的文化展品，究竟在创造怎样的新东方主义“神智论”和通灵术？又在怎样将活生生的民族文化变成游客眼中的“他者”？在我们批评西方的东方想象时，我们难道不需要想一想吗？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自我批评。
民族主义的幽灵
“西藏独立”问题完全是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和考证。英国于1888和1904两次发动侵略西藏的战争，多次设法分化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希望获得自身在西藏的特权；20世纪初沙皇通过他的内线（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多吉也夫，亦名德尔智）试图劝说达赖投靠俄国，印度和美国先后侵略或介入西藏事务，试图将西藏分裂出中国；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中印边界问题至今仍是两国间的不稳定因素，而1950年代美国直接介入分裂西藏的活动，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在今天，“西藏问题”背后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势力的影响，冷战好像没有真正终结。
“西藏独立”问题是和西方将自己的帝国主义的承认政治—即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主权单位的承认体系—扩张到亚洲地区时同时发生的。当西方的文明观、民族观和主权观改变了这一区域的历史关系，成为主导整个世界的规则之时，那些在许多世纪中在这个区域行之有效的政治联系的模式不再有效了。“西藏问题”的一个特点是：包括美国、英国在内所有西方国家均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自治区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甚至在晚清和民初的诸种不平等的国际条约中，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英国耍过许多花招）。在国际法的意义上，西藏地位是清晰的。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有必要提出一点说明，以免被这一“承认的政治”模糊了视线：第一，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地区曾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联系模式，比如西藏与明朝、西藏与清朝的臣属或朝贡模式，但这一臣属或朝贡模式与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并不一致，一旦将这些传统的关联模式纳入欧洲主权体系内，麻烦就会随之而来。因此，西方国家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不妨碍它们从别的方面支持西藏的分离主义。第二，主权承认的政治从来不是稳定不变的政治，以南斯拉夫解体为例，西方国家起先也按照国际法承认南斯拉夫的主权，但伴随形势的发展，他们很快打破国际法的规则，例如德国就对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独立采取单边承认，它不但违背了国际法，甚至也违背了战后的国内宪法。最近科索沃独立是又一次既违背国际法也违背西方国家承诺的例证，这一点当年叶利钦大概已经预见到了，但他无力回天。
在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必须追问如下问题：在西方国家普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之时，为什么有那么多西方人同情或者支持“藏独”呢？这个问题包含很多复杂的因素，我稍后再试着做点分析，这里先说西方的民族主义知识、尤其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形成的中国观和西藏观对此所起的作用。
19世纪以降，整个世界逐渐地被组织在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之中。尽管许多国家的民族状况极为复杂，但民族主义却主要地呈现为一个极为简单的政治原则，用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话说，这个政治原则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12]民族主义情绪据说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就海外的“藏独”运动而言，辨识出一种族裔民族主义（以独特的族群、语言、宗教和文化等等相标榜）的形态并不困难；这样的族裔民族主义在欧洲民族主义的土壤中容易产生共鸣也不奇怪。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归纳这个问题，即尽管各民族国家的内部关系从来不可能简单按照族裔民族主义的原则来进行描述，但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的一致这一原则仍然是最易于被普遍接受的原则。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其解体的形式是和这一民族主义原则一致的，更早的印巴分治也遵循着同一原则——其间发生的悲剧和暴力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
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仍然保持着前20世纪帝国或王朝的幅员和人口构成的社会，但它早已不是清王朝，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对于许多西方人而言，如何叙述中国始终是一个问题。我在这里举个例子。英国企鹅丛书中有一本中国历史教材，它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历史的困惑其实很有典型性。该书第一页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在英语中称之为China的国家、人民和文化正处于深刻的总体危机之中……”这个“总体危机”是什么呢？在书的末尾，作者交代说，“这是一个由传承而来的文化和政治秩序的危机，是这一文化和政治秩序得以解码的稿本的危机，是一个伪装成现代统一国家的帝国的危机，它的漫长延续似乎正在受到转向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的威胁，……”[13]“伪装成现代统一国家的帝国”是这段话也是这本书的关键所在——中国没有遵守族裔的与政治的疆界的同一原则，它的语言与其说是一种民族语，不如说是一种帝国语言，它的历史叙述与其说是民族史，不如说是帝国的宗教。总之，中国既不像他想象的民族，也不像他想象的国家，它不但混杂着诸多的族群，而且也包含了好几个文明。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缺乏内在统一性的帝国，只是靠着集权的力量才将不同区域和族群拢在一起。
“多元一体”的多元性、流动性与未完成性
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我曾对欧洲思想和中国研究中流行的“帝国—国家二元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这个分析在思考西藏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时仍然是相关的。在我看来，按照民族主义知识建立起来的这种中国观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独特实践——这种制度不同于族裔民族主义的政治原则，也不同于多元民族国家的模型——例如，以实行民族自决而形成的加盟共和国类型。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汲取了传统中国的历史资源，但也是全新的创造，如何在实践中以发展、平等和多样性为方向寻找创新，是真正的挑战。从孙文到中国共产党，他们都曾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追随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但后来以不同的方式寻找适合中国的制度安排，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政治模式。
1957年，周恩来在《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中谈了新中国采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大理由："我国和苏联的情况很不同。在我国，汉族人口多，占的地方少，少数民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悬殊很大；在苏联，俄罗斯人口多，但占的地方也大。中国如果采取联邦制，就会在各民族间增加界墙，增加民族纠纷。因为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同汉族长期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区，有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云南，汉族都占很大比重，若实行严格的单一民族的联邦制，很多人就要搬家，这对各民族向团结和发展都很不利。所以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而要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14]中国各民族居住的界限并不分明，处于一种“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如何处理这种多民族混杂相处的民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计者认为，多民族“宜合不宜分”，一方面自治不是把少数民族孤立起来，而是扩大自治区域，让不同民族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自治又考虑到了特殊地区的民族统一问题。例如，1950年代，西藏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三个不同的较大的管制区，即达赖喇嘛和噶厦所辖地区、班禅堪布会议厅管辖地区和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管辖地区；[15]班禅喇嘛曾经建议先按照这一结构形成区域自治，而中央政府考虑到西藏地区民族相对单纯的事实和历史传统，即西藏的人口单纯、宗教统一这一特殊性问题，建议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16]中国革命对于包含着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深刻同情，没有这个基础，新生的共和国就会像原先的王朝一样，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而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的设立过程正好与传统王朝的治边策略形成对比。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他们都提出过汉族人民应多做牺牲和贡献，避免大汉族主义。但他们同时也指出：无论对大汉族主义的批评，还是对地方性民族主义的批评，都必须具体地讲，而不是抽象地讲，否则也会扭曲事实，造成民族对立和分裂。事实上，经过中国革命的洗礼和社会主义时期有关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影响，各族人民总体上并不处于歧视性的关系之中，即便是所谓“民族矛盾 ”，也主要产生于区域差别和贫富分化，而不是族群对立。
结合了区域自治和民族自治的构想包含了两个主要原则：第一，不同族群可以共存、交往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第二，将民族地区以特定区域为单位形成自治，可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以免让少数民族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变成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存在。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的西藏自治区与达赖喇嘛的“大藏区” 概念的区别。这个“大藏区”不但包括西藏自治区，而且也包括青海全省、半个四川、半个甘肃、四分之一云南、新疆南部，其中包括许多非藏族聚居区，总面积约占中国全部国土四分之一。达赖喇嘛在历史上从未统治过这样规模的西藏，即使在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地区，他和噶厦政府的管辖范围也未及全藏，班禅拉丈管辖的后藏和藏北部分地区（以及萨迦法王统治的一小块地区）就从来不在他的管辖之下。更为重要的是：前若按照族裔民族主义的原则而不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建立民族自治，其他各族人民处于什么地位？
区域的概念包含着自然、人文和传统的内涵。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华民族聚居地区归纳为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的格局，六大板块即北部草原区、东北部高山森林区、西南部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和中原区，三大走廊是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其中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珞瑜地区，这一走廊是汉藏、藏彝接触的边界，也包含着许多其他族群。[17]较之单纯的族裔民族主义的观点，这种以区域为中心形成的独特的中国观包含对中国各族人民多元并存的格局的理解，对于经济发展也更为有利。关于地方自治，晚清时代就已经有许多讨论，康有为的《公民自治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与费孝通先生的宏观考察不同，他在广泛讨论中西各国的自治经验基础上，以乡为单位构想了一整套自治制度。从较低、较小的基层实行自治，能够充分发挥公民的积极性，又避免了由于自治体过大而产生的集权趋势，实际上也更能够保障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康有为在文章中并没有讨论民族问题，但他对于地方自治的思考与他对当时革命派的反满民族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也是与他对北魏以降中国族群混杂的历史看法是一致的。考虑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许多村、镇民族混居的情况，以乡为单位的自治可以照顾到基层社会多族群聚居的形态。
周恩来提出的扩大自治区域，目的是使得区域包含不同族群，进而获得共同发展，而康有为以乡为单位，设想的是一种更接近于自然聚落的自治政治单位。这两种设想从不同的方面超越了欧洲民族主义、尤其是族裔民族主义的框架，我认为不但适合中国的实际，也对现代人类社会的群体生活探索着一条独特道路。顾颉刚先生在致洪煨莲先生书中说：“中国无所谓汉族，汉族只是用了一种文化统一的许多小民族”， [19]这个看法实际上上承康有为和晚清今文经学的历史理解。在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时，费孝通先生说：“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20]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说”不仅是指多族群共存的状态，而且也指在任何一个被界定为民族的社会也存在多元性。因此，多元一体同时适用于中华民族、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1957年，周恩来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可以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民族的自治区，在另一个地方还可以有这个民族的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例如内蒙古自治区虽然地区很大，那里的蒙古族只占它本民族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一百四十万人中的一百多万人，另外占三分之一弱的几十万蒙古族人就分在各地，比如在东北、青海、新疆还有蒙古族的自治州或自治县。即将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那里的回族人口只有五十七万，占自治区一百七十二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只是全国回族三百五十多万的零头，就全国来说也是少数。还有三百万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办呢?当然还是在各地方设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藏族也是这样。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管辖的地区，藏族只有一百多万，可是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还有一百多万藏族人口，这些地方和所在省的经济关系更密切，便于合作。在成立壮族自治区的问题上，我们也正是用同样的理由说服了汉族的。到底是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有利，还是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利?单一的壮族自治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即使把广西壮族聚居的地方，再加上云南、贵州的壮族地区，划在一起，作为一个壮族自治区，它内部还有一百多万汉族人，而且其中的两个瑶族自治县也有四十多万人，汉族、瑶族合起来有一两百万，所以也不可能是纯粹单一的民族自治区。如果这样划分，壮族自治区就很孤立了，不利于发展经济。在交通上，铁路要和广西汉族地区分割；经济上，把东边的农业和西边的工矿业分开。这是很不利于共同发展的，而合起来就很便利了。所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是一个民族合作的自治区。”[21]
在讨论费孝通的“大杂居、小聚居”的观点时，北大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刘雪婷以自己在四川阿坝地区所做田野调查为据，有一段非常好的阐释：“所谓中国少数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不仅意味着多民族的杂居，而且在每个民族内部，其次群体也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若以过于僵化的民族概念实行自治，难免造成地区内部、民族内部的不同群体分离或对立的格局。‘大藏区’的一大部分，都是汉藏之间、汉藏杂居的地带。这个处在两个文明间的地带中存在着层层杂居，四川省阿坝州就是个例子：这里既有汉藏杂居，又有同时受汉藏文明影响着的小的民族群体如羌人和嘉绒人的杂居，而羌人和嘉绒人之间，又居住着同时受藏、羌、汉、嘉绒影响的更小群体黑水人。除这种层层杂居外，一个镇子内，汉人和回族生活在集镇上，羌人藏人生活在山上；高山放牧，低谷耕作，这又是另一种杂居的常态。”我在川西北藏族和羌族的村寨访问时，也发现它们比邻而居，相互交往密切，但各自保持着文化特性；在云南和贵州调查时，我到苗寨参加民间节日，其他民族村寨的年轻人也来参与活动。许多村庄本身就是杂居式的，有些村民一家人就包含了好几个族群。“乡”自身就是多元性的，也是流动性的，比如在金沙江河谷地带，同一个村的村民中有好些族群，其中的藏族人多半是从别处移民来的或者出嫁到这个地方的。中国西南地区多族群和谐共存的状态是当代世界中文化多样性的典范，其中必定包含了许多文化的、制度的和习俗的条件和智慧，很值得我们总结。若硬性地为每个民族划定居住边界，以单纯的“民族”为单位对之进行分割，那不是悲剧性的吗？
在民族冲突频繁的世界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族群共存状态最值得我们珍视。探讨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现象，回顾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政策，就是要探讨多样性与一体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一体性”在怎样的条件下提供多样性以弹性的空间？我认为中国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包含着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智慧。如果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完全按照主流社会的想法由上至下、由外到内地抬高或贬低某一族群的位置，很可能粗暴地改变当地的族群关系，造成矛盾和冲突。例如在一些杂居地区，如何命名就是一个问题。周恩来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说：“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去强调民族分立。现在若要强调民族可以分立，帝国主义就正好来利用。即使它不会成功，也会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至于‘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没有侵略的意思，跟‘绥远’二字的意思不同。西藏、内蒙的名称是双关的，又是地名，又是族名。名称问题好像是次要的，但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却是很重要的，这里有一个民族合作的意思在里面。要讲清楚这个问题。”[22]中国的自治区的名称是合理的，但在基层自治州、县，如何命名并非没有再加斟酌之处。例如，在少数州、县，列名自治州名称之前的族群有时只占整个人口一部分，甚至低于30%，如何使其他族群得到与此相应的承认，就还值得研究。 2004年春天，我去中甸参加“藏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讨论会，人类学者萧亮中曾经在会上提到少数民族间的分离趋势。萧是当地人，白族，他的家庭中就有四个民族的血统。他指出：这种分离趋势是由于外来投资—主要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的项目—都集中在藏区，而西方世界对于西藏文化的想象又鼓励了藏人的民族自豪感。投资的流向是和这些组织在西方社会的募款状况有关的—西方社会除了对西藏、纳西等少数族群有兴趣外，对这个地区的其他族群既无了解，也无兴趣。我们都尊重和热爱藏族文化，但亮中问道：难道其他族群的文化就不保护生物多样性吗？外来力量的介入使得原先和谐共存的多民族地区的不同民族之间产生芥蒂、矛盾和相互分离的趋势。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任何一种平等政治都必须假设所有的文化具有平等的价值，如果只是一味地抬高一种文化，而忽略甚至贬低其他文化，就会造成伤害和分裂—我们不妨问一句，在西方社会中，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这些混居地区的族群关系和文化状态？
