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儒商”，此时“儒商”

彼时“儒商”，此时“儒商”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2008-7-14 22:53:22
秋风专栏
　　商业奇才比尔·盖茨退休之前，将其财产悉数捐助，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国内舆论对此啧啧称叹。不过，盖茨确实有点超乎寻常，毕竟，他可算得富可敌国。不过，如果放宽视野看，盖茨不过是正常中的异常。
　　古往今来，大约除了当代中国之外，没有任何时代的人把金钱本身当成人生最重要的标准。不论是古、今的西方，还是古代、近代的中国，在主流的价值序列中，金钱绝不可能是最高价值。金钱总是低于某种道德性、伦理性价值的。比如，按照韦伯关于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之说，英国商人之所以努力发财致富，并不是因为致富本身多么荣耀，而是因为财富可以表明自己的勤劳，表明上帝眷顾自己。
　　同样，在中国古代，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念，社会对于职业的价值排序是士、农、工、商。这其实也没有制约商业的发展，宋明清时代的商业已经足够发达了，但它把商人置于某种约束之中。事实上，儒家价值渗透到商人群体中，形成了独特的商人伦理。这种伦理要求商人在道德许可的限度内获取利润，也指导商人将其财富用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中。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公共品，包括教育、交通、宗教等等，都是由士绅与商人共同提供的。
　　士绅与商人群体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绅商”群体，这个群体既继承了士绅的社会情怀，又引入了欧美的宗教伦理，一方面积极地利用现代技术创造财富，同时又积极地利用这些财富服务社会。
　　举一个例子，穆藕初先生（1876年~1943年）现代中国棉业大王，财富十分可观。但他始终具有儒家士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抱服务社会之大愿，立建设事业之鸿图”。因而，在事业成功之时，也自奉甚俭。担任纱厂经理的工资为400元，每月实际开销只6元。而在社会公益事业，却“辄奋全力为之倡，如是者不可数计”，“每乐助其成，虽斥巨资，非所惜也”。
　　这里面也许花费不算多，却有很多相当有名的事业，如扶持昆曲。清末民国，京剧兴起，昆曲逐渐衰落，其命运类似于近些年来的京剧。穆藕初先生利用自己的资源，奋起拯救这一文化瑰宝，先是成立昆曲保存社，又资助创建昆曲传习所，培养了几十名“传”字辈艺人，使他们在昆曲历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今日人们之所以还能看到优美而典雅的昆曲表演，端赖穆先生当年所投入的心力。
　　可以说，穆藕初先生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这些社会公益事业中。专门研究他的学者说他的一生是“儒商人生”。今天，也有一些商人以“儒商”自居，但所谓“儒商 ”，不是指商人学点舞文弄墨的皮毛，而是说身为商人却具有儒家的公共情怀。不以财富本身为人生目标，而是把自己的财富用于儒家价值观所肯定的服务公众的事业中。
　　只是，到了当代中国，传统的以追求善为目标、引导人们服务公众的价值观念体系早就不复存在了，物质主义哲学和主流经济学则先后把一种物质主义价值观灌输给商人：满足肉体的欲望，就是人生最大乐趣所在。人根本不必取性善，物质上的享受就是快乐的唯一源泉。因此，发财就是人生的目的本身，金钱就是人生的终极价值所在。而人有了钱之后唯一要做的就是花钱满足肉体上的欲望，或者追求更大的物质利益。
　　那些半吊子经济学家甚至告诉商人：关心别人、关心公益，是商人的失职。商人的唯一职责就是发财，别的都不用管。商人办企业、发财本身，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了。仅仅因此，社会就该感谢企业家、商人，如果社会再要求商人承担社会责任，那就是社会压迫商人。
　　正是在这些价值、理论的教导下，迅速富裕起来的当代中国商人高傲地向全世界炫耀自己的财富，并且尽情地享受财富所带来的物质快乐。至于其他人的想法，他根本不屑一顾。有些以成功者自居的商人甚至专门刺激公众的神经。当社会以金钱为唯一价值指标的时候，商人当然是最高傲的一群人，他们蔑视除了金钱之外的一切美好价值，比如公平、爱与同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当代中国的商人是一个反社会的群体，因为他们不具备社会性情感。
　　这样也就不奇怪，只有几年、十几年时间，商人就从时代英雄的宝座上跌落下来。看到商人出事入狱，公众拍手叫好。人们为盖茨裸捐的壮举喝彩，其实也是在表达对身边商人的讽刺。
　　但是，那些先知先觉的商人们大概也会有苦恼：即便商人现在准备学习做人，他们又该学习什么、接受什么样的教诲呢？当代中国社会本来就缺乏主流道德体系。当舆论在羡慕盖茨的时候，恐怕也得问问，中国社会有没有养成盖茨的精神气氛。
　　（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