就“多元一体”这一论题而言，多元性是比较易于论证的方面，而一体性的论证较为困难。一些文化研究者对于“一体性”的概念感到恐惧，认为“一体”是人为的、国家性的，而多元性或族性是原生性的（至少相对于国家认同而言是如此）、自然的、更真实的，进而推论族群认同如何被国家认同所压抑。这种看法看似反民族主义，但其实还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认同政治之上。1950年代展开的民族识别过程显示：许多民族的自我认同恰恰是国家建构的产物。以生活在“藏彝走廊 ”东北部（主要集中在甘肃陇南的文县、四川省的平武县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县）的白马藏族为例，《史记.西南夷列传》以“白马氐”相称，此后史书分别称之为“氐”、“夷”、“白马夷”、“白马氐”、“龙州蛮”、“氐羌”等。1950年在成立“平武县民族自治委员会”时，人们发现“白马番”与“白草番”、“木瓜番”之间的差别，而“白马番”又弄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民族。后经协商，将史书所载的上述“龙安三番”暂定为藏族，并于1951年7月成立了“平武县藏族自治委员会”，后改名为“平武县藏族自治区”。但实际上，在民族识别之前，“白马氐”并不自认藏人，1954年达赖路过当地时，西南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前去朝见，而白马人因无朝拜活佛并向其献哈达的习俗拒绝前往，险些酿成冲突。1978年，费孝通先生在《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提出“白马藏族” 不是藏族的可能性问题，[23]民族研究内部也产生了有关白马藏族是否是藏族的许多研究成果，后来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仍然维持白马人为藏族的说法。[24]这个例子不但说明了族性的自我界定并不比更大的社会共同体更为真实，而且也说明有关族性的识别理论本身先天地带有许多问题。这是从近代民族主义实践和知识中产生的问题。我提出超越民族主义知识的问题，是因为只有超越这种知识的限制，才能发掘古典的和现代的智慧，为一种以多样性为前提的平等政治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的可能性。
费孝通所说的“一体”是指“中华民族”，它不但是指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且也是指在近百年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转变为一个自觉的民族的政治实体。就前一个意义而言，“一体”是指各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密切联系、共同经验和历史传统（包括各种习俗和政治传统）；就后一个意义而言，“一体”指的是基于上述联系而产生的政治共同体。正如一切政治实体一样，“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而是不断形成和建构的过程，持久地依赖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和实践。一些西方的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将精力花在以“多元”解构“一体”上，却很少研究这个“一体”的建构所具有的历史内含和政治内含。关于如何理解这个“一体”，我稍后再做分析。
“后革命”、发展与去政治化
自治问题除了涉及上述的杂居问题外，还涉及社会变迁的问题。西藏地处雪域高原，是相对单一的藏族聚居区，但并不是孤立隔绝的世界，它的命运与整个中国的变迁息息相关。西藏第一代革命者平措汪杰在给胡锦涛的信中提到西藏95%的财力依靠中央和其他省市的支援，[25]这个支援既包含了直接财政资助，也包括帮助西藏发展自身的经济。我不久前读到的资料说，即便在文革时期，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也在9.09%。改革时期，西藏对医疗﹑教育﹑科技、兽医服务等实行免费供给，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也给予高额补贴，2000年以降，西藏地区的GDP平均增长12%。西藏人民在住房、收入等方面的提高是得到公认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在西藏暴动之后发表的评论中也承认西藏城乡人民的收入成倍增长。[26]事实上，在面对西方媒体的指控时，中国政府和媒体也是以西藏的经济发展为由进行辩护。但问题是：为什么从1980年代末至2008年，西藏的危机却日益地深刻了？
西藏问题的特殊性之一是外来势力和流亡力量的长期存在，藏区暴动没有严密的组织、策划和内外呼应是不可能的。沙百里(Barry Sautman)在《西藏与文化种族屠杀的误释》(“Tibet and The (Mis)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Genocide”)中对此早有许多描述。2001年，当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之后，达赖喇嘛在俄国的特使阿望格日 (Ngawang Gelek)对记者说：“中国一直在对西藏进行种族的和文化的屠杀”，奥委会不应授予北京以举办权。他还补充说：“俄罗斯联邦内的车臣享有比中国的西藏多百倍的自由。”早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初期，藏青会的负责人就说“在西藏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清白的，战争将针对着每一个那里的平民。 ”2003年藏青会的领导人也提到要训练游击战士，并说：“我要问达赖喇嘛：‘如果每天杀一百个中国人能够换取西藏独立，你做不做？’如果他说不做，那他不能担任西藏人民的领袖。”在1995-200年间，藏青会在拉萨策划了九次爆炸。[27]最近一家德国媒体也披露了西藏流亡团体与一些西方国家政界人士策划反对中国奥运会的消息。
关于西藏暴动的组织策划，我没有足够的信息详细讨论。我在这里要做的分析基于如下判断，即如果认为西藏暴动只是政治阴谋而没有内部基础，也会导致错误的判断。从198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脱贫人口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中是罕见的，但社会危机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消失，恰恰相反，在发展主义的主导下，贫富分化、区域分化、城乡分化以及生态危机已经达到了极其深刻的规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也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条件。在过去这些年中，各种“群体性事件”频仍，有些规模并不小，区别在于这类事件大多为自发的、自我保护性的社会运动，而西藏骚乱却是组织化和暴力化的。因此，除了有组织暴力和存在着外部分裂势力之外，西藏问题不能以完全的特殊论或例外论给予说明，而必须置于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之中加以分析。以我肤浅的观察，下述三大相互联系、相互纠缠的变迁对于理解当前西藏问题十分关键：一、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政治彻底消退，社会关系根本性重组；二、宗教复兴，寺庙和僧侣规模激剧扩张；三、市场关系全面渗透，人口构成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均发生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严重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我把它们概括为“去政治化”、“宗教扩张” 与“市场扩张”的同步过程。
“3.14”西藏骚乱发生后，弗瑞德.哈里代(Fred Halliday)在《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上发表文章，将西藏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属于“后殖民扣押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post-colonial sequestration)。作者认为：将所有的主权争论集中在历史定位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独立问题并不是由历史决定的，而是由国际性的承认关系决定的。他举例说，科威特完全是一个“人造的”国家，但由于得到国际承认，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时得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声援；而巴勒斯坦和西藏则由于在一些关键时期在国际上没有获得重视和承认，从而错失了独立的机会。因此，“即使西藏在若干世纪中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也并不能否定它宣布独立的当代权利—这是一篇语言和文化截然不同、在1950年之前拥有数十年现代主权的领土。毕竟，长期受英格兰统治的爱尔兰、受瑞典统治的挪威、受俄国统治的芬兰、乌克兰和波罗地海国家，并没有因此就没有在20世纪宣告独立。”[28]哈里代将西藏与他所列举的国家及其他殖民地状况相提并论，将清朝与西藏的关系等同于欧洲国家间的占领或殖民关系，在历史研究上是不可容忍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我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及《亚洲想象的政治》、《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等文中做过详细讨论，这里不再重复。但哈里代认为主权国家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历史，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国际承认的状况，这一点并不完全错误。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策动，20世纪前期的西藏不可能出现独立运动；没有西方舆论的支持，当代西藏也不会产生以谋求独立为取向的运动。
与哈里代从所谓“后殖民羁押症侯”讨论西藏问题不同，我认为西藏危机产生于“后革命”语境中的“去政治化”过程。在有关西藏问题的争议中，大部分讨论集中于西藏的历史定位问题，例如13世纪元朝首次将西藏纳入政治版图，17世纪清朝对于西藏的合法统治，19-20世纪西藏在国际承认关系中从属于中国主权的历史地位，1951年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以及究竟是谁撕毁了《十七条协议》，等等。但是，西藏的地位问题既不仅仅依存于国际承认关系，也不仅仅取决于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及噶厦政府间的协议。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自身尚未获得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的承认，但中国因此就没有主权地位了吗？1959年西藏平叛引起西方舆论一片喧嚣，但有哪个西方国家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了？这一事实证明：新中国的政治主体性建立在它自身的历史地基之上，这就是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崛起，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谈不上。在我看来，忽略这一政治过程来讨论西藏问题本身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话语形式。[29]
现在人们常常在本土的或外来的范畴内讨论一个地区的社会变迁，但19世纪以降，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全球性的局势，革命和变革既不是绝对本土的，也不是绝对外来的，而是在内外互动中形成的。正是在这种互动中，新的政治主体被创造出来。没有对抗西方列强和创造新的政治的过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实体就不可能诞生；没有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建设新中国的实践，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觉的政治实体。
从1952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平叛及藏区土地改革的逐步展开，这一历史进程并不只是中央政府与西藏上层统治者之间的谈判过程，而是一个社会解放的过程。如果没有近代殖民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发生，这一进程不可能发生；如果没有西藏人民抵抗外来入侵和内部压迫的斗争，这一进程同样不可能发生。从 1772年东印度公司利用不丹、库赤、白哈土邦的纷争遣使入藏，到1886-1888年隆土山战役及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订，从1894年围绕勘界问题发生的冲突到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西藏僧俗人民与帝国主义势力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川西北地区的藏族、羌族人民也发生过反抗清朝的起义斗争，这些起义与其他地区的各种社会斗争相互呼应。青海、云、贵、川是长征经过的区域。[30]中国革命不仅是播种机，革命政治自身也受到与少数民族接触的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显然已经不同于长征前的单纯的民族自决主张。在长征之前，中国革命队伍中很少少数民族成员，但长征后少数民族成员有所增加，延安时期中央党校设立了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他们后来成为派往民族地区的、具有双重身份（当地人与革命者）的骨干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像乌兰夫、赛福鼎等少数民族领导人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团结和发展贡献很大。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藏族地区，曾活跃过“藏族共产主义运动”各组织、“藏族统一解放同盟”、“东藏人民自治同盟”和“中共康藏边地工委会”等革命组织，其中的活跃分子后来成为西藏各级领导干部。
1956年，中央政府承诺暂时（“六年不改”）不在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保存旧的制度，但1959年西藏事变的背景与1950年代在东部藏区的土地改革及其对西藏地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即一方面西藏上层统治阶级感到恐慌，另一方面西藏下层民众的解放要求也正在涌动。1959年“平叛”是一个重大政治危机，但正是这一危机为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农奴制度被彻底根除，以土地关系的改变和阶级政治为中心，西藏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正像其他地区土地改革一样，藏区土地改革中的暴力和过激现象留下了许多后患，但普通藏民通过土地改革而获得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却是难以否认的重大事件。藏族民众至今保留着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解放军的爱戴不是单纯的宗教现象，而是1950-1960年代中国社会重新创造自身的社会主体性的产物。正是这一新的社会主体性的产生将西藏统治者竭力渲染的汉藏关系问题转变为社会解放问题。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西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矛盾甚至破坏（如 “民主改革”时期的过激政策和“文革”时期对宗教和文物的破坏），但这些危机、矛盾和破坏与今天意义上的“西藏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西藏“民改”确立了两个原则，即平等政治的原则和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不但使得与宗教社会密切相关的农奴制度彻底解体，而且也为西藏的政治和经济提供了新的主体—即通过阶级解放而产生的人民主体。当代“西藏问题”是在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和日渐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上述两个原则发生变异和转化也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从平等政治的角度看，“民主改革” 以铲除以农奴制为主要内容的等级制和改造阶级关系为中心，而市场化改革则重构了经济关系，并以产权关系为中心将社会分化合理化。在九十年代的中国，1950-1960年代产生的政治基础逐渐转型，这一点在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从政教分离的角度看，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是一个激进的世俗化过程，另一方面又为宗教扩张提供了基础；由于市场化过程扩大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距离，为宗教对各社会领域的渗透提供了可能性，西藏社会较之前三十年显然更接近于一个宗教社会—一个建立在市场和全球化条件下的宗教社会。
宗教社会、市场扩张与社会流动
针对“文革”时期对宗教、寺庙的破坏，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西藏解除了全部宗教禁令。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是完全合理的。其实，即便在土改时期，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也明确地将土地改革与宗教问题区分开来，即土地关系必须改革，而宗教信仰必须得到尊重。据一位研究者的叙述，到1997年底，中国政府已经拨款修复了1787作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达到46380人，各种佛学机构、刊物和其他出版物大规模涌现。在西藏之外的藏区，藏传佛教的力量也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展。我访问过的寺院中，中型的寺院有800学徒和喇嘛，大型的有1500百学徒和喇嘛。在黄色的灯光下，大批的小孩在颂读经文，而寺院后院的灶房和炊具的规模，以及堆积如山的木垛，让我叹为观止。
宗教的新发展与市场社会的扩张同步进行，一方面是市场改革、旅游和消费活动渗透到了藏区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是财富大量地流向寺院。许多访问藏区的人都对寺庙的宏伟和贫困藏民的生存状态的对比留下深刻印象。在相对富裕地区，藏民住宅建筑用料之攀比虽然未必是市场化的产物，但也和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相映成趣。一些官员用发展的成就来说明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但不了解发展也会成为问题的根源。几年前，我在《读书》的编辑手记中曾经介绍过与几位从事乡村改革的藏族青年的座谈，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保护生态、保护藏族文化、保护集体所有制。前两条很好理解，后一条对于热衷于产权改革的人大概就很奇怪了。市场社会的产权关系、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不但对宗教社会而且也对地方社群产生着冲击。这些藏族社群的建设者提出保护集体所有制并不是要回到公社制，而是要保护藏族社群的生活方式。这是我把宗教的发展与市场化过程的同步性看作理解少数民族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方面的原因。
“自由西藏运动”将当代西藏的变迁形容为“文化种族屠杀”是根本性的误导。全球化和市场化正在重组整个社会，没有危机或危机感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危机并非西藏本身的独特危机。我并不是说不存在严重的危机，而是说将这种危机转化为民族冲突的模式更是危险的。正由于此，我们需要深入和具体地分析这些危机。 2004年在德钦藏区访问时，我有幸与青海的一位活佛和甘孜的著名藏学家、《藏族通史》的作者则仁邓珠先生同行，并旁听他们与当地青年的座谈。以座谈涉及的问题印证我的观察和阅读，我觉得藏族社会的危机感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危机是宗教在世俗化过程中的危机，这个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是现代化与宗教社会的矛盾。19世纪晚期西藏社会内部有过现代化的尝试，但很快被英国殖民者的入侵打断了，而宗教力量对于现代化抱有敌意。这一点戈尔斯坦等西方藏学家也有深入的论述。真正的困境是：西藏的宗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问题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问题，也不同于西方社会理论家们所讨论的作为一个合理化领域的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西藏宗教问题的核心是现代化与宗教社会的矛盾和对立，即宗教社会如何面对世俗化的问题。世俗化的第一步是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政教分离，而在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 1990年代之后，这一进程由于市场的剧烈扩张而更加尖锐化了。西藏虽然被称为宗教社会，但它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已不再由寺院和僧侣决定。越是遭遇强烈的文化危机感，雪域高原和藏传佛教作为认同的基础就会不断得到强化，但越是强化这种认同，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就成为了更大的困惑。由于政教分离、经济与宗教分离，对宗教认同的强化也就自然地在政治与宗教、经济社会与宗教之间产生深刻紧张。则仁邓珠提醒那些对自己的文化怀抱忧患意识的青年们说，现代化是挑战，但绕不过去。这也让我想起2000年韩国金大中总统会见十余位外国学者时所说的话，全球化是挑战，但韩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闯进去才会有一条生路。我记得当时在座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怀疑地说：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是矛盾的。
其次是宗教组织在世俗化进程中的危机。寺院在宗教社会处于中心地位，但在政教分离、经济与宗教分离的状态下，经济社会已经构成了宗教社会之外的挑战和诱惑。我听一位老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说，他这一辈人聚到一起时，最痛心疾首的就是宗教和寺院的腐败。除了聚敛财富之外，一些僧侣也过着双重生活，不守清规戒律，白天到寺院“上班”，晚上回家过另一种生活。宗教腐败很容易激发满怀忧患的藏族青年的道德意识和热诚的宗教信仰，当这种信仰和道德感被引向民族关系时，更为激烈的社会行动不是难以预见的。西藏骚乱中受伤害最深的是从事商业活动的汉人和回民，而攻击者多为喇嘛和教徒，这或多或少地与西藏宗教社会自身的危机有关。
现在谈到西藏时，人们经常重复1980年代胡耀邦的说法，即全民信喇嘛教，这固然是基本的情况。但是，藏族社会不同区域、不同阶层（如普通农牧民与精英阶层）对于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宗教社会内部有不同的教派，宗教社会外部还存在不信教的或者说世俗的藏族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尊重宗教信仰，但更信奉信仰自由。藏族社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取向、群体和声音，也包括对喇嘛教的批评的声音，但恰恰是由于一种深刻的危机感，许多藏族精英将藏族认同完全维系于喇嘛教之上，藏族社会声音的多样性反而被湮没了。在历史和宗教研究方面，一些藏族学者重新研究吐蕃时代的西藏传统，探讨19世纪后期夭折的现代化努力，回溯苯教的形成和衰落，显然也是在探寻西藏的另类传统。因此，理解西藏及其宗教问题也需要打破那种将西藏总体化的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正是西方人观察中国时常常采用的方式。
我还要补充说：我们不但应该请听藏族社会内部的不同声音，我们还应该倾听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员的声音。回族、维吾尔族、羌族、彝族、汉族、蒙古族、独龙族、纳西族、白族、苗族、傣族、普米族、傈僳族等等等等，没有这些不同民族的声音，理解中国的大西南或大西北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能将族群作为声音的唯一根据，我们还应该倾听不同阶层的人的声音：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文化和教育程度的差别、山地与平原差别、河谷与旱地的差别，也应该在多重声音中得到展现。
第二个危机感源自语言问题。西藏地区地市所在地的小学实行汉语为主，兼设藏语课的教育；地市以下单位、农牧区实行藏语为主，兼设汉语课的教育。然而，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藏民对于藏语的学习兴趣大为减弱。这个情况与汉语受到英文的冲击相似，但由于中国汉语人口基数巨大，不会像藏语人口那样产生强烈的语言危机感。在德钦的座谈会上，有青年提到青年一代中说藏语的人的比例下降严重，他们还质疑：连参加藏族文化研讨会的一些藏族学者也不会说藏语，他们怎么能够深入讨论藏族文化呢？
事实上，在座谈中，所有参与者都会说普通话。我后来结识的一位研究苯教的藏族学者对我说，他不喜欢汉语或国语的提法，因为他们从小学习藏语，也学习普通话，普通话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不应该用汉藏的区分加以规定。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汉族本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混合体，语言中包含各民族的要素，汉藏语本有同源性，用近代的民族观对语言加以规定无益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这样的看法在杂居地区易于接受，在民族相对单一的西藏地区，语言的变化势必会引起比杂居地区更为强烈的反应。这个问题并不因为政府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扶持而消失。
第三个危机感源自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尽管过去三十年中，寺院和宗教的发展非常迅速，但交通、媒体、大众文化以及其他生活方式的变迁也正以更为惊人的方式改变着西藏社会。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传统文化与西化的冲突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但从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改革的和启蒙的潮流，它与国家机器自身的变迁相互呼应，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藏族社会一方面置身于甚至比晚清和20世纪汉地社会更为剧烈的变迁之中，另一方面又经历着后革命时代的宗教发展和扩张。这是两种不同的现代传统，即启蒙的传统和宗教的传统，站在这两种不同的传统中，对于同一事件的感知很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穿西服或牛仔裤已经很日常，不会有辜鸿鸣当年的那种痛心疾首的感觉；许多藏人也一样穿西服、牛仔裤、登山服，但另一些藏人认为这是藏族文化的危机。我认识的藏族朋友平时很少穿藏族传统服装，但在参加有关的文化座谈会时却特意改穿传统服装，表明他们在涉及“文化”问题时，内心里有一种矛盾和紧张感。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藏族村寨的传统建筑样式发生了变化，许多年轻人更愿意住楼房，而楼房的室内格局与藏族住宅的布局完全不同。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年纪较大的人抱怨说，现在的建筑将厕所建在室内，完全违背了藏族的传统。很多人听这个问题会觉得好笑，但对满怀文化忧患的藏人而言，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这样的日常生活细节最能显示文化变迁的深度，我们对此觉得好笑本身也说明了我们自身的社会在过去百年中经历了多么深刻的转变。
第四个方面是社会流动，这很可能是一种催化剂。传统中国也存在着社会流动，比如18世纪开始的大规模的内地居民走西北、闯关东的现象，规模很大。但以乡土为中心的社会迁徙与市场社会的新的劳动分工的形成有所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松动和交通工具的改善为大规模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移民的主要态势是从内地往沿海、从乡村往城市集中，规模之浩大，即便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也形成了很大压力。尽管国家对藏区的投入加大，区域差别却在扩大。 “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为了缓解区域差别、促进西部经济发展而确立的，它也不可避免地带动了雪域高原—主要是城市地区--的人口流动（以劳工、技术人员、服务行业从业者、旅游者为主）。如果与东部或其他地区相比，西藏的流动人口数量不大，主要集中在拉萨等中心城市，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季节性的佣工或短期的生意人，根本未像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改变基本的人口构成。但正如马戎和旦增伦珠的研究指出的：“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来自东部、中部汉族地区的流动人口将会使当地族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大幅增加。西部开发不仅将扩大族际交流与合作的空间，也将会突显民族之间的文化宗教差异，就业和资源的激烈竞争，从而使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31]招商引资、社会流动、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社会形成的基本要素，而旅游更是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基本手段。从发展的角度说，这些现象无可厚非，但在上述宗教社会的危机之中，这些要素却可能产生反弹。经济增长能否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依托于各种条件，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发展，怎样的发展，以及如何解释发展？
“承认的政治”与多民族社会的平等问题
西藏问题的复杂性折射出了一个宗教社会自19世纪以降所经历的危机的全部深度，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地区和社会真正解决了这一现代性危机。指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不实指责是一回事，如何应对这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是另一回事。十年前，我在为《文化与公共性》一书撰写的导言中提出过两个核心问题：一、现代社会能否在某些情况下将保障集体性权利置于个人权利之上？二、现代社会以形式主义的法律体系为中心，我们是否还要考虑某些社会的实质性观点？在编译那本文选和撰写导言时，我考虑的就是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承认的政治”问题，但这一问题意识很快就被淹没在“自由主义”的指控之中了。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核心命题无非是法制的市场经济、个人权利、私有产权等。尽管论述比较肤浅，这些命题共同地指向一种程序性的、去政治化的权利自由主义是清晰的。其实，这一自由主义话语也就是现代化理论的翻版。我对私有产权论的批评并不是要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是反对将这一概念作为无所不包的普遍真理。在一个文化多元和族群关系复杂的社会里，平等保护个人权利与平等保护集体权利之间常常会发生矛盾。按照权利自由主义的观点，宪法和法律不能保护任何集体性目标，那样就构成了歧视；而按照社群主义的观点，这种抽象的平等个人及其权利的观念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将它运用于其他社会也构成了歧视。因此，平等尊重不但应该针对个人，而且也应该考虑集体性的目标，比如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的特殊要求。
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事实上就包含了这种对于集体目标的承认。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初期，就曾有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自治表示怀疑，他们有的问：“民族压迫已经取消，民族平等已经实行，只剩下各民族内部的民主问题了，还要实行区域自治吗？少数民族干部已在政权机关担负主要责任，还不是区域自治吗？某些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其社会经济与汉族相同，或缺乏语言文字，也要实行区域自治吗？强调民族形式，不会助长狭隘民族主义吗？”也有人问：区域自治“非有民主不成吗？”“非搞好自治区外部的民族关系不成吗？”[32]区域自治是将自主性与交互性、独特性与普遍性联系起来的方式，它对集体特性加以承认，但并不认为这种集体权利或集体性与普遍性是对立的。那么，对于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是否对其他居民构成歧视性呢？比如在生育政策上，少数民族不受限制和受较小的限制，而主体民族只能生一胎；又比如，少数民族可以享受一些紧缺的生活必需品，而汉人却无权享受或受到严格限制。这些政策曾经在援藏、援疆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中引起很大不满，认为没有被平等对待，但由于考虑到少数民族的人口、习俗的特殊性，这些政策和法律又体现了平等尊重的原则。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区域制度及其相关安排与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有密切关系，例如清代对边疆的治理讲究“从俗从宜”，发展出土司、部落、盟旗和政教等不同的治理模式，而每一种所谓模式又都根据宜俗的原则进行调整和变化。换句话说，这些制度是承认差异的，但在形式主义的平等视野看来，承认差异也就是承认等级性，从而应予否定。
在多元性的社会中，如何将尊重平等和尊重差异这两个原则统一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西方社会是一个权利主导型的社会，少数民族争取权利的斗争往往采取认同政治的形态，也因此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离型民族主义政治，而社群主义者认为应该将这种认同政治转化为“承认的政治”，即通过承认差异来贯彻平等的价值，以弥合社会的分裂。在这里，承认不同文化具有平等价值是一个假设或逻辑起点，而不是实质性的判断，其前提是承认的政治必须在公共交往的前提下进行。所谓公共交往的前提包含两个意思：一、如果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个公共交往中不能各放异彩，承认不同文化具有实质性价值就等于是在屈尊俯就，而屈尊俯就显然是和平等的政治或者说尊严的政治相对立的。因此，多元一体必须以多元性为基础，没有这种多元文化的繁荣，“一体”就是由上至下的。二、公共交往不仅是指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往，而且也指每一个民族内部的充分的交往，没有这个前提，承认的政治就很容易转化为少数人操控族群政治的过程。因此，要想让“多元性”不是成为分离型民族主义的基础，而是成为共存的前提，就必须在每一个“元”中激活交往与自主的政治，而不是将“元”视为一种孤立的、绝对的存在。我们今天最为匮乏的正是不同民族的和同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公共交往和平等对话。例如，当西藏发生骚乱时，藏族的知识分子之间是如何讨论的？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解释吗？
总之，没有民众性的政治基础，民族问题就只能成为少数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而且极易陷入西方舆论所竭力营造的汉藏二元论的框架之中。要打破这一“汉藏矛盾”的框架，就必须重新形成新的平等政治，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间，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让普通人民的声音在这个空间中获得充分表达。
抗议运动是一种尊严政治
西藏问题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现象，它折射出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过程所面临的危机。但是，当西方舆论将这一深刻的、与西方世界自身几个世纪的运动密切相关的问题扭曲为一场反中国、甚至反华人的合唱之时，中国年轻一代、尤其是那些身处西方、对于西方社会的歧视性意识形态抱有深切感受的年轻人而言，心灵受到的创伤和撞击是深刻的。西方舆论不但不能对自己的殖民历史在其他地区造成的遗害做出反省，反而将一场捍卫尊严、追求平等的政治运动污名为“极端民族主义”运动，这除了显示这些媒体的无知和偏见之外，究竟还存在着怎样的政治操控，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这是“无知的冲突”外加新型的冷战政治。
任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都包含着多重的内涵，我不能为参与这场运动的每一个人作出解释。但我认为将这场运动说成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纯属是非不分。首先，这一运动针对的是像CNN这样的霸权性媒体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污辱性的、种族主义的言论，海外留学生反对霸权，讨回公道，作为动力的是一种尊严政治，其中蕴含着要求被平等承认的民主潜力—难道寻求尊严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其次，这是保卫奥运火炬，不是保卫中国火炬，这一行动包含着的寻求世界和平、捍卫各国人民在奥林匹克旗帜下的公共交往的意义，又怎么能够被说成是“狭隘民族主义”？在抗议运动中，也有学生试图将这一运动与反战运动联系起来，表明他们正在将对中国的关住与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和国际主义联系起来。第三，学生运动蕴含了对藏独势力和在西藏发生的有组织暴力的抗议，这种有组织暴力是和国际性的霸权相互关联的。在这里必须严格地将对霸权和有组织暴力的批判与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对当代社会变迁中民族问题的复杂思考区分开来。海外学生运动以最为明确的态度表明了对这些霸权势力和分裂势力的拒绝，从而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声音；没有这样的声音，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总是停留在外交的范围内，而缺乏民间的干预。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为少数人把握而又常常打着民间招牌的今天，学生力量的展示为究竟什么是民间的声音提供了有力注解—这才是真正的民间！这是一个契机，一个让新一代人重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矛盾和困境、理解中国在当代世界的霸权性体系中的真实位置的契机。
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爱国运动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里，它也将成为新的政治得以诞生的契机。在这场运动中，新的事态激发了新一代人的政治热情，让他们参与到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公共生活中来。这不但是对政治冷漠症的克服，而且也焕发了一种道德热情。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 1936年的“12.9”运动，从1950年代新的人民政治主体的诞生到1980年代的学生运动，爱国主义情感始终是一条内在的脉络，它鼓舞了公民责任感，激发了民主和开放的潜力，并为现代平等政治提供了基础。就像鲁迅那一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传统所显示的，这样一种爱国主义情操是和关心弱者、被压迫者的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对中国社会的自我批判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与自我批判及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爱国情操与欧洲民族主义、尤其是以种族观念为内核的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毫不相干。在汶川地震中，中国年轻一代显示出的献身精神是和这种对于社会共同体的热爱密切相关的。这次地震的中心地区就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那里聚居着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各个民族的人，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从未用种族的或者族群的眼光看待受难者—这种意识甚至从未进入过人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他们在为拯救自己的同胞而奋斗。“多元一体”的纽带就是在这种深刻的感情和互助的行动中展现出来的。
说明：本文产生于2008年4月19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翔对作者的一次访谈，后经反复修订和整理，形成现在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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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本书的中译本标题为《发现西藏》，似与原题Mythos Tibet有点出入。该书由耿升先生翻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2] 依波利多·德斯德里的主要著作包括Opere Tibetane di Ippolito Desideri S J. (4 vol.), ed. By Giseppe Toscano. S. X. (Rome, ISMEO, 1981-1989); Letters, the “Relation”(or “Detailed Accout of Tibet, My Joumeys, and the Mission Founded There”) and other Italian works of Desideri, in Luciano Petech, 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Rome, Libreria dello Stato, 1954-57).
[3] Helena Blavatsky.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Nicholas Goodrick-Clarke. Western Esoteric Masters Series. North Atlantic Books, Berkeley 2006.
[4] Jackson Spielvogel & David Redles (1986). "Hitler's Racial Ideology: Content and Occult Sources.". Simon Wiesenthal Center Annual 3, chapter 9. ）
[5] Louis Pauwels &Jacques Bergier, 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 May Flower Books, 1972.
[6] Isrun Engelhardt, Tibet in 1938-1939: Photographs from the Ernst Schafer Expedtion to Tibet, Chicago: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07.
[7] Ernst Schafer: Festival of the White Gauze Scarves: A Research Expedition through Tibet to Lhassa, the holy city of the god realm, 1950.
[8] Robin Cross, The Nazi Expedition, http://www.channel4.com/history/microsites/H/history/n-s/nazimyths.html
[9] “Interview with Ngapoi Ngawang Jig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4, 1998.
[10] Orvile Schell, 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pp. 283-294.
[11]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10页。
[12]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１、２页。
[13] W. J. F. Jenner: The Tyra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92，p.1, 2, 249.
[14]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第334-346页。
[15] 昌都地区在1917年藏军第一次东犯前也不属达赖和噶厦管辖地区，1918年藏军占领后，设立了藏政府昌都总管；1950年昌都战役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解放地区。
[16] 《1949-1966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页。1954年8月2日，在《关于接待达赖、班禅的招待、宣传方针》中，中央政府又明确地说：“中央的方针是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把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爱国力量和其他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见同上书，第50-51页。
[17]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等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关于藏彝走廊的论述，参见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一文，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1月）第27卷第1期，第1-6页。
[18] 康有为：《公民自治篇》，《康南海官制议》卷八，上海广智书局，1905年版。
[19] 顾颉刚：《编中国历史之中心问题》，见《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顾洪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页。
[20]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等著，北京：北京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第1页 。
[21]引自周恩来在1957年8月4日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2]同上。
[23] 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24] 曾维益：《白马藏族及其研究综述》，载石硕主编《藏彝走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208-232。
[25] 平措汪杰：《写给胡锦涛的信》，见http://www.washeng.net/
[26] Ben Hillman, “Money Can’t Buy Tibetans’ Lov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8.
[27] See Cultural Genocide and Asian State Peripheries, ed. Barry Sautman, Gordonsville, VA, USA,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1651-88.
[28] Fred Halliday, “Tibet, Palestine and the politics of failure”, in Open Democracy, see http://www.opendemocracy.net.
[29] 关于“去政治化的政治”，请参见拙著《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纪的终结与九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
[30] 罗开云等：《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78-79页。
[31] 马戎、旦增伦珠：《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报告》, 《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总51期），第168页。
[32] 何龙群：《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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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晖
简介：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前言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前言
发布时间：2007-11-19 15:10:16 来源：中国藏学 作者：馨庵 浏览:71 评论:0
[中图分类号】 G256．4+K24(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6)02一0293—02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现有56个民族,这些民族很早就生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汇合成伟大的中华民族.经过曲折的历史过程,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缔造了统一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同汉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共同缔造和发展了伟大祖国.
在民族大家庭中,藏族同汉族及其他民族结成兄弟手足般的关系.在历史上,中国是个阶级社会,绝大多数民族处于阶级社会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有民族之间的压迫和对抗,也就有民族斗争甚至战争.汉藏两大民族之间在历史上也有过兄弟阋墙,甚至兵戎相见.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汉藏两大民族之间始终存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和交往,形成民族关系的主流.基于长期密切的联系交往,终于在13世纪中期元朝建立后,中央政府正式在西藏施政,西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此后,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管辖之下.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公元13世纪元朝建立后,元朝政府即把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统一在强大的中央政权之下,西藏成为中国11个行省之一.1264年元朝中央设置了总制院, 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区行政事务.1288年改称宣政院,宣政院下设管理西藏地方的机关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朝在西藏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在前后藏设置十三万户、清查户口、建立驿站,确定赋税、颁发封地文书、封赐印信,确立各级官吏职权等等.中央在西藏设官建制自此开始.元朝对西藏拥有完全的主权.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在明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间, 对西藏的管理,基本沿袭了元朝统治西藏的制度,又与元朝有所不同.在西藏和藏区采...,对元朝封任的官员继续承认,以化导、招抚、宣慰的方法,通过诰封、敕命、赏赐等手段,使西藏和藏区各地僧俗首领直接受命于朝廷.对有政治实力的诸教派首领赐以"法王"、"王"、"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明朝还沿袭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明朝对西藏地方设治派官,分封诸王,同样是对西藏行使主权.
公元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清廷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清朝中央设置了理藩院,管理蒙古、西藏等地事务.1653年,顺治帝封赐第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授金册金印.1713年,康熙帝封赐第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名号.1727年,雍正帝正式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督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1751年清廷决定正式建立噶厦政府,规定四名噶伦由一僧三俗出任,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旨意,共同处理西藏地方事务.1791年廓尔喀入侵西藏,清廷派大军入藏,同西藏人民并肩作战,驱逐廓尔喀侵略军出西藏.战后,乾隆帝针对西藏地方各项制度废弛,弊端滋多的情况,力行改革,谕福康安等妥立章程.1793年正式颁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是清廷百余年治藏的经验总结,将西藏的施政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和行政治理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表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和治理进入了鼎盛时期.终清一代,基本按照这一法律原则对西藏实行有效主权管辖.公元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设置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称蒙藏院),管理西藏、蒙古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9年设置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31年达赖喇嘛在南京设西藏驻京办事处,同年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西藏地方派出前后藏地区代表出席了会议.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中华民国期间,外患不已,抗战军兴,国难当头,中央政府孱弱,而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延续其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批准免予掣签、特准坐床继任,就是经由国民政府颁令批准的,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和中央权威.
由此可见,700余年来,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一直行使着有效主权管辖,这是举世公认,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近百多年来,我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的同时,也侵入西藏.帝国主义者玩弄阴谋诡计、制造各种谎言,千方百计企图阻挠中国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主权,妄图侵占这块神圣领土.从19世纪下半叶起,英国两次发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随后他们在西藏上层集团中培植亲帝分离主义势力,不断挑拨离间,破坏民族内部团结,加紧分裂中国的罪恶勾当,鼓吹"西藏独立",曾使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蒙受严重的损害.但帝国主义者和西藏少数亲帝分离主义势力的"独立"阴谋始终未能得逞,西藏从来没有成为"独立国家",世界上也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外交上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所公认的史实.即便如昔日英国......"(西藏)必须继续被认为中国的一个省".又如....."在以往数百年当中,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外面的国家曾经否认过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人民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走上与祖国共同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西藏上层集团中少数亲帝分离主义分子的罪恶阴谋,遭到了彻底破产.
�"臼楸嘧闹既�,是根据大量的汉藏载籍,尤其是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有关西藏及藏区事务的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经过认真的筛选、缜密的考证和严谨的分析,以朝代为序,依次对700余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从而得出有理有据的结论.用无可辩驳的大量史实,揭露达赖集团鼓吹"西藏独立"、歪曲西藏与祖国关系历史的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期待一切不具偏见的中外阅读者可以从中明辨是非,以匡正国际视听.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 馨庵,中国藏学出版社编审,已退体.(北京 100101)
发布时间：2007-11-19 15:10:16 来源：中国藏学 作者：馨庵 浏览:71 评论:0
[中图分类号】 G256．4+K24(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6)02一0293—02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现有56个民族,这些民族很早就生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汇合成伟大的中华民族.经过曲折的历史过程,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缔造了统一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同汉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共同缔造和发展了伟大祖国.
在民族大家庭中,藏族同汉族及其他民族结成兄弟手足般的关系.在历史上,中国是个阶级社会,绝大多数民族处于阶级社会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有民族之间的压迫和对抗,也就有民族斗争甚至战争.汉藏两大民族之间在历史上也有过兄弟阋墙,甚至兵戎相见.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汉藏两大民族之间始终存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和交往,形成民族关系的主流.基于长期密切的联系交往,终于在13世纪中期元朝建立后,中央政府正式在西藏施政,西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此后,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管辖之下.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公元13世纪元朝建立后,元朝政府即把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统一在强大的中央政权之下,西藏成为中国11个行省之一.1264年元朝中央设置了总制院, 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区行政事务.1288年改称宣政院,宣政院下设管理西藏地方的机关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朝在西藏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在前后藏设置十三万户、清查户口、建立驿站,确定赋税、颁发封地文书、封赐印信,确立各级官吏职权等等.中央在西藏设官建制自此开始.元朝对西藏拥有完全的主权.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在明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间, 对西藏的管理,基本沿袭了元朝统治西藏的制度,又与元朝有所不同.在西藏和藏区采...,对元朝封任的官员继续承认,以化导、招抚、宣慰的方法,通过诰封、敕命、赏赐等手段,使西藏和藏区各地僧俗首领直接受命于朝廷.对有政治实力的诸教派首领赐以"法王"、"王"、"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明朝还沿袭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明朝对西藏地方设治派官,分封诸王,同样是对西藏行使主权.
公元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清廷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清朝中央设置了理藩院,管理蒙古、西藏等地事务.1653年,顺治帝封赐第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授金册金印.1713年,康熙帝封赐第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名号.1727年,雍正帝正式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督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1751年清廷决定正式建立噶厦政府,规定四名噶伦由一僧三俗出任,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旨意,共同处理西藏地方事务.1791年廓尔喀入侵西藏,清廷派大军入藏,同西藏人民并肩作战,驱逐廓尔喀侵略军出西藏.战后,乾隆帝针对西藏地方各项制度废弛,弊端滋多的情况,力行改革,谕福康安等妥立章程.1793年正式颁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是清廷百余年治藏的经验总结,将西藏的施政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和行政治理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表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和治理进入了鼎盛时期.终清一代,基本按照这一法律原则对西藏实行有效主权管辖.公元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设置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称蒙藏院),管理西藏、蒙古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9年设置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31年达赖喇嘛在南京设西藏驻京办事处,同年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西藏地方派出前后藏地区代表出席了会议.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中华民国期间,外患不已,抗战军兴,国难当头,中央政府孱弱,而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延续其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批准免予掣签、特准坐床继任,就是经由国民政府颁令批准的,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和中央权威.
由此可见,700余年来,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一直行使着有效主权管辖,这是举世公认,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近百多年来,我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的同时,也侵入西藏.帝国主义者玩弄阴谋诡计、制造各种谎言,千方百计企图阻挠中国政府在西藏地方行使主权,妄图侵占这块神圣领土.从19世纪下半叶起,英国两次发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随后他们在西藏上层集团中培植亲帝分离主义势力,不断挑拨离间,破坏民族内部团结,加紧分裂中国的罪恶勾当,鼓吹"西藏独立",曾使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蒙受严重的损害.但帝国主义者和西藏少数亲帝分离主义势力的"独立"阴谋始终未能得逞,西藏从来没有成为"独立国家",世界上也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外交上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所公认的史实.即便如昔日英国......"(西藏)必须继续被认为中国的一个省".又如....."在以往数百年当中,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外面的国家曾经否认过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人民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走上与祖国共同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西藏上层集团中少数亲帝分离主义分子的罪恶阴谋,遭到了彻底破产.
�"臼楸嘧闹既�,是根据大量的汉藏载籍,尤其是元、明、清直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有关西藏及藏区事务的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经过认真的筛选、缜密的考证和严谨的分析,以朝代为序,依次对700余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从而得出有理有据的结论.用无可辩驳的大量史实,揭露达赖集团鼓吹"西藏独立"、歪曲西藏与祖国关系历史的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期待一切不具偏见的中外阅读者可以从中明辨是非,以匡正国际视听.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 馨庵,中国藏学出版社编审,已退体.(北京 100101)
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需再行“自决”
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需再行“自决”
作者： 王家伟 尼玛坚赞 撰写时间： 2004-11-26 14:43:56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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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在全区民主普选的基础上，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于当年9月1日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即人民政府），是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全体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自己当家做主，并为全体西藏人民谋利益的人民政权，受到了广大西藏人民的热烈拥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范普拉赫先生却攻击说：这是“把一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方相一致的政治体制强加于西藏”。他还鼓噪如今西藏需要实行“民族自决”。并攻击中国共产党“背叛”了自己早年提过的民族自决原则。
范普拉赫先生不懂得也不愿看到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正确的，在西藏地区实行的效果也是好的。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经验逐渐丰富、日益符合国情、最终走向成熟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义革命的早期，根据列宁主义原则，曾提出过国内各少数民族自决的口号。如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明确写道：“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①
从这些历史文献中，也可清楚地看出：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国内少数民族自决、独立，完全是以削弱和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封建政权的统治为前提，是在国内还存在民族压迫、中国人民尚未取得全国政权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此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还局限在较小的苏区内，基本上还没有直接碰到处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从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到谋求与蒋介石国民政府联合抗日的重大策略转变前后，就相应地改变了对国内民族问题的提法，在仍然承认少数民族自决原则的同时，提出了民族自治的口号。这时中华苏维埃政权直接碰到了处理同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关系问题，感到民族自治更适合中国的国情。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就说：“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②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灭亡中国，采取了离间民族关系，分割占领的政策，在东北地区制造了“满洲独立”，在华北、西北地区策划“蒙古独立”、建立“大回回国”等阴谋，以“独立”、“自治”等为幌子，实现其肢解、奴役整个中华民族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识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在西北、华北地区组织领导民众抗日斗争，处理同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是既提民族自决，又提民族自治。如1937年8月15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① 在1940年4月《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明确提出“回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允许回族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 ”。② 在1940年7月《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又提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蒙奸所制造的傀儡政府的实质，揭露‘日蒙民族协和’和‘日本帮助扶植蒙古民族自治独立’以及‘反共’、‘和平’、挑拨蒙汉恶感等一切阴谋诡计”；规定“蒙古民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蒙古民族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③
上述指导思想，对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阴谋，团结回、蒙等族人民，夺取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第十七条明确写道：“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④ 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公开提出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制度。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内蒙工作方针中明确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⑤
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北方的解放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这对团结蒙、汉等族人民，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夺取革命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写上了“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条款。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再次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这样，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成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并构成新中国国体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这一政治制度，40多年来，在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共建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4个自治县（旗）和1500多个民族乡。在各自治区、州、县和民族乡中，各少数民族人民充分享受着民族平等、当家做主的权利，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合作，实现着全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进步和繁荣。
事实充分证明，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符合中国国情，是行之有效的，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由于国情和历史条件等不相同，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形式和许多内容上都与列宁实行的前苏联各民族加盟共和国联邦制度有所不同。但是，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其核心都是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加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抵制、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挑拨离间；总之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
同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样，解放后的西藏，生活在民族平等、团结、友爱的祖国大家庭中，并于1956年开始筹备成立自治区的工作。
但是，外国反动势力不断插手西藏，企图使西藏地方再度成为其势力范围或半殖民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则惧怕封建农奴制度灭亡，需要破坏刚刚出现的民族团结局面，因而在外国反华势力怂恿下，竭力阻挠自治区筹备工作的开展，并发动叛乱。事实说明，在外国反动势力支持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要成立西藏自治区是不可能的
作者： 王家伟 尼玛坚赞 撰写时间： 2004-11-26 14:43:56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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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在全区民主普选的基础上，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于当年9月1日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即人民政府），是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全体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自己当家做主，并为全体西藏人民谋利益的人民政权，受到了广大西藏人民的热烈拥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范普拉赫先生却攻击说：这是“把一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方相一致的政治体制强加于西藏”。他还鼓噪如今西藏需要实行“民族自决”。并攻击中国共产党“背叛”了自己早年提过的民族自决原则。
范普拉赫先生不懂得也不愿看到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正确的，在西藏地区实行的效果也是好的。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经验逐渐丰富、日益符合国情、最终走向成熟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义革命的早期，根据列宁主义原则，曾提出过国内各少数民族自决的口号。如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明确写道：“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①
从这些历史文献中，也可清楚地看出：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国内少数民族自决、独立，完全是以削弱和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封建政权的统治为前提，是在国内还存在民族压迫、中国人民尚未取得全国政权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此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还局限在较小的苏区内，基本上还没有直接碰到处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从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到谋求与蒋介石国民政府联合抗日的重大策略转变前后，就相应地改变了对国内民族问题的提法，在仍然承认少数民族自决原则的同时，提出了民族自治的口号。这时中华苏维埃政权直接碰到了处理同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关系问题，感到民族自治更适合中国的国情。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就说：“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②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灭亡中国，采取了离间民族关系，分割占领的政策，在东北地区制造了“满洲独立”，在华北、西北地区策划“蒙古独立”、建立“大回回国”等阴谋，以“独立”、“自治”等为幌子，实现其肢解、奴役整个中华民族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识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在西北、华北地区组织领导民众抗日斗争，处理同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是既提民族自决，又提民族自治。如1937年8月15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① 在1940年4月《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明确提出“回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允许回族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 ”。② 在1940年7月《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又提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蒙奸所制造的傀儡政府的实质，揭露‘日蒙民族协和’和‘日本帮助扶植蒙古民族自治独立’以及‘反共’、‘和平’、挑拨蒙汉恶感等一切阴谋诡计”；规定“蒙古民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蒙古民族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③
上述指导思想，对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阴谋，团结回、蒙等族人民，夺取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第十七条明确写道：“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④ 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公开提出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制度。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内蒙工作方针中明确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⑤
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北方的解放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这对团结蒙、汉等族人民，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夺取革命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写上了“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条款。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再次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这样，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成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并构成新中国国体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这一政治制度，40多年来，在全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共建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4个自治县（旗）和1500多个民族乡。在各自治区、州、县和民族乡中，各少数民族人民充分享受着民族平等、当家做主的权利，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合作，实现着全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进步和繁荣。
事实充分证明，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符合中国国情，是行之有效的，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由于国情和历史条件等不相同，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形式和许多内容上都与列宁实行的前苏联各民族加盟共和国联邦制度有所不同。但是，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其核心都是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加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抵制、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挑拨离间；总之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
同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样，解放后的西藏，生活在民族平等、团结、友爱的祖国大家庭中，并于1956年开始筹备成立自治区的工作。
但是，外国反动势力不断插手西藏，企图使西藏地方再度成为其势力范围或半殖民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则惧怕封建农奴制度灭亡，需要破坏刚刚出现的民族团结局面，因而在外国反华势力怂恿下，竭力阻挠自治区筹备工作的开展，并发动叛乱。事实说明，在外国反动势力支持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要成立西藏自治区是不可能的
民族自决”的局限性
民族自决”的局限性
作者：程亚文 2008-8-11 22:55:49
波黑战争中的塞族英雄卡拉季奇近日被逮捕，使得十几年前南斯拉夫四分五裂为多个新的民族国家时的隐痛，也再次浮出水面。
南斯拉夫解体不过是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变迁的一部分，同期发生的苏联帝国塌陷，更让世界看呆了眼睛。令人称奇的是，早在1971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就曾信誓旦旦地在演讲中说：“苏联分裂为一个个独立的共和国的一天总会到来。”原因就在于苏联的多族群性和宗教争端。这种恶兆直到今天仍在折磨着许多国家。南美洲的玻利维亚近来就有点烦。该国制宪大会去年批准新宪法草案，赋予中央政府更大权力控制地方财政收支，草案一旦经由全民公投批准，将成为新宪法。这一宪法草案引起了该国东部一些省份的不满，属于东部的圣克鲁斯省5月初举行本省自治公投，一时之间在玻国引起激烈政治纷争。玻国一些富省的自治要求，交织其中的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族群因素。东部省份居民多为欧洲移民后裔且较为富裕，西部安第斯山脉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居民主要为印第安人。这一纷争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地区发展差别过大，容易在一国之内引发地方分裂倾向；另一个是，当代世界仍极为缺乏超越血缘、语言、地方文化的世界主义精神，族裔分际仍不时影响到国家和国际稳定。
促使克罗地亚人铁托所创立的多族群国家最终分崩离析的主要思想，乃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自决”理论。苏联解体和玻利维亚富省的自治公投，背后的思想形态亦如一辙。在这种理念中，政治独立具有可以想象的绝对必要性，是民族和国家的最高价值。于是，“民族”的前途就不再有其他可能，而只有一种可能：即政治独立，也就是英国民族问题学者盖尔纳所说的民族疆界与政治疆界的合一。然而，因族裔民族主义而引发的国内国际紧张和仇视冲突，无疑已深刻暴露出“民族自决”原则的局限性。
“民族自决”的基本哲学内涵，在哲学家赵汀阳看来，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尺度去思考问题”，这就容易形成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冲突，世界就不是一个和谐世界而是冲突世界。由“民族自决”而建民族（族群）国家，实际上只是保障个体和群体权利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具有高度的排他性。民族主义发生阶段的“民族自决”，虽然“民族”超越了血缘、语言和族性限制，但它仍然主张国家是“民族”的归宿，不同的“民族”应建立不同的国家，而国家又是内外有别的。世界因此是一个区分了“我”与“他者”、有着本质分别的世界。伸张“民族自决”的结果，自然就是强调“人”的个体和族群权利，而遮蔽了人的“世界”性特征。它的实践表现，就是对“他者”利益和情感的损害，而反过来又会因冤冤相报而伤及自身。“民族自决”思想从其发端，不能不说就内在隐含了反人权的特质。
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决”主张，在实践当中没有表现出太大破坏性，乃是因为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基本上是从原有臣民国家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更多是致力于改变一国内部的阶级阶层结构，并没有颠覆国际层面的政治结构，故而不会损害国内族群关系，也不会对其他国家的权益造成多大影响。即便如此，它在哲学视野上的先天不足还是为国民性质的民族主义，后来蜕变为族裔性的民族主义埋下了伏笔。对当代世界来说，民族主义的常见形态，就是各既定国家内部的族裔民族主义。对它一股脑儿加以横眉冷对，当然没有必要。一个家庭内兄弟尚可分家，一个国家内不同族群分化为政治独立的不同政治主体，理论上来说并无不可。在一个国家内部，族群关系面临了以下三种情况或前提时，个别族群确实也有权诉诸“民族自决” 而建立民族国家：一是某一族群的确在一国之内受到严重压迫，其生存权利受到践踏甚至存在种族灭绝危险；二是其独立诉求得到其他生存群体的同意；三是独立过程不会对其他生存群体和原所属政治单位造成伤害。
从20世纪上半叶以来众多民族追求政治独立的过程看，“民族自决”原则有它的合理性，即任何民族或族群在面对强制和高压时，都有保持自身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甚至独立建国的权利。然而，从它引起无数冲突和战争的经历看，“ 民族自决”又的确有着深刻的哲学视野和现实政治的局限性，它经常又会加剧现实世界的紊乱和危机，使人类社会在某一地域和时间面临文明倒退。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的思想演变和具体实践历程，给今天的人类生活带来的是两个历史启示，一是对于多族群共处的国家来说，强大族群一定要充分体谅到弱小族群的情感和利益，要追求在国家内部超越族群界限实现相对均等的公民权利；二是任何族群的政治权利诉求都应有其限度，不能因为一个族群在一个国家中处于弱势，就无限度地选择手段追求无限度的政治目标（即建立新国家）。权利或政治诉求过度化的世界必然是冲突世界，而相互容忍和妥协才会造就和谐世界。
作者为北京战略研究学者
作者：程亚文 2008-8-11 22:55:49
波黑战争中的塞族英雄卡拉季奇近日被逮捕，使得十几年前南斯拉夫四分五裂为多个新的民族国家时的隐痛，也再次浮出水面。
南斯拉夫解体不过是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变迁的一部分，同期发生的苏联帝国塌陷，更让世界看呆了眼睛。令人称奇的是，早在1971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就曾信誓旦旦地在演讲中说：“苏联分裂为一个个独立的共和国的一天总会到来。”原因就在于苏联的多族群性和宗教争端。这种恶兆直到今天仍在折磨着许多国家。南美洲的玻利维亚近来就有点烦。该国制宪大会去年批准新宪法草案，赋予中央政府更大权力控制地方财政收支，草案一旦经由全民公投批准，将成为新宪法。这一宪法草案引起了该国东部一些省份的不满，属于东部的圣克鲁斯省5月初举行本省自治公投，一时之间在玻国引起激烈政治纷争。玻国一些富省的自治要求，交织其中的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族群因素。东部省份居民多为欧洲移民后裔且较为富裕，西部安第斯山脉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居民主要为印第安人。这一纷争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地区发展差别过大，容易在一国之内引发地方分裂倾向；另一个是，当代世界仍极为缺乏超越血缘、语言、地方文化的世界主义精神，族裔分际仍不时影响到国家和国际稳定。
促使克罗地亚人铁托所创立的多族群国家最终分崩离析的主要思想，乃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自决”理论。苏联解体和玻利维亚富省的自治公投，背后的思想形态亦如一辙。在这种理念中，政治独立具有可以想象的绝对必要性，是民族和国家的最高价值。于是，“民族”的前途就不再有其他可能，而只有一种可能：即政治独立，也就是英国民族问题学者盖尔纳所说的民族疆界与政治疆界的合一。然而，因族裔民族主义而引发的国内国际紧张和仇视冲突，无疑已深刻暴露出“民族自决”原则的局限性。
“民族自决”的基本哲学内涵，在哲学家赵汀阳看来，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尺度去思考问题”，这就容易形成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冲突，世界就不是一个和谐世界而是冲突世界。由“民族自决”而建民族（族群）国家，实际上只是保障个体和群体权利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具有高度的排他性。民族主义发生阶段的“民族自决”，虽然“民族”超越了血缘、语言和族性限制，但它仍然主张国家是“民族”的归宿，不同的“民族”应建立不同的国家，而国家又是内外有别的。世界因此是一个区分了“我”与“他者”、有着本质分别的世界。伸张“民族自决”的结果，自然就是强调“人”的个体和族群权利，而遮蔽了人的“世界”性特征。它的实践表现，就是对“他者”利益和情感的损害，而反过来又会因冤冤相报而伤及自身。“民族自决”思想从其发端，不能不说就内在隐含了反人权的特质。
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决”主张，在实践当中没有表现出太大破坏性，乃是因为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基本上是从原有臣民国家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更多是致力于改变一国内部的阶级阶层结构，并没有颠覆国际层面的政治结构，故而不会损害国内族群关系，也不会对其他国家的权益造成多大影响。即便如此，它在哲学视野上的先天不足还是为国民性质的民族主义，后来蜕变为族裔性的民族主义埋下了伏笔。对当代世界来说，民族主义的常见形态，就是各既定国家内部的族裔民族主义。对它一股脑儿加以横眉冷对，当然没有必要。一个家庭内兄弟尚可分家，一个国家内不同族群分化为政治独立的不同政治主体，理论上来说并无不可。在一个国家内部，族群关系面临了以下三种情况或前提时，个别族群确实也有权诉诸“民族自决” 而建立民族国家：一是某一族群的确在一国之内受到严重压迫，其生存权利受到践踏甚至存在种族灭绝危险；二是其独立诉求得到其他生存群体的同意；三是独立过程不会对其他生存群体和原所属政治单位造成伤害。
从20世纪上半叶以来众多民族追求政治独立的过程看，“民族自决”原则有它的合理性，即任何民族或族群在面对强制和高压时，都有保持自身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甚至独立建国的权利。然而，从它引起无数冲突和战争的经历看，“ 民族自决”又的确有着深刻的哲学视野和现实政治的局限性，它经常又会加剧现实世界的紊乱和危机，使人类社会在某一地域和时间面临文明倒退。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的思想演变和具体实践历程，给今天的人类生活带来的是两个历史启示，一是对于多族群共处的国家来说，强大族群一定要充分体谅到弱小族群的情感和利益，要追求在国家内部超越族群界限实现相对均等的公民权利；二是任何族群的政治权利诉求都应有其限度，不能因为一个族群在一个国家中处于弱势，就无限度地选择手段追求无限度的政治目标（即建立新国家）。权利或政治诉求过度化的世界必然是冲突世界，而相互容忍和妥协才会造就和谐世界。
作者为北京战略研究学者
Thursday, August 14, 2008
装备制造业领航经济结构调整
装备制造业领航经济结构调整
时间：2006年10月20日09:28 我来说两句 机构：搜狐证券
财经博客 张军：“国有制”的喜宴 艾葳：2007年中国股市是属于散户的年代
【来源：搜狐证券】
今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以来，后续的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如何免费阅读机构内参高级版，获得最有投资价值的狂飙黑马？查询详情：www.dajia888.net）其中以《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和《关于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最具冲击性，指导具体行业发展的专项规划《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06～2015)》也随后出台，振兴政策如期向细化、可操作化方向发展。
从近期相关装备制造业会议上一些领导的谈话中透露的信息表明，业内人士认为在今年四季度或者明年上半年仍将有几个备受关注的政策出台。比如：对外商投资指导目录的修订、鼓励机电产品出口政策、鼓励自主创新政策、鼓励采用国产设备、机床产业专项规划等。并且，这些后续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更为具体、直接，相关的行业，如机床、工程机械、造船、飞机制造、矿山机械等，将在税收、资金、研发、市场等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不论是近期业绩还是长远发展都将受益。
对于一个大行业，如此高密度地出台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这足以说明政府对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决心。在决心的背后，或许人们可以看到推动产业升级、带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思路。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在经历了低附加值、劳动密集、资源密集阶段后，如果不能顺势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发展资金、技术、知识、创新含量更高的产业、产品，经济增长终将归于平淡。成者如日本、韩国，败者如拉美国家的巴西、阿根廷。近期我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显然是针对此问题而来，未来几年国内制造业无疑将会循着产业升级这个大方向走下去，成为拉动出口、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主要领域。由于我国制造业政策、市?⑷瞬拧⒆式稹⒓际酢⒉祷〉戎疃嘁靥跫锰於篮瘢⒄固品浅Ｖ档每春谩?
投资增速虽存变数 但不会过度回落
从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投资数据看，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加21.5%，环比回落5.9%，回落速度超出预期。自7月份环比回落7%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连续两个月回落，二季度以来高频率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尽管1～8月固定资产投资为29.1%，仍处于偏高区间。随着增速的回落，预计政策下一步的重点将是维持现有调控成果，更剧烈的调控预期逐渐弱化。
不过，投资增速的回落又引起了大家新的担心，回落的趋势会不会持续下去？投资的回落会不会影响下游需求？哪些细分产品受影响程度较小？并且，今年头两个季度的高速增长带来的高基数，会不会对明年的业绩增速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投资增速多少才算合理，本身很难界定，不过由于\"十一五\"规划刚刚开始，要实现一系列既定目标，从历史数据看在20%～25%的增长速度是比较理想的区间。从经济的增长动力看，以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完全不必担心增速的过度回落。
政策振兴唱主角 机床工业首先受益
从政策上看，国家非常重视机床工具工业发展，把发展数控产业先后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国务院关于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的重要任务之中。预计四季度，最晚到明年上半年，酝酿已久的\"数控机床专项规划\"将会出台。从目前的信息看，规划的目标相当具体，相关的配套财政、税收、关税政策比较优惠，将给机床企业带来直接利好。
从销售数据看，今年1～8月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同比增长34.42%，其中高精度机床和数控机床的产量增幅更高，分别达到75.82%和50.99%，增长态势较好。如果从下游制造业升级换代的需求看，作为\"母机\"，机床行业的景气将是长期的。从进口替代和产业转移的角度看，我国作为全球第一机床消费大国，每年60亿美元以上的进口需求，替代空间巨大。
周期性特点明显 工程机械估值偏低
机械行业尤其是工程机械的下游需求与投资高度相关，投资的季节、周期性变动往往对产品销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不过，不同产品对投资增长的反应有一定差别。与基建投资、房地产相关度较高的铲土机械、混凝土机械、压实机械等受投资增速变动影响较为明显，波动幅度较大。而叉车、起重机则波动幅度较小，增长势头明显。从2004年初的调控效果看，这几大类产品受调控影响敏感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压实机械、铲土机械、混凝土机械、起重机、叉车。不过，随着2005年初以来基建投资的增速加快，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上升，相关的铲土机械、混凝土机械受调控的影响大大减弱。
今年一季度工程机械的火爆行情是有目共睹的，主要产品的销量增速都在30%以上。不过，这种高增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2005年初的基数较低，以及2005 年四季度对经济的悲观预期带来的需求下降。如果从总量上看，许多产品销量基本达到2004年调控以来的最好水平，不过产量的增加并不出格，不会对2007 年的增长形成过高的基数。在二季度调控以后，虽然产量受季节性影响环比下降，但是主要产品除压实机械和混凝土机械外产量同比仍保持较高增速（混凝土机械增速下降是由于去年同期产量基数较高）。明年，带动国内市场需求的因素，如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公交、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并且随着国外市场的开拓，出口收入占比将进一步增加。
订单与价格创新高 船舶企业效益超预期
从近期新船订单价格看，各种型号的油船和散货船船价都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全球船市的火爆行情依旧。由于韩日主要造船厂订单基本都排到2009年甚至 2010年以后，中国的造船业2008年以后开始大幅度释放的产能正当其时。推测由于受2009～2010年之前淘汰单壳油轮共同规范的影响，一直到 2008年油船市场都将维持景气。
而这几年散货船定量的减少又会使几年之后散货船的供给发生短缺，从而进一步延长船市的景气周期。由于造船业建造周期一般在一年以上，2005年以后签订的高价订单将在2006年二季度以后建造，并且钢材价格近期不断下挫，明年预计基本维持低位，预计今明两年造船业主要企业效益大幅增加的势头较为确定，可能超出预期。
资产注入不断 航空制造业市场容量巨大
近期，航空制造业上市公司资产注入一直是市场的热点，国内两大航空集团，一航集团民品上市的思路较为明确，二航基本完成地方公司的航空与汽车业分离，未来的资本运作走向尚不明确。从航空市场的订单看，军工的采购近几年相当饱满，未来随着航空运输业和民用航空的开放，市场容量相当可观。并且，从国家安全、产业升级等角度考虑，飞机制造业也是振兴装备制造业重要的一环。
更新换代带来机遇 煤炭机械趋向高端化
从2002年开始经过四年的投资，原煤产量增幅在58%以上，基本缓和前期煤炭供不应求的状况，预计未来几年煤炭行业投资将趋于平稳。不过从历史数据看，煤炭行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在2000年降到0.57%的历史低点，带来的后果就是煤炭行业随后几年的短缺状况，因此从能源安全角度考虑，预计未来这个比例不会在1%以下，每年的增长在两位数问题不大。今年1～8月，煤炭开采与洗选业投资的增速是36.3%，虽然从5月份开始由于宏观调控开始回落，不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从煤炭行业的规划看，未来煤炭行业将向企业规模大型化、生产机械化、高效率、高安全性方向发展，未来煤机行业的需求将不只是依靠新增产能，老设备的更新换代将是带动煤机景气的主要看点，从而给煤机行业尤其是高端产品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大家发资讯网 www.dajia888.net”整理
作者声明：在本机构、本人所知情的范围内,本机构、本人以及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人与所述文章内容没有利害关系。本版文章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文责自负。读者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时间：2006年10月20日09:28 我来说两句 机构：搜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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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以来，后续的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如何免费阅读机构内参高级版，获得最有投资价值的狂飙黑马？查询详情：www.dajia888.net）其中以《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和《关于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最具冲击性，指导具体行业发展的专项规划《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06～2015)》也随后出台，振兴政策如期向细化、可操作化方向发展。
从近期相关装备制造业会议上一些领导的谈话中透露的信息表明，业内人士认为在今年四季度或者明年上半年仍将有几个备受关注的政策出台。比如：对外商投资指导目录的修订、鼓励机电产品出口政策、鼓励自主创新政策、鼓励采用国产设备、机床产业专项规划等。并且，这些后续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更为具体、直接，相关的行业，如机床、工程机械、造船、飞机制造、矿山机械等，将在税收、资金、研发、市场等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不论是近期业绩还是长远发展都将受益。
对于一个大行业，如此高密度地出台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这足以说明政府对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决心。在决心的背后，或许人们可以看到推动产业升级、带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思路。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在经历了低附加值、劳动密集、资源密集阶段后，如果不能顺势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发展资金、技术、知识、创新含量更高的产业、产品，经济增长终将归于平淡。成者如日本、韩国，败者如拉美国家的巴西、阿根廷。近期我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显然是针对此问题而来，未来几年国内制造业无疑将会循着产业升级这个大方向走下去，成为拉动出口、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主要领域。由于我国制造业政策、市?⑷瞬拧⒆式稹⒓际酢⒉祷〉戎疃嘁靥跫锰於篮瘢⒄固品浅Ｖ档每春谩?
投资增速虽存变数 但不会过度回落
从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投资数据看，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加21.5%，环比回落5.9%，回落速度超出预期。自7月份环比回落7%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连续两个月回落，二季度以来高频率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尽管1～8月固定资产投资为29.1%，仍处于偏高区间。随着增速的回落，预计政策下一步的重点将是维持现有调控成果，更剧烈的调控预期逐渐弱化。
不过，投资增速的回落又引起了大家新的担心，回落的趋势会不会持续下去？投资的回落会不会影响下游需求？哪些细分产品受影响程度较小？并且，今年头两个季度的高速增长带来的高基数，会不会对明年的业绩增速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投资增速多少才算合理，本身很难界定，不过由于\"十一五\"规划刚刚开始，要实现一系列既定目标，从历史数据看在20%～25%的增长速度是比较理想的区间。从经济的增长动力看，以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完全不必担心增速的过度回落。
政策振兴唱主角 机床工业首先受益
从政策上看，国家非常重视机床工具工业发展，把发展数控产业先后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国务院关于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的重要任务之中。预计四季度，最晚到明年上半年，酝酿已久的\"数控机床专项规划\"将会出台。从目前的信息看，规划的目标相当具体，相关的配套财政、税收、关税政策比较优惠，将给机床企业带来直接利好。
从销售数据看，今年1～8月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同比增长34.42%，其中高精度机床和数控机床的产量增幅更高，分别达到75.82%和50.99%，增长态势较好。如果从下游制造业升级换代的需求看，作为\"母机\"，机床行业的景气将是长期的。从进口替代和产业转移的角度看，我国作为全球第一机床消费大国，每年60亿美元以上的进口需求，替代空间巨大。
周期性特点明显 工程机械估值偏低
机械行业尤其是工程机械的下游需求与投资高度相关，投资的季节、周期性变动往往对产品销量产生较大的影响。不过，不同产品对投资增长的反应有一定差别。与基建投资、房地产相关度较高的铲土机械、混凝土机械、压实机械等受投资增速变动影响较为明显，波动幅度较大。而叉车、起重机则波动幅度较小，增长势头明显。从2004年初的调控效果看，这几大类产品受调控影响敏感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压实机械、铲土机械、混凝土机械、起重机、叉车。不过，随着2005年初以来基建投资的增速加快，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上升，相关的铲土机械、混凝土机械受调控的影响大大减弱。
今年一季度工程机械的火爆行情是有目共睹的，主要产品的销量增速都在30%以上。不过，这种高增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2005年初的基数较低，以及2005 年四季度对经济的悲观预期带来的需求下降。如果从总量上看，许多产品销量基本达到2004年调控以来的最好水平，不过产量的增加并不出格，不会对2007 年的增长形成过高的基数。在二季度调控以后，虽然产量受季节性影响环比下降，但是主要产品除压实机械和混凝土机械外产量同比仍保持较高增速（混凝土机械增速下降是由于去年同期产量基数较高）。明年，带动国内市场需求的因素，如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公交、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并且随着国外市场的开拓，出口收入占比将进一步增加。
订单与价格创新高 船舶企业效益超预期
从近期新船订单价格看，各种型号的油船和散货船船价都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全球船市的火爆行情依旧。由于韩日主要造船厂订单基本都排到2009年甚至 2010年以后，中国的造船业2008年以后开始大幅度释放的产能正当其时。推测由于受2009～2010年之前淘汰单壳油轮共同规范的影响，一直到 2008年油船市场都将维持景气。
而这几年散货船定量的减少又会使几年之后散货船的供给发生短缺，从而进一步延长船市的景气周期。由于造船业建造周期一般在一年以上，2005年以后签订的高价订单将在2006年二季度以后建造，并且钢材价格近期不断下挫，明年预计基本维持低位，预计今明两年造船业主要企业效益大幅增加的势头较为确定，可能超出预期。
资产注入不断 航空制造业市场容量巨大
近期，航空制造业上市公司资产注入一直是市场的热点，国内两大航空集团，一航集团民品上市的思路较为明确，二航基本完成地方公司的航空与汽车业分离，未来的资本运作走向尚不明确。从航空市场的订单看，军工的采购近几年相当饱满，未来随着航空运输业和民用航空的开放，市场容量相当可观。并且，从国家安全、产业升级等角度考虑，飞机制造业也是振兴装备制造业重要的一环。
更新换代带来机遇 煤炭机械趋向高端化
从2002年开始经过四年的投资，原煤产量增幅在58%以上，基本缓和前期煤炭供不应求的状况，预计未来几年煤炭行业投资将趋于平稳。不过从历史数据看，煤炭行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在2000年降到0.57%的历史低点，带来的后果就是煤炭行业随后几年的短缺状况，因此从能源安全角度考虑，预计未来这个比例不会在1%以下，每年的增长在两位数问题不大。今年1～8月，煤炭开采与洗选业投资的增速是36.3%，虽然从5月份开始由于宏观调控开始回落，不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从煤炭行业的规划看，未来煤炭行业将向企业规模大型化、生产机械化、高效率、高安全性方向发展，未来煤机行业的需求将不只是依靠新增产能，老设备的更新换代将是带动煤机景气的主要看点，从而给煤机行业尤其是高端产品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大家发资讯网 www.dajia888.net”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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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ugust 10, 2008
国企改革15年
国企改革15年
作者：王忠明 2008-8-11 22:55:49
编者按
经过上下持续整整十年的不懈努力，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企改革初显成效。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覆盖面最广、动静最大、形势最严峻的一个阶段，其风险和困难也都是最大的。审视中国的国企改革，是观察中国改革波澜壮阔进程的绝佳视角。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漫长历程中，
除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外，还有好几届“三中全会”均颇具纲领性意义，比如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则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问题。有意思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凝炼为十六个字，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而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也凝炼为十六个字，即“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其中的变化耐人寻味。
那么，十四届三中全会缘何首次
正式提出并阐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的呢？
众所周知，国企改革是我国整个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1978年最早启动的是农村改革而不是国企改革，因前者相对比较容易，而系统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若干年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决策，标志着国企改革全面展开，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尽管艰辛努力达二十多年，但国企改革仍未鸣金收兵，至今尚未进入倒计时阶段。
困难重重的国企改革，在初期主要是以扩权让利为主线，继之是以双轨条件下的企业经营承包制为主线。企业经营承包制直接刺激了国有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政府的随机干预，加上其他方面改革的推进，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和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好转。但是，承包制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扩权让利，或者说是前一轮扩权让利的自然延伸，在旧的计划经济框架未能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必然摆脱不了一系列无法摆脱的体制缺陷及其固有弊端，比如企业对政府的行政依附关系依然存在，在投资、资产处理、收益分配、人事任免等方面还是要受制于政府的行政支配，无法进一步激发经营活力；由于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依然缺位，所谓“承包制”也不可能真正“承包”得了责任，多为包盈不包亏，而且短期行为严重，缺少长期积累和永续竞胜的动力……因此，即使先后采取了招标承包、风险抵押承包、完善承包指标等措施，也难以改变此项改革或此阶段改革开始出现边际效益逐步递减的态势。企业经营承包制何去何从？这便是历史演进的自然叩问。
时代，呼唤着现代企业制度！
于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顺势而为，决定将中国国企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指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在国企改革层面上对十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密呼应。
同时，决策层不仅在1997年相继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对前几年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企改革做了总结，进而强调提出要用三年左右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即后来业内人士简称的“三年两大目标”)；而且，时隔两年，又在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专门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定了从目前到2010年国企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其中既重申了要努力实现“三年两大目标”，又再次强调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从这两个前所罕见的强有力的推进举措中，我们不难推导出或想象到当时国企改革的总体格局有多复杂、尖锐、举步维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场攻坚战，是一个非闯不可、也绕不过去的关口。打好这场攻坚战，不仅关系到国企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
据有关资料，到十六大召开之际，
我国国有中小企业中有80%以上已完成改制。国务院确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百户试点企业和各地选择的2700多户试点企业中，绝大部分实行了公司制改造。另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截至 2001年年底，所调查的4371家国有重点企业中已有3332家实行了公司制改制，改制面达76%；这实际上也是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新世纪后具有更加稳健、快速发展后劲的重要微观基础。
但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长达10年，为何一波三折？除了“摆脱困境”这个事关国企生存状态的硬任务交叉困扰、耗时耗力外，不可否认，执行和理解上的种种歧义，也制约着这项国企改革的大工程无法快速完成。这主要源自对“产权清晰”的不同认识。经济学视野中的现代企业制度，其理论假定首先是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如果是传统国有企业，其单一的国有产权安排原本是再“清晰”不过的。因此，除国家有特殊要求的一部分国有独资企业外，对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意味着必须从单一的国有产权重组为多元产权结构，而在“抓大放小”中还意味着允许国有中小企业以出售、并购等方式转化为其他产权形态。正是在产权结构的变革与重组中，才需要依据不同所有者(出资者)的不同产权给出“清晰”的界定。
关键在于，一旦实现了产权结构多元化，国有企业本质上也就“背离”了原有的体制属性，不再是传统或经典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而在当时，思想解放的程度与力度未必能够就此层面完全达成共识。人们甚至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是寄希望于在国有体制包括国有产权体系不予触动的前提下搞好一个个国企的。但是，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却又空抱幻想，这就必然影响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彻底推进或快速推进，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与变形，比如在公司制改造中摇身一变弄出了不少“翻牌公司”。很显然，如果国有产权不能动，即使有改制甚至包装上市等举措，也很难说是真正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在“三年两大目标”期间，一些国企融资上市，结果却搞出个不伦不类的“股权分置”，实际上也反映出国有产权不可轻易流动、变更、重组等传统意识或保守观念还颇有市场和影响力。
当相当多数的改制国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很难彻底，同时还有不少连多少有些流于形式的改制也尚未启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它们在产权环节上羁绊甚多以致踟蹰不前、无所作为，由此，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学术界、经济界人士乃至决策层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不可能不做出更多的缜密反思与总结。比如在“三年两大目标”期间，先后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包装上市、社会再就业工程等方式投入了两万多亿元的改革成本，而当时全国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仅为5万多亿元，但到头来为何还是如时任总理朱镕基所指出的那样“机制没有根本转换”，企业仍然难以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又如，倘若在国有产权上不能改革创新，是个“禁区”，那么何时能够最终盘活国有资产、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已知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早在1994年(即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2年)就在香港《华南经济新闻》撰文指出：“对于内地来说，要把众多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现代企业(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很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建立构成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的现代产权制度，不根本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而试图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只不过是挂公司招牌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本质并未根本改变，那就违背改革的初衷了。”应当说，这是掷地有声、很有见地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时代，呼唤着现代产权制度！
于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在这个框架下，又首次正式提出并阐释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问题，认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这些理论阐述使我们看到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对于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如何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而且，它不仅作用于国企改革的深化，还具有多义性，也作用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和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作用于产权交易市场的培育，作用于法制建设的完善(比如《宪法》修改以及《物权法》出台等)。相对于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带实质性；相对于整个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又比现代企业制度更具深刻性，更接近或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
中全会，中华民族走过了国企改革乃至整个改革开放跨世纪征程的关键十年。沉淀下来的留给我们的很多领悟则一定是弥足珍贵的。
领悟一：当前国企改革在节奏把握上则应特别注意防范和排除拖延倾向，不应深陷“危机改革”怪圈太久，相反，恰恰要紧紧抓住当下社会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宽松的大好时机，以适当提速为宜，以免产生或加重社会公众中已经有所露头的改革疲劳症、厌倦症，这对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势必造成梗塞和被动。有国外评论说，“在这个经济时钟加速的时代，在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里，从思考到行动之间的时间依然是缓慢的。”这值得深思！
领悟二：我国改革开放所选择的渐进模式，不是中国的原创。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已经从贫穷和落后起步的大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义无反顾地汇入全球涌动的改革开放大潮后，就理应致力对当代人类多一些原创贡献。一味模仿，或浮皮潦草，或做表面文章等，不可能在改革创新方面有所作为或大有作为。因此，相对来说，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在国企改革攻坚突围的意义上以及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意义上，都比此前的任何一个阶段更为深刻，因而其创新色彩也更为强烈，尽管从理论溯源看仍不是中国首创。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在下一步的改革创新方面是否能找到更加深刻的相关环节或突破口，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均堪称新的重大考验，直接维系着民族复兴的未来命运。
松经风雨更苍翠，梅历霜雪愈芬
芳。去年闭幕的党的十七大虽然对深化国企改革没有做出新的表述，但值得关注的是，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战略部署相呼应，党的十七大又一次重申要“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意味深长的，它实际上内含着一个深化国企改革的新导向以及完善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导向，是否也可理解为新一轮风云激荡的思想大解放的真正内涵之一？
也许，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亦即“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真正有助于走出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新路来，有助于加快培育出一批甚至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来。而强调“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既接续“既往”，又强化“开来”，将极大地冲破一些貌似公允实则僵化的传统意识束缚，从而深刻地改变并优化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生态，激发起更多的竞争活力。依此而论，不久前组建大飞机公司假如能积极吸纳一些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参股，电信业重组假如能允许甚至邀约华为等业内领先、国际知名的非国有企业介入，是不是更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更符合深化改革的方向？更具有创新力和思想性？
重要的是，对“思想大解放”也必须解放思想！这需要大智慧、大魄力！
作者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
作者：王忠明 2008-8-11 22:55:49
编者按
经过上下持续整整十年的不懈努力，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企改革初显成效。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覆盖面最广、动静最大、形势最严峻的一个阶段，其风险和困难也都是最大的。审视中国的国企改革，是观察中国改革波澜壮阔进程的绝佳视角。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漫长历程中，
除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外，还有好几届“三中全会”均颇具纲领性意义，比如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则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问题。有意思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凝炼为十六个字，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而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也凝炼为十六个字，即“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其中的变化耐人寻味。
那么，十四届三中全会缘何首次
正式提出并阐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的呢？
众所周知，国企改革是我国整个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1978年最早启动的是农村改革而不是国企改革，因前者相对比较容易，而系统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若干年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决策，标志着国企改革全面展开，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尽管艰辛努力达二十多年，但国企改革仍未鸣金收兵，至今尚未进入倒计时阶段。
困难重重的国企改革，在初期主要是以扩权让利为主线，继之是以双轨条件下的企业经营承包制为主线。企业经营承包制直接刺激了国有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政府的随机干预，加上其他方面改革的推进，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和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好转。但是，承包制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扩权让利，或者说是前一轮扩权让利的自然延伸，在旧的计划经济框架未能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必然摆脱不了一系列无法摆脱的体制缺陷及其固有弊端，比如企业对政府的行政依附关系依然存在，在投资、资产处理、收益分配、人事任免等方面还是要受制于政府的行政支配，无法进一步激发经营活力；由于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依然缺位，所谓“承包制”也不可能真正“承包”得了责任，多为包盈不包亏，而且短期行为严重，缺少长期积累和永续竞胜的动力……因此，即使先后采取了招标承包、风险抵押承包、完善承包指标等措施，也难以改变此项改革或此阶段改革开始出现边际效益逐步递减的态势。企业经营承包制何去何从？这便是历史演进的自然叩问。
时代，呼唤着现代企业制度！
于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顺势而为，决定将中国国企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指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在国企改革层面上对十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密呼应。
同时，决策层不仅在1997年相继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对前几年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企改革做了总结，进而强调提出要用三年左右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即后来业内人士简称的“三年两大目标”)；而且，时隔两年，又在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专门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定了从目前到2010年国企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其中既重申了要努力实现“三年两大目标”，又再次强调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从这两个前所罕见的强有力的推进举措中，我们不难推导出或想象到当时国企改革的总体格局有多复杂、尖锐、举步维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场攻坚战，是一个非闯不可、也绕不过去的关口。打好这场攻坚战，不仅关系到国企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
据有关资料，到十六大召开之际，
我国国有中小企业中有80%以上已完成改制。国务院确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百户试点企业和各地选择的2700多户试点企业中，绝大部分实行了公司制改造。另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截至 2001年年底，所调查的4371家国有重点企业中已有3332家实行了公司制改制，改制面达76%；这实际上也是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新世纪后具有更加稳健、快速发展后劲的重要微观基础。
但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长达10年，为何一波三折？除了“摆脱困境”这个事关国企生存状态的硬任务交叉困扰、耗时耗力外，不可否认，执行和理解上的种种歧义，也制约着这项国企改革的大工程无法快速完成。这主要源自对“产权清晰”的不同认识。经济学视野中的现代企业制度，其理论假定首先是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如果是传统国有企业，其单一的国有产权安排原本是再“清晰”不过的。因此，除国家有特殊要求的一部分国有独资企业外，对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意味着必须从单一的国有产权重组为多元产权结构，而在“抓大放小”中还意味着允许国有中小企业以出售、并购等方式转化为其他产权形态。正是在产权结构的变革与重组中，才需要依据不同所有者(出资者)的不同产权给出“清晰”的界定。
关键在于，一旦实现了产权结构多元化，国有企业本质上也就“背离”了原有的体制属性，不再是传统或经典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而在当时，思想解放的程度与力度未必能够就此层面完全达成共识。人们甚至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是寄希望于在国有体制包括国有产权体系不予触动的前提下搞好一个个国企的。但是，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却又空抱幻想，这就必然影响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彻底推进或快速推进，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与变形，比如在公司制改造中摇身一变弄出了不少“翻牌公司”。很显然，如果国有产权不能动，即使有改制甚至包装上市等举措，也很难说是真正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在“三年两大目标”期间，一些国企融资上市，结果却搞出个不伦不类的“股权分置”，实际上也反映出国有产权不可轻易流动、变更、重组等传统意识或保守观念还颇有市场和影响力。
当相当多数的改制国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很难彻底，同时还有不少连多少有些流于形式的改制也尚未启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它们在产权环节上羁绊甚多以致踟蹰不前、无所作为，由此，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学术界、经济界人士乃至决策层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不可能不做出更多的缜密反思与总结。比如在“三年两大目标”期间，先后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包装上市、社会再就业工程等方式投入了两万多亿元的改革成本，而当时全国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仅为5万多亿元，但到头来为何还是如时任总理朱镕基所指出的那样“机制没有根本转换”，企业仍然难以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又如，倘若在国有产权上不能改革创新，是个“禁区”，那么何时能够最终盘活国有资产、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已知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早在1994年(即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2年)就在香港《华南经济新闻》撰文指出：“对于内地来说，要把众多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现代企业(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很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建立构成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的现代产权制度，不根本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而试图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只不过是挂公司招牌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本质并未根本改变，那就违背改革的初衷了。”应当说，这是掷地有声、很有见地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时代，呼唤着现代产权制度！
于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在这个框架下，又首次正式提出并阐释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问题，认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这些理论阐述使我们看到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对于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如何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而且，它不仅作用于国企改革的深化，还具有多义性，也作用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和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作用于产权交易市场的培育，作用于法制建设的完善(比如《宪法》修改以及《物权法》出台等)。相对于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带实质性；相对于整个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又比现代企业制度更具深刻性，更接近或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
中全会，中华民族走过了国企改革乃至整个改革开放跨世纪征程的关键十年。沉淀下来的留给我们的很多领悟则一定是弥足珍贵的。
领悟一：当前国企改革在节奏把握上则应特别注意防范和排除拖延倾向，不应深陷“危机改革”怪圈太久，相反，恰恰要紧紧抓住当下社会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宽松的大好时机，以适当提速为宜，以免产生或加重社会公众中已经有所露头的改革疲劳症、厌倦症，这对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势必造成梗塞和被动。有国外评论说，“在这个经济时钟加速的时代，在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里，从思考到行动之间的时间依然是缓慢的。”这值得深思！
领悟二：我国改革开放所选择的渐进模式，不是中国的原创。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已经从贫穷和落后起步的大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义无反顾地汇入全球涌动的改革开放大潮后，就理应致力对当代人类多一些原创贡献。一味模仿，或浮皮潦草，或做表面文章等，不可能在改革创新方面有所作为或大有作为。因此，相对来说，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在国企改革攻坚突围的意义上以及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意义上，都比此前的任何一个阶段更为深刻，因而其创新色彩也更为强烈，尽管从理论溯源看仍不是中国首创。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在下一步的改革创新方面是否能找到更加深刻的相关环节或突破口，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均堪称新的重大考验，直接维系着民族复兴的未来命运。
松经风雨更苍翠，梅历霜雪愈芬
芳。去年闭幕的党的十七大虽然对深化国企改革没有做出新的表述，但值得关注的是，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战略部署相呼应，党的十七大又一次重申要“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意味深长的，它实际上内含着一个深化国企改革的新导向以及完善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导向，是否也可理解为新一轮风云激荡的思想大解放的真正内涵之一？
也许，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亦即“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真正有助于走出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新路来，有助于加快培育出一批甚至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来。而强调“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既接续“既往”，又强化“开来”，将极大地冲破一些貌似公允实则僵化的传统意识束缚，从而深刻地改变并优化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生态，激发起更多的竞争活力。依此而论，不久前组建大飞机公司假如能积极吸纳一些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参股，电信业重组假如能允许甚至邀约华为等业内领先、国际知名的非国有企业介入，是不是更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更符合深化改革的方向？更具有创新力和思想性？
重要的是，对“思想大解放”也必须解放思想！这需要大智慧、大魄力！
作者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
Saturday, August 9, 2008
两场沙尘暴考验西安：英特尔、美国应用材料的去与留
两场沙尘暴考验西安：英特尔、美国应用材料的去与留
作者：党鹏 2006-5-22 16:21:09
编者按：即使到现在为止，对于开发区存与废的争论仍时有起伏。比较突出的观点主张“开发区已完成历史使命，再无存续及发展必要”。而事实上，任何一个上了“裁撤名单”的开发区，都会让属地城市伤痛许久。
开发区的集体思辨未有穷期，而这其实也正是城市功能的新一轮“重塑与再造”。
当西安高新区亮出“打造中国科技中心”的口号，恐怕多数人会付之一笑，不以为然，西安人却是极度认真而且偏执。西安的比较优势有三：世界级旅游观光资源优势、国家级科研教育、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势。这些是西安这座“城”的生机与活力。
“皇城复兴计划”推促商业价值勃发，着色高新技术勾画西安新图景。西安的城邦价值自不待言，他们苦心孤诣要做的是依托高新区释放“投资”诉求。
“打造中国科技中心”依然是梦，也是西安的愿景。
四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将英特尔3.75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刮到了成都，对此，西安人一直耿耿于怀。
四年后，同样的沙尘暴再次发生，却有了不同的结局：世界500强企业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投资2.55亿美元的项目于今年4月11日正式落户西安高新区。
对于西安高新区来说，两场沙尘暴的考验让他们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综合竞争力。另外，其特别的意义还在于，在这之前，西安已经聚集了以英飞凌为代表的半导体设计企业，以西岳半导体为代表的芯片生产企业，以美光半导体为代表的封装测试企业。而以应用材料为代表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制造企业的落户，就像是来了个武林盟主，美国应用材料让西安的半导体产业终于群龙有首。“我们的目标是将西安打造为中国新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基地。”西安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景俊海说。
洗去沙尘暴的蒙尘
4月11日，一场“久违”的沙尘暴肆虐古城西安。当日，在西安高新区举行的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全球开发中心奠基仪式上，陕西省省长陈德铭风趣致辞：“陕西社会经济中最重大的事件，连老天爷都要过来看一看。”
但就在4年前，一个对西安而言意义重大的项目却因沙尘暴而功败垂成。
“四年前，当英特尔公司的第一个考察小组结束西安考察准备离开时，在机场遇到沙尘暴，滞留机场数小时。而英特尔的另一个小组也是在西安碰巧遇到市中心广场的麦当劳餐厅爆炸。”提起当年发生的这两起偶然事件，高新区人仍是记忆犹新，“当年的西安留给英特尔公司的印象是，生活和自然环境不如成都等其他城市。 ”
事实上，当时争夺英特尔3.75亿美元投资项目的城市包括上海、深圳、西安、成都、苏州等五座城市，西安一直是英特尔公司的考察重点。但受沙尘暴和麦当劳爆炸事件的影响，在2003年8月27日，英特尔宣布了其第二个中国封装测试基地正式落户成都，并开始生产基地建设。“只差一口气，没有留住英特尔”，事隔两年，景俊海提起这件事仍然难以释怀。
与其他公司有了项目选城市不同，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是先选定城市，然后才确定项目，确定进行多大的投资。
其实，在对城市的选择中，美国应用材料公司不仅仅考察了西安，同时还对沈阳、成都、上海、苏州等国内十多个城市进行了考察。因此，要成为应用材料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布点，城市的产业基础和总体投资环境颇为重要。不过，在经过一轮一轮的“笔试面试”及“明察暗访”后，西安终于在十多个城市中脱颖而出，洗掉了沙尘暴对这个城市的蒙尘。
一年半的考察与两天的“高新区速度”
4月10日，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与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签署投资协议。4月11日，美国应用材料公司举行全球开发中心奠基仪式。这种速度在西安高新区企业中被称为昨日签约今日开工的“高新区速度”。
而在这之前，美国应用材料经过了一年半的考察，这远远比一场沙尘暴带来的压力更大。2004年9月22日，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原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王宁国、中国区董事长陈荣玲访问西安。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为此“精心”安排了陈一行的考察路线——走访西安及周边的半导体企业，让西安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政策和环境彻底在客人面前“曝光”。
好事多磨。5月15日，这是战略投资协议签约前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来访。这一次，由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总部运营部总监卡萨带队，分两批共15人到访西安。代表团根据各自的职能分成不同的小组，有人才招聘组、场地选择组、问卷调查组、项目及投资程序咨询组、税务小组、政府公关组等等，最多的时候同时有17个人在高新区创业广场分组开会。
“在高新区众多引进的企业中，唯有与应用材料公司的谈判让人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西安高新区招商一局一位工作人员如此告诉记者。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惊心动魄”，才使高新区最终在今年四月份迎来了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在陕投资的最大的生产类项目。而且，此项目的后续实际投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打造半导体产业第四极
目前，中国在集成电路产业上已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为“龙头”，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为“龙身”，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和以西安、成都为核心的西部地区为“两翼”的“四极一条龙”格局。
在“四极”格局中，长三角地区因国际巨头扎堆而成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比重最大的区域；环渤海地区也分得了较大份额；作为后起之秀，珠三角地区，也正以相当迅猛的速度发展。
西安虽然是中国第一块集成电路的诞生地，但近十年来西安半导体产业发展却大大落后于沿海地区。尽管多年来在设计、研发、设备制造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已有英飞凌、美国ＩＲ等巨头入驻，但生产制造产业规模仍然不大，从而导致没有“龙头”企业带动的局面，甚至和成都市相比较，后者也因为英特尔公司、中芯国际等大型企业的落户，正在迅速崛起一个芯片制造产业基地。“应用材料公司的到来，将使西安集成电路产业链更加完整，产业规模更加壮大，集聚能力更加明显。加上去年入驻的投资7亿元的西岳半导体项目和投资6800万美元的美国IR半导体项目以及美国美光等公司，西安在集成电路产业的竞争力将日益凸现。” 景俊海乐观地表示。
作者：党鹏 2006-5-22 16:21:09
编者按：即使到现在为止，对于开发区存与废的争论仍时有起伏。比较突出的观点主张“开发区已完成历史使命，再无存续及发展必要”。而事实上，任何一个上了“裁撤名单”的开发区，都会让属地城市伤痛许久。
开发区的集体思辨未有穷期，而这其实也正是城市功能的新一轮“重塑与再造”。
当西安高新区亮出“打造中国科技中心”的口号，恐怕多数人会付之一笑，不以为然，西安人却是极度认真而且偏执。西安的比较优势有三：世界级旅游观光资源优势、国家级科研教育、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势。这些是西安这座“城”的生机与活力。
“皇城复兴计划”推促商业价值勃发，着色高新技术勾画西安新图景。西安的城邦价值自不待言，他们苦心孤诣要做的是依托高新区释放“投资”诉求。
“打造中国科技中心”依然是梦，也是西安的愿景。
四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将英特尔3.75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刮到了成都，对此，西安人一直耿耿于怀。
四年后，同样的沙尘暴再次发生，却有了不同的结局：世界500强企业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投资2.55亿美元的项目于今年4月11日正式落户西安高新区。
对于西安高新区来说，两场沙尘暴的考验让他们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综合竞争力。另外，其特别的意义还在于，在这之前，西安已经聚集了以英飞凌为代表的半导体设计企业，以西岳半导体为代表的芯片生产企业，以美光半导体为代表的封装测试企业。而以应用材料为代表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制造企业的落户，就像是来了个武林盟主，美国应用材料让西安的半导体产业终于群龙有首。“我们的目标是将西安打造为中国新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基地。”西安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景俊海说。
洗去沙尘暴的蒙尘
4月11日，一场“久违”的沙尘暴肆虐古城西安。当日，在西安高新区举行的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全球开发中心奠基仪式上，陕西省省长陈德铭风趣致辞：“陕西社会经济中最重大的事件，连老天爷都要过来看一看。”
但就在4年前，一个对西安而言意义重大的项目却因沙尘暴而功败垂成。
“四年前，当英特尔公司的第一个考察小组结束西安考察准备离开时，在机场遇到沙尘暴，滞留机场数小时。而英特尔的另一个小组也是在西安碰巧遇到市中心广场的麦当劳餐厅爆炸。”提起当年发生的这两起偶然事件，高新区人仍是记忆犹新，“当年的西安留给英特尔公司的印象是，生活和自然环境不如成都等其他城市。 ”
事实上，当时争夺英特尔3.75亿美元投资项目的城市包括上海、深圳、西安、成都、苏州等五座城市，西安一直是英特尔公司的考察重点。但受沙尘暴和麦当劳爆炸事件的影响，在2003年8月27日，英特尔宣布了其第二个中国封装测试基地正式落户成都，并开始生产基地建设。“只差一口气，没有留住英特尔”，事隔两年，景俊海提起这件事仍然难以释怀。
与其他公司有了项目选城市不同，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是先选定城市，然后才确定项目，确定进行多大的投资。
其实，在对城市的选择中，美国应用材料公司不仅仅考察了西安，同时还对沈阳、成都、上海、苏州等国内十多个城市进行了考察。因此，要成为应用材料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布点，城市的产业基础和总体投资环境颇为重要。不过，在经过一轮一轮的“笔试面试”及“明察暗访”后，西安终于在十多个城市中脱颖而出，洗掉了沙尘暴对这个城市的蒙尘。
一年半的考察与两天的“高新区速度”
4月10日，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与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签署投资协议。4月11日，美国应用材料公司举行全球开发中心奠基仪式。这种速度在西安高新区企业中被称为昨日签约今日开工的“高新区速度”。
而在这之前，美国应用材料经过了一年半的考察，这远远比一场沙尘暴带来的压力更大。2004年9月22日，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原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王宁国、中国区董事长陈荣玲访问西安。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为此“精心”安排了陈一行的考察路线——走访西安及周边的半导体企业，让西安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政策和环境彻底在客人面前“曝光”。
好事多磨。5月15日，这是战略投资协议签约前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来访。这一次，由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总部运营部总监卡萨带队，分两批共15人到访西安。代表团根据各自的职能分成不同的小组，有人才招聘组、场地选择组、问卷调查组、项目及投资程序咨询组、税务小组、政府公关组等等，最多的时候同时有17个人在高新区创业广场分组开会。
“在高新区众多引进的企业中，唯有与应用材料公司的谈判让人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西安高新区招商一局一位工作人员如此告诉记者。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惊心动魄”，才使高新区最终在今年四月份迎来了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在陕投资的最大的生产类项目。而且，此项目的后续实际投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打造半导体产业第四极
目前，中国在集成电路产业上已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为“龙头”，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为“龙身”，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和以西安、成都为核心的西部地区为“两翼”的“四极一条龙”格局。
在“四极”格局中，长三角地区因国际巨头扎堆而成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比重最大的区域；环渤海地区也分得了较大份额；作为后起之秀，珠三角地区，也正以相当迅猛的速度发展。
西安虽然是中国第一块集成电路的诞生地，但近十年来西安半导体产业发展却大大落后于沿海地区。尽管多年来在设计、研发、设备制造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已有英飞凌、美国ＩＲ等巨头入驻，但生产制造产业规模仍然不大，从而导致没有“龙头”企业带动的局面，甚至和成都市相比较，后者也因为英特尔公司、中芯国际等大型企业的落户，正在迅速崛起一个芯片制造产业基地。“应用材料公司的到来，将使西安集成电路产业链更加完整，产业规模更加壮大，集聚能力更加明显。加上去年入驻的投资7亿元的西岳半导体项目和投资6800万美元的美国IR半导体项目以及美国美光等公司，西安在集成电路产业的竞争力将日益凸现。” 景俊海乐观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